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生
2012-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路伟良
517
493000
并不遥远的记忆 父亲是199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从桂林一所很少人知道的军队疗养院那间宽大的病室里走的，生命的归宿地与他过去的军人身份挺相符。 父亲一生里有过几种截然不同的身份：25岁—35岁，他做过国民党桂系军校的教官、国民中学的校长，但隐蔽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支部书记。35岁—41岁时，他已不必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而是解放军在云南的一支正规游击队里，拥有自己心爱的美式卡宾枪的司令员。直到1954年，当上一机部司长的父亲，才上缴了那支随身多年的勃朗宁小手枪，军人情结似乎也到此为止。后来，他从北京调回广西，身份是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搞教育、搞运动成了父亲后半辈子的专业。不过，在伴随我们成长的许多个周末里，父亲也会技痒难耐，他带着我们几个小兵到郊外打鸟，枪也换过好几种：小口径、猎枪、气枪。“文革”初起，红卫兵给他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打鸟书记”。 后来，当我开始翻检那一大箱“文革”后退还父亲的档案材料时，我发现，尽管父亲的身份几十年中发生过很大转换，但他骨子里似乎更认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本色。这个秘密注释就藏在一册绛红色的64开日记本的扉页上，落笔时间是1949年11月16日： 在……中国人民可以子孙万代享……幸福了。纬！将来我们……飞的计划吧，在西子湖……的江南，渡着我们写作…… 这个被38岁的父亲称作“纬”的昆明姑娘叫张世纬，时年21岁，是父亲任司令员的那支部队里的一名教导员，毕业于著名的昆华女中，后来成了我们的母亲。 早年就读广西师专时，父亲就是墙报、校刊和《民国日报》富有激情的投稿人。1986年父亲在南宁养病，我随侍身边。一天，我在广西图书馆查到一篇署名“芦苇”，发表在1935年4月24、25日《出路》副刊上的文章，75岁的父亲依稀记得，这正是他当年常用的笔名之一。在父亲的一篇回忆大学时代的文章中，我知道，那个发表苗山乡村调查的“芦苇”，一年之后（指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同样是在南宁，又成了《广西学生军宣言》的几位起草人之 父亲走了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墙壁上的镜框——那是父亲1957年离开北京回广西前的照片——是母亲为他在家中留下的位置。每次回家看望母亲，我们都会沐浴在父亲的目光下。有时，与墙上的父亲默默对视，那一刻，我感觉目光穿透了时空。但我分明意识到，假如父亲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空，这种交流似乎要平淡许多。 也许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交流，是一种血液遗传里包含的沟通，是一种动物性很强的嗅觉，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审视和仰望，却似乎仅仅在家族成员缺席的情况下才被诱发出来。 其实，我们兄妹四人，在孩提到成年的记忆中，母亲的身影倒是一直伴随左右。至今已属于50后、60后的小同学之间那些亲密无猜的日子里，最让人记忆的场景，莫过于寒暑假时家中叽叽喳喳的学习小组了。那时，总是母亲替我们张罗，嘘寒问暖，遇到保姆煮了红薯，包了饺子，乃至那几瓮泡菜缸又腌出酸萝卜、茼笋、蒜苗、辣椒什么的，母亲会把云南人殷情待客的本领发挥到极致。导致许多年后，我们的同学仍能大谈在“杨书记家”吃的经历……不过，每逢这种场面发生时，似乎父亲总不在场，即便在，留给我们印象大多模糊不清。父亲来去匆匆，秘书有时跟着进家门，见我们在后院打闹，最多是秘书过来与母亲打个招呼。如果哪一次父亲也走到我们围坐的小圆桌，同学们便怯生生地站起来，说一声：“杨伯伯好”或“叔叔好”就噤声了。 父亲谨言少语，但我们并不害怕他。有时候，大哥三五和弟弟小山缠着他，要求带他们到郊外打乌，并且坚持自己扣动扳机，这时候，父亲便会露出慈祥而得意的笑容，伸出手来摸摸他们的小脑袋，用夹杂着普通话的桂林腔说道：“礼拜天我带你们去鸟山……”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许多鸟类的名字，如肥硕的斑鸠、敏捷的鹞鹰、傻乎乎的“包鸟”、谨慎的白鹭、小不点的绿豆鸟、狡猾的麻雀、孤傲的老鹰等等。只有小妹超英从不参与这种“血腥”的活动。 好多年了，家里总是放着一两支那种漆成深枣红色的小口径步枪，我们爱看父亲擦枪的样子，并且第一次弄懂了“来复线”为何是螺旋状的。小口径子弹装在一种特制的纸盒里，打开抽屉式的盒，蜂巢似的小格里排列着黄铜和铅做的枪弹，令人禁不住屏住呼吸…… 每当父亲带着我们，骑着那辆北京带来的东德产倒闸自行车，兴高采烈地奔赴郊外，钻进当时人迹不多的树林子，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目标。把标尺缺口与准星连成一线，指向枝头跳跃的斑鸠或小绒球似的绿豆鸟，指向水田里觅食的白鹭或独秀峰上孤独的老鹰时，我们的心脏就怦怦乱跳……最揪心的还是那“啪”的一声，如同拍巴掌似的枪响——现在想起来还对那些无辜的生灵心有内疚。但当时最令我们兴奋与困惑的便是“应声倒下”这种画面，因为我始终闹不懂：一粒小小的子弹何以能让数十米开外的猎物瞬间栽倒？ 另一个与父亲记忆有关的场景是游泳。 尽管长大以后对父亲的“栽培”记忆犹新，按照顺序，最先是学会游泳，其次是骑单车和打鸟，然后是照相。上小学，我们已懂得摆弄相机，初中时更是自己放大照片了。遗憾的是，除了上述几项生存本领，我不记得父亲是否要求过我们练习书法或阅读某一本书。 对于游泳，生长在南方的父亲天生就喜好，并且似乎从小就把游泳视为洗澡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游泳的目的是锻炼身体。“锻炼”两个字，也许是我们听到的父亲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我们非常乐意跟父亲到漓江里游泳，那清澈见底的江水，铺满鹅卵石的沙滩，自由自在的嬉闹正是我们童年的乐趣也！ …… 第二次是1942年，那一年桂林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七九事件”，由于中共南委叛徒的出卖，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组织部长罗文坤（苏曼夫人）、交通员张海萍三人，为保守党的机密集体自杀身亡。苏、罗、张被捕后曾被当作诱饵放回他们所在的桂林逸仙中学，准备抓捕前来联系的人。第三天晨，苏、罗、张被发现已在宿舍内自缢身亡。后来，地下党内部传达的通报是：苏曼担心罗、张两女同志恐难承受敌人严刑逼供，三人议决用牺牲保住组织机密。当时，父亲因先后担任桂林两所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与苏曼、张海萍均有秘密联系，这些足以证明，由于战友的献身，当年31岁的父亲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事件后，地下党纷纷撤离桂林，而父亲因未暴露身份而继续潜伏，直到一年后，组织上对他重新审查，并派人接上关系。 第三次发生在1946年，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广西全州中学校长，由于内战已开，桂系与中共对立，地下党派人通知父亲择机撤出广西，怎样撤？自己想办法也。父亲的办法是，先到重庆朋友所在的学校谋职过渡，以避免引起广西的注意，然后再辗转到香港，与组织接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审干时父亲才知道，通知他撤离广西的人后已牺牲，在香港为他恢复关系的地下党领导人也在新中国成立前病逝，这段“脱党”的空白缺少直接的证人。 这些“脱党”情节，显然成了父亲个人历史中政治纯洁程度的伤疤。我想，父亲内心深处对那些伤疤一定保持着适当的警惕性，比如，他保存了1952年从云南调入北京之前，第一次审干时填写的履历表副本，1957年他调回广西前一机部对他作出的审查结论，以及1956年写的《自传》初稿等等，这些手稿凡涉及那三次“脱党”的，包括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问题，必不厌其烦，记录在案，坦诚面对组织，不可谓不由衷。 关于“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这两部分的手稿，都是当年的检查认罪材料，语言风格是经历过那个“急风暴雨”时代的人十分熟悉的，之所以要把它们原汁原味地留下来，恰恰是因为这是历史原物，同样的文字用不同的组词造句习惯、不同的情绪和心态写成文章，便保留了时代情状和历史现场的信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在阅读的时候不至于太费劲，我尽可能地作出注释和说明。 以我过去和现在对父亲的了解，他的本意也许并不愿意让研究者以外的后人看到这些文字，在他还活着并且还有预期心愿的时候，他一定不相信二十年后，人们已经在用正常的眼光和心态，来看待那些扭曲的前辈和扭曲的历史。 扬三五 杨小肃（执笔） 杨小山 杨超英 2012年2月1日于桂林
我们的父亲以“杨江”这个化名--中共地下工作时的假名--行世，他的本名叫“路伟良”，这是广西融水县古鼎村路氏家族的“序列号”。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大苗山做过先生，入广西师专后学习唯物论，选择革命救国之路，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地下党员。
其后在粤、滇敌后打游击，创建滇桂黔罗盘区根据地，迎解放，任地委书记。50年代，在一机部任司长，搞经济，后任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搞教育至“文革-前夕。
本书绝大部分内容以“文革”后发还的父亲档案材料为主，禀真据实，编缀而成。
《南国生》之名，取自母亲生前最爱的小诗，诗云“红豆生南国……”，而父亲读大学的校园（桂林雁山西林公园）内，便曾有一株这种罕见的相思红豆树。
'路伟良，广西融水县古鼎村人氏。曾在大苗山做过先生，入广西师专后学习唯物论，选择革命救国之路，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地下党员。其后在粤、滇敌后打游击，创建滇桂黔罗盘区根据地，迎解放，任地委书记。50年代，在一机部任司长，搞经济，后任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投入教育事业。
并不遥远的记忆（代序）
自传
陶保桓烈士传
附一：从苗山中出来
附二：融县罗城苗山拾零
广西师专概况
附：我所了解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
我所了解有关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的情况
附：我的历史问题交代
我所了解的广西地下党的情况
我在广东及云南工作情况的交代
附一：板桥日记
附二：录音记录
附三：钟山乡纪行
上海通信
附：对大量生产类型工厂工作的意见“文革”前笔记
我在广西师院几年工作的初步检查
附：十年历程我的检查
附一：“文革”初期几个问题的交代
附二：张云莹逝世前后的情况汇报
关于三个问题的交代
附：关于处理秦似、赵佩莹问题的检查
思想汇报
附一：对支部大会所提意见的补充意见
附二：对杨江同志三次失掉组织关系及参加国民党等问题的审查结论
附三：关于杨江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
附录
往事的回忆
杨江与罗盘区
贺县中学、桂林师范和全州中学 当时，省教育厅是黄朴心当厅长，他是政学系的人物，广西贺县人。当时贺县中学办得不好，他要求物色一个能干的人去办好贺中，我经过汤有雁——师专同学，大革命时脱党，脱党后倾向进步——的介绍，在1943年下半年到贺县中学当校长。 由于“七九”事件后，苏曼、罗文坤、张海萍自杀，伪省训团的地下党员分别离开，当时，我始终在伪省训团工作，但组织上没有人来联系，我的组织关系也暂时中断，直到我去贺县中学后，吴赞之同志（现在南宁市委工作）到贺县中学和我取得联系，经过上级审查以后，继续接上组织关系。 我到贺县中学后，陆续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到贺中，如陈贞娴、萧敏颂、曹国智、何明、冯娱修、吴帆波等来校教书。1944年桂林沦陷，贺县中学处于敌后了。但贺县八步有平乐专员公署，专员李新俊，他是李济深的旧部，李济深正酝酿在梧州、八步一带搞武装。当时，由桂林疏散到八步的，有民主同盟的一些人，如陈此生、陈劭先、莫乃群、梁漱溟等，他们在昭平办《广西日报》（昭平版），也在积极活动。我党也在平乐专区内搞农民组织工作。组织上当时给我的任务是，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逐步设法向伪政府搞一些枪支自卫，必要时，听组织上指挥，组织学生搞武装斗争。 由于敌人始终未到贺县，我也没有暴露过。学校在情况紧张时，停课一下，在平静时又复课教书。由于有进步教师在学校教课，地方反动势力把我看成眼中钉一样，他们几次发动学生在校内闹风潮，但由于黄朴心的关系以及地方进步力量的支持，他们没有得逞。 在贺县中学时期，处在沦陷区的形势下，我们在学校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抗战必胜的教育，稳定敌后人心，做必要的准备，以便在敌人到达后发动武装斗争和敌人对抗。但日寇始终没有到过周围县份，贺县也没有沦陷，一直搞到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当时组织上和我联系的是吴赞之，吴赞之是我们融县人。以后另派一个同志来，这个同志记不起名字了。粟稔当时在家，也和我联系过。组织上和我都是个别联系。在校工作的地下党员有陈贞娴、冯娱修（粟稔的爱人），她们和我都没有组织联系，我的组织关系，她们也不知道。 1945年下半年，我辞了贺县中学校长职务，到桂林师范学校教书半年。汤有雁任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在学生中我党势力占绝大优势，学生们阅读进步书刊，研究抗战胜利后的实际问题，十分活跃。 在教师中，地下党员有张镇道、陶保恒、毛恣观和我四个人。开始时，没有建立支部，和学生也没有联系。后来，钱兴同志和我联系，他指定张镇道当支书，建立教工中地下党支部，逐渐与学生中党员建立联系，这时，我已离开桂师了。 我在桂师工作时间只一个学期，在桂师工作时，通过汤有雁的关系继续得到黄朴心的保荐，1946年，我就到全州中学当校长去了。 全州中学是一个反动势力控制比较强的学校，有伪专员陈恩元及蒋综逊等反动势力，充当学校反动教师的后台，校内又有赵经武、赵钦武兄弟是中统特务。我初去时，即受到反动势力的抵制，后来终于坚持进去了，安排了一些进步教师去教书，如王松（现云南新华报记者，共产党员）、李仲良（云南宁洱地委宣传部工作，共产党员）等，反动势力又发动学生来排挤王松等进步教师离校，斗争是比较复杂的。 当时，组织上和我联系的是陆翔和张镇道同志。1946年下半年，张镇道同志通知我，组织上要我考虑，如广西无可靠后台作依靠，即坚决撤出广西：我研究的结果，认为我在广西当了两次校长，主要是靠汤有雁向黄朴心推荐的。此外，我还到伪中央训练团受训过。除此之外，并无什么靠山可以依靠。而且，我和黄朴心的关系，只是一般关系，他想利用我来办好学校，作为他升官的工具而已。 考虑的结果，决定坚决执行组织上的决定，马上离开广西。当时正有朋友在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工作，经过他们的介绍，我在1946年7月左右，便辞了全州中学校长职务，到重庆乡建学院去了。 我到香港后才知道是广西省委书记钱兴同志经过张镇道（也是1946年从广西撤退到广东打游击，他是一个主力团团长，在攻笆江时牺牲）通知我的。 重庆乡建学院 重庆乡村建设学院是晏阳初靠美元来办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叶德光是一个进步人士（叶德光留美后，在解放后由美国回国，在我外交部工作。叶德光及其爱人都擅长英语，是否党员不清楚，因我和他只有到乡建学院时有过一面之识）。因此，他聘请了一批进步人士在那里教书。正因为他办得比较进步，我到乡建学院不久，晏阳初借故把他送到美国去留学，另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在欢送叶德光去留美的欢送会开过不久，乡建学院学生正掀起一个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反动政府即派来大批军警，对进步学生与进步教师进行大逮捕。 当时，我到学校只有一个月左右，与学生、教师接触不多，我的职务是讲师兼注册主任。后来，因许多进步教师与进步学生被捕，我即和进步教师的爱人及留校学生再组织起来，搞营救被捕师生的活动。那时，在学校搞营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天行的爱人俞淑清。当时，晏阳初已新派一个教务主任来了，此人姓屈，什么名字记不清了，我被推选为留校师生代表之一去和他谈判。当时，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师生，他答应同重庆警备司令部交涉。 后来，由此人担保，当局释放了乡建学院被捕的一部分教授、讲师及部分进步学生。我的朋友刘天行、徐坚等被释放后，马上搭飞机到香港。我亦被学校辞退。当营救运动得到一定效果后，我就和刘天行的爱人俞淑清等一道离开重庆，经广州到香港。到香港后，通过粟捻介绍和钱兴同志见面，接上了关系。 我在乡建学院只搞了三个月的工作。在乡建学院时期，和香港的粟稔同志有个别通讯联系。在乡建学院和刘天行、俞淑清夫妇有过工作关系，刘、俞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广东茂名县工作，刘任文教局长，俞任卫生局长。 在十一年的广西地下工作时期，我对于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搞革命还是不甚了了。广西地下党大革命以后的工作一直是浮在青年学生中，只在抗战时期才有一部分转到农民中去。因为没有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为基础，斗争就没有力量。我在城市中工作，对长期隐蔽、蓄积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所体会，但对武装斗争这一主要的方面，由于缺乏实践知识，实在了解不多，对于如何利用敌人矛盾，发展我们的革命力量，如何逐步把敌人的统治推翻，我在广西地下工作十一年，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P30-33
《南国生——路伟良（杨江）图文存》为路伟良（又名：杨江）先生的遗稿和生前图片结集。路伟良先生1911年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年青时期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长为优秀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投入祖国教育事业建设，为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南国生——路伟良（杨江）图文存》取名自“红豆生南国”，表达路伟良先生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全书生动地反映了他饱经沧桑的一生，以个人奋斗史折射出中国现代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