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思维世界
2002-08-01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田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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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完了田浩先生的《朱熹的思维世界》，而且有幸见到了田先生本人。田先生此书主要从政治环境和学术两个维度交叉考察朱子理学为何崛起于宋学各流派之上，成为官方正统学问的过程，以及朱熹本人在此过程中的行为。我对田浩先生专攻的宋代道学并不擅长，因此书中很多朱、吕、陈、陆的论争内容都不能透彻理解。但引起我注意的问题是：朱熹为了提升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删改他的朋友吕祖谦、张栻的著作，接纳他们的观点，通过祭祀活动将自己树立为“孔子之气”的唯一继承人，在朋友身后严厉地攻击他们这样种种未必算“醇儒”的行为，为什么得到了后世的无视甚至是认同？田先生在书中并没有就此问题做出解释，难道真的是因为朱熹的寿命足够长、朱学有传人的原因么？很有趣的问题，存疑
另外田先生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在于，田先生精通汉语，所以他的文章不会像其他汉学著作那样不合中文语言逻辑，其流畅准确程度甚至胜过很多中国学者的著作。
朱熹研究有三种典型的理路：陈来先生的《朱熹哲学研究》（后来改名为《朱子哲学研究》）是哲学史的进路；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是文化史的进路；而田浩先生的这本《朱熹的思维世界》，则处于哲学与文化之间，采取的是思想史的进路。
如果说，哲学史研究呈现的是朱熹的“筋骨”；思想史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增补了朱熹的“血肉”；而文化史的研究，又为朱熹描绘了“肌肤”。这样，才有一个完整的朱熹：筋壮骨强、血肉丰满、肌理细腻，活灵活现。
个人对于这三本典范式著作，最喜欢的还是余英时先生的书，因为余先生的进路可以在细腻的肌理之下涵容朱熹的血肉与筋骨，从而呈现出朱熹最完整的形象与最美丽的风神。
在哲学史的进路中，从“朱熹哲学研究”到“朱子哲学研究”，题目转变的背后，似乎是热泪盈眶、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这样的话，哲学史的进路似乎就难免拐弯而驶入了道学史的大道。在道统之路上，客观与公正当然是第二义的追求，立场与卫道才是第一义的要务。于是，我们更加需要《思维世界》与《历史世界》了。因为，只有在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客观性的视野中，我们才能看清朱熹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让他的形象在热泪盈眶中变得模糊不清。
研究儒学的，很容易变成儒者，虽然符合“知行合一”的古训，但容易丧失哲学的理性要求（“国学”就更不用说了）。
田浩出身于历史研究，比较能够理性而冷静的看待朱熹，或者说，能够客观而开放的看待“道学史”。他认为：“尽可能涵盖较多的人物和他们的争论，才能更深刻和更广泛地认识宋代的道学。”——如果说“道学”不是一个虚构的永恒，那么，客观的去认识“宋代的道学”就是必要的，这丝毫无损于朱熹的深刻与光辉，反而会增加道学的魅力与神采。
当然，我们也可以方便的将此书称为“南宋儒学史”，不过，因为作者无意于诋毁或抹杀朱熹，而是要“将他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来理解他的崛起”，所以，这本书论述的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朱熹是怎样炼成的？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思想家的成名与得势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去世的时候还在“庆元党禁”黑名单的朱熹，如何就在后世成为受人尊敬的“后有朱文公”呢？
这里面，有思想的选择，有政治的考量，有时势的推动，甚至，也会受到年寿、科举、弟子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当然了，这里面肯定不乏朱熹个人的努力。“求在外者”毕竟没有“求在己者”的那种决定性的力量。也就是说，朱熹的炼成，最终还是依靠着个人的“不懈努力”吧。
这种努力，首先是对前辈学者的评判，比如朱熹对张栻、胡宏的自觉性漠视，以及对他们著作的选择性删除；其次是与同代学者的辩论，比如朱熹与陈亮、陆九渊的义利之辨、心性之辨；其三则是对自己的自信与包装——朱熹以“道统”自居，还通过祭祀的形式与孔子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无不是想树立自己的正统性与合理性。
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朱熹更让人喜欢，包容而多元的道学更让人尊敬。吕祖谦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惟愿这句话激起的是人们明善、察理的敬意与热情，而不是对善与理的“唯我独尊”。
《朱熹的思维世界》：吾道赴沧桑，此外尽悠悠
朱熹（1130——1200）刻意治经，著《易本义》、《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等，为学者所宗。其为学，穷理以致知，反躬以践实，以居敬为入德，以读书为穷理。钱穆谓朱熹为孔子之后儒学之集大成者。朱学，是古今无数学人长期探索的对象。如果把它比作一座山，它上面，早已是暗道曲径和规整石阶交错，可能部分树木都已被重植。余英时在本书前言指出，治朱学的人特别需要兼备“高明”和“沉潜”两种本领。高明才能见其大而不断开拓这一“思维世界”；“沉潜”，才能继续发掘它的丰富内涵而展示其精微性与复杂性。余英时自己就有《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浩如烟海的研究朱熹的专著中，独树一帜。田浩是余英时的学生，被老师赞为能在“高明”与“沉潜”之间保持均衡的学人。
《朱熹的思维世界》之高明，即在切实地分析了朱熹打造自己学说名牌，成功推销自己学说的过程。南宋道学群体庞大，朱熹脱颖而出，生前生后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并非偶然。朱熹自身锲而不舍的持续努力，与同时期学者的切磋琢磨，以及勇于让自己的理念暴露在不同意见的交涉和碰撞中，都不同程度地成功构建了朱熹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
朱熹自言年少时读南丰先生（曾巩）之文，尤爱其词严理正，认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而不喜欢苏轼。苏轼“人生在意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随性人生观，朱熹颇为反感。想来也是，这个白鹿洞书院的严肃的特级教授，持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教规，要做到以一个学校之学风，引发“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着实不是简单的事，容不得散淡随性。这是学者和文学家之间的分歧。与朱熹同时代的辛弃疾作诗，赞其“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直把他往圣人的位置上推，朱熹竟也乐意享用。后朱熹从祀孔子庙庭，世称朱子，亦有后世之帝王钦赐“百世经师”之名号。朱熹难脱“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理想化诉求，田浩教授看出了此中玄机，这是一场动魄惊心的漫长战争，朱熹是赢者。事实上，每一种特定的学说理论，要能深彻地延展于世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里，都各有一番艰难博弈的过程。
宋高宗君臣于风雨飘摇中，在杭州重续宋朝命脉，是为南宋（1127—1279）。朱熹历经高、孝、光、宁四位南宋皇帝。飘摇不定的政治环境及随之相应的变幻多端的学术环境，要能严谨治学，专心致知以求道之所为明，绝非易事。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上或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南宋王朝，多内忧外患，文化暴力尤甚。儒学复兴，出现于南宋，颇有于现实之外开拓精神之路的意味；而从个人的角度讲，宋儒都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纠纷中。朱熹多次改换自己的名号，依次有云谷老人、云台真逸、沧州病叟、晚年更名遁翁，卷含了他多舛的命运图景。
《朱熹的思维世界》的作者，为求更深刻和广泛地认识宋代道学，尽可能让本书涵盖较多的人物和他们的争论。以现代的眼光看，朱熹作为一个封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的身份，与社会制度的变化、和权力的关系、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相关。朱熹地位的提升，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他的身份，既是一种社会产物，又是一种社会过程。田浩深入观察南宋道学思想，抽丝剥茧分析朱熹在道学萌芽发展以迄茁壮的过程中的思想和行为，而且把社会背景作为分析的后置现实情境，避免了将朱熹的思维世界置于抽象的境地而泛虚正谈。
儒家是随着王权的加强（而不是与之对抗）而发展起来的，那位“百世经师”和朱熹，和那位认为“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的朱熹，相差远矣。《朱熹的思维世界》一书，多分析的是“大声疾呼，不惮辞而辟”之的朱熹。宋宁宗时，奸臣当国，诬朱熹伪学不轨，谪永州落职。饬毁朱熹所著之书之外，更是以“科举考试稍涉义理者，辄见黜落”的体制性文化暴力，摧毁道学内部力量。从祀孔子庙庭，是身外生后之事。如果从现实生存处境，来观察朱熹的一生，从立志圣贤之学，到排挤他者的学说，力谋道学的权威地位，再到著之书、立之学，为世大禁，难免看出悲剧的意境来。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感慨，宋代儒士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见的不同纵然多途，但是他们的立场（现实政治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他们的形象，只能定格于穿着官员之袍服，当官僚的教师。
我无意于研习南宋道学运动思想史，《朱熹的思维世界》读来尤似一部知识分子的悲剧。朱熹在使自己上升并最终确立特别的文献、传统和历史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超绝之定力与娴熟之技巧，让人惊叹。1200年朱熹“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征车渺渺穿华薄，路迷迷路增离索”，或是“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待后人说。
成稿于09-11-19
这都什么呀？把巨人降低到自己的高度来理解。
楼上说的好。
对ls两位表示不赞同，新史学认为，巨人的高度就是通过常人的视角来实现的。毕竟，是人就都有人性的弱点，在喜怒哀乐的忧愁中面对挑战，正显示了一个最初在同辈人眼里中的普通人，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后辈敬仰的时代巨人的。巨人，也首先只是和常人一样的人，理解了他们有常人一样的弱点，才会对他们超越常人的努力有着更高的敬仰，而丝毫不损他们的后世光辉，先是人，而后才是icon，这本就是历史教导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亲爱的，下大雪啦
把我埋雪里吧
埋雪里干嘛呀？
任老婆欺负啊
作者把很多偶然的东西说成为必然的，把很多客观的说成是主观的，把外在行事完全定为思维指向，把学理的讨论归结为性格的不同，引用材料也有断章取义之嫌。。。。
虽然手笔很大，但不是严谨之作。不敢妄论大家，只是有一点不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