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忆南方
2010-11
黄德昌、 张燕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1出版)
黄德昌，张燕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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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好”是200l一2009年，这是《南方文坛》成长的青年时期，评奖也在逐年成长成熟，由2001年首届颁奖现场评委点评到每年公布评语，本书记录了这个过程。这记录得以成书面世，除了感谢作者的精耕、评委的法眼，还感谢广西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广西文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 是的，要使《南方文坛》“好”得“红胜火”、“绿如蓝”，除了有生态的外力，有“日出”与“春来”，还需自身不懈的努力、坚持与精进，唯此，江花、江水方能红绿相映，文学批评的“南方”才能绚丽多彩，生机勃勃，令人向往，乃至文情思力深长弥坚，如梦如忆。
2001年度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十部作品，五个问题曾卓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发精神生态资源——《生态文艺学》论稿大众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建构解读革命——对一个老话题的随想2002年度学音乐的孩子会怎样——音乐本质再思考语言的宿命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差异空间与保守趣味的显现——解读1993年《南方周末》头版文学新闻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学的减法——论余华2003年度想象的溃败与重铸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文艺学”如何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以1951年《文艺报》一场讨论为例瞿秋白的“名誉”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2004年度回答六个问题《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复刊在失败中自觉——马上自传一至七《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艰难的突围——论广西长篇小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重返80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2005年度“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重返80年代文学之四短篇小说为何衰落由“玉女忧伤”到“生冷怪酷”——从张悦然的“发展”看文坛对“80后”的“引导”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秩序的“他者”——再谈“先锋小说”的发生学意义新诗的晦涩：合法的，或只能听天由命的2006年度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崇胡贬鲁”之风“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的叙事”?——近年长篇创作的“史诗化”追求及其困境“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木心散论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及其历史态度的反思差异：《马桥词典》的诗学和政治学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现象研究之一2007年度“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心灵史》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心魂”之思与想象之舞——史铁生后期小说论阎连科的声母游戏、文化和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2008年度没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怎样讲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与公共空间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论青年王元化的价值根基——兼及《脚踪》、《文艺漫谈》和《向着真实》的深度解读重建理想主义的尊严——对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一种反思与展望2009年度汉语之命运——百年未完的争辩对“常识”的必要反对——当代文学“历史意识”的匮乏与美学误区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纪实文学：直面现实，追寻历史——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纪实卷(1977-2000)小说家的世界有多大——关于当代文学的读书札记两个“福贵”的文学启示——以赵树理《福贵》和余华《活着》为视点跋
插图：也不能说余华对其母题变异之正当性毫无顾虑，否则其1998年版随笔集就无需题为“我能否相信自己”，集子也不会有诸多自我辩解之文字了。但余华最终仍认同其母题变异，且有某种难以掩饰的自鸣得意（尤其是得了意大利的一个国际文学奖后），自信已写出了真正的中国人如福贵。其实福贵只是一个乡土中国农人造型；许三观骨子里也是乡土中国农人，虽然他穿着工装，是城镇丝厂的送茧工，然其精神世界及行为方式皆属乡土。当笔者发现余华母题变异缘于其“乡土情结”，诚然不限于题材层面，更在于意蕴及情调层面。君不见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对乡土文化谱系的深挚神往，难道不是以明媚、欢快的叙述节拍，边写边吟，才完成的吗？仿佛他不是在伏案写作，而是庆幸终于回到梦寐以求的“快乐老家”。这一“快乐老家”显然不是指人类学层面的“叶落归根”，而是指文化学层面的“精神还乡”。可以说，余华从《十八岁》出门远行所苦苦寻觅而难得的灵魂归宿，到《活着》、《卖血》脱稿，大概算功德圆满了。故对余华的母题生成及变异，又可戏读成某种不无“价值返祖”意味的新“游子吟”：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来思，杨柳依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愿言，余华可能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可与沈从文、赵树理比肩而立的“乡土作家”，若着眼于精神谱系，则笔者还想说，余华或许比沈、赵更为“乡土”或日“乡土中的乡土”。因为沈之“乡土”大抵未脱都市乡绅的民俗怀旧，而赵之“乡土”更属赤色农民的翻身道情，似皆未像余华作信仰资源之发掘。想必读者也已从《活着》、《卖血》读出了某种得道者志满意足的情态。这折射在小说人物身上，便是他们的脸荡漾着灿烂的阳光：比如福贵“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又如年届花甲、喜看三个儿子皆成家立业的“许三观走在街上时，脸上挂满了笑容，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阳光照在脸上，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请别小觑余华抹在福贵、许三观脸上的那块阳光，熟读余华者当明白作者是“惜光如金”的：只有他确认假定情境中的人物心里已漾起温情的暖意或初恋的憧憬，亦即只有当人物的心灵已得到某种慰藉时，余华才会让人物有幸“看见”阳光正流淌在其心上人的脸上，显然在作家眼中，福贵、三观其实已经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人物，而俨然成了象征乡土文化的智者与仁者了。不错，余华不曾给这两者送香水，但却情不自禁地供上了灵魂的香火一炷。“情不自禁”四字在此不仅是形容词，准确地说，它既概述了余华对其“精神”库存之“二期开发”过程，同时也概括了作家对福贵、三观所凝结的乡土文化谱系的心境归附。余华写人有个秘诀，这就是：“贴——其实就是源源不断地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就像去理解一位越来越亲密的朋友那样”，甚至“有点像男女关系，你认识了一位女子，喜欢上她以后，她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你的品质，而你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断地具备了她的品质，然后你们就白头到老了”。如上表白有两重性，你既可从中读出某种因想象极致所幻化的“人我不分”，同时也可视为作家在精神层面与人物视界的极度融洽乃至相濡以沫。余华写福贵正是这样，从“我”对福贵的采风访谈开篇，逐渐写到末尾，便演变成了对智者的价值朝圣了。
《能不忆南方:年度优秀论文奖文集(2001-2009)》：令人向往，九年心力近百万字，文情思力深长弥坚，文学批评的“南方”，如梦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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