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
2009-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顾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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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外汉学（或称中国学）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普遍关注的领域。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书系”、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丛书”和中华书局的“世界汉学丛书”，这些译著加起来已近二百本之多。域外汉学的繁荣说明“中国文化属于全世界（仟继愈）”。特别是近年来汉学研究的专著相继出版，如严绍盪的《日本中国学史》，刘正的《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何寅、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李庆的《日本汉学史》，张国刚等人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周发祥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王晓路的《两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汉学》，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葛兆光的《域外中国学十论》，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讨的理论和实践》以及陈君静的《大洋彼岸的回声》等，这些著作显然要比前几年的一些汉学研究著作有所进步，其中有些著作有相当的深度。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严绍盪）”。不过应该看到，西方汉学若从16世纪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算起已有400年的历史，若从“游记汉学时期”算起则更长，而日本汉学如果从中国文化的传人算起则有更长的历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研究，对域外汉学的研究不过刚刚起步，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许多课题有待研究。李学勤先生多次呼吁：“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专门学科的发展，将有益于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希望得到国内外更多的支持，使这个学科发扬光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门学科？应采取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来把握这门学科？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这样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背景，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影响。反过来说，这种发生在异地，由东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学问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和什么方法来评价这种学问，如何和这些近在东京远在巴黎和哈佛的外国同行们对话和交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搞清这些问题比研究汉学的一个具体问题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在汉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科对象与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研究海外汉学如果将域外汉学史作为一个学术的对象来把握，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到国外的？汉学家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传到他们手中的？他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的译本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一个汉学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无论是原本的中文文献还是翻译的文本。
本书力图在两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利用前人没有利用或没有充分利用的卫三畏家族档案和其他英文资料；二是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力图把卫三畏为中心的美国早期汉学的整体状况更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本书内容包括：汉语学习；汉学刊物；《中国总论》等。
代序：传教士汉学研究的新进展导论 一、历史分期 二、研究现状第一章 多重身份 一、植物学家之梦 二、商人·印刷工·外交官第二章 汉语学习 一、教师与教材 二、两部工具书 三、《汉英韵府》第三章 汉学刊物 一、《中国丛报》 二、《教务杂志》第四章 《中国总论》 一、演讲与写作 二、国内与国际 三、旧书新版第五章 晚年荣誉 一、耶鲁教席 二、虚名与实质第六章 价值评估 一、动机与影响 二、业余与专业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多重身份一、植物学家之梦1832年4月，一位正在大学读书的美国青年收到了一封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在广州刚刚建立的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以下简称“美部会”）传教站获得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他们正在寻找一个能够前往中国管理传教站印刷所的年轻人。于是父亲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父亲在做这一决定时可能没有想到，当时对汉语一窍不通的儿子日后会成为美国早期最重要的汉学家。这位年轻人就是塞缪尔·韦尔斯·威廉斯（SamuelWellsWilliams），日后以中文名卫三畏、卫廉士为中国人所知。如果稍微考究一下这两个中文名字，就会发现它们既和英文谐音，又有中文内涵。“三畏”出自《论语·季氏》：“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廉士”一词也见于中国古籍，如《汉书》卷五《景帝纪》中有这样的话：“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可见廉士是不贪婪、知足长乐之人。卫三畏给自己起的这个中文名字既显示了他的汉学修养，也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
这本小书的大部分章节是2007年至2008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时完成的。首先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为我提供的资助。使我能够利用耶鲁大学丰富的藏书和安静的环境专心写作，我要感谢神学院图书馆、东亚图书馆、SML手稿和档案部、Beineckc图书馆、Mudd图书馆等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对我的热心帮助，感谢东亚研究委员会和OMSC的各类学术讲座给我的启发，特别感谢Paul Stuehrenberg馆长、Martha Smalley主任、Ellen Hammond馆长、Sarah Elman馆长、Jonathan Bonk主任、Dwight Baker主任在学术和生活上给我的指导和关照。我从2004年开始为本书的写作进行资料的收集和知识的准备，五年来得到了众多师长和学友的指点和帮助，特别感谢温伟耀教授、傅熊（Bernhard Fuehrer）教授、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陶德民教授、宫泽真一教授、苏精教授、朱政惠教授、沈弘教授、邹振环教授等前辈学者，他们有的为我提供海内外研修的机会。
从2004年开始为《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写作进行资料的收集和知识的准备，五年来得到了众多师长和学友的指点和帮助，《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大部分章节是2007年至2008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时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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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外汉学的应该读一读！
很值得一读的有关汉学发展的历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