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
2009-9
张勇安 东方出版中心 (2009-09出版)
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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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美国史的研究颇令人侧目。有关美国史的研究可说是林林总总，洋洋大观。与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相比，美国历史可谓苦短，总共才三百余年，而我国目前的有关著作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入，进一步打开局面，有待我国史学界、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去努力。可喜的是，张勇安同志独辟蹊径，写成一部有关美国大麻政策演变的专著，定能为读者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本著作所涉及的是广义上的大麻，既包括吸食用大麻，也包括工业大麻和医用大麻，范围极广，因而作者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加以综合研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正如作者指出，在美国有关大麻的种种议论，莫不与各个时期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大麻是否是毒品，在整个19世纪几乎无人关心。然而，自20世纪初开始，大麻忽而摇身一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原来此时大批墨西哥移民来到美国，他们中间确有不少人吸食大麻，当他们是廉价劳动力时，自然不会受到非议；然而一旦经济形势恶化，他们便被视为和美国当地居民抢饭碗的多余劳动力，遂横遭攻击，大麻也随之“妖魔化”。
《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以时间为经，以问题为纬，通过原始档案文献的历史解读，“深描”美国大麻政策的起源、演进和特征。作者力图把美国大麻政策置于国家与社会，联邦、州与地方，国际与国内，整个毒品政策与大麻政策的互动视阔中给予多面相的考察，既关注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又注意到影响美国大麻政策变迁的诸多因素，进而探寻政策之影响与变迁之规律。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管窥美国社会危机的应对机制、变动社会中的政府政策过程，深入理解美国宪政机制运作的动力学和美国社会的变迁。
张勇安，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95年9月-2005年6月，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分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主要研究欧美近现代史，专攻美国医学社会史、美国毒品政策史和国际毒品政策史。近年来先后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欧美研究》（台北）、《欧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曾主持完成“复旦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现正在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各1项。
序图表目录绪论一、研究概念厘定二、学界研究述评三、研究思路与学术价值四、资料说明第一章 大麻管制的起源第一节 道德恐慌与大麻管制的社会起源大麻意象的“妖魔化“大麻种族主义”的兴起替代品恐惧的生成道德恐慌的形成第二节 地方、州与大麻的管制地方、州与大麻管制的源起《统一州麻醉品法》与大麻管制的初步统第三节 大麻管制的“联邦化联邦政府的早期努力联邦麻醉品局的建立联邦化的前奏一《大麻税法》的颁行第四节 《大麻税法》的实施和绩效寻求科学证据政策实施的绩效小结第二章 战争中的大麻第一节 二战前的工业大麻殖民地时期的大麻工业大麻的徘徊发展《大麻税法》与工业大麻的合法性问题第二节 “大麻为了胜利”与工业大麻的去合法化国外商业纤维供应战时国内工业大麻的复兴工业大麻的去合法化第三节 医用大麻合法化的终结发现大麻医用大麻医用的缺陷与衰落联邦政府与医用大麻的非法化小结第三章 双重罪恶与大麻政策的极端化第一节 毒品威胁与“赤色恐慌”的合流毒品问题的回潮毒品问题与“赤色恐慌”的合流第二节 司法惩治与医学治疗的颉颃《博格斯法》与《麻醉品管制法》州追随联邦加强管制第三节 大麻角色的转换与管制的强化“踏脚石”理论“双重罪恶”身份小结第四章 改革年代大麻政策的调整第一节 “安斯林格时代”的终结大麻使用者的“资产阶级化”联邦政府內的分歧第二节 毒品管制政策的“理性化”普雷蒂曼委员会《药品滥用管制修正案》和《麻醉品成瘾康复法》《毒品滥用预防和管制综合法》第三节 改革年代的大麻大麻政策之争《综合法》与大麻州大麻政策的调整减少供应：美墨禁毒合作第四节 联邦政策的调整与大麻研究的拓展大麻研究的复兴谢弗委员会医学界对大麻政策的反应小结第五章 容忍年代大麻政策的新转向第一节 容忍年代的来临与大麻政策之争容忍年代的来临管制大麻一致性的瓦解第二节 福特政府与大麻的“去重视化”新政策的酝酿《毒品滥用白皮书》第三节 卡特政府与大麻的“去刑罚化”彼得·伯恩与毒品滥用政策办公室两大阵营的第一次交锋总统毒品滥用国情咨文与大麻S.1437和H.R.12587号议案百草枯、大麻与美墨关系第四节 家长运动的兴起与容忍年代的终结小结第六章 新惩治时代：大麻管制的强化第一节 国内管制的强化联邦禁毒法的强化国内大麻根除和限制项目第二节 毒品战的军事化和国际化毒品战的军事化国內政策与外交政策对接第三节 医用大麻的合法化之争州与医用大麻的合法化联邦与医用大麻合法化小结一结语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插图：问题是，联邦政府出台《大麻税法》的动力是什么呢？霍华德·贝克将其归因于关键的“道德倡导者”（moral entrepreneurs），尤其是联邦麻醉品局官员努力的结果。而大麻使用造成的“全国性威胁”或危害是联邦麻醉品局制造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危机，宣传运动最终炮制了一个“新局外人阶层——大麻使用者”①。与倡导《大麻税法》颁行的道德推动力不同，唐纳德·迪克森等学者更多持“环境压力说”。迪克森认为，《大麻税法》的通过和联邦麻醉品局的介入仅是“更大组织程序即环境变化的一个环节”，是“官僚机构对环境压力反映的结果”②。戴维·马斯托指出，联邦通过《大麻税法》是出于“安抚西南部地区”政治上的需要③。迈克尔·沙勒的观点也与其不谋而合④。而理查德·邦尼和查尔斯。惠特布雷德二世强调指出，《大麻税法》的出台是“国会受到联邦麻醉品局蒙骗的结果”⑤。林德史密斯和查尔斯。里森斯（Charles Reasons）同样坚持官僚机构决定论的观点，把它归结为安斯林格专员指挥和领导下的联邦麻醉品局积极鼓动的结果⑥。前述学者立论的假设是美国社会里“被制造”出所谓的“大麻危机”。与此不同，约翰.加利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联邦麻醉品局的主要努力制造了公共大麻危险，从而为《大麻税法》的通过制造了压力，新闻报告与《国会记录》同样没有表明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麻危机⑦。
2003年以来，中国社科院武寅研究员、于沛研究员等人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世界史的“中国学派”。吉林大学张乃和教授把这一主张视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独立宣言”。这无疑预示着中国世界史发展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为世界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世界史的“中国学派”，除了学科设置必须做出调整之外，还要求世界史研究者以专题研究为依托，努力实现研究的国际化与中国化的良性互动。作为世界史研究的初学者，我同每一位研究者一样，真切地希望为推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尽绵薄之力。如果说本科阶段的学习更多地是基础知识的积累，硕士阶段时，我开始关注美国吸毒问题则是从社会现象对此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博士阶段选择美国大麻政策展开研究，更多地是希望通过这一个案探究社会变迁与政府政策选择的关系，考察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机制。尽管这一课题已经注意到宪政体制外的各种利益团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然仍浮于表面，未能深入。基于此，我在博士后研究阶段选择研究美国医学界与毒品管著出版之时没有把这一章纳入，而准备以此为基础，加以拓展，探讨美国与全球禁毒体系的建立，探讨美国政府內“政治行为体”参与毒品外交决策过程中“政治－空间关系”的变化，考察冷战特殊背景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于全球禁毒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相互博弈，展现毒品管制于冷战国际史中的特殊性。当我回顾个人不算漫长的学术历程时，脑海中不断浮现的，就是给予我无私帮助的诸位良师益友，倘若没有他们在学术道路上的鼓励与扶持，也很难有这本小书的诞生。2002年9月，我有幸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首席教授金重远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复旦求学的三年间，先生为博士论文资料的收集、解读、提纲的拟定、论文的撰写与修改提供了宏观和微观的指导和帮助。在2005年6月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后，先生的关怀仍常伴身边，每次见面、通电话、写信，先生总关心着我的生活和科研，每一次的叮咛对我都是一次触动。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先生对学问的执著以及通透、豁达的胸怀，已经成为我在问学道路上继续跋涉的最好榜样。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广智教授、顾晓鸣教授、顾云深教授、黄洋教授、冯玮教授、赵立行教授、陈新教授、孙科志教授，感谢诸位老师在时间上和知识上的慷慨赐予。在撰写和修改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你们前沿性的研究和高屋建瓴的把握为我提供了诸多灵感。
《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出版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
无
很是喜欢 就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