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
2011-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屠忠俊
287
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由此上溯79年,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由此上溯40年,1957年,作为传播学最重要对象的大众传播开始以“群众思想交流”的译名为国人所知;由此前行13年,201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仅在一年之中,已经可以列出很多件可圈可点的事情,“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92年的风雨和春秋,对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说,已近期颐之年;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也应是臻于成熟之时。学科成熟的标准在于学科范式的形成。按照首倡范式学说的美国学者库恩的说法,“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科学共同体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白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共同体的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史就是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在前60年左右的时间于探索和奋斗中初见雏形,在后30多年的时间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壮大的历史。 由于新闻、传播在政治运作中的巨大作用,由于新闻、传播的业务开展与新闻、传播实业组织的紧密联系,中国有相当多的政治人物和新闻、传播的业界人物进入或一度进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或者,考虑到在新闻传播研究中,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质研究占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我们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真正完全投身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是一批新闻传播学界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们主要生活、工作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就人数而言,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
本书从学科转向、学科交叉、术语伦理等诸多方面论述了探索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并就心理分析、维量分析、解释学方法、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系统论方法等在新闻与传播的研究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探索。本书对作为文化现象的新闻传播活动进行了考察和剖析,在澄清新闻人是“无冕之王”的说法的基础上,论述了一些中外著名人物作为新闻人的文化业绩;遵循历史的维度,说明了中国公共领域的演变;并就媒介的文化使命、文明的历史命运、传播伦理等宏大叙事论题提出了独特的理论见解。
屠忠俊,1945年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87年凋至前华中工学院新闻系,负责新闻事业管理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的开拓、探索、创业工作。在全国新闻教育界中,第一个开出大学层次的新闻事业管理专业课程,丰持全国第一个新闻事业管理专业班的教学工作,丰持全国第一个新闻事业管理方向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报业经营管理”的研究,出版了建国后第一部新闻事业管理的学术专著《报业经营管理》,丰编了山教育部组织的第一部新闻事业管理的全国统编教材《新闻事业管理》。此外,先后出版的学术专著、教材还有《当代报业经营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导论》、《网络广告教程》、《网络传播导论》,《现代传媒业经营管理》。除在新闻事业管理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方面不倦进行开拓、探索外,还一直从事新近引入中国的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实证方法、解释方法、批判方法)的教学与研究,为硕士、博士研究生讲授两个层次上的相关课程。主编的译作有《南十字星座下的新闻学思考》。在学术杂志、年鉴、国际及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50余篇。
第一编 探索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 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思考 传媒业经营管理研究中的术语伦理学问题 ——以“媒介、媒体与传媒”和“事业、企业与产业化”为例 传播学研究中的23个基本问题 传播研究中的学科交叉跨度第二编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丛林中的探索 心理分析的运用:自我传播与大传播 维量分析的运用:维量分析与传播类型划分 必须重视解释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 关于介绍传播学研究中的解释学方法的几个问题的说明 精确新闻与作为新闻写作基础课的高等数学 报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适应状态的马尔科夫链 加强新闻业统计研究是深化新闻业管理学研究的一个关键 新闻业统计:指标体系设计 可读性的统计学考察 信息论方法的运用:广播、电视、报纸广告价格之比较 控制论方法的运用:从价值控制模式看新闻同宣传和艺术的区别 系统论方法的运用:耗散结构论与新闻学第三编 新闻人的文化业绩 新闻人角色:西方社会“无冕之王”之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黄遵宪:新闻诗摭谈 章太炎:章太炎与《民报》 斯诺与西蒙诺夫:《西行漫记》与《战斗着的中国》第四编 从乡校到因特网:中国公共领域的演变第五编 传播文化 海外华文报刊的文化使命 华夏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伦理问题的道德哲学思考 ——纪念孙中山“行易知难”说提出90周年 传播什么?由什么人传播? ——关于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传播理念的两个问题的论纲
作为通过报道现实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人物来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新闻传播工作者,西蒙诺夫与斯诺相比所暴露出来的最大缺陷,表现在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契合方面。 要实现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契合的外国人,必须在三个层面上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个层面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人物和精英分子是充满理想主义热情的革命者,他们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生活道路,为的是振兴积贫积弱的祖国,拯救灾难深重的人民。在第二个层面上,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袖人物起先原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内心一直有着热烈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情结,有着“人类的目的在于实现自我”的不羁精神。①在第三个层面上,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哺育和滋养下完成自己的社会化过程的,他们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共产党员。 斯诺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终其一生,他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保持着一个密苏里人“对既存规范抱着怀疑的态度”的审慎精神。他是通过自己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实现同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个层面上的精神契合的。斯诺是鲁迅的朋友,鲁迅曾感叹过:“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足叫人伤心。”这S君就是斯诺。如同另一个“S君”史沫特莱曾献身印度革命事业,“比印度人更爱印度”⑧一样,斯诺由衷地同情被压迫民族的苦难。面对他亲眼目睹的中国的超出他想象以外的种种惨绝人寰的现状,他“心神震荡,刺激难消,这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中国的事务中去。他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和动力。他想他或许能够对中国的老百姓有所帮助。”④当他发现中国西北闪耀的红星将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现状的变革时,他就以一直出自“敬畏上帝,尊重人类”之心的真诚热情,竭尽全力地对红星加以讴歌,予以传扬。 实现同中国共产党人第二个层面上的精神契合,对斯诺来说,可能是更为自然的事情。斯诺的传记作者曾指出:“斯诺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他有林肯型特点,在以后的印象中斯诺也常将他与美国人形象作比较。……他可以和美国的英雄形象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