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访谈录
2010-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卫·斯特里特
320
曲晓蕊
无
让-吕克·戈达尔喜欢引起争执。他一直认为自己既是电影导演，同时也是电影批评家——事实上，对他来说这两种角色是不可分割的——而不管身为哪种角色他都以全力打破惯例和成规为己任。“我们必须挑战观众”，在本书收录的1968年的访谈中他这样告诉吉恩·杨布拉德(GeneYoungblood)。他这样说并不是对观众抱有敌意，恰恰相反，他认为典型的好莱坞作品远远没有给予电影观众他们所应得的尊重。一个有良知的导演要以挑战观众、激发观众为己任，将观众们从那些追求商业利润的制片厂逐渐灌输出来的消极观影习惯中刺醒。只有这样，戈达尔以及众多像他这样的艺术家们，才能实现他们的终极目标，正如他在1968年那次采访结尾时所宣告的：“是的，我正试图改变世界。”戈达尔对电影的迷恋与他对电影对白的钟爱是不可分割的。他刚踏入电影圈的时候是在为一些法国电影杂志写稿，其中就包括广受关注的《电影手册》(CahiersduCinema)。他在《电影手册》上发表的那些艰深晦涩的文章有力地促进了“作者政策”(politiquedesauteurs)的诞生，这是一种对电影的全新思考方式，主张导演应该是电影的主要创作者(或“作者”)，这一思潮对世界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从他的职业生涯来看，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转变，而不是数量上的转变。他的脑海中从未浮现过“这是我的作品”的念头——1979年他这样告诉我，并补充说，如果没有得到做电影作者的机会，他也会甘之如饴地继续做他的散文作者。要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在电影制作中对语言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痴迷，为故事片创作提出了创新的语法词汇范式。他电影中的大部分人物总是喋喋不休，镜头常常闪回到全屏的字幕或者书籍、期刊、布告牌中的选段。他在电影中十分强调对白、音乐和音效，为的是达到“将声音从图像的专制中解放出来”的目的，以此对抗大众文化丁业兜售的那些实利主义的、人性异化的奇观为观众制造的无限诱惑。得益于他毕生对语言的钟爱，对戈达尔的访谈在艺术性、影响性和启迪性上堪与任何在世的导演相比。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导演在创作中都片面追求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而与他们不同，戈达尔将语言看做是一种有力的表达工具，认为其功能毫不逊于图像。各商业制片厂对每部影片拍摄的细枝末节都要预先计划和考察，而他却十分看重临场发挥的即兴创作所展现出的真实感，这也是他的主要电影作品的核心要素，毫无意外的，这也是我们的访谈过程巾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尽管大多数雄心勃勃的电影导演都梦想着跻身南加州，戈达尔却尽一切可能回避和化解商业电影追求金钱的把戏。他最喜欢采用的策略是与好莱坞定式反着来，给影片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这一点从他与意见相同的(也有意见相左的，或根本无从判断的)评论家和记者的讨论中发表的那些恶作剧式的陈述可见端倪。尽管这些谈话都明显是彼此独立的，但鉴于戈达尔作品的多样性，对他的简单介绍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会对那些不了解他的作品或仅仅熟悉他的几部主要作品的读者有所帮助，使这些访谈中的细微差别更加明晰，并可以从中看出访谈进行当时他的整体倾向——如1965年的反叛风格，1971年革命性的毛泽东主义，1985年的精神性的沉思等等。
让-吕克·戈达尔，法国电影导演，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书由美国资深影评人大卫·斯特里特编集，收录了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戈达尔与众多评论家、学者和记者进行的多次访谈，访谈的主题囊括了电影的吸引力、电影作为真与美的统一以及个人衰老的体验。 这些访谈都颇具挑战性，引人遐思，同时又都离经叛道而令人捉摸不透。从这些访谈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思想者，戈达尔一生都为自己这种无法归类的独特性而感到十分自豪。他认为，正如他在1980年所言：“语言的产生显然就是为了跨越边界。对我来说，语言是我的祖国，而电影就是我的领土。”从所有这些访谈中我们能看到每一特定时期里戈达尔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的重要特质。
大卫·斯特里特，美国长岛大学副教授，《基督科学箴言报》资深影评人。
序言年表电影作品年表让-吕克·戈达尔与《随心所欲》/1962让-吕克·戈达尔：生活与电影并无二致/1968戈达尔与革命/1970角度与现实 戈达尔与戈兰美国访谈/1972急声细语/1976新浪潮主将让-吕克·戈达尔迈进新时期戈达尔：重生/1980戈达尔的回归/1980关于电影评论的经济学意义的讨论/1981胡萝卜已经煮熟了 与让-吕克·戈达尔的对话/1983一部摄影机的诞生 让-皮埃尔·博维亚拉与让-吕克·戈达尔/1983戈达尔：生命的第五章/1985戈达尔：不是从情节，而是从想法出发/1994让-吕克·戈达尔/1996索引
让-吕克·戈达尔与《随心所欲》汤姆·米尔纳戈达尔生于1930年，在拍摄那部令他大获成功的电影处女作《筋疲力尽》(1959)之前．他曾拍摄过五部短片——《混凝土工程》(1954)、《一个风骚女人》(1955)、《所有男生都叫帕特里克》(1957)、《水的故事)(1958)和《夏洛特和她的情人》(1959)。他的第二部电影《小士兵》(1960)因为政治原因而被禁映(当局在经过删减以后已将影片解禁，但这些对影片的删节一直都没有为戈达尔所接受)，随后他又拍摄了《女人就是女人》(1961)和《随心所欲》(1962)。目前戈达尔正忙于拍摄三段式电影《世界诈骗故事》中的一段，以及根据本杰明·约伯洛的剧本改编的电影《卡宾枪手》。明年5月，他将开始拍摄《为了卢克莱修》(剧本是由季洛度的剧作改编而来，英文名为《天使的决斗》)。与大部分新浪潮导演一样，戈达尔的电影也都是小成本制作，对此他说：“新浪潮(导演)的梦想就是能够拍高预算的电影。《斯巴达克斯》？这电影应该由里维特来拍，而不是库布里克。”戈达尔也有很多一直想拍的电影，包括《摩尔·弗兰德斯》以及《德伯家的苔丝》，后来他的妻子卡里娜在伦敦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拍摄。进行这次采访时，《随心所欲》正在伦敦电影节上展映，不久之后这部电影还将参选奥斯卡。在影片上映的当天戈达尔也来到了现场。汤姆·米尔纳：在我们的印象中新浪潮导演都宣称自己是完全自由中立的。抛开政治原则性不言，你在艺术创作上有坚持什么原则吗？让-吕克·戈达尔：在新浪潮刚刚兴起的时候，有几部电影里描写了狂热集会的场面，而仅仅因为这一点很多人都认为新浪潮只热哀于表现这种主题。但这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就好像让·伽本曾一度在所有电影中都扮演叛徒或外国军人，但没有人因为这个而说他这个人怎样怎样。在很多情况下，“原则”这个词都被人们误用了，尤其是左派人士。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拍了反映工人阶级或社会问题的电影就是有原则，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则是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早先我也没有那么强的责任感，因为我那时还没有那么深的认识，但现在……是的，我坚持自己的原则，因为我对自己所做的事业和所肩负的责任都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汤姆·米尔纳：在我看来，你早期的电影创作就是在享受做电影的快乐。让-吕克·戈达尔：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在搞电影之前我们都是影评人，那时我热爱各种电影——苏联电影、美国电影、新现实主义电影等等。正是这些电影使得我们——至少是我自己——萌生了拍电影的愿望。我对生活的认识全部来自于电影，而我最初拍的东西也正是“filmsdecinephile”，即影迷的试水之作。我想说的是，过去我不是从世界、生活或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而是从电影的角度来看的。但现在我已慢慢失去了这种感觉。汤姆·米尔纳：那么，是不是可以说，《随心所欲》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呢？让-吕克·戈达尔：不，我觉得它更应该是一个句点。我认为电影分为两类，一类以弗拉哈迪为代表，一类以爱森斯坦为代表。也就是说，一类是现实主义电影，一类是戏剧电影。但在最高层面上来看，这两种电影又是统一的。从现实主义中能找到戏剧电影的结构，而在戏剧性的想象中又包含着生活的现实。要证实这一点只需要看看那些大导演的作品，看看它们是怎样从现实性过渡到戏剧性又在两者之间不断转换的。汤姆·米尔纳：你的意思是，像雷诺阿那样？让-吕克·戈达尔：雷诺阿是一个典型范例，因为他不仅仅将这一点做得非常好，而且他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托尼》中他从新现实主义发展到自然主义，随后又转回到戏剧性上，现在又在电视片领域寻求一种极简的风格。最开始我认为我的创作是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但现在我认识到《筋疲力尽》是我无意识的作品。我以前自以为知道这部电影讲了什么，但在影片完成一两年之后，我意识到我完全不了解它的内容。我本以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但现在看来它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样，表现的完全是一个虚幻的、脱离现实的世界。不过从《随心所欲》开始，我感到自己已经逐渐开始转为创作现实主义电影，或者说是更具体的电影。
三十多年前让-吕克·戈达尔对吉恩·杨布拉德宣告：“我在试图改变世界。”从首部惊世之作《筋疲力尽》到寓意深长的《轻蔑》，直到引起多方争议的《向玛丽致敬》和后现代版《电影史》，戈达尔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始终不渝地推动着电影的革命，以电影和录像各个方面的不断大胆创新动摇着传统准则——也包括他早期在《电影手册》发表的宣言性的电影批评文章和众多访谈。 这本书中收录的访谈以阐明戈达尔思想的宽广和多样性为目标，涵盖了他事业的不同阶段，也使他富于创造性的性格从同执、暴躁及对个人生活和工作的过度批评等方面中突显出来。
无
想看看大师
还好吧 得些耐心 还有一定要有兴趣之人才好
戈达尔是法国电影里程碑任务。值得一看！
没有看完就不见了，我勒个去
不过，戈达尔老爷子的电影没看几部
里面记录了戈达尔的访谈 对了解一下这个导演有帮助 书还挺厚的
喜欢戈达尔的斗志，尊重他的电影精神，看看导演的访谈很重要！
在任何一份欧洲最伟大导演的名单上，一定少不了让-吕克·戈达尔的名字。
戈达尔是法国新浪潮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曾执导了一系列突破传统的经典之作，如《筋疲力尽》和《阿尔法城》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电影叙事、剪辑甚至是电影批评方面都提出了全新的、激进的观点。他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进行探索，执导了自传电影《戈达尔论戈达尔》以及带有浓厚表现主义色彩、讲述世界电影历史的系列录像片《电影史》。
戈达尔先生曾是全球各大国际电影节上的常客，他的众多作品拥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都非常复杂，就好像他想要把自己的整套思考、感受和想象塞进每一个场景中。他的作品都具有“一种科学研究般的复杂性”。他一直热衷于创作散文式的电影，但也不会忽视故事情节，而是将形式上的大胆创新与传统的叙事手法相互结合。
“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一直在拍纪录片,但我一直认为这些分类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或许这与我所受的教育有关。可以说我是很传统的一个人。我很喜欢读小说，尤其是19世纪的作品。在这些小说中，或者绘画、音乐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叙事手法。电影，从发明之始就是为了观察、讲述和研究世界的，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手段……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生活。仅仅作为观察者，只能发挥电影1/5到1/10的功能。而剩下的部分，就是广义上的纪实研究，包括研究和论述。我是半个小说家，半个散文家——当然这一点在电影界并没有得到认可，实在是很糟糕。”戈达尔说。
在任何情况下，他在创作电影的过程中都更注重发掘问题，而非通常商业电影强调的情节安排。“我写不出一个好的剧本，”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要是可以我早就这样去做了，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把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拼凑到一起去，建筑一套完整的情节，再把它拍出来,相反,我必须首先有一个想法，然后把它慢慢揭示出来。就像是绘画，但与绘画也有着很大不同，因为在这里运用的不仅是空间，还有时间，想象着时间的先后发生顺序。我一开始有个想法，但我不知道这是故事的开头还是结尾。这就是"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所说的‘开放空间’。”戈达尔十分强调这一点，即与巧妙的情节安排相比他更喜欢有意思的想法。
戈达尔总是不断应用先进的图像和声音处理技术，表明电影不仅仅是对世界的如实反映。“为什么不呢？”他问到，“这就像是在指挥一个管弦乐队——在这里放上小提琴，那里加上钢琴。我喜欢偶尔把声音与画面分离，或者让画面突然寂静无声，或者用钢琴曲来表现一种个人情绪，这正好与美国人拍电影的手法截然相反。他们想要把你重重包围，造成一种‘包围效应’，从而令人迷失其中。我不希望观众迷失自我。我认为他们更应该从中发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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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喜欢电影，-《戈达尔访谈录》在这里展开了一位特立独行的电影导演的思维，它将带你走进戈达尔的工作、生活与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