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的女儿
2011-1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秋石
无
萧红生于1911年6月1日(是年端午节)，2011年为其百年诞辰。本新著即为此而作。 本书以“九—八”，日寇占领东北后女作家的坎坷经历，以及其投身于左翼文坛全过程为主线；以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中共黑龙江省委请示——给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来展开。 认识萧红，是在距今31年前松花江畔那个凉爽多雨的夏日。 1979年8月17日下午，于哈尔滨文昌街省图书馆三楼小会议室，作为一名拿着别人给的入场券的文学青年，我有幸与辞别卅一载后重返哈市的著名老作家、当年参与拯救萧红出苦海的患难伴侣、“鲁门小弟子”萧军面对面地质疑及对话。时他七十有二，我年三十二。自然，在与萧军相识的同时，我也认识了萧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识萧红，了解萧红，探索她来到人世间31年的心路历程，成了我的主课。 自那时以来，我有幸与十多位萧红生前好友相识相叙。他们是(括号内标注的为作者与之交往的时间)：萧军(鲁迅学生，1979—1988)、黄源(鲁迅学生，1997—2003)、方未艾(老共产党人，二萧历史性结合见证人，1988)、梁山丁(沦陷区左翼作家，1988—1989)、陈缇(沦陷区左翼文化人士，1979—1999)、陈明(上海市中学生救国会领导核心，延安文艺前辈，1988—20ll，现居北京)、梅志(“左联”盟员，1998—2004)、蒋锡金(左翼作家，1997—2001)等文艺界前辈；萧红中学时代挚友高原(延安老战士，1997)、徐薇(徐淑娟，30年代上海左翼学运活跃分子，2006—2011，现居杭州)，萧红青岛流亡时期女性挚友倪青华(中共青岛地下外围积极分子，八路军老战士，1999—2000年夏，于深圳，通过青岛学者和相关媒体人员对其访谈印证)，同一时期积极参加反满抗日宣传活动，以笔作投枪的硬骨头作家关沫南(沦陷区著名左翼作家，与笔者情同父子，1979--1999)，于日本东京留学时出席由萧红担任(公推)主席的中国留日学生追悼鲁迅逝世大会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引领笔者全面步入学术领域的恩师，1999--2008)，以及萧红抵达上海结识的“小朋友”周海婴(鲁迅之子，1997年11月7日在江苏常熟虞山脚下新落成的财政宾馆叙谈印证)…… 还有一个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忘记的。他，就是为萧红研究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黑龙江本土学者铁峰先生(2001年9月在哈尔滨笔者与之多次叙谈)。自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开始，到其在本世纪初不幸病逝，铁峰先生做了将近半个世纪有关萧红生平的考证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而又宝贵、有一定可信度的萧红研究史料。我尊敬他！ 研究萧红并取得一定成绩，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自黑土地回归江南水乡故土之后。1994年1月，当台湾《中央日报》刊出那篇万余字的恣意杜撰歪曲历史，玷污萧红与她的导师、战友的地摊花边式文章《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后，我依托史料，尤其是依托与萧红生前好友叙谈印证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撰文奋起反击。还先后出版了含有为萧红和她的亲密战友辩诬内容的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长篇传记《萧红与萧军》及其修订本、长篇评传《两个倔强的灵魂》等专著。 研究萧红，也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偏颇趋向公正，从作品价值取向到肯定其内在核心主旋律的过程。自然，这其中存在着一个不断纠正自身错误认识、错误评判的过程。 深切感谢众多的前辈用他们历经风雨的坚实肩膀为我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我少走了不少弯路，克服幼稚，纠正失误。我尤其要感谢贾植芳先生、梅志先生、蒋锡金先生，以及迄今仍健在的延安文艺前辈陈明先生等，对扭转我早期研究中存在的“扬军抑红”偏颇倾向的谆谆告诫。与此同时，我不止一次地同萧红研究中不断出现的违背历史真相，谬托知己制造莫须有，乃至为吸引读者眼球朝萧红和她的战友身上泼污水的不良行为作不调和斗争，并为之撰文辩诬。 也正是在不断深入研究萧红萧军的基础上，我得以进入了更为广阔的鲁迅研究和左翼文学、左翼作家研究的领域。 同样，正是得益于过去31年问的不断寻踪考证，才有了今天此书的出版。 窃以为，萧红一生有着高昂的民族气节和一以贯之的反封建反压迫反独裁统治反外来人侵的鲜明立场，无论是经鲁迅大力举荐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的成名作——高扬御侮爱国大旗的《生死场》，还是被另一位新文学大师茅盾称颂为“更好，更有意义”的“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呼兰河传》，都足以证明这一点。而有关萧红是“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这样一个重要属性，历史早已证明，这是一手扶持她成名的鲁迅先生最早作出的评价(1936年5月3日晚鲁迅同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1987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所刊《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一文)！ 也许有年轻读者要问：萧红何以成为“著名左翼女作家”？ 请听听萧红发自肺腑的呼喊——那还是她在被困居在东兴顺旅馆即将被人卖人青楼的危难时刻发出的： “我们都是中国人！……” 再请读一读萧红在其成名作《生死场》中，借用生命已入夕阳的老赵三之口发出的气吞山河的吼声—— “……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这一声紧接一声的旷代的呼喊，无论是在当年侵略者铁蹄步步紧逼，国土寸寸沦丧，中华民族处在了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今天，人民共和国在度过一个甲子的风风雨雨的新世纪里，同样是那样地振聋发聩，气吞山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为着祖国的日益强盛前赴后继，奋斗不息。 毋庸置疑，在有着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其身、其心彰显的民族气节尤为重要。回避，或者抹杀这个属性，意味着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灵魂核心评价的严重缺失。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同样是无法忽视与抹杀的：倘若没有鲁迅几近手把手的精心扶持，日常交往中源源不断地给予的慈父般的关爱，一次又一次向外国友人及其媒体的鼎力举荐，20世纪中国文坛是产生不了如此出类拔萃的女作家的。诚然，由于人生实践和知识结构上存在的差异，萧红无法也不可能抵达像鲁迅那样的精神境界和高度。然而，自她逃离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流亡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去战时中心武汉，赴山西临汾“民大”任教，进而参加由另一位鲁迅先生忠实女弟子、著名左翼女作家、共产党员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活动，与更多的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将士近距离接触，从而使她的思想认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鲁迅生前倡导的创作主题日趋合拍。 此外，萧红作品中(以《生死场》、《呼兰河传》为例)的东北黑土地原乡情结，对人生现象所作的哲理思考，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特别是负荷更重、压迫更深的劳苦女性遭遇的苦难及其悲惨命运的独到描写和据此发出的呐喊，毋庸置疑，是深得鲁迅创作主题的真传的。萧红受鲁迅“真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她在1927年至1930年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的三年初中学习时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和新文学作品时期，这是一个启蒙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1934年10月初她和萧军收到鲁迅(“十月九日“得萧军信，即复”)给他们的第一封信，至1936年7月15日萧红赴东京前夜鲁迅在家中“治馔为悄吟送行”止。这第二个阶段尤为重要，是她和萧军从创作到思想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近距离零距离与鲁迅交往，当是获益匪浅。 鲁迅逝世后，1936年11月2日，萧红含泪自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信中言之的“L.(指鲁迅——秋石注)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的誓言，明白无误地袒露了她作为由其人生之师、文学之师鲁迅先生开创并主导的新文学——左翼文学事业的坚定不移的承继者的心迹。 虽然，萧红在给予她诸多灾难的这个世上仅仅活了31个年头，但她以她的全部文学活动——在常人看来并不起眼的120万字作品，近乎完美地实践了她作为一个受“五四”影响，自反封建开始单纯追求个人自由的新女性，最终转变为以笔作投枪，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杰出左翼女作家、鲁迅先生忠实女弟子的生命轨迹。 1936年5月3日夜，鲁迅在回答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提出的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揽子问题时，鲁迅不但将萧红纳入到“最优秀的左翼作家”的行列，而且给予萧红较高的文坛地位：“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确确实实，鲁迅对萧红倾注了大量心血。鲁迅不但教其著述，更重要的是引导她不断迈向左翼阵营，做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萧红逝世近70年中，萧红研究众说纷纭，许多版本偏重于她同前后几个男人的感情纠葛，有的甚至是捕风捉影，制造根本不存在的绯闻，乃至将其描绘成一个风尘、风流女子。长期以来，笔者进行了必要的揭露和批评，仅在有影响的省级以上报刊上就发表了有关萧红研究文字达10万字以上，出版了有关萧红的著作3部约百万字。本新著依托笔者20余年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资料，重在突出女作家反侵略爱祖国爱家乡的浓烈民族情结；重在突出女作家作品中的鲜明的爱国主义主旋律及其文学价值、驾驭文字的优美技巧、女性的细腻；重在突出伟大导师鲁迅对女作家呕心沥血的扶持和爱护，以及女作家对鲁迅如同对待生身父亲一般的深情与依赖。从而，还原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左翼女作家，给世人_个全新的萧红。 1936年，鲁迅在其生命最后一年最为钟爱、关注最多的三位学生是萧军、萧红、黄源。除萧红以3l岁英年于1942年1月逝世于日寇铁蹄下的香港，萧军以81岁高龄于1988年病逝于北京，黄源以97岁高龄于2003年1月逝世于杭州。笔者与萧军相识相交叙谈九年，1988"t~7月在八宝山为其送别；与黄源交往六年，2003年1月在杭州为其送别，并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追思、怀念文章。由于萧红同萧军共同生活了五年，因而，萧红也是笔者的长辈，笔者从与萧军、黄源的多次叙谈中印证了有关萧红的生活、创作经历。此外，20多年来，笔者还同萧红信任的“长兄”、哈尔滨早期老友、延安老战士高原先生两次访谈，同二萧早期生活及文学生涯的历史见证者方未艾、梁山丁'青岛、上海、武汉、日本留学时期好友、历史见证人梅志、倪青华、陈缇、蒋锡金、贾植芳，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友陈明，以及刘白羽、艾青等十数位30年代左翼作家，以各种方式(多系面对面)叙谈印证了有关萧红的情况。 在早期的哈尔滨求学生涯中(1930年前)，萧红有一位相交甚欢的女友，名叫徐淑娟。1930年后，由于徐淑娟的南归，两人不曾再会面，但萧红心中一直怀念着这位亲如同胞小妹一般的女友。1937年1月自日本归国时，她还一再嘱托在海船上重逢的“长兄，，高原寻找徐淑娟。在其回忆以及小说中，萧红不时地植入有关徐淑娟的描写。但此后高原历时近25年，方在1961年找到了徐淑娟。两人会面时共同怀念萧红，为此，徐淑娟挥笔写下了《高原来访》的诗，诗中有对故友萧红的无尽怀念。笔者于其92岁那年在位于杭州城西庆丰新村老公寓楼里一间简朴的屋子里，拜访了同样有着传奇经历的老人，后者向笔者印证了中学时代的萧红，在将其诗手迹交给笔者的同时，老人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这首怀念故旧的旧体诗作品。老人在朗诵的过程中，还时不时地作个停顿，就某个词句作些必要而又简略的解释。给笔者的这份诗作手迹复印件，据老人说，是在笔者首次到访的次日——2006年2月25日，92岁高龄的她亲自下楼于楼下开的那个打字复印店里复印的。至此，笔者圆了萧红生前的夙愿，并将此诗手迹(独家公布于世)及访谈情况、1930年两人分别后徐淑娟的踪迹写进了新著。徐淑娟今年95岁，仍健在。 新著还公布了萧红1938年3月30日自西安写给在武汉编《七月》的胡风的亲笔信的手迹(复印件)。这封亲笔信澄清了史学界长期以来探讨不休的几个问题。此手迹系胡风夫人梅志生前与长女72002年寄给笔者的。 1997年lO月，笔者与萧军夫人王德芬一起两度拜访了萧红“长兄”、于南京虎踞路上个世纪50年代盖的机关宿舍楼里居住的高原先生，老人当场回答了笔者有关萧红的几个问题，并且述说了他在当年及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徐淑娟的漫长经历。访谈中，高原老人还向笔者出示了周扬夫人苏灵扬(上世纪30年代苏灵扬与徐淑娟同在复旦大学求学)1951年的一封信，是对高原向她探询徐淑娟下落的回函。此信亦为独家首次对外公布…… 此外，老共产党员，二萧早期生活见证人、第三国际情报人员方未艾(他以102岁高龄2007年逝世于辽宁)曾同人谈及的一件往事，笔者依稀记得。1988年6月25日在京西木樨地萧宅灵堂一侧，方未艾先生也曾向笔者提及过萧红与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擦肩而过的故事，以及赵一曼让与二萧有交往的地下党员金伯阳及方未艾转告二萧一句话……这一情节，也充实到了新著中。 在新著中，还加入了萧红与七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美国人)、鹿地亘与池田幸子(日本反战夫妇)、绿川英子(日本反战妇女)、罗果夫(苏联人)，以及虽未谋面但有书信往来的支持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运动的美国著名左翼文化斗士辛克莱、海伦。斯诺之间的战友情——这也是在同类研究中首次系统描述。 与此同时，本新著还公布了萧红于日本留学期间，在遭受心灵伤痛出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哀伤寂孤中写下的诗作手迹。 作者曾在萧红故土黑龙江生活、工作了25年，并在那里自研究沦陷区文学起步，1979年夏在哈尔滨以一个奇特的方式与萧红患难夫君、鲁迅学生萧军相识相交。 自1993年初夏回到阔别25年的水乡江南故土后，为进一步印证、挖掘、充实、完善撰写新的萧红传所需的相关史料，笔者于1999年7月、2001年9月、2003年8月、2009年8月，先后四次前往呼兰——萧红故居探访，并同京、沪等地研究萧红的学界人士、相关知情者叙谈印证及交换意见。期间，不止一次对打着纪念(怀念)萧红旗号的某些学术不端，以及中饱私囊，挥霍鲸吞各界纪念、研究萧红的资助款项的违纪违法行为，在法制和展开学术辩诬的轨道上，作了必要的揭露、举报和批评、批判。 本书酝酿、写作时间近10年：始于出席纪念萧红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2001年9月，止于2010年12月。 本书即为迎接萧红百年诞辰，依托前人史料及笔者31年间积累的叙谈考证资料精心撰写而成。 秋石 2011.2.28
一本萧红研究中的珍贵史料，全面介绍反映萧红生活创作。本书是作者依托过去三十年间与十多位萧红生前好友叙谈印证的史料，五访萧红故居，历时十年而写成。本书全面介绍和反映了萧红的生活、创作及其思想个性，是目前萧红研究中史料最全的一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秋石，原名赘金祥，浙江绍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研究会会员。中专毕业后当过工人、知青、新闻工作者。先后与三十余位鲁迅学生、左翼作家及延安文艺前辈交往相叙，业余从事左翼文学研究三十年。
著有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我为鲁迅茅盾辩护》，人物传记《萧红与萧军》，长篇评传《两个倔强的灵魂》；编有巴金与黄源通信录《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历时乞年五十次赴沪寻踪考证，撰写了有关“毛罗对话”的《追寻历史的真相一毛泽东与鲁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文汇渎书周报》、《中华读书报》、香港《文汇报》、华文《世界日报》、《求是》杂志、《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年鉴》等报刊发表大量有关左翼文学研究、鲁迅研究的文章。
自序：认识萧红了解萧红弘扬萧红
引言：“我们都是中国人！”
第一章 后花园里的快乐小女孩
第二章 恰同学少年
第三章 我还是要读书
第四章 娜拉的出走
第五章 雏鹰折翅
第六章 救星来到了
第七章 开花的土泥
第八章 浪儿无国亦无家
第九章 我们见到了鲁迅
第十章 沐浴在阳光下
第十一章 奴隶的呼喊
第十二章 春泥护花
第十三章 享受温馨
第十四章 不谐的琴瑟
第十五章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第十六章 赤胆奉尊
第十七章 海上遇故人
第十八章 我们永远是他的学生
第十九章 生活正在逝去
第二十章 爱的挣扎
第二十一章 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
第二十二章 来到了大后方
第二十三章 瓜前不纳履
第二十四章 再度“跋涉”
第二十五章 打仗去
第二十六章 “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第二十七章 西去阳关无故人
第二十八章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
第二十九章 风雨香江行
第三十章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驻”
第三十一章 萧红不死
作者萧红研究作品一览表
我这三十年学者梦（代后记）
版权页： 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呼兰河传》也有瑕疵与缺憾，有的还十分鲜明和不尽如人意。不仅仅是人们早已知道的对人物的描写弱于事物及场景的描写，问题的症结在于作者的过于以我为中心，而且这种过于以我为中心，是以“我”的想象，我心中的感知加以凸现的。毋庸置疑，正是这种过于以我为中心的恣意宣泄，所以，在萧红的某些作品中，才会出现那些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过的事物与事件，以及并非常理的描写。如祖母对其虐待，等等。然而，这些瑕疵与缺憾，并不能有损于《呼兰河传》作为一部史诗的存在，一部反映20世纪初叶北疆黑土地城镇田园风光的绚丽史诗。 《呼兰河传》是一部史诗，虽然算不上什么壮丽，但她熠熠闪光——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依然是当今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道美味佳肴。人们通过阅读《呼兰河传》，进而认识了萧红，认识了萧红思想演变的过程，认识了萧红文学才华的源发地。 而论及《生死场》，则是一部气吞山河的壮丽民族史诗！在70多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抵御日本法西斯入侵我神圣中华大地的悲壮岁月中，它所起的作用是不朽的。但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生死场》与《呼兰河传》有着一种有机的联系。《生死场》是《呼兰河传》时空和精神的双重延续——《呼兰河传》末一章有关冯歪嘴子的描写，显示着中华民族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对自己乡土的热爱，昭示着全民族的希望所在，所以才会有《生死场》中因了日寇的入侵和殖民地“满洲国”的滋生，无法正常生存的包括愚昧落后的农民在内的一切不甘于受蹂躏的中国人起来为保卫家园所作的坚决的反抗。尽管《生死场》写作在前，《呼兰河传》写作在后，但《生死场》所反映的1930年代的特殊岁月，则是对《呼兰河传》1910年代描写的重要突破与升华，里程碑式的。 萧红写作《呼兰河传》时，已经是一个临近30岁的中青年交替的女性了，她早已不是写作《生死场》时那个老是长不大的扎着两条小辫子的东北妞了。可令人们难以理解的是，对于儿提时代自己那些有悖于常情常理举止的描写，她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思及辩证。
我的文学生涯之梦想，始于距今整半个世纪前的高小学习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于姑苏城外阊门外广济路东段，横跨古山塘河的新民桥堍，一座由昔日茶商富户的庭院改建成的完小——新民桥小学。 写到这里，一件尘封了一个甲子的往事，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这是一个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正是在这座新民桥上，1949年4月27日清晨旭日东升时分，时年三岁的我，在母亲的带领下，见到了席地而坐啃着干面包的人民解放军先头人城部队。虽说如今我已经是六旬开外的人了，但当年儿时这一幕，依然如此强烈地牵动着我的情怀。 1960年，我虚岁14岁，那一年，是我在新民桥小学读书的最后一个学年，语文课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有关鲁迅不怕鬼的故事，老师一边讲，一边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画页，上面刊登的是一帧身着一袭灰布棉袍的鲁迅先生坐在荒草丛中的坟上的照片。照片拍得十分传神，自然也就反映了鲁迅独特的叛逆性格。从此，在我的脑海里萌生了要当一名作家的强烈愿望，而且，很是狂妄，起点也很高：家乡名人鲁迅式的！何谓“家乡名人”？在此说明一下，1946年农历腊月初一午时，我出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相近一座足有上百年历史的台门内，距鲁迅故居及其儿时玩耍的百草园仅一箭之遥的禅法弄。 梦，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这梦一做，便是整整40年：2000年6月，新世纪伊始的第一个初夏，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梦，也比较圆满：先是进入了新闻记者的行列，继之成为作家，最终成为一名学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积累多多的文人之梦——尽管我学历不高，只有一张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化工中专文凭。 说起来，我真正投身于文学事业的时间，是在1972年的5月间，那是“文革”开始六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那一年，恰逢座谈会召开30周年。我特别欣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中的一句话，也是他老人家几十年间反复告诫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句经典话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三年后的1975年，我以“春泥”的笔名(稿件发排时，编辑“有感于散文中独特的女性温婉细腻的笔调”，竟然将著作者“春泥”，想当然地给改成了“春妮”。然而，正是这一改，却给男儿身的我引来了不必要的诸多烦扰。于是，不胜烦扰的我冲冠一怒，让春泥——春妮永久告别人世，给改成了谁也撼不动的“秋石”，并沿袭至今，已35载矣！新世纪之初，经本人申请，公安机关特别许可，本是专门用于写文章的“秋石”这一笔名，还成为户口簿、身份证上的“真名实姓”)，在邻省的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习作，散文体裁，系用抒情笔调描写“娴静害羞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一般”的蓝色的乌苏里江的。至于涉足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在这七年后，文艺界真正的春天来临之时。 记得是在1979年的8月，这是一个凉爽多雨的夏季。当时我作为黑龙江省首批42家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之一的厂长代表，赴省会哈尔滨主管部门及省经委递送汇报材料。期间，我抽空去了位于南岗耀景街上的省作家协会。在那里，我遇见一了。一位昔日相识的知青女作家。闲谈间，她给了我一张8月17日下午2时在省图书馆三楼小会议室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入场券，是省、市文艺界为当年因背负“三反重罪”迫离30载后重返哈市的著名老作家萧军举行的。而正是这个属于文艺界内部的小型座谈会，令我后半生的命运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且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悲凉感受。 自然，也可以这么认为，我的从文和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是沐浴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与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进行的。 座谈会由黑龙江省文联兼省作协负责人、老共产党人、昔日的第三国际情报员、反满抗日硬骨头作家关沫南主持。关沫南后来对本人的影响十分深刻，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方面，而且，对于我不惧失败，不畏强权高压，在逆境中勇往直前的坚定人格的形成以及对祖国对民族忠贞信念的最终确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清晰地记得距今26年前他告诫我的一句话：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对自己的祖国产生一丝一毫的动摇！ 后来，我才知道，他曾经遭受过日寇的逮捕关押和毒打，还险些成为日寇“七三一”部队试验细菌武器的牺牲品。“文革”降临后，他又一次遭受非法关押，罪名是莫须有的“苏修特务”……历尽千磨万劫，可他从来不曾对自己的祖国、对党说一声“不”字…… 多么好的祖国的忠贞儿女、革命前辈啊！ 座谈会进行中，就在萧军对三四十年前的故旧好友所提问题一一作答的当口，作为文学青年的我，当着满场白发苍苍的前辈，毫不胆怯地向眼前这位虎虎生威的“鲁门小弟子”，递上一张颇具火药味的三寸小条，其大意是：你萧军口口声声谈论当年鲁迅怎样关怀、扶植你们，可惜，现时的文艺界相差甚远，不知你萧军…… 从萧军口中，我进一步知道了萧红。 毋庸置疑，萧红和萧军研究，是我进入现代文学研究(含沦陷区文学研究)，直至最终进入鲁迅研究领域的一把启门钥匙，而且，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一个月后，我以同样的方式，出席了在黑龙江省展览馆剧场为不久前刚刚“右派”改正的著名诗人艾青先生举行的大型座谈见面会，在此次座谈见面会上，我同样向艾青先生提出了相关问题。 从艾青先生的讲演，以及回答的问题中，我知晓了有关发生在30年代文艺界尤其是左翼文坛的一些事情。 这里补叙一件事情。 于出席萧军和艾青两次座谈会中间的一天，1979年9月11日晚，怀揣“论文”胆大妄为的我，没经任何人通报，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闯人了设在北方大厦，由刚组建不久的省、市社科院所、黑龙江大学俄语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我国首届苏俄文学研讨会会场，毫不怯场地向与会的学者、专家畅谈了自己多年来阅读苏俄文学经典作品的感受。谈着谈着，依然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现炒现卖地提出了“现时的苏联文学作品，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一部分”的见解。我的这个见解，与其后不久问世的《文艺百家》杂志独树一帜的一个鲜明观点，惊人的相似。 临了，我向与会的专家、学者简略地介绍了由自己构思并已着手进行创作的始于中东铁路建设，时间跨度长达80年，体现中俄、中苏两国人民友谊跌宕起伏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梗概。为此，我还大胆地作了一个推断：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的复苏，给定在了80年代中期，亦即这届苏俄文学研讨会的六七年之后……我的这个出自于非官方非学界民间人士之口(自然，那时的我压根不曾想过，30年后，我也会进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行列)的大胆推断，不仅引起了在场研究苏俄文学的学者、专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还在此后不多日，引起了有关方面对我这个来自基层民间文学爱好者的特别注意。 1990年，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我在哈尔滨太阳岛的一家疗养院里治疗前几年恶劣环境下落下的疾病。此时，距首届苏俄文学座谈会的召开，已经过去了11个年头。初夏的某一日，我过江去省作家协会探望虽已离休赋闲在家但仍笔耕不已的恩师关沫南。刚下渡船，上得南岸，于道里松花江边风光旖旎的斯大林公园柳絮飞扬的林荫道上，我与一位11年前那个苏俄文学研讨会上相识的苏俄文学教授撞了一个满怀。于是，两人就在过江处——铁路江上俱乐部附近一家出售冷饮的六角亭太阳伞下坐了下来。两人边啜饮着带有白桦汁清香味的雪糕球，一边情不自禁地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了1979年9月11日晚北方大厦的那一席恳谈…… 写到这里，我的思路又一次回到了终生难忘，充满着诸多美好记忆的1979年。 就在笔者闯入首届苏俄文学座谈会会场，与学者、专家们探讨苏联现阶段文学作品属性的两天前，1979年9月9日下午4时许，在哈尔滨南岗中山大街工人文化宫间壁的一家副食品商店门前，我与蹒跚而来的一位上了年纪满头银丝的白俄老太太不期而遇。这位自我介绍已经90高龄一脸清秀的老太太，操着一口略为通顺的汉语，向笔者发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今天……”一时间，我被白俄老太太问了一个不知所措。白俄老太太盯着我的双眼，依然是满脸满眼的严肃与虔诚，严肃中还透出一丝责备，她放慢语速一字一顿地提醒道：“今天是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日子！” 她的话，令我猛地一个激灵！少顷，周身上下的血液，汹涌澎湃地翻滚起来…… 一位苏联老侨民，一个一生颠沛流离且又远离自己的祖国，而且行将告别人世的九旬白俄老太太，对于中国人民的一代领袖，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真是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啊！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当13年前，“文革”风暴来临之时，由于她持的是业已交恶的苏联国籍，更由于她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时逃逸出来的白俄后代(也许还是皇室贵族后代呢！)，其所遭受的苦与罪，绝非一般的中国人所能承受。可给她带来无比痛苦的十年浩劫才过去三年，而她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依然是这样的一往情深，难道我们不应当从中汲取些什么吗？！ 由此，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过去30年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我出生在一个世代贫寒的家庭。一岁那年，家中因贫病交加多人夭折，不得已，年迈的祖母，年轻的母亲带着我，从绍兴老家出来，经杭州一路乞讨至苏州投奔亲戚。幸而不久解放而获得新生。从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读到南京的那所部属中专，我一直是享受免费教育。南京中专五年，连一日三餐的伙食，也是免费。与这位白俄老太太相比，我更应该百倍珍惜新社会给予的一切，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和她的缔造者。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1979年9月那个首届苏俄文学研讨会结束后，刚创办的《文艺百家》杂志，综合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的论文要点，响亮地提出了现阶段的苏联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的观点。自然，由于有悖于当时流行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正统提法模式，刚一面世的《文艺百家》，仅仅出版了一期创刊号，便告寿终正寝…… 记得刚开始涉足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一些“过来人”，一些“好心人”，还有曾经与我同事过的新闻同行，无不告诫上了：干这一行禁区太多，风险也大，万万不可，万万不可陷入呀！ 还有人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问道：你学过文学概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吗？你读过大学文科吗？你进过专门的文艺理论培训或进修班吗？其潜台词是：你不具备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格！ 对此，我坦然作答： 没有！ 你所说的，我一概都不曾进行过！ 1963年初中毕业后，我上过五年的化工中专。 我也没有学过什么文艺理论。 同样，我也没有经过名师指点或者什么专门机构的培训。 即使是在后期全面引领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也很少对我指点“迷津”，而是采取了_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恰恰相反，他还要求我不要改那个令人生畏颇多争议视之为另类的冲劲：“否则，你就不是秋石了！” 然而，我有一个传统学院派们不具备的“与生俱来”的独特优势，一个毫不回避历史或现实的禁区，敢于直抒己见，深层次解剖积案顽症一类课题，公开撰文，直指迄今仍然阻力重重的鲁迅研究领域中的“两个凡是”的优势：不受任何条条框框及潜规则的束缚，也不曾信奉过当年的文坛排位。不过，三十载的执著的潜心研究，我由衷地产生了_一个另类座席，人们切莫忘记：那个慈眉善目与世无争，毕生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亲手扶持出一个又一个“大师”的叶圣陶叶老先生，倒是一位地地道道够得上伟大导师和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谓的人。然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么多年来，在为文坛排定坐席的大师中，就有好几位是经叶圣陶老先生的手发的稿子的，有的还是初次迈进文坛门坎，就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提携与精心指点。难道就因为他一生与世无争，就不应当享有他应享的文坛一席之地吗？！而且，叶圣陶老先生的子孙辈中，多有出类拔萃，从事文学生涯的，可他们同样是低调行事，从不与人争什么高低，要什么名声！一生求真务实，从不人云亦云的新中国首任和二任作家协会掌门人茅盾先生和巴金先生，从不卷入任何派系之争不说，而且还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们的后代，我也曾见过、聊过，其待人接物的素养，同样令人称道。 说来，我之所以如此这般义无反顾，并且乐此不疲地直到年过六旬的今天，仍然毫不心疼地挤用自己的退休金，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原因很简单，而且只有一个，因为我喜欢！此外，我有一颗什么也不惧不烦不躁，持之以恒不断追索真理、真实历史的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始终把寻找确凿无误的史料并据此作为依托、为历史做一份真实生动的证词放在首位，当做灵魂与核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本人依然固守着对毛泽东等人民共和国开创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份深厚感情的动力之所在。 当然，最原始，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源自于青少年时代受到的良好教育及与之确立的信仰！ 在后来更深入更广泛从事左翼文学研究的岁月里，我格外敬崇、感佩那些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怀有特殊感情，并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西方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如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夫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路易斯‘斯特朗、绿川英子、马海德，还有被誉称为“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白求恩”的英籍戴乃迭女士，他们以自己的模范实践，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高大的丰碑，更是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体内和血液中注入了经久不衰的活力。 回顾这30年间一路走过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历程，包括近十年中一个不小心涉足并且深陷其中的鲁迅研究领域，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令在象牙塔里快乐耕耘的学者、专家们难以想象的困难与障碍。而且，这30年中，我几乎一直在基层工作，要经费没有经费，要资料没有资料——有关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必须的资料，在我的居住地，前几年耗资一个多亿建造的那座恢弘、漂亮的图书馆，其拥有量还远远不抵我个人的积累量！ 1993年的六七月间，我如愿以偿地回到了阔别25载的江南水乡故土。在这座半个世纪以来年年为苏州市民贡献一半口粮(自给之外)，而今成为全球闻名的外向型明星的江南小县城，对于我来说，唯一的便利，也是最大的优势，就是紧傍大上海。它，距上海约60公里左右，也就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火车旅程。如今开行的动车和城铁列车，最快仅只17分钟便可抵达。 正是这个紧傍的大上海，给予了我任何一个城市(1993年春夏选择归宿地时，杭州、绍兴、宁波这三座举世闻名的东海之滨的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都曾向我抛出过橄榄枝。而最终落户的眼下这座如今全球闻名的外向型明星小城，是一直给予我帮助的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程树榛同志为我选择的。同时也有撰写了《昆山之路》、《苏州“老乡”》和《昆曲之路》一系列名篇的本地著名乡土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同志的鼎力支持)都无法给予的独特的便利优势：因为那里是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运动，以及更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发源地和集散中心。此外，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紧傍的大上海，给了我一展实力的空间：与通常人们思维中认为的有关上海人精明、狭隘、排斥外乡人的偏见与傲慢反向而驰的上海学界精英凸显的厚道与包容性！在我已经面世的200多万字的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作品中，多半是在上海出版或发表的。其余的，则是在北京与广州等地催生。 若论及风险，无疑，这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你想要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不过，在历经了30载的风霜雨雪拍打之后，笔者却并不认同某些人所说的来自于政治的这一说法。窃以为，政治，自有社会与阶级存在以来，它就如同孪生姐妹一般，毫不客气地紧紧攀附在了_一起。但它又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且因人而异，因时势所不同。在当今广为开放以及更加包容的中国社会，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把尺度，早已深入人心。因此，对待所谓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要规避政治风险的说法，笔者的体会是，在坚持讲真话的基础上，坚持用史料说话，实事求是，有一论一，不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知，它，终有被化解的一天，也终有被昭白于天下的那一刻。 1988年6月22日，我的文学道路的第一位老师、鲁迅学生萧军病逝。其时，我正在北京为我自己的后半生能够回到江南故土，并幸福、忙碌、快乐地从事文学事业而奔波。整个治丧期间，我有幸与萧军萧红的许多故旧好友相识并相叙。次年，《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一组八篇《怀念萧军》的特约稿，作者中有六位是前辈，还有一位是早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萧军的高校学者，其时他还担负着相当一级的领导工作，独我一人为无名之辈，且当时连个工作单位也说不清。但作为我的前辈、《新文学史料》的主编牛汉先生力排众议，将我的怀念文章，从百余篇怀念回忆文章中挑选出来加以发表。我此文发表时的标题为《我所认识的萧军》，虽经修删，但发表时仍达万字出头。这是我公开发表在权威核心刊物上的首篇研究性的文章。 1994年1月，回到江南水乡故土的次年，台湾《中央日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位名叫李家(2004年2月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时，经查询，此人为台湾“中央社”记者)的人所写的“纪实”文章《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内容极尽编造、诬蔑，尤其是对鲁迅和鲁迅学生们肆无忌惮地进行污指。文章经大陆南北两家报纸不分青红皂白地“转载”后，在一定范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此，作为与萧军交往达九年，并与多位二萧生前好友叙谈印证过的后辈，我当即查阅史料，历时三个月，赶写了长达万字的辩诬文章。经延安文艺前辈陈明先生举荐，文章最终以《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料》为题，6000余字篇幅，发表在1994年9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评论，也是第一篇发表在中央媒体上涉及萧红研究的辩诬文章。 1995年10月8日、10日，上海出版的《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分上、下两篇，以较大的篇幅刊发了我撰写的《与萧军先生交往的九年》一文。 1996年12月31日，上海《文汇报》在《笔会》头条醒目位置，以近3000字篇幅，发表了我根据1979年8月17日下午在黑龙江省图书馆三楼小会议室现场记录整理成的学术专论《听萧军谈文学艺术》。 1997年5月22日至1998年4月1日，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上海《文汇报》及《解放日报》、北京《文艺报》，联手推出了我的四个整版的研究文章，它们是： 1997年5月22日，《文汇报》所刊《毛泽东与萧军》； 1997年9月11日，《文艺报》所刊《彭真与萧军》； 1997年11月3日，《文汇报》所刊《鲁迅与萧军》； 1998年4月1日，《解放日报》所刊《萧军与王实味事件》。 1997年，是萧军诞辰90周年。为迎接萧军诞辰90周年，我自掏腰包25000元，于同年4月在学林出版社出版了首部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 1999年12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二萧研究专著、34万字的《萧红与萧军》。首印3000册，四个月后售罄。2000年8月，又增印3000册(至十年后今日，出版社仍然拒付一分钱的重印版税)。就在同一个月的28日，鉴于出版方在作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先根本不让作者审阅封面并发表意见)，在该书封面三人同照一张相(萧红、萧军、黄源)的画面上，为图“好看”，竟然发明换头术，极其荒唐地将萧军与黄源两人的头像来卜个置换。此举引发了萧军夫人及其家人的强烈愤慨与抗议，一时间，我还被误指为了“无耻奸佞小人”……为此，我不惜与出版社反目，进行严正交涉。虽说后印之书封面另换了照片，但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直到2009年出版的一些有关萧红的著作及选本中，一些不知情的作家、学者不经仔细求证与辨认，错误地采用了这张换头术的封面照片。最早出现这张换头术的照片，是2004年1月大象出版社出版，由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丛书》之，汪凌所著《萧红一寂寞而飘零四方》一书。又如由广东著名学者林贤治先生“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萧红十年集》，也不加分辨地使用了这张换头照。我还见过别的同类书有用这张换了头的照片的。对此，我深感不安，毕竟我是此书的著作人)。后经协商，在无索赔一分钱损失的前提下，双方商定，一是甲方同意乙方再印3000册(封面照改为另一幅真实二萧合影，但实际此时已经付印)，二是乙方同意甲方此书的修订本、46万字的《两个倔强的灵魂》自行联系出版——作家出版社于四个月后的2000年12月推出，印数5000册。就这样，一年时间内，此书连同最终修订本，共印行了11000册。 在此，极有必要检讨一下我在早期萧红研究中的严重失误。尽管多年来，我在公开出版的专著中，在发表的报刊论述中，在京、沪、杭、哈等地的学术会议上，在同一些专家、学者的互动中，已经作了数十次的自我剖析与检讨，但还是要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进行一次再检讨，以有益于今后深层次的研究。 萧军是我文学道路的引路人，我对萧军的感情是比较深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始朴素的感情，一度使得我在二萧研究中失之偏颇，即过于站在萧军一边，疏于考证比对，产生了不该出现的扬军抑红的错误倾向。如对周扬和萧军的“情敌”端木蕻良的评判，我多是以萧军这边的人画线，有失宽容和公允(但对其后人在研究中引用或制造的向胡风等人头上泼污水的谎言，我仍持鲜明的批判态度)，有些描述使用的语句，甚至还带有一些脸谱丑化色彩的攻击性。实践证明，这种倾向十分危险，缺乏一个学术工作者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学术素养。这些问题的存在，在1999年12月出版的《萧红与萧军》一书中尤为明显。至今，我深为内疚。把自己深陷进上世纪30年代前辈们的恩恩怨怨中，实在是太无知太不应该了。 在2000年3月28日由《文艺报》主持召开的《萧红与萧军》一书研讨会上，一些学者、专家就本书存在的严重缺陷，毫不留情地向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还注意到：“左联’’老战士、萧红生前好友、86岁的梅志先生虽然到了会，但她始终不发一言。尽管会议主持人恳请她提出批评，但还是被她婉拒了。要知道，她是全体与会者中的唯一一位历史见证人哪！在上海，在鲁迅身边，可以说她是萧红的唯一女性知己；在武汉，她见证了发生在二萧身上的一切，以及“第三者”的悄然介入；在重庆，虽然与萧红接触少了，但她是唯一一位窥出萧红内心深处最终情感所在的女性……研讨会结束的次日，我专门去木樨地24楼她的府上听取意见。对于我的前来讨教，梅志前辈爽直且又十分严厉。她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你有偏向！有偏向，就容易误导别人。你没有见过萧红，你也并不清楚萧红与萧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你只是根据萧军写的，同你说的，就武断地判定二萧分手的主要责任在萧红，而不是萧军，这很不公平！这也是我在昨天会上没有发表具体看法的原因。” 继梅志之后，另一位远在长春寓所的历史见证人蒋锡金先生(当年，在二萧初抵达武汉时，他给予了这一对患难夫妻及时而又宝贵的帮助。后来，二萧西安分手后萧红回到武汉，在端木蕻良独自—人去重庆后，又是蒋锡金给了萧红无微不至的关心，并亲作担保，为她筹足了去重庆的旅费及到重庆初期的生活费用)在电话中，也对我发出了同样的严厉批评，批评我存在着严重的扬军抑红倾向。一次，在讨论二萧婚变的原因与责任时，锡金先生在电话那头说道：“说实话，我对端木蕻良也有看法，但我不同意你的分析，对于这场婚变，究竟是由萧军负主要责任，还是由萧红负主要责任，看问题要看实质。事物是发展的，总得有个来龙去脉，或许早就有了潜在的危机，只不过人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看出来没有说出来罢。”当我回答说我相信萧军说的话，萧军没有必要误导晚辈等话后，锡金先生被我的无知与偏执激怒了。他责问道：“你这种看法是什么？你知道吗？”继之，他又是一个声色俱厉的斥责：“你是萧军派，拥军贬红派！”少顷，他稍稍平息了一些，恢复了以往几次通话中的那股子慢条斯理劲，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分析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对有争议特别是争议很大的事件，一定要学会全面观察问题。不错，你和萧军交往了九年，受萧军的影响，对萧军的感情都很深，但你见过萧红吗？你了解萧红吗？你不了解，我可是了解的，也不是一天两天，是在武汉那一段时间。你看问题有局限一生，当然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必须而且应当明白，我们是在写历史，写历史是在为历史上的人和事作证，如果这中间掺杂了私人情感，就会产生不公正，就会误导后来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求证，而且是小心谨慎地求证，求证之后才是实事求是地作结论，力求最终得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 无疑，我最早的这一本《萧红与萧军》，是一本有着明显错误和严重不足的传记文本，对于我来说，教训是异常深刻的。之后，我用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反复比对、求证，至20。0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近50万字的全新修订本《两个倔强的灵魂》一书中，作了大幅度的修订，使之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书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几位素不相识的读者还主动为之撰写评论，在网上发表读后感，积极推介本书，令我深受感动。 我衷心感谢众多的前辈及时地为我敲响了警钟，帮助我克服浮躁心理，去除功利。现在，当这本献给萧红百年的《呼兰河的女儿》出版之际，我尤其深切地怀念他们，感谢他们对我的重锤敲击式的批评。 检讨十分必要，检讨有好处，其好处在于警钟长鸣，不再犯年轻时所犯的错误。我将时刻牢记这一点。 2003年1月2日下午4时许，鲁迅的最后一位学生、萧红萧军生前好友黄源先生，以97岁高龄在杭州病逝。早在其临终前一年，我先后五次前往杭州浙江医院10病区探视。其间，就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有关冯雪峰、二萧等人的相关问题向他请教、印证，还一起在其单人病房内合影。黄源先生逝世当晚，受其家属委托(我是杭州以外第一个获悉老人逝世的消息的)，我在第一时间内，向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广东省鲁迅研究会负责人，黄源生前好友梅志、黄苗子、郁风等，共计27个单位、个人发出了唁电。当晚，我在昆山家中赶写完三则供京、沪媒体刊用的纪念悼文后，于次日凌晨l时55分冒雨乘坐火车赶往杭州。在杭州，受北京相关方面及鲁迅研究界委托，我自始至终地与其家属一起参与了治丧工作，并在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举行完告别仪式后，同有关方面及其家属一起护送其骨灰至其故乡海盐县南北湖畔的万竹丛中安放。其间，由于某种原因及疏忽，在新华社不发消息的情况下，自1月7日起，《文汇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新民晚报》等重要媒体相继发表了由我撰写的怀念文章。此后，《上海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华读书报》等，也发表了我的有关黄源研究的长篇学术文章。黄源周年祭时，受《新文学史料》主编陈早春同志的委托，我承担了包括我本人文章在内的一组特约纪念专辑的组稿任务。 2004年11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独立承担全部注释的《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巴金与黄源通信录》一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是于一个关乎我的突发侵权事件后，在主动让出出版社向我本人组稿这一机遇的前提下，转而编注这本通讯录的)。此书对长期以来史学界众说纷纭的有关“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当年参加鲁迅治丧办事处工作的动机和原因，作了较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注释。该书先后印行了2版。 2009年11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了我的32万字的现代文学评论集——《我为鲁迅茅盾辩护》一书。这本原来不被人看好的评论集(正因为当初不被人看好，又无法获得上海市的文化发展出版基金，付印时我自己掏了一万元钱，出版社给了150本书)，一上市却连传喜讯：深受京、沪、杭、哈、穗等地业内人士的欢迎。2010年7月，在香港书展上，该书又受到了港、澳、台学者的青睐。 2004年2月13日晚间，我随同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次日，专程前往台北新店市文化新村，登门拜访了胡秋原先生——一位一生桀骜不驯、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文学自由人’。迄今为止，我已经发表了有关他的研究文章约10万字，成为大陆屈指可数的有着自己独特鲜明个性、拥有强有力史料作支撑的研究成果的胡秋原研究学者。 关于胡秋原研究，有必要作一个重点说明。 2004年2月我参加中国作协代表团访问台湾归来不久，4月17日出版的《文艺报》于二版醒目位置，以较大篇幅刊登了_一则纯属子虚乌有的消息(还配发了现实中并不存在却赫然标有“湖北人民出版社”字样的封面照)，说某人撰写的《世纪风云人物——胡秋原》一书，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云(四年后，该人又冒用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名义地下出版了所谓《胡秋原全传·精华版》一书。对此，中国文联出版社负责人在回答由笔者委托的作家出版社负责人的询问时，曾表示要追查这一冒名出版的不法行径)。求书心切的我一问，湖北人民出版社予以断然否认。又说书稿确实看过，但内容部分抄自网上流传的《民国演义》，部分抄自台湾女作家书中的段落，故而否定了此书稿，并早已退还给了作者本人。不久，我去北京，找到了发此书稿消息的《文艺报》女责编。她的漫不经心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云：系从网上见到后下载所发！而且，在上报纸版面时，她也没有向出版社作一个字的查询，更不知作者系何方人士。真是荒唐！而作为被冒名方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则表示：决不会出版该人写的“传记”，但也“没有精力追究”。同时，他们委托我向胡秋原家人联系出版《胡秋原传》大陆版(张漱涵著：《胡秋原传。赤心巨笔一书生》)。就这样，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两岸往来，双方几乎所有(在我安排下，书稿及部分照片由其美国长女在武汉面交)的信函、电话、快递、委托书等，均由我穿梭办理，至2007年1月出版了大陆压缩版的《胡秋原传》。 附带说明一两句，在《文艺报》刊出上述虚假消息后，受胡秋原遗孀及全体子女委托，由我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作家协会偕《文艺报》等部门递交了追查相关责任的交涉文本(至今，我仍保存着这个文本)。 下面是胡秋原的家人寄达的《授权书》(一式二份，均钤有印章的原件，一份由我快递转寄出版社)： 授权书 秋石先生为张漱涵女士遗著《胡秋原传：赤心巨笔一书生》的引进方。兹授权秋石先生全权代表我和全体子女：贤炯、采禾、蜀石、蜀山、卜凯、卜旋等，处理在中国大陆地区再版张漱涵女士遗著《胡秋原传：赤心巨笔一书生》一书。有关该书字数、册数、必要之删改或修正、本人应得版税百分比、必要支出、其他与出版该书相关事宜和双方合同内容及合同签订等，一概由秋石先生全权处理。 合同内容将遵循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规范，并请兼顾秋石先生做为受双方委托引进方的权益；胡秋原家人也感谢湖北省人民出版社执行编辑的辛劳，同意由所得版税部分支付人民币1000元整予执行编辑交付所聘人员。 胡敬幼如(时年九旬又六，亲笔签名并钤红色印章) 04／13／2006 目前，我依然同胡秋原先生的后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2006年，应《求是》杂志编委会约请，为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我撰写了《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一文，刊登在同年10月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上，全文4500字。 我这30年现代文学研究，核心是左翼文学左翼作家研究，我无怨无悔地一共自费投入近20万元。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一份应尽的责任，一份应尽的义务。自1994年以来的这十多年间，我先后为17位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以及为祖国、民族统一大业作出显著贡献的人士撰写文章，在他们遭受曲解、诬指、攻击时，我适时地站立出来，无条件地积极主动地在有影响的报刊上撰文为之辩诬，还其清白。 深感自豪的是，我一次次地抵御住了仕途的诱惑。 在仕途和事业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所钟情的左翼文学研究事业。至今，我不曾反悔过，不曾！ 1988年，当我断然作出回归江南水乡从事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事业的选择后，许多人为我惋惜。这不仅意味着我将放弃我应当享受的某种待遇，而且，还将永远失去在一些人跟中“前景看好”的仕途。为此，我付出了长达五年的心血与一次又一次南下北上长途奔波的劳顿。 1993年6月，迎着久违了的梅子雨，我终于回到了阔别25载的江南大地。我以一位有成果作依托的老报人的身份，加盟于新创办的党报。因为是属于人才引进，我原有的级别随之消失了。 同年10月，距我调人才三个来月，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找我谈话(后来他回到苏州担任了刚组建的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但我不曾听进过他关于“接受考察”的忠言，在一次又一次同无视新闻报道原则的长官意志的抗辩中，市委的“提拔”化为了乌有。对此，我压根儿不往心里去。可喜的是，就在这一年的岁末，我回归江南水乡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 不久，昆山市委书记履新。此以后的两任市委书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其实事求是的党性和正直的人品，以及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事业的充分理解，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2003年，在我56岁那一年，还有过一次个人发展(此处指对本人所从事的研究事业而言)前景及居家养老条件更为看好的调动机会，可我依然选择了昆山。 为了回报，截至上世纪末的五六年间，除兢兢业业完成昆山日报的新闻本职工作外，我还为宣传昆山，特别是介绍昆山开发区、昆山高新技术区，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改革报》、《科技刚报》、《中国商报》等报，以及港、台等地媒体发表文章200余篇。其中，有近20篇新闻稿件系一稿多发，有的乃至一稿六发、七发，十多发。至今，在本地乃至苏州大市范围内，尚无发现有哪一位新闻同行超越过。如果我不热爱这片土地不热爱本职工作，会如此“革命加拼命”地为其宣传吗？虽说我从未因此获得过任何表彰或奖励，授予过什么头衔。当然，前提是2000年左右昆山两任市委书记破格支持了我的研究事业。 在我进入初中学习阶段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先后有五位对我影响深远的人。他们对我的帮助和理解，以及寄予的厚望，令我终生难忘。最初的一位，是我在苏州四中学习时的语文老师，他的名字叫沈文风。教我们时，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硕大挺拔的身躯，一脸的儒雅，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老学究。他非常欣赏我的作文，并且总爱将我的作文当做全班的范文予以推介。初中临近毕业时，他找我谈话，希望我在本校上高中(苏州四中是一所完全中学，为美国人于上世纪初兴办的教会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育质量上乘，高考升学率也比较高)，将来报考北大、北师大或南开的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作家。在我的人生中，他是第一位预见到我能成为作家的年长者。但是我没能如他的愿，由于家境贫寒的缘故，初中毕业时我选择了报考中专——南京化工动力学校。那一年的高考，我的语文(作文)、外语、政治三项的成绩，均在95分以上，而数学、物理、化学却考得勉为合格，然而，我却被录取到了对数理化成绩颇有要求的这所国家部属化工中专。对沈文风老师的不敬与残忍，是在“文革”风暴骤起之时。由于过去家庭为地主成分，沈文风老师屡遭批斗挂黑牌。时在高中部的同学，写信给几位在南京读中专的昔日同窗，鼓动我们写揭发大字报造沈文风老师这位“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反。他们给我的命题是说他在毒害我，让我成为白专道路的苗子，将来脱离工农家庭的资产阶级作家。一时头脑发热的我，竟然寄回去了一张声讨性质的大字报底稿。后来，听说沈文风老师被遣送回了苏北老家乡下，又听说回去后不久因受尽折磨去世了。这使我深感内疚。对于当年这一无知、过火，伤害关爱过自己的恩师的行为，至今我一直忏悔不已。我不能因为“文革”这一特定因素借口什么当年年少无知而原谅自己，脱卸导致沈文风老师过早离开人世的干系。 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为躲避飞来横祸，在已被分配到杭州工作的情况下，我被迫以最最革命的姿态，在人们一片惊愕目光的注视下，去了遥远的北大荒——黑龙江乌苏里江畔的一个仅有数万人的小县务农。在这里，我遇见了两位有着惜才如金好心肠的县委书记。一位是抗战末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名叫李明珍。1972年初，他被落实政策，回到省里的一个工业部门担负领导工作。临行时刻，他主动将我的工作调动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向后任作了交代。如今，年已九旬的他，健健康康地在渤海湾畔的一个名叫鲅鱼圈的风景区安度晚年。我回到南方后，曾多次去其哈尔滨寓所探访与做客。我们情同父子，无话不谈。另一位是他的继任，1972年初接任县委书记，他大我14岁，名叫刘庆贵。解放战争时期，他曾经是一名东北战场上的我军随军记者，见到过不少来自延安的老新闻工作者和文艺战士。1972年5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0周年之际，他目睹了我的第一次文学创作。1973年1月，他与老书记一起联名推荐，将我对口安排到了正在筹建中的地区石油化工厂任技术工作。同年夏天，他们再一次联手，共同推荐我到地区报社任新闻记者。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还远不至于此。1984年5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文艺十四条扶助政策。在我的请求下，两位老书记再度联名，向延安老战士，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张向凌同志作了郑重举荐。张向凌同志也迅即作出了批示，从而使得我成为全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后最早受到扶助的文学青年之一。我之所以有今天，同他们当初给予的充分理解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另有二位，是我来到昆山后的两任文科出身的市委书记。一位名叫张卫国，现任江苏省副省长。正是他，在20世纪的最末一天，1999年12月31日，当着众多昆山干部的面，由衷地感言：秋石，你将成为专家！他还指示提供方便，为我的新著《萧红与萧军》召开研讨会。另一位是张卫国的后任，名叫季建业，现任南京市市长。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在临离任前的市委常委会上，他不止一次呼吁各方理解、支持我的研究事业。其间他还写信给我，祝贺我取得新的成绩，并让我所在单位尽力给予我创作、研究上的方便。他到扬州任市长后，还专门给我来过电话。 此外，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兼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金炳华在近十年中也给予了我极为珍贵的理解、支持和关爱。 三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何况这是年富力壮的三十年！但我深感自豪：我没有虚度年华！ 纵观我这30年文学研究和新闻生涯，我自信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人民记者，一个有良知的人民作家，一个具有严谨学风的新中国学术工作者。这是因为，在这30年中，我同新闻腐败、文坛不公、学术不端作了持续不懈的斗争。而且，我在同胡编乱造、恣意杜撰、网上拿来主义诸般学术不端行径作不懈斗争的同时，注意听取不同意见，查找自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严谨考证，杜绝错讹。即便是自己文学、学术引路人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所提供的材料，我也要进行必要的考证与甄别，尽可能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有错必纠，决不讳疾忌医。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不止一次地于京、杭、沪、哈等地，就自己早期二萧研究中有失公允的“扬军抑红”偏向，或在相关学术研讨会上，或在同各地学者、专家的相互切磋中，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以及在《两个倔强的灵魂》一书后记中，一一作了深刻检讨。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同样自信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公民——在社会上先后十多次见义勇为。仅据昆山公安机关通报和见诸报章，我先后四次同入室盗窃、公交车扒窃、拦路抢劫和列车上假记者耍泼施暴等不法行为面对面地进行斗争，毫不畏瞑，还扭送多名犯罪嫌疑犯进公安机关(由于我个性倔犟，不唯上，唯求实，疾恶如仇，尽管我一次次见义勇为，但从未受到过表彰或奖励，可我还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为净化社会风气，为人民伸张正义作出自己的努力)，为保障—方平安和铁路道路公共交通秩序，尽到了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我深深地眷恋着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我始终如一地热爱着我的伟大祖国母亲。 从半个多世纪前踏入新中国小学课堂的那一天起，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也无论个人遭受什么样的不测与不幸，我都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祖国产生过一丝一毫的动摇：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为捍卫祖国母亲的纯洁、完整与统一，旗帜鲜明，勇往直前，最大限度地尽到了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记得是在20世纪行将结束那一年五月的一天，在一次全市性外资企业劳动用工大检查结束后的聚会上，席间，当有人谈及中央大手笔果断处置成克杰、胡长清这一类高层蛀虫的举措时，一位自称是来自海峡彼岸的投资商(这是一位投资额不足50万美元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小投资商)突然跳出来，借此话题当众发难。他以一种极具煽动性的口吻，狂妄叫嚣反对共产党——而且是冲着我这位随同采访有着20多年从业年龄的老新闻工作者的。闻言，我旋即拍案而起，予以了针锋相对的抨击：“李登辉认贼作父，妄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割裂出去，回到他自以为是的‘皇道乐土’的日据时代，他才是当今中华民族的最大罪人！你怎么不把他掀下台来？”我的这个怒斥，一语中的，这位在台湾有着明显政治背景的“投资商”猛地一愣，一时间不曾反应过来，只是吃惊地望着我。在大陆多个地方“考察”过的他，压根儿不曾想过有人会向他提出如此尖锐极难招架的反问。也许，他头脑中的潜意识是大陆“穷”，大陆需要更多的境外投资，对于他的这种挑衅性的问题，人们多半会委曲求全地保持沉默，既不会因此受到上级的责难，也不会因此失却与外商之间的“一团和气”而导致“外资”被抽走。少顷，他醒悟了过来，因为记者的尖锐反诘，令在座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他的脸上，包括他的同事、同伴在内的一干人都在等待着他的反应。总之，这回他是大大地失了风丢了脸。一时间，恼羞成怒的他，从口中蹦出了更为恶毒的话语。我自然也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然而，当我一句“既然你这么不喜欢共产党执政，那你又为什么跑到大陆来办什么企业？除了赚钱外，你真正的动机与目的又是什么？”的诘问一出口，在—下击中其要害的同时也令他彻底哑了口。随之，我起身离席。我不屑与这样的“投资商”为伍同席，这是我的原则立场。 消息很快传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双方又是如此剑拔弩张，且是关乎大是大非的敏感问题，在座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很快向上级作了汇报。当晚，即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干部向我表示了声援。几天后，有关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于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按照规定，迅即向上级领导部门作了汇报，尔后，受委托，亲切地慰问了我。难能可贵的是，与我熟识的一些台商朋友也纷纷谴责这位口出污言的小投资商。一位同样来自宝岛台湾、世界著名500强公司派驻昆山企业的总经理(2004年2月，我随同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应邀访问台湾时，还与他通了话！)听说后，十分气愤地说道：“他不代表我们台湾来大陆的投资客，他是李登辉的应声虫，是败类，可耻！”他所说的这番话，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几乎所有在大陆办企业的台商的共识——两岸一个中国的正确立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拿我现在所在的一个区区县级市的昆山来说，竟然聚集起了五六千家外资企业，其中，台商投资企业就占据了多半壁江山，成为大陆数一数二，极具亲和力、洋溢着勃勃生机与活力的台商投资热土。 就在这一年的岁末，由我精心采写的反映欧美客商和台商(即那位世界著名500强公司派驻昆山企业的总经理)热爱中国，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路线的特稿，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上。 综上所述，回顾我走过的这么多年历程，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我无愧于自己的人生，一个异常充实、色彩鲜艳，对祖国对人民有所奉献的人生！ 同样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是，我还是一名战士，一名时刻都在战斗着的战士，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退休后仍然如此。 (附注：本书图片、手迹的制作与配置，得到了昆山摄影师孙宏先生的无私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秋石 2011年5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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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 值得收藏 作者态度严谨 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