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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

亮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3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

亮轩  

页数:

243  

字数:

170000  

Tag标签:

无  

前言

  【序:哥哥的拼图】  / 章立凡  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你性命。  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这点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个“通匪”罪名的。  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因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  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  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母亲当年先后两段“南渡”“北归”的私人行旅,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是母亲。  由于两岸多年暌隔,除了地质学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论”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  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国两片重要海疆的主权:首先,抗战期间他在东沙群岛科考时发现,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过计算珊瑚的成长周期,证实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马先生逝世后,蒋经国颁发的褒扬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其次,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交给”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域有石油蕴藏,并通过一位“立委”将意见转达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但张先生未重视本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还等我们?” 后来中日发生钓鱼岛主权争议,马博士成了台湾最年长的“保钓人士”。  从以往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无不贪污腐败,而马博士却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员。他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书中展示的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归的著名学术精英。南渡者带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来的浩劫;而马先生与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湾纯系职务原因,不存在政治选择。  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逐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科学家被遗忘多年后,因癌症住进他早年接收的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旋因媒体的爆料,被转到一等病房,谢东闵、蒋经国、严家淦、孙运璇等政要接踵探视。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两岸中国人 “国民性”相同,除了内斗不外行,雨后送伞的礼数,也历来周全到位。  作为大科学家的家人,其实未必都幸福。这点从母亲与马博士的失败婚姻和国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经证实了。除了父母的传奇故事,这本以《坏孩子》命名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叛逆男孩的成长经历:出生前父母失和,险遭堕胎;出生后被寄养,被劫走,当过“小和尚”;到台湾后失去妈妈呵护,饱受家庭暴力;他是一个在家博览群书、在校逃学游荡的“问题少年”。马家父子两代人从基因上就叛逆,老爸为逃婚去了日本留学,儿子因姑姑的小动作遭父亲误解,也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段出走的结果都还不错,父亲成了地质学家,儿子成了作家。  国光哥从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本书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但那个巨变年代从大陆到台湾的社会众生相,都被勾勒得跃然纸上。他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种种人物: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大多是随国民党播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显出当今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在身份识别上的无奈:  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  “马国光是哪国人?”  “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  “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  “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  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无论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读了这本书又得知,海峡对岸的台胞们,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国光哥描述道:“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相互妖魔化的几十年间,两岸的文宣模式仍是“以俄为师”那一套。  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  这些千里迢迢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是马上被信任。因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曾被怀疑是汉奸,家乡甚至误传他“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母亲也曾谈及,她和同学们结伴投奔留日学生训练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理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间谍”!后来训练班中有一批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我对她说:你的选择很正确。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领导看上,那就不会有我了。其次,“抢救运动”这一关,恐怕你会倒霉,当年康生就说某女“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第三,即便过了这关,后面运动还多着呢……  抗战是母亲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另一拐点是国共内战行将结束的1949年,舍弃香港产业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父亲,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历经种种劫难。“文革”中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对父亲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他们……  作为历史巨变中北归者的孑遗,百岁的母亲如今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同龄的亲友都已不在,她很少叙及往事。我多次劝她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散心,享受一下绿地和空气;她口头答应,却从不实行。我猜想,正如不愿重提往事一样,她也不愿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态。她的青春、美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如今久已尘封,难于重新开启。  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抢救。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写作拓展了历史拼图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历史。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利,变得日益大众化。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  (2011年5月3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内容概要

  一部反映1949年后因台海两岸阻隔而破碎的家庭记忆史,一部生于抗日战火、长于海峡彼岸的作者个人成长史。书中记述作者历经被父母遗弃、当小和尚、逃学、偷窃、父子失和、离家出走等种种坎坷,至真至性,波澜起伏,令人动容,纵有艰难悲苦,却成从容豁达;同时追溯作者父亲逃婚、接管台大、参与保钓,父母求学日本,动荡中父母结婚与决裂,母子台海相隔及四十年后北京重聚的沧海桑田,以一个家庭的飘零经历,映照一个流离时代的初始与终结。

作者简介

  亮轩,台湾名作家,本名马国光,祖籍辽宁金县,1942年10月10日生于重庆北碚,五岁到台湾,成长迄今。“国立艺专”(今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毕业,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广播电视研究所硕士。曾任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及联合报专栏组副主任等,亦曾在世新大学教授语言逻辑、修辞学、美学等。近三十年间,连续于各大报刊撰写时评专栏。
  平生善烹调,喜翰墨,嗜读如狂。曾获“中山文艺散文奖”、“吴鲁芹散文推荐奖”,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评论集等二十余部,其文字世界精彩绝伦。

书籍目录

序:哥哥的拼图 /章立凡
 原版自序:嗯?啊!
 简体版自序: 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
 
第一章 出生前后
 金州虎狼与小鬼
 在仙台的满洲青年
 逃婚邂逅与复活
 丁文江先生与东沙群岛
 流亡校长
 父亲与台大
 
第二章 生死情怨
 来去如风的婚姻
 隔世相逢
 人海奇缘
 
第三章 重庆 北碚 合川
 
第四章 嘉陵江到淡水河
 小肉票
 花和尚
 中国人
 
第五章 失落的童年
 那个时代
 暴力世界
 上学与考试
 老师们的画像
 铁铸的命运
 
第六章 逃啊逃
 穷开心
 打断桎梏
 
第七章 别有天地
 不用排队的时候
 另类成长
 
第八章 异样人间
 “反共义士”
 骗子傻瓜与天使
 暴徒
 囚徒
 阿兄
 救星
 
第九章 此恨绵绵
 申请开除
 出格的报复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繁华落尽
 走投无路
 未解的公案
 悬崖撒手
 
亮轩书目

章节摘录

  隔世相逢/亮轩  与母亲重逢,非常意外,算一算六岁跟母亲分开,到又见面,在一九八八年,是在分手的四十多年之后,我已年逾不惑。四十多年中的世界变化很大,谁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也许做母亲的感受不一样,当儿女的,从稚龄开始便无母亲的照应,其实,主观的感觉上,不见得有何伤感,夏虫不可语冰,没有母爱的孩子,自己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遗憾,至少我的童年、少年的感觉如此。  高中生涯结束之前,有一段时间承蒙法商学院吴英荃教授伉俪照顾,他们育有一子吴大成,已经成年,我方才有机会比较深刻地见到父母对子女的关怀,让我很是惊讶。到了艺专读书,一位学长董炎良兄,住在台中乡下,暑假期间,我去台中看他,到了该回台北了,他的母亲送他到乡间路口,我们挥手道别,往前走了几步,我偶然回头,发现他母亲在身后拭泪,当时一惊,心想一个学期之后就会回来,干嘛那么难过啊?之后若干年,炎良兄的母亲骤然过世,他整整三日不语不食,悲痛难抑,我才渐渐明白亲情之深有若此者。  婚后,我们刚刚得一子,但是小婴儿初生有黄疸,必须在妇幼医院里多住三五日观察观察,让孩子的妈妈晓清先回家来休息。  依妇幼医院的规矩,到了哺乳时间,一个个微侧着身子,一排小娃娃放在大篮子里,两位护士抬着,再一个个分别放在孩子母亲身边哺乳,非常可爱。但母子在一起的时间,也仅止于短短的哺乳而已。没有想到,回家才头一晚,晓清便因想念娃娃而落泪。我暗自吃惊,他们母子见面就是几次哺乳,过两天等黄疸退了,马上就抱回家来,这么短暂的分离,居然那么伤心!  母爱的深刻动人,我又有了新的体会。  对于母爱,原本看得比较轻。有一句成语“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一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读:“饿汉不知饱汉饱”。没有母爱记忆的人,就不太会觉得母爱在人生中多么不可少。有的时候,也会以没有如此累赘为幸。直到自己的家庭逐渐成形,方才体会出在成长中,母爱之必不可缺。  然而与亲生的母亲会有见面之一日,想都没有想过,在脑海中几乎一无印象的母亲,也谈不上对她的一点思念。她与父亲早岁离婚,我已长大成人成家,有没有母亲,毫不介意。  常常幻想我的母亲会是个什么样子,在台湾,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我的面前提到母亲,也都是点点滴滴的一点事情,大概他们不无顾忌,我也无法构成完整的联想,能说的都已说尽。偶尔也会遇到一两位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人,愿意跟我谈我的母亲。类似童律师的出现,就很让我意外。  不记得在哪一年,有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认得我母亲。时间无论如何应该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之前。姐姐远在美国,当然没有机会相逢,我跟我内人同往。  这位长辈的大名是童曈,一下子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位名律师。  我们受邀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公子童虎,童先生跟我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名为童龙,一个是龙年生的,一个是虎年生的。不记得是哪一位公子,好像是IBM在台湾的总经理。这位童夫人显然不是元配,对我们的过去并不清楚,倒是童律师说起了一段往事。  童律师说,他曾经受母亲之托,乘江轮带着姐姐顺流而下,把姐姐带到一个他如今也不太记得的地方,又交给什么人。我猜想大概是上海某处,然而也无从查证了。童律师原名不是童曈,这是母亲跟我说的。我问姐姐可曾有过乘江轮的印象,她说有过,当时是一位伯伯带着她。对于她幼年时还有没有其他的记忆,她大概说得上来的只有两三件。其中之一是在托儿所里,大家过团体生活,早晨的时候有起床号,就是一般军营里的那一段“打滴打答…底滴打搭…答答答滴…滴底打搭……”,她记得许多小朋友把这个起床号改成同样音调的歌诀:“大清早上,赶快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  另一件是,她居然在上海上过学,还学了一点英文。经查证,当时上海的确有的小学在一年级起就教英文的。然而她只比我大一岁多,她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应该正在清凉寺里当小和尚,这是后话。某年去美国跟姐姐相会,她从阿肯色州到纽约来会我,我们身边还有她那不会说中文的小女儿,有二十多岁了。我谈起在大陆所见所闻,当然说的是中文,她的女儿似乎听出一点端倪,便问妈妈你知道了自己的幼年吗?姐姐用英文回答说:“I still don't know.”  长辈依然不舍几十年前的情义,也要看看老友之子女境况如何。这样的人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多见了。  另外也有一个短暂而奇特的遭遇,应该说,只是对话。  那次我承蒙中山文艺基金会之邀,担任散文奖的评审,因为是复审,并没有开会,审稿都以通讯来往。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刘真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台湾师范教育之父,也担任过师大校长跟教育厅长等职。大概是从复审委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老人家居然主动打电话来,说是认得我母亲。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一会儿,听到他对母亲的才情与容貌的赞美。老先生是我从小便知道的人物,他要我随时去他的办公室谈谈。但是有一回想起来应该去拜访他老人家时,他病得不轻,便没有去打扰。  另外还有一次,当时我还在中广当播音员,有一天新闻局副局长甘毓龙先生打电话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个面。到了后,方知我们是亲戚。他的夫人家与我母亲家是亲上加亲的亲人,我只会这么说。相信很多从大陆来台的第二代,都不容易弄清楚亲族关系,实在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少。  他们都是我接触的人物中难得属于母亲那边的亲友。四十多年之后与母亲初会,她已经是快要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恨不得守住我关爱我至死的老太太,别人口中的才情与容貌,我一点儿都没见识过。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李本明姐姐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都没有通音问了,怎么会来信?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  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本明姐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本明姐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的两个儿女的下落。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  ——章立凡  我们家是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我静静地,在不会发言也没有发言权的岁月里,静静地看、听、想。然后,随着一年年长大,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也都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原先亮丽的色彩黯淡了许多,大多斑斑剥剥的,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只是残片,反倒更耐寻思,让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大部分。  ——亮轩【简体版自序】


编辑推荐

  1.书展大奖——“台北国际书展”的“书展大奖”作品。   2.台海阻隔的民间记忆——以亲历者身份,讲诉国民党退走台湾后两岸对峙和60年前台湾社会生活的鲜活故事;是继《大江大海》、《巨流河》之后,又一块讲述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重要拼图。  3.一个人的历史——被遗弃、当小和尚、去台湾、离家出走、重返大陆母子重逢……以一人一家的飘零经历,烛照一国一个时代的沧桑历史。  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是一个流离两岸五十年的灵魂,一部所有四五十年代台湾人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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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台北国际书展大奖作品,《巨流河》之后,又一讲述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重要拼图!)


“发生于逾一甲子前的“南渡”“北归”成为当下读书界的热词,源于那历史裂缝间的戏剧性与探究不尽的国族动荡飘零,如今回首望去,痛定思痛,更是百味莫辨。近年来,海峡彼岸的龙应台写出《大江大海》,齐邦媛写出《巨流河》,对那段历史进行了个性化的追溯探源,江河激流纵泛起无数泡沫,待经过岁月的淘洗后,亦沉淀出静穆与哀伤。而马国光(亮轩)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亦为此拼图中的一块,而其更偏重于家族史与个人史,如作者所言,往事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虽然不复昔日的色彩亮丽,却愈加耐人寻思。
”---节选自 douban 遆存磊


这是继齐邦媛的《巨流河》之后,又一本让我深深感动的书。亮轩幼时因父母不和,遭父母遗弃。 时代的、家庭的、个性的悲剧交织在一起,除了飘零、残局、最令人唏嘘的,竟然还是母与子、父与子迟到的亲情。


 一部反映1949年后因台海两岸阻隔而破碎的家庭记忆史


这个商品不错,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从文字,故事的跌宕上比不上齐邦媛的巨流河,但也能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那时的台湾。


不寻常的父子却也有常人一样的烦恼与幸福。茶余饭后,了解一些海峡两岸的事情挺好的!


让我边读边热泪盈眶的好书!作者的文字功底不可小觑,而且感受很细腻,这恐怕与他从小便没有家庭的温暖自己孤僻独立的性格有关系。天才往往都有着性格上的缺陷。从他的书中认识了章立凡以及他伟大的父亲。当然,书中最让我惊讶的事,当时两岸开禁互相探亲时,本被官方大肆赞扬的一场盛世,原来有许多龌龊甚至不堪回首的肮脏。人性的恶在历史的真实中无处可躲!


每个个体都有说不尽的故事,从每个人身上也能看到时代,以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作者写到了孩提时代的贫困生活,一些童年时的玩意儿,其实大陆的孩子也在玩。但是这里面的描述,可以粉碎一些谎言——台湾的崛起是因为蒋公从大陆带去了大批黄金的缘故。这个谎言很可笑,其实网上早就有广东当时的黄金回收量,蒋公当时带去的数字根本就不大,而且从伦理上,国府带走黄金是很正常的行为。相同的小事看大问题还有一些,就不一一赘述了。另外,感觉次数应该是洁本吧,呵呵。


飘零的孤凄,无论前辈,还是我们这代,都有甚深伤痛。人生在世的远走他乡,生离死别,与变幻莫测的世事、国事、家事,在家族中,在今天围桌而聚的每位亲人都感彻心扉。 谁人没有亲情,谁人没有家国?但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舍弃家园故土,舍弃七情六欲,去饱偿各种艰辛? 望着眼前在异乡,在深圳"醉忆江南"酒家围坐一席的飘零一家。此时,我们都明白,无论如何思念,也仅能——醉忆江南。


去巨流河相比 这是一本注重描写个人家庭 悲欢离合的书 给了我另一个视角来进一步了解那段历史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愉快


平淡的文字,真实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大陆和台湾的故事


读过《巨流河》一书,感觉非常好。我感觉应该从多个角度探视了解那段历史,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继齐邦媛的《巨流河》之后值得关注和期待的书。推荐给对巨流河感兴趣的书友。


研究台湾社会文化不可错过


很喜欢这本书,和《巨流河》一起买的


因为“巨流河”这本书,追踪而来,内心充满期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事件叙述的控制。这让作品看起来非常具有张力。虽然作者许多的话未说,我们从中可以说已经领略到了。
读完全书,不可忘记的一句话是亮轩接到母亲的信时说的那句话:“我也是有妈妈的人了!”一句话道尽了人间的悲欢。


一直想收这本书,终于等到有活动了!很高兴这两年书籍出版中越来越多的平民历史,家庭记忆,他们让历史满溢了情感,不再是冷冰冰的通史,编年史,而是人的历史!回忆的历史!


作者亮轩的妻子是陶晓清,民歌时代的推动者。联系不到一起的俩人。


浅浅的一条海峡


当我的人生跌入到谷底的时候,我选择了这本书。看完之后,让我突然有种重新生活的感觉,和书里的马先生比起来,那样的年代漂流的生活,和母亲的分离,是我不敢想象的。真的觉得,我活在现在的时代,是幸福!


一个人应该有点儿历史感,才更加知道自己做着什么。
读了这样的书,心里更明白,世界就是这样的。
好书,好读!


马国光和章立凡他们家的事儿。


这是一部我读了两三遍的书,非常耐读。

有内容,有文笔,有感慨。过瘾


原来只知道Dang的伟大,看了此书,才知道那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有时常想,如果没有政治,人生是否更为美好?


对那个事情的中国很有兴趣,特别是家庭在大时代里的走向。


每个年代都有要经历的苦痛和幸福,每个行业的精英也要面对生活的琐碎


文笔好,经历奇,值得。不知台版如何?希望能买到台版的


一句话、一个念头、一段姻缘都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即使是无可救药的叛逆小子,只要他热爱阅读,依然不坏。


49年的那场大变化,改变了无数家庭、无数人的人生。


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只有这么说了罢。


历史的,总值得回味。借鉴历史,过好当今。


看了前面一點。
故事真實感人,作者文筆也不錯。


或许已经尘封的记忆,谈谈的浮现,


他的经历好复杂啊,要慢慢细看。


书还没看,但是章立凡的序写的很好,看后有种读的欲望


想说这可是我最爱的纪实小说,而且作者的很多文章都在杂志上看过……


值得一读,这家人与章立凡家有亲戚关系


这样的书应该多出版些


需要安静地坐下来读的一本书。


对个人而言,家国命运既苦涩,也无法回避。


正看着,很不错的书,值得一看。


手机报介绍的书,很不错,字体清晰,发货有速度。。


书如书名,认识一下不同背景下不同的感受。


如果不是退书规定整单都退,这本书我是打算收藏的。


很好,一直在当当买书


全部看完,书是很好的书,只是觉得可以在图书馆里看完,不用收藏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个个有本难忘记的书


特别好地书


非常喜欢,推荐给女儿看,女儿也很喜欢。打算再买2本送朋友。


娓娓道来,不刻意煽情,真实而感人


几次看的潸然泪下,那一代人,那样的成就,那样的贫苦。还有,关于孩子教育问题的思考!


不身临其境,其中的感受难以领悟。


平实,感人,受教。


值得一看,推荐!!


一直只是听说这本书好看,终于买上了,不错


很好的一本书,跟太平轮一起的,很值得看下


名人序是不是吹牛和神化的部分比较多


谁能收拾


不知删了多少,只能庆幸还能看到。


感受颇深。


it can be used as a sample for all of us who is interested in autobiography.


有待细细品味


在晚清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无不饱受颠沛流离、生离死别之苦。虽然家庭和个人的遭遇有异,但患难中见真情。无论发自亲情、友情、师生同事、同乡共族甚至陌路之情,人际交往的一言一行中往往自发又自在地流露出真诚的人心和人性。情真才能感人。像《飘零一家》中那种自幼猝离,四十年后才复见,母子之间的“生死情怨”;乖父劣子恩断情绝、“此恨绵绵”的父子之情;以及推己及人、春风广被、润泽心身的师徒之情大大拓宽、加深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和“可怜世上儿女情”思想境界。这前一句是众所周知的成语,后一句是我的杜撰。


其实本来想买的是《巨流河》,哪知一不留神就买了《飘零一家》。不过想来那故土情怀是一样的,人在异乡心在国。


血缘,地缘,人缘。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都应该放下成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因为巨流河才想到买这本书,很值得一看。很喜欢作者的文字,自然真实。


台湾人写的,有些拗口。内容还行


因为飘零 所以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


说什么呢,意犹未尽。父子母子,一生一世就这样过去了。


痴迷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在这类书中嗅闻其中的味道。历史由每个人书写成,沉默带来的那角留白意味深长。


亮轩的这本书,还是非常不错的.有时间会写个读后感,值得推荐.


可讀.真實,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也展現了一個時代的縮影.


换一个角度看待社会和人生,极其有益。


讲述的故事很动人


还可以吧,家与国,小与大,无奈与承受


刚翻了几页,自己不是很喜欢读书的人,从读书到现在除了教科书,课外书读得少得可怜,现在开始学会看书,貌似这本书还不错!


是关于当时当地比较好的作品


书其实很薄 内容没有想象的精彩 可能期待太高了吧 但平淡中有股淡淡的怀念


喜欢看这类的书,不错。


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台北国际书展大奖作品,《巨流河》之后,又一讲述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重要拼图!)


前半部分 有些凌乱,后面感情深入,愈发感人


帮同事买的,她挺喜欢的


这个是帮朋友买的,应该是看了书评吧


主要是太想了解四九年以后被分割在台海两岸的小人物的生活状况了所以才买的但是这个书吧比不上大大江大海令人心碎也比不上巨流河令人震撼整体一般


忽然之间,台湾作家流行起来;忽然之间,家族记忆流行起来;也是在忽然之间,我发现那个大时代的人们是如此的幸运而又不幸。父子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情感,既有两个男人之间的传承,又要两个男人之间的较劲,还不能如女子那样表现出依依怜惜。作者的父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的父亲给予作者一个失败的家庭,但是,时间最终洗刷了一切的叛逆和不解。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儿子毫无怨言地照看着老父,为他导便。无论一个人在世上曾作出怎样卓尔不凡的贡献,最终都要这样无能地躺在病床上,任由导管延续着自己的生命。而此时此刻,成败、荣辱、贫富、贵贱。。。都已经无所谓了,总有那么一天,我们都会和这个世界和解的!


对于了解那个年代、两岸的事还是很有帮助的。但与大江大海、巨流河相比还是弱了些。个人觉得排名如下:大、巨、飘。


又一本以家史衬国史的作品,让大陆读者去了解那些因为政治历史原因埋葬在尘封记忆中学者大家,唯一遗憾的是这本书的语言魅力差了一些,文字美感不够。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残酷的割裂却成为了某些灾难的防火墙


飘零一家


看看马老爷子的大江大海。


大江大海六十年


书不错,还没仔细读


书是正版的,感觉还行,还没来得及阅读


  Preface: My Brother's Jigsaw By Chang Leefan
  Translated By Justin Chung
   Since I was a child I knew I had consanguineous siblings in Taiwan. I was still in kindergarten when my mother revealed this grave secret to me, which we concealed for ages. At that time, the extreme tension of "class struggle" prevailed in every corner of China (mainland), anyone who has relatives in Taiwan would be strongly suspected, which seemed as if there hangs the Sword of Damocles just above your head, at any time ready to have you decapitated.
   Last year, I had the honour of reading the manuscript of the book A Naughty Child by my Taiwanese brother Ma Gaugang (under the pen name of Lionshan) before he had published it. And only when I finished reading the book, I came to be aware that the same extreme tension equally existed in the opposite side: After my mother left Taiwan, she so much missed my siblings that she asked a favour of Madam Yang Huimin (the girl scout who delivered the national flag to our heroic garrison in Sihang stronghold during the Shanghai battle) to send their photos to her, which eventually turned out to be a vain attempt. Because in Taiwan at that time, such trivial private affairs could also be accused of treason.
   Before long A Naughty Child shall come off the press in Taipei, and since my nephew Ma Shifang brought me one in advance, I am fortunate to be the first reader. The book is just about to be published in mainland too, and the publisher requested me, both as a historian and brother, to preface the book, through which I would also glowingly speak my mind.
   The separation of China which is in the wake of the earthshaking events in 1949, has brought permanent sufferings to numerous Chinese families. Sixty years later, though the war clouds over the Strait may have dissipated, the scattered families may have resumed communication or have been reunited, still we cannot bear the very thought of the past, for which our hearts have bled too much.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several memoirs published in Taiwan like A Life of Rough Crossings and The Mighty Influx of Refugees in 1949. Equivalently in mainland as well, we have a panoramic reportage The Great Retreat and Return. It seems that in the current press circle, a wave of nostalgia is just being aroused. And this book of my brother, is rather autobiographical, which is about the two family histories of two generations.
   Early in this year, my brother, along with my sister-in-law Shauching and my nephew Shifang, came to Peking to celebrate Mother’s centennial birthday. Sixty-three years ago, Mother took him and my elder sister Ma Yoogang to Taiwan, and broke up with their father Dr. Ma Tingying, and then headed for Hong Kong on her own. In 1949, being persuaded by my father, Chang Neichee, she went back to mainland instead of the US. The following year I was born in Peking. This personal travel of my mother somehow accidentally changed the course of our lives. As Tolstoy once said: "All happy families are happy alike, all unhappy families are unhappy in their own way." Fate is always hard to predict. The Ma and the Chang family just departed reversely ever since,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two families both had their own respective miseries. Yet the one who suffered most, is supposed to be our mother.
   Because of the long separation across the Strait, the mainlanders may be acquainted with Mr. Lee Sigang, but they may have never heard of Dr. Ma Tingying, who was also a world-renowned geologist, unless he or she is something of a geologist too. Dr. Ma discovered the seasonal change of the coral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ancient equator through his palaeontologic study. His demonstration that the equator has kept moving in different geologic ages, indicates the positions of each continent in different geologic times and shows the traces of their displacement, thus directly verifying the Continental Drift theory by Dr. Wegener Alfred. He established the Rigid Sliding Diastrophism theory fifteen years earlier than the Plate Tectonics by western researchers. His Origin of Petroleum theory states that it is the crustal sliding movement that cause the massive deaths of animals and plants, hence formed oil and gas. His theories were not comprehensively understood in his lifetime, it was not until recent years he is eventually recognized as "the pioneering scholar"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geology circle.
   Dr. Ma's research was also involved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wo important territorial sea areas of China: Firs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he left for the East Sand Isles on a tour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discovered some coral growing in those chinaware on the seabed. He calculated the growth circle of the coral and confirmed that the sea area has been China's territory since Ming Dynasty. And this discovery was specially commended in the testimonial by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after the Doctor's death. Second, before the U.S "returned" the Okinawa and Pinnacle Islands to Japan, Dr. Ma had already inferred that there was supposed to be abundant oil deposit in the very sea area around Pinnacle Islands. He requested a senator to have this reported to Mr. Chang Chun,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executive mansion. Yet the doctor's proposal was not much regarded. "If there is indeed oil over there, the Japanese should have already found them long before us." Replied Mr. Chang. And not long afterwards Pinnacle Islands ultimately became a highly disputed area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somehow rendered Dr. Ma the "oldest defender" of Pinnacle Islands in Taiwan.
   As was alleged before in mainland, none of the KMT expropriators dispatched to the Japanese-occupied areas after the war, could not be found guilty of embezzlement. Yet Dr. Ma was just an exception free of corruption. After the Japanese's defeat, he departed for Taiwan with the other five professors (Chen Jiangong, Su Butching, Tsai pangha, Lu Geehom, Luo Zongluo), and jointly took over the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ith Mr. Du Tsongming and Lin Maosheng, which was reorganized a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where Dr. Ma was designated concurrently director of the geology department and head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The associates of Dr. Ma mentioned in the book, are mostly intellectual elites evacuating from mainland, who carried on the diffusion of our invaluable traditions and culture lest they be destroyed during the coming catastroph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unlike them, Dr. Ma stayed in Taiwan purely on account of his academic post, instead of the political stand.
   As a pure scientist, Dr. Ma was a patriot, but not a hired scholar, which at last resulted in his being isolated and excluded from the school's management after President Fu sinian's death, and retiring almost pennilessly. After this state scholar had been consigned to oblivion for many years, he was hospitalized in a third-class ward because of cancer,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ich he took over decades ago. It was because of the news report, that he was then transferred to a first-class ward and visited by the KMT personages (such as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Shieh Dongmin, Yan Jiashing, Swinn Yunshan). Great tribute was paid posthumously to the doctor, at whose funeral General Chang Shieliang also made his first public appearance after his coming to Taiwan. Chinese people across the straits have been sharing just the same disposition, not only towards being torn by civil strife, but also making an untimely retrieve.
   It is not necessarily happy as being the family member of a great scientist, which has been proved both by my brother's recount as well as the failed marriage of my mother and Dr. Ma. Except the legendary stories of the parents, this book which is named A Naughty Child also recaptures the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of a rebellious boy: Nearly being aborted before birth because of the estrangement of the parents; Being adopted and then retaken by Mother; the cloister as a little monk; the separation from Mother after the arrival in Taiwan, and the following domestic violence; An extensive reader at home and a problem child who always truanted at school...Both the senior and junior Ma have been genetically disobedient: The senior went to study overseas in Japan in order to escape the arranged marriage, while the junior left home after being misunderstood by the former, because of the petty action of the aunt. Yet fortunately the father turned out to become a geologist whilst the son ended up being a writer.
   My brother has been a good storyteller since he was a child. This book is not a chronicle of abstractly recorded events, but a series of profiles of all sorts of interesting characters from mainland to Taiwan during those eventful years: the amiable and kindly scholastic seniors, the inseparable childhood playmates, the faithful friends who stuck to their code of brotherhood, the bookstorer who was also an impulsive murder...most of whom are mainlanders following KMT to Taiwan. And there is a paragraph which particularly evokes my mixed feelings, and which also clearly shows the confusion of the current Taiwanese people, over their nationality:
   At that time Taiwan had just been regained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most of the Taiwanese were not aware whether it was Chinese or Japanese that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And the teacher always took me as an example by asking the classmates: “What nationality is Ma gaugang?”
   “Chinese!” replied all the pupils in chorus.
   “What nationality are we?”
   “Chinese!” replied us in an all the much louder voice.
   The teacher was so pleased that asked us to speak out even louder:
   “WE ARE ALL CHINESE!”
   Sixty years later, I can never be the model of “Chinese”. And in case I am being asked of which nationality I am, there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 long story to tell.
   We are all Chinese no matter we chose to stay in mainland or leave for Taiwan. Yet I have been educated since in primary school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living in an abyss of suffering and misery waiting for us to be liberated." And after I read this book, I learned that Taiwanese were educated almost the same. My brother wrote in the book: "We once firmly believed that on this planet, no one was not anti-communist, apart from Joseph Stalin, Mao Zedong and Chou Enlai, the people under whose rule were indiscrimately persecuted and duped."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smearing each other for decades, using the same Bolshevik kind of propaganda.
   My mother once voiced her wish: "Since my two sons are both adept in writing, they can narrate my life story hereafter, the first half by Gaugang, and the latter by Leefan." In this book of my brother, there still exist some gaps in the first half of Mother's life: she did not immediately married Dr. Ma so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stead, she received her training in a training school exclusively for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Japan, and she then served as a instructor in the central training camp in Wuhan afterwards. It was not until she crossed through the Jiangxi battlefield after the fall of Wuhan that she married the doctor. And during the subsequent estrangement, she taught successively in a spare-time school in Chongqing and in Nanton College. All of the above were what she mentioned in her "confess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ose students returning afar from Japan to join the national resistance, were not trusted immediately. Dr. Ma was suspected of being a traitor simply because he had studied in Japan for many years. Rumour even has it in his hometown that "he has been shot personally by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Mother also mentioned that,


  故事中作者写到,他收到了李本明姐姐从美国的来信,信中带了一封来自大陆的信,看到信后,他冲上楼去,抱着老婆大哭:我也有妈妈了呀!
  每次读到此处,都忍不住流下泪来。
  看到他与父亲和继母相处的难处时,真是觉得人生多悲苦,多凄凉啊。反过来,知道如果有自己的母亲照顾自己时,那是多么的幸福。
  


  “坏孩子”的好回忆
  评《飘零一家》
  
  读过《南渡北归》,满肚子的辛酸;三部大块头的书读下来,把民国期间的那些大师们在乱世中的各种故事基本上了解了。《飘零一家》则让我们聚焦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小男孩身上,在他身上同样有那个时代的创伤,有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更有邻家男孩的亲切感觉,那个小时候调皮、爱逃学、经常挨揍、离家出走的小男孩,多多少少可以在很多农村的小男孩中得到共鸣,在乱世中人人自危的年代,小孩子的命运不是比当时的大人悲惨?比和平年代的小孩悲惨得多!!
  
  小孩子的调皮,可能长大了就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通情达理。因为调皮,可能会经历更多命运的折磨和考验,会体验更多人生的坎坷和辛酸,从而对人生有更深刻的容忍和感悟,对于世间百态有更大程度的理解和体会。作者小时候遭受母亲的抛弃、父亲的毒打以及姑姑一家的不公平待遇,而当自己用一种平和的预期述说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已经能看到,他已经完全原谅他们了。
  
  诚如《坏小孩》序中的《嗯?啊!》所言,懂和不懂,在回忆往事、感悟人生的时候显得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孩童时代的调皮淘气、大人们的恩怨如今都成为了一种回忆留存在记忆中,等待着某一时刻被惊醒,重新走过我们的脑海。当我们想起小时候受过的某一种委屈的时候,已经没有当时的怒气了,有的只是淡淡的回忆和隐隐的忧伤。
  
  回忆是好的,即使儿时曾经的平淡,在如今肩负重担满腹忧愁的父母心中,也成为一种美好;儿时留下的美好情感,如今更要加倍珍藏和爱惜,时不时可以翻腾出来,为自己的迷茫、困惑、艰难做一次心灵上的按摩。或者如今重新走回儿时曾经走过的路,拜访儿时曾经认识的人物,也是对于过往的一种膜拜。
  
  时代在变,形势在变,不变的是感情。60多年前因为政治因素导致的两岸敌对水火不容,如今已经缓和许多,未来可能还能更好。除了网络催生的民主进程之外,国内整体的社会环境也相对宽松了一些,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飘零一家》就是从海峡那边飘过来的一缕香烟,让我们想起了60多年前,有一个调皮的小男孩的故事。
  2012-11-17
  


  by崔庙生
  
  
  
  国家是很强大的,强大到可以控制历史、控制文献记录。在这种控制下,人们只能记住允许被记住的,只能知道允许被知道的,所有不被允许的,都是没有发生的。被记住的人,怎么都得是英雄、伟人,反面派也只好权作枭雄;至于大多数人、平常人的生活究竟怎样,是不重要的,国家不在乎。于是,对于某些片断、某些场景,每个人的记忆,即便是亲历者,如果没有雷同的历史背景填充,也总有大片空白。这种遗憾,其实是历史观造成的。
  
  人活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没有某年某月某日某事,某人的命运不至如何……只是,嗔怪历史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是在转嫁责任,把责任推到一个不会面对面向自己提出质问的“概念”上。人活着、活过,或多或少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制造者。电影里万人空巷的情节,留一二名主角在街上,却也需要一票群众演员匆匆赶往别处作为陪衬。统筹做得好的电影,落幕的时候,演职员表里会给群众留个名字,再由导演选几首心仪的音乐搭配,免得观众觉得枯燥;虽然上映的时候,影院未必完整放映,大部分观众一般提前离场,但总有一两个人愿意等着、看看。这是起码的礼貌。
  
  如果后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如同我们对之前某个时代的记忆一样,单一且制式化,那是因为我们允许自己身处的时代被这样记录,允许自己不被记录。因不被记录而感到庆幸的人中,有两种:觉得这个世界太差,配不上自己的高尚;干过太多见不得人的事,自己心里一清二楚。只要不是以上二种,平常人和伟人一样,有义务和权利去记录历史并被历史记录。
  
  关于个人如何记录历史和如何被历史记录的认识正在越来越多的平常人中形成。记录的惯例,在跟1949年这个重要的年份息息相关的两岸名人中发酵,这些人没那么平常,也不是伟人,曾长年生活在不被允许中,只想赶在人生结束前还有力气的时候,记下一些人和事,免得这些人和事被遗忘、曲解,免得自己的人生和记忆就此荡然无存。
  
  个人的、家人的、友人的、他人的,这股个人记录的小风潮,大陆这边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开始,近年来还有江平的《我所能做的是呐喊》、野夫的《尘世?挽歌》、胡德平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等;台湾那边也有,白先勇式的小说、杨德昌式的电影、刘绍棠式的杂志、赖声川式的话剧、齐邦媛式的回忆录,近期出版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亮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原版书名《坏孩子》)也是其中一者。
  
  《飘零一家》的作者亮轩,本名马国光,他的父亲马廷英是位了不起的古生物和地质学家——“古生物钟”理论的奠基人,致力于研究古气候与大陆漂移学说。
  
  亮轩写作《飘零一家》的初衷,是因为自己在年龄上步入老年后,常常想起当年的父亲,身为作家和儿子想给父亲立传,后来因为不通“地球科学”只得作罢,转而写作了一本自己的成长史——记下从少年起和父亲间的种种冲突,直至成家生子的自己如何与临终的父亲达成和解——一对传统中式父子在特殊时期中的纠葛。父亲作为书中重要的描写对象出场,这是亮轩对父亲的怀念。
  
  大时代的动荡、奔波、流离,台湾几百万外省人,哪家没有故事,这种故事很多就小小的那么一点儿,但是每个小故事都是大历史的对照,都值得写下来,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变成文章,或者更丰富点儿,变成一本书。亮轩说,跟很多作者比他没那么大的气派,他只能写属于自己的小历史。人们总让别人来决定什么是历史,而这种历史往往只记载成败,而忽略个人悲欢,是不可能生动。要弥补历史记载最欠缺的情感,最好的方法是从文学出发。亮轩觉得作为作家,他懂得如何写下来。
  
  在台湾,亮轩是外省人、文人。很多人对台湾外省文化的理解就是眷村,亮轩却强调自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出身”,这是一种有别于眷村的文化背景。他出版过近30部作品,曾执教于两所大学的艺术专业,同事和学生正活跃于当今台湾艺术文化界——台湾的文化圈很小,有相似背景的人比比皆是,这种文人身份只能说明亮轩是相对的客观的观察者和潜在的流利的叙述者。
  
  真正让亮轩成为时代亲历者典型的,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
  
  亮轩出生于1942年,可能是台湾现存的最后一代大批外省人中的一员,他的父亲马廷英是东北人、母亲孙彩蘋是上海人,两人因留学日本相识,亮轩在重庆北碚出生,家中往来的是《南渡北归》中写到的“中研院”学者;父母感情破裂,他被母亲带走,寄养在南汇的尼姑庵几年,做着食鱼食肉的小和尚;父亲马廷英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大学,亮轩回到父亲身边去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孙彩蘋正式和马廷英离婚,辗转香港回到大陆,从此与亮轩母子分别,再见时已过了30年——这期间,孙彩蘋与章乃器结婚,生下章立凡。
  
  亮轩和姐姐在父亲友人和姑姑的照顾下长大,父亲再婚后,亮轩在继母的要求下离家独立,靠写作和讲课养活自己;二十出头时,他在中广打工,结识了妻子——著名电台主持人陶晓清——台湾的民歌之母,上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重要推手,他的大儿子马世芳是著名的乐评人和媒体人。
  
  大学暑假时,亮轩在经过84天军训后得到了一张党员证,从此成了一名一生没开过会、没交过费的“国民党党员”;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台湾大学文化交流中心代课时,见过费正清;在“中广电台”工作时接待过陈水扁;在美丽岛事件之前,跟吕秀莲通过电话;最近,他父亲的故居、他长大的家——青田街7巷6号,列入台北市政府保护建筑。
  
  亮轩和他家人的经历贯穿了台湾现当代史,目睹参与了很多重要事件,跟很多大人都有接触,自身也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修养。这样的人写下的历史,离平常人更近,更有感情。亮轩说,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小而开阔的境界”。他不是伟人,有名,却也没那么有名,个人的小历史和大历史勾连在一起,是大时代最好的注释。当我们在打破传统的自由无知中漫无目的晃荡时,偶尔也会羡慕这种值得写下来的属于个人的小历史。
  
  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就像珍贵的养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可以把这些转换成更有益的力量。个人的小历史和大历史一样,是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有的财富,拥有这笔财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下来。
  
  
  
  本文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2012年6月4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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