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书画铸春秋
2010-1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王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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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书画铸春秋：韩天衡》以总结韩天衡的艺术成果和艺术经验为主线，形象生动地描写了韩天衡艺术成长经历、个人成长历程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精彩人生。《金石书画铸春秋：韩天衡》还第一次披露了韩天衡鲜为人知的艺术往事，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很好的可读性。全书内容翔实，文风活泼，思想敏锐。书中由艺术访谈和艺术传记两大部分组成，并配有大量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照片。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号豆庐、近墨者、味闲。擅书法、国画、篆刻、美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国画以花鸟见长。作品曾获日本国文部大臣奖、上海文学艺术奖等。书画篆刻作品结集出版有《韩天衡画集》、《韩天衡书画印选》、《韩天衡篆刻精选》等40余种。 韩天衡先生为书画印俱佳的“全才型”艺术家，尤其是篆刻，已是宗师级人物，出版过二十余种作品集。
艺术访谈诗心文胆传承创新艺术传评第一章 出生半月未睁眼，拜请菩萨做干爹第二章 为争前程去参军，瓯江之畔遇大师第三章 入选西泠露头角，铁木之外别有天第四章 “文革”岁月苦坚守，以沫相濡“百乐斋”第五章 海粟大师请刻印，发老智改书斋名第六章 沙评韩印开新境，从未谋面成知己第七章 相识扶桑梅舒适，结艺北京李可染第八章 正式调入画院中，笑对诘难唯勤奋第九章 狮城相留被婉拒，收藏发老抽象画第十章 借画索画起风波，百年吞吐刻寿印第十一章 总统来信致谢意，为APEC领导刻名印第十二章 战胜病魔得康复，奥运前夕刻巨印附录从艺大事记后记
1957年，年仅17岁的韩振权由于工作上的进步、业务上的熟练，被升为四级工，工资每月60元。当时物价很低，一碗肉丝炒面仅有1角5分，阳春面8分，大饼2分，油条3分。他每月将工资一分为三，20元给母亲贴补家用，20元给在北京读石油学院的大哥为生活费，20元自用。他平时吃用开销十分节约，有钱就跑文庙及福州路书店，买碑帖、印谱及石章。对于其他的娱乐活动，他极少参加，有一次单位里的一位同事买了越剧票邀他去看，是吕瑞英的《打金枝》，戏演完后，观众不断鼓掌，吕瑞英谢了三次幕才算结束。他从中感悟到做人就是要做被别人鼓掌的人，而要做被别人鼓掌的人，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从此他再也不看戏、不看电影了。 这个时期，由于郑先生对他书法篆刻的指教点拨，再加上有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韩振权在书法篆刻上进步相当明显。父亲这时已成了国药店的经理，平时话语不多，更不会轻易地表扬儿子，但有一次看了儿子的书法、刻印后，也禁不住点头称好：“看来你的字与印是弄出路子来了，以前你来到我药店，常羡慕账房先生的字写得好，现在你的字老实讲是超过他了。”他说到这里，拍了拍儿子的肩，加重语气道：“儿子呀，你要记住：学无止境，艺无止境。你要继续下工夫。”父亲的鼓励，使振权备感温馨，也更充满了信心：“嗯，我晓得了。” 在纺部试验室时，常常是上午较忙，检验测试连着干，一到下午就相对空闲了些，别人聊天喝茶，或是看书读报，韩振权就抓紧时间刻印写字，室主任对此很看不惯，认为这是工厂，不是艺术学校。有一次，他正在刻一方闲章，刻刀在印面上发出“咯、咯”的声响，室主任站在他背后，同事向他使眼色，他也根本没注意，室主任终于按捺不住地叫了一声：“小韩，你在干什么？”他先是吓了一跳，回头才看见室主任板着脸在发问。“我工作做好了，没其他事，就刻刻印了。”他小声地答道。“你还有道理？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里是工厂，不是刻章店、测字摊！你这是违反劳动纪律知道不知道？”室主任显然是发火了。不久，韩振权被发配到车间保养组，当起了又脏又累的保养工。 1958年来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浪潮铺天盖地而来，为了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每天的工作时间从8小时增加到了14小时，韩振权早上8点进厂，要到晚上10点才下班，而且由于高速运转，机器超负荷工作，老出毛病，他一刻不停地修理擦洗，浑身上下都是油污，回到宿舍，浑身更是像散了架，再也无力去写字、刻印了。一向年少不知愁滋味的他，开始感到无奈而无助，看来当艺术家的梦想是难以实现了。而此时，郑竹友老师又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调到北京故宫工作，韩振权到先生家中送别时，先生为了鼓励弟子，拉开了他收藏有古代名家墨迹碑帖的大抽屉，对他说：“振权呀，你可以在里面挑选两件。也算作是先生的临别赠品。”面对先生这些珍贵的藏品，他难以下手，但先生的苦心他明白了。“先生，你的这些东西我不能要，但先生请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写字刻印的。” 韩振权虽然年轻，涉世不深，但在骨子里有一种很高的心志和不屈的犟劲。那是他5岁时，父亲问他和9岁的哥哥公权，长大想当什么？公权自幼学习用功，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因此，他挺自信地说：“我要当教授。”而振权也不示弱，他昂起头自豪地说：“我要当一个艺术家。”父亲听后，把两个儿子紧紧地抱在怀中。而今，尽管工作繁重，条件艰难，但他心中萌动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改变命运，必须改变现状。 机会终于来了。1959年菊花盛开的时节，秋季征兵开始了。韩振权觉得这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好机会，想去报名参军。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妈妈大吃一惊，正在喝茶的杯子也险些掉在地上，“儿子呀，这可不行，你现在每月60元工资，20元给北京的大哥，20元给我贴补家用，20元自己用，你去当兵只能拿6元生活费，这怎么行！”妈妈的话音有些颤抖，但态度已表明。他望着妈妈双鬓边已有些花白的头发、额上深深的皱纹，内心是十分酸楚的，妈妈才50出头呀。当时大姐平权已出嫁，大哥公权正在北京读大学，小弟国权也已支内到宁夏，父母膝下就剩下他了。就凭这一点，妈妈也舍不得让他走啊。“妈妈，你说的是有道理，你的心思我也明白，但我总不能一辈子与机器油污打交道吧。”他为难地对妈妈说。 坐在一边一直没讲话的父亲开口了：“我支持振权去当兵，部队是个大学校，今后会有出息、有前途的，总不能为了眼前的几十元钱，把儿子的前途给埋没了。”他停了一下，觉得意犹未尽地又补充道：“如果振权被录取，那么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他的姐姐、哥哥、弟弟也可挺直腰杆做人了！”平时少言寡语的父亲，这次却说得十分果断。振权心知肚明父亲的良苦用心。1937年淞沪抗战时，父亲为了报家国之仇去参加了国民党部队，为此成了国民党党员。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都要让他交待历史问题，自己和姐姐、哥哥、弟弟也因家庭问题而被人歧视。于是，振权接过父亲的话说：“对呀，如果我被批准当兵，我家不仅是光荣人家，而且也证明爸爸的历史没有什么大问题。” 后来，由于振权的坚持，父亲的劝说，母亲终于松口同意了。韩振权高兴地到征兵办报了名，并顺利地通过了体检。接下来是政审，也就是政治审查，这可遇到了麻烦。有人提出：韩振权本人表现没问题，但是父亲有历史问题。但也有人提出：当时在整个普陀区拿工资去报名参军的只有两个人，他韩振权宁肯60元工资不要，而是去拿6元生活费，这种思想觉悟是很高的，值得肯定。另外，他的父亲也是为打日本人而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经过反复讨论，韩振权终于接到了新兵入伍通知书。征兵办和街道办事处还敲锣打鼓地送大红喜报到韩家，并将那张“光荣人家”的小红纸片隆重地贴在大门上。切莫要小看了这张小红纸片，在那个年月，哪家门上贴上它，可就成了家里人政治上的红色护身符和保险证。 1959年仲秋，枫叶含丹，金桂飘香，层林尽染。韩振权已是一身戎装，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的一位战士。威武的军舰犁开雪白的浪花，碧蓝的大海上波光闪闪，海鸥展翅翱翔，他看得心旷神怡，帽后的两条风向带也“兴奋”地在临风飞舞，小时候和姐姐、哥哥一直写“飞”的感觉和遐思，此刻才得到了真切的体验。 人的命运和转机，有时会在不经意间向你招手。韩振权与温州仿佛前世今生有缘似地相逢相遇了。在人生最低潮、最彷徨的时候，他踏上了这块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文采风流之地。如果当年他当兵的驻地不是这里，而是大漠边关，或是高山雪域，那么他的艺术人生将会展现另一种形态。温州，是韩振权的人生福地。 “1959年，是我一生的转折。” 如果说每位成功人士的人生几乎都有一个决定一生命运或是一世前程的转折，由此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或是时来运转、步入辉煌，那么对于韩振权来讲，1959年，是他人生翻开崭新一页的开始。多少年后，他才深有感受地说了上面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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