书为媒
2010-10-14
译林出版社
杨苡 等
197
无
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人对西方大国的认识，多停留在“纸老虎”、“一天天烂下去”这类口号宣传之上。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渴望了解当今真实的世界。《译林》杂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79年创刊起，《译林》发行量一直居国内外国文艺刊物的首位，1988年底成立的译林出版社，现也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单位。30年来，《译林》作为嘹望世界的一扇窗口，既为促进对外开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某些启示。业界和一些媒体，曾把《译林》的发展称为“译林现象”。 勇于创新。激发“窗口”持久活力 《译林》创刊时，我想到，只看《红楼梦》不能认识今天的中国，只看巴尔扎克、狄更斯的老作品，同样不能了解今天的外国。于是对《译林》办刊方针做如下定位：（1）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优先选择近五年外国健康、流行的社会小说，重视作品反映西方现实的认识作用，拒绝渲染暴力、色情的庸俗劣作。
令人难忘的成功而愉快的合作、展翅因风起，无悔为翩翩友谊祝福希望、译林伴我行、我与译林的姻缘、心灵的港湾、纪念一个刚刚发现的故事、手艺与财富、充满热情，勇于挑战、译林三醉、译林版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使用记忆等。
代序一打开嘹望世界的一扇窗口代序二“译林”与我一棵大树打开窗口，了解世界萧乾和我与译林的缘分江苏·南京·译林求贤若渴，视“新”如命一段难忘的历史追寻《译林》诗歌的口味令人难忘的成功而愉快的合作展翅因风起，无悔为翩翩我和译林回忆我与译林的愉快合作译林品格和译林人出版界的“瑞士”翻译家从这里诞生友谊祝福希望译林伴我行南京的文化品牌翻译《红与黑》的故事书为媒读者的梦园，译家的摇篮解读“译林”从稚嫩苗木到绿树成荫《译林》和“译林”引领我前行我和《译林》的点与线“洗我老眼，尽昼夜读之为快”朋友加亲家与译林人同行与译林同行译林：雪球还要滚下去我的“译林”情结我与译林的姻缘心灵的港湾纪念一个刚刚发现的故事手艺与财富我读译林的书林子和鸟给译林当“枪手”出版的永恒之道充满热情，勇于挑战译林三醉窗口·桥梁·园地译林：醉的理由温暖的一天译林版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使用记忆翻译即创造译林，我的朋友，我的书库开拓，成长，收获我与译林之缘并怀季羡林先生译林于我我与译林和《译林》
南京译林出版社是我的《红与黑》中译本的东家，据说此书颇受欢迎，我很高兴，因为我的工作获得了读者和同行的认可。 记得我曾经说过，我译《红与黑》，从1991年底到1993年初，前后用了五个月。斯丹达尔1829年10月动了写《于连》的念头，1830年春天开笔，到了五月才定名为《红与黑》，七月下旬匆匆完稿，前后估计用了五个月。写作用了五个月，翻译也用了五个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当然，巧合中亦有分别：在斯丹达尔，那五个月是连续的；在我，则截然分作两段。然而，我的所谓“五个月”绝非只是撕去了日历上的150张纸。 这150张纸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30年前，即20世纪50年代末，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红与黑》是我喜欢的一本书，尤其是看了钱拉·菲利普主演的电影后，于连·索黑尔的清纯形象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以个人的才能反抗社会的不公，最后以不妥协的态度拒绝统治阶级的收买，令我非常感动。我想起了陈胜的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能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吧，那时我十六七岁，他的两次恋爱经历竟然没有给我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我像初见德·瑞那夫人时胆怯腼腆的于连一样，进了大学，这才知道，这本书曾经对我的学长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多少人为了它而当上了右派分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如此，在反对白专道路的运动中，我还是冒出了一句“于连是值得同情的”，而险些跌进某君的圈套。事情是这样的：一家报纸的负责人来校主持座谈会，谈谈对《红与黑》的看法，参加的人都是学生。我在会上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座谈会主持人马上来了兴致，忙问：“这位同学的观点很有意思，请继续说说。”我没有“继续”，只是惊讶：为什么别人没有和我一样的观点？我说“某君的圈套”，可能言重了，可是我当时确实感到，如果“继续说说”，后果可能不妙。因言获罪，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二年级的寒假，我跟头把式地读起了原文的《红与黑》，记得是莫斯科版的，封面是一把红色的长剑和一袭黑色的道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红与黑》的观点也起了变化，我更加关注最后十章，即入狱后于连的思想和行为。入狱后的于连从追求“成功”的梦幻和迷雾中走了出来，不再把时间用在推“飞黄腾达”那块必定要从顶峰上滚落下来的巨石了。斯丹达尔说：“有才智的人，应该获得他绝对必须的东西，才能不依赖任何人；然而，如果这种保证已经获得，他还把时间用在增加财富上，那他就是一个可怜虫。”于连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但是他毕竟当了两个月的“有才智的人”。所以，“追求”中的于连是失败的，而醒悟了的于连是幸福的。人生的幸福在于我们对幸福的理解：从事最平凡的工作的人可能是幸福的，而身居高位、万人景仰的人可能是不幸的；幸福不关乎出身、财富和地位。我认为，这是《红与黑》的题词“献给幸福的少数人”的含义。这样的观点居然暗合了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勒内·吉拉尔的观点：“斯丹达尔说，我们不幸福，原因是我们虚荣。”（见罗芃译《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虚荣，说的是我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幸”，而舍弃的往往是“幸福”，荣华富贵成了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此是后话。可以说，我无意中为翻译《红与黑》准备了30年。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机会终于来了，就在距我人大学30年后的一天，1991年7月初，我去粉子胡同二炮招待所看望韩沪麟先生，他是南京译林出版社的编辑，为组稿来北京出差。他组稿的计划之一是为《红与黑》寻找一位译者，他说：“或者是你，或者你推荐一位。”作为学长，沪麟兄究竟看中了我什么？我此前总共只出版了《夜森林》、《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和《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三部译作，他还不一定全都看过，而《红与黑》已有版本的译者都是资深翻译家，有再出一个新译本的必要吗？我是合格的译者吗？须知，那时候译者对复译的态度是很慎重的，对翻译的对象是很尊重的。虽然我已不再年轻，但是对复译这样一本书，还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兹事体大，我没有立刻答应，但心中的确十分感动，我毕竟还是一个初人译界的新手。对于一个喜欢《红与黑》并且可能已经在心里翻译过不止一遍的人来说，有人请他向读者贡献一部他心目中的《红与黑》，不啻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机会。当然，翻译并非我的主业，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如何挤出时间来翻译一本四十多万字的书，也是我犹豫的原因。然而，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几天之后，我就答应了沪麟兄，但是交稿的时间定在1993年春节前后，即一年半之后。
多位知名作者、译名、学者与书人讲述数十年来 与译林出版社及《译林》的交往， 细数柑识、相处、相知旧事，并以此结集。 书为媒：我与译林向匠人致敬：译林书评精选 精选多位作家、学者与书评人对译林版图书的评论文章。各篇或诗意或严肃，或诙谐或学术，或褒奖或指正，品评涵括外国经典文学、通俗文学、人文社科及翻译理论等在内的译林版各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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