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史研究
2011-12
吉林大学
汤溢泽//廖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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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12年-1949年的中国文学称呼的提出基本上完结，以后在史观上突破可能较难，此事倒有点令人担心。据说17岁就随父亲菲力二世出征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击败了波斯帝国后，此举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就快要完成征服世界的梦想了，他曾经感慨世界已经没有更多的领土来让他征服了，军队会懒惰、兵器会生锈，他本人也无用武之地！其实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犯了伟大错误：他没有成立科学院，让那些院士们为他提供世界资源信息，不具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导素质，导致他本人没有认清世界的辽阔性；其次，他没有好好珍惜得到的疆域，并加以开发，充分发掘地利，造福于人。所谓珍惜土地利在千秋也。“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研讨文学史者也来个“以‘亚帝’为镜，可以知深广！”我们不必像“亚帝”那样帝皇忧地。史观虽用尽了各类标签，还有空间可突破；即使史观被全部开炸也并不等于史矿的枯竭。“民国文学史”观框架下的卧室是无穷的，它等待人们整理、设计、装修成宜人的居所；它的腹地是无界的，等待后人去游览、开采。同时“民国文学史”观也是一种挑战，既欢迎前学的斧正、撞击，又希望后来者挑战，打破记录．当然拒绝海吃抄袭这样脱氢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激素之人，最后像大牌运动员卡尔·刘易斯2009年陷入兴奋剂的丑闻。 “民国文学史”虽然目前看起来还比较陌生、稚嫩，在学界并非既定的被广泛接受的说法，近期似乎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文学史观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位置，乃至遭遇轰击，但是随着文学史研究时、空维度的一再被突破，这一概念在学界内外，不是融化的冰山，而是冉冉长高的白鹭洲，她将逐渐被关注，乃至被接受，应是一种可预期的前景。
汤溢泽，1968年12月生，原名汤国粱、笔名戈笑阳，籍贯衡阳县，文学研究员、律师，发表杂文近100篇、评论钱锺书论文近10篇、批评余秋雨的《
自序 序1写在汤溢泽《民国文学史研究》出版之际 序2 史观建设 “合法性”：“现代文学”苍白的文学呓语 论各类文学史观的终结与“民国文学史”的建立 以“民国文学史”替代“新文学”史考 文学史观的失误与拯救——以1912—1949年文学史为例 民国文学史特点研究 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迫切性 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编史尝试 民国文学史纲 附录：索引 后记
版权页： 或许其他观点持有者自以为寻找了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以回避“民国文学史”这一话题。笔者啧啧钦佩其学术伟绩的同时，感叹能够真正地挖掘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不愧为文学领域一大创举。本人不揣愚陋，请问文学规律究竟在何处？是研究者们叼在嘴头极品中华烟以炫耀的文学研究功绩？抑或是不负责任的口头禅？还是赐予文学莫须有的功力？倒是撩开他们的文学发展规律光鲜外衣，可以检测其驾驶的文学手扶拖拉机组合零部件：持古代、近代、现代说者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其古代部分仍按照王朝编排。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部分至第七部分为按照朝代更替来叙述，但第八部分则依照其“世纪文学”理论来解说文学。此种编撰方法昭告我们：持此论者没有功力按“世纪中国文学”观全部重写或另写中国文学史，此其一；其次他们对传统文学史编写的颠覆具有妥协性，没有全部斩杀王朝分期法，从而反证出按朝代更迭编写文学历史具有可操作性。 “名实观”是我们指称、建构乃至阐释“民国文学”思维武器。过去我们已经耽误了一段时间，目今可是急起直追的最佳良机。 钱基博1932年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而不称“民国文学”。钱之理由为“维系民国，肇造日浅”。意为民国建立不久，当其时人们公认的作家在清末就知名度颇高，故他坚持，“现代中国文学史”之说。 但是1928年，周群玉在《白话文学史大纲》（上海光华书局）将白话文学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中华民国文学”，却先于钱基博4年、后于民国成立16年，横空提出中华民国文学之说，虽其论述不详，但开民国文学之端，只是后世学人没有接过周群玉手头接力棒精进，导致此说沉没多年，现在有必要恢复、光大之。我们假设钱基博以离1912年民国成立只20年为由，避用民国文学，提出“现代中国文学”之说成立，但今天的我们距民国成立近70年，离国民党逃往台湾也半个世纪了，很多文学事件已经解密，作家很多人已作古，后人对其作品研究积淀日久，是我们援用传统的、也是普世的名实观，召回被驱逐的“民国文学史”加以解构的时机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二幕第二场）中，朱丽叶说“名字本来没有意义，比如玫瑰花要是换了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意即“名”无所谓，关键是“实”。但如剧中的朱丽叶手头玫瑰种类多了，就要加以区分，准确的名称显得很有必要。
《民国文学史研究(1912-1949)》是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