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院士回忆录
2012-2
东方出版中心
裘法祖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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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法祖等著的《共和国院士回忆录(1)》由四十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中国工程院院士撰写，分为“难忘域外生涯”、“忆母校”、“求学之道”三个栏目。院士们深情回忆了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及在母校受到的教育与启迪，阐述了治学和成功之道。字里行间折射出了院士们的成长足迹，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及赤子情怀。《共和国院士回忆录(1)》附有120多张照片及院士题词手迹，弥足珍贵。本书既可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也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难忘域外生涯
裘法祖：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
师昌绪：难忘留学生涯，难忘回国历程
戴复东：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记事
翟中和：在国外学习与工作的日子
刘业翔：充实的星期天
——挪威留学杂忆
潘君骅：留学苏联
黄胜年：俄京立雪
——忆我在列宁格勒大学的留学生涯
杜祥琬：难忘在苏联的留学生涯
叶培建：留学瑞士
李焯芬：留学加拿大的一些回忆和体会
忆母校
陈梦熊：我的大学时代
——回忆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李荫远：西南联合大学颂
王补宣：回忆西南联大，感悟人生
陈灏珠：在流亡大学读书的日子
陈星旦：抗战中办起来的“中央技术科”
——我的高中学习阶段
王梓坤：青原山求学记
黄胜年：忆我的母校上海中学
张锡祥：军校生活有感
——“西山坡”的回忆
程泰宁：我的母校
——师恩难忘、同窗情深
刘宝镛：天翻地覆的初中成了人生的开始
杜祥琬：母校礼赞
——回忆开封高中
王梦恕：蔡家坡
——我生命的航歌
张钟华：我的初中母校
吴硕贤：中学的回忆
求学之道
高鸿：一篇文章写了34年
谢家麟：我怎样决定了一生的专业方向
陈士橹：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李玶：求索之旅——我的地质情缘
许学彦：我的成长之路
王德滋：科学人生的四次抉择
沈自尹：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的“四悟”
吴新智：影响我人生轨迹的几件事
朱伯芳：勤奋、求实、自强不息
潘镜芙：我的成功之道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学习、再学习
钟山：尊重实践，协同攻关，坚韧不拔，高峰可攀
柳百成：面向国家目标、站在学科前沿
——我的成长之路
陈俊亮：我的几次科研转型
滕吉文：穿越地平线
——探索地球内部奥秘的人
廖振鹏：一位研究生导师的点滴体会
——与年轻教师谈谈心
赵煦：立足现实，自主创新助成功
严加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宋湛谦：我的成功三要素
——执著勤奋，抓住机遇，家庭影响
裘法祖：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 1937年2月，我开始在德国攻读临床医学(医科后期)，前后共三年，1939年冬毕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医学学制由一年两个学期改为一年三个学期，这样，就等于缩短了一年学习时间，我遂于1939年冬比在国内的同班同学提前一年毕业。 德国临床医学的课程与国内的课程不很相同，三年内要学完14门必修课，方可参加毕业考试。这14门必修课是：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和卫生学、局部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皮肤性病学和法医学。由于上课的地点分散在不同的医院或研究所，我和同来德国学习的过晋源同学各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在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赶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上课。例如早晨第一课在内科学院听课，接着就要赶去病理研究所听课。好在这14门必修课的听课和见习时间完全可以由学生自己来安排，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散安排在三年中的八个学期中，我们才得以顺利完成上述所有课程的听课和见习。 临床学科的上课形式完全不同于国内，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启发式”的，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例如上外科的第一课，老师先介绍了几本教材，供学生阅读参考，接着就以示范的方式授课。国内老师的授课是按教材系统地讲授，只见书本，不见病人；而德国则是联系典型的病例进行示范授课。往往今天是一位胃癌病人，明天是一位颅内肿瘤病人，而后天又是一位上肢骨折病人；老师简述病史，提示X线片，也可能就在课堂里施行复位。总之，要学生自己去阅读书本，自己去思考，上课只是示范一些典型常见病例。每次上课要提问四个学生，问答一些基本知识。每个学生在一个或两个学期中上完了一门课程，就可取得一张听课证明，等到14门课程读完，就可取得14张听课证明，可以申请毕业考试。学生如果不勤奋，或不去上课，就无法报考，只得延长学习时间。我遇到几个德国同学，已经读了五六年，还未读完，一年一年地拖下去，人们都称他们为“老学生”。 德国的大学里流行着一句话：大学生自由。也就是不但学习时间的长短由大学生自己来掌握，而且可以转到其他的城市学习，例如柏林大学的大学生可以转到慕尼黑大学来继续学习，也就是德国北方的大学生可到德国南方来读书，或者相反。不少大学生喜欢这样转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和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上临床医学课的场面。讲课的老师都是各学院或研究所的第一把手、教授或主任。他们都很讲究仪表，穿着熨得平整的白大褂、白长裤、白的领带，脚蹬白皮鞋，后面跟随着的一大批助教、讲师，一样是衣着整洁，也同时站在教室的两边听课。大学生并不需起立致敬，常是用手敲打桌子表示欢迎；如果对老师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学生就拖擦鞋底来表示。记得有一次，第一内科学院院长、血液病著名教授来上课，他白大褂口袋中的电筒还亮着，学生就拖擦鞋底表示有意见，当时那位教授搞不明白，幸而一位助教及时提醒，他立即关闭了电筒，学生则立即敲打桌子，表示高兴。 著名教授上课时，庞大的梯形教室内便座无虚席，连站立的空间都满了。记得1937年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Lexer教授上课时，就如歌剧院一样的场面。Lexer教授在上课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外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这句话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和过晋源学习非常勤奋，上课时总抢着坐在第一排。寒暑假也不休息。三年中我们没有去旅游，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假期中，上午都去医院见习，下午就准备博士论文课题，极力争取按时完成所有必修课程的听课和见习，按时报考、按时毕业。 三年的刻苦攻读我顽强地挺过来了。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惊奇自己竞有如此持久的动力。特别在最后一个月考试阶段，我经常失眠。由于我的住处离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广场很近，每晚在睡前就去那里跑步一圈，这样我才得以入睡几个小时。 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德国可以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所谓Rigorosum，也就是写一篇论文，参加四门临床学科的考试，就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一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我和过晋源决定放弃这种优待，要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德国的国家考试非常严格，都是口试，分四人一组进行，必须在一个月中考完上述的14门课。每门考试要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例如病理学考试，上午口试，先考问人体病理标本，继而要看五张病理镜片，作出诊断；下午还要自己做一个尸体解剖。1939年9月，我在一个月里完成了所有14门课考试，除了2门课是“Ⅱ”(病理学、儿科学)和1门课是“Ⅲ”(药理学)外，其他11门课都是“Ⅰ”，因而获得总成绩“Ⅰ”(最高分)，高频率的考试使我疲劳到极点，体重也减轻了5公斤。随后，在同年11月我再参加了博士学位答辩。由于我的病理学博士论文在1938年、1939年两个暑假期间已完成，因而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 外国留学生在德国读博士学位不用参加国家考试，只参加优待的学位考试“Rigorosum”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当时这在国内许多人是不清楚的，以为都是“医学博士”，而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只有通过了国家考试，才有资格获得医师执照，在德国可以做医生。因此，如果现在我回到德国去，仍然有资格做医生。另外，我在1945年12月获得了德国“外科专科医师”的资格证书，这是不很容易获得的职业地位。 我的博士生导师Max Borst教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德国政府授予他“国家顾问”(Geheimrat)称号。他身材不高，很稳健，经常戴一条红色领带。他撰著的《病理组织学》堪称经典，有几个不同文字的译本。他热爱古典音乐，还担任一个医生交响乐团的指挥。Borst教授性格开朗，富于幽默。医学生都知道国家考试中的病理学考试特别严格，考试中要看五张病理镜片，并作出诊断。这对一个医学生来说，确实是困难的。因此，在病理研究所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考试前去找一位老技师，他的身材有些像Borst教授，给他5马克，就可以拿到五张镜片和诊断；在考试时也由这位老技师递给Borst教授这五张镜片。1938年，从另一个城市转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参加国家考试前也去病理研究所寻找那位老技师。恰巧在研究所的大厅里遇到了Borst教授本人，这个学生认为他就是那位老技师，就给Borst教授5马克，Borst教授接受了，也给了这个学生五张镜片。第二天，我们上课时，Borst教授一开始就说，在座的哪位同学，我要还他昨天付我的5马克。这件事引起了整个教室的学生长时间敲打桌子，表示高兴和赞扬。我今天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仍然不禁要失声大笑。不幸的是，Borst教授1946年因车祸去世。1979年我访问德国时，见到了Borst教授的儿子，汉诺威(Hannover)医学院的著名胸心外科教授，通过他我到慕尼黑拜访了Borst教授夫人，我的师母，受到她的热情款待。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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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解院士们的人生，有收获，中国的科学家不容易。也许科学家永远不会像明星一样时髦，但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