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论颂》与《佛护释》
2011-9
中西书局
叶少勇
202
无
《与：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是对“原民族宫藏梵文写本”（现藏拉萨西藏博物馆）之中新比定出的两部梵文贝叶残本所作的文本校勘和文献学研究。 《中论颂》是公元2、3世纪时印度论师龙树的代表作，是大乘佛教的义理基石。与其研习之盛形成反差的是，其梵本无存，只能从7世纪时月称所作《明句论》中的引文还原而得，而且目前《明句论》抄本的年代也无一早于12世纪。这一状况将由此次发现的两部写本而得到改观。新发现的《中论颂》梵本存有3叶，约为全本的四分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为学者所利用的单行偈颂梵本。《佛护释》是6世纪时印度论师佛护为《中论颂》所造注释，在中观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文献以前仅存藏译，此次是其梵本的首次发现，留有11叶，约为全本的九分之一。根据字体学特征，两部写本很可能抄出于6世纪后半至7世纪前半的尼泊尔地区，是已知现存最古老的中观写本。 根据两部写本所保存的《中论颂》文本，可以对前人刊本作出多处修正。而且，以该文本比对诸家注释汉藏译本中的引文差异，还可以发现《中论颂》文本不同传承的一些痕迹，这证实了早前一些学者关于《中论颂》应有不同传本的猜测。
叶少勇，男，1978年生，河南濮阳人。早年师从韩镜清先生研习唯识学，200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师从段晴教授学习梵语和佛教文献，并于2005年和2009年分获北京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南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梵语写本与佛教哲学文献。
丛书总序前言缩略语绪论0.1 写本概况0.2 校勘方法0.3 文献概介第一部分研究第一章 导论1.1 龙树1.2 中观派源流1.3 《中论颂》1.4 佛护第二章 写本的字体学研究2.1 基本特征2.2 字形比较2.3 结论2.4 字体表第三章 基于新写本对《中论颂》文本的再检视3.1 《中论颂》的文本修正3.2 《中论颂》传本差异的痕迹3.3 结论3.4 其他异读第二部分 写本校勘校勘说明，《中论颂》梵文写本校勘《中论佛护释》梵文写本校勘及藏译对照《中论佛护释》梵藏索引附录西藏自治区存中观学梵文写本初步概览引用文献英文简介图版
第三章基于新写本对《中论颂》文本的再检视 《中论颂》自龙树于2、3世纪写定，经十家争鸣、汉藏传译，至今已有18个世纪。现代文献学研究反溯其源，始自上世纪初普散校勘的《明句论》梵本。其后，狄雍、林特纳、斋藤明、麦克唐纳等诸多学者都曾著文修订偈颂文本，以求接近龙树原旨，前文§1.3.2已有介绍。他们的努力已经推动中观文献学朝着龙树的方向迈进了许多。然而，《中论颂》文本的课题还远未结案。上一章的字体学分析，将新发现两部写本的抄出年代锁定于6、7世纪，这便使得我们原始文献的前沿阵地，至少又向前推进了五六百年。 绪论部分已经介绍过，《中论颂》与《佛护释》这两部新发现的写本都不完整。如果只计算偈颂文本的话，去除两写本的重合部分，则一共保存了约150首偈颂，约占著作全本的三分之一。基于这部分偈颂的古老面貌，本章将对《中论颂》的文本作一番检视。其目的除了厘文正句追溯龙树原文之外，也力求挖掘和再现注释家与翻译家面对偈颂文本时的不同考量。讨论分以下两种情况： 首先，根据这两部写本的读法，应对前人刊本作9处修正。这里用“修正”一语，意指根据梵、藏、汉文各家注本的偈颂引文来推断，这些偈颂的文本在各家注释之间并无=致，而后来由于写本的反复传抄，出现了讹误。据新发现的这两部写本的读法，可予以纠正。 第二种情况有些复杂。以前的梵文注释本仅月称一家，在未有其他资料确证之前已有学者觉察，诸家注释所引用的同一偈颂的藏译行文多有不一致之处，进而推测其原因或许不单是翻译的差异，而有可能是梵文底本就不相同2。这一推测在新发现的这两部写本中得到了证实。这就使得《中论颂》文本研究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正确”与否那么简单，而是要面对不止一条传承脉络。那么，《中论颂》的文献学任务也就不再是单一地修正前人讹误，而是要理清其文本传承谱系。当然，仅靠新发现的这两部写本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目前的梵本积累也还没有条件对《中论颂》的文本传承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本章只是基于一些文本差异，探求《中论颂》不同传承的痕迹，并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文献材料。 ……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