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
2007-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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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与逍遥》讨论的主题是：是人类精神冲突的价值问题以及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之可能。作者通过与东西方精神史上的哲人、诗人的个体相遇和对话，其实质在于：从中国人的立场，讨论承担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不同的价值和道路之可能。 作者从拯救与逍遥这两个维度向我们描述了：为人类提供巨大精神支持者——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而绝望者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真正地热爱生活。在无情的谎言世界里，也许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在绝望与希望之间，作者选择了绝望。
刘小枫,1956年生，四川重庆人。1978年入四川外语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82年入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1989年入瑞士巴塞尔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 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引言 作为价值现象学的精神冲突绪论 诗人自杀的意义一 “天问”与超验之问二 适性得意与精神分裂三 走出劫难的世界与返回恶的深渊四 希望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希望五 担当荒诞的欢乐与背负十字架的苦行名词索引人名索引编后记
“天问”与超验之问——节选 经过信念的放逐，屈原仍然回到了原有的信念，他走不出去。道家信念在屈原看来不过是“忽倾寤以婵媛”，因此他坚持不归隐、不独善其身，还要“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儒家信念使得君子很难在政治失意时为自己找出逍遥的最终理由。儒家道德哲学已经把君子的天命判给了历史王道，君子应该为王道而死才对，时势不妙就逍遥，的确让君子难以想得通，除非君子在一开始就心里明白，庚继王道的使命不过是一种说辞。也许，儒道互补是比王道统治秘术更大的秘密，表面上两者必须显得相互排斥。屈原不懂更大的秘密，只有死路一条。 果然，一旦君子懂得儒道互补的大秘密，屈原的困境就消除了。苏轼显然属于深谙大秘密的诗人，不得志时懂得如何心安理得，逸然自适，既不会提出“天问”，也不会自杀。柳宗元在受贬远谪的苦闷中甚至制作《天对》解答屈原之问，看来也是懂得大秘密的人。 绪论——节选 西方哲人早就关注到自杀现象与人的价值存在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见解是：自杀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对国家来讲才不正当，生命的意义问题在个人那里与在共同体中是有分别的。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哲人们认为，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如同人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游戏。一旦一个人觉得这场游戏过于艰难，有权利退场。所以，塞内止赞美自杀。显然，对于这样的思想家来说，个体生命的意义问题与共同体的生活不相干。 基督教反对自杀。不过，在《圣经》中找不到对自杀的禁止和责备，甚至找不到明确谈论自杀的事情。禁止自杀大概是后来教父们的规定，这种规定并非没有道理：既然耶稣为了爱世人而受难，自杀就是逃避承担爱的重负。上帝阻止人杀人，即使像该隐那样沾满了同胞兄弟的鲜血的人，上帝也要给他一个标记，使他在漂泊的路途免遭杀害。上帝创造了人的生命，当然不会同意人自杀。自杀者把自己的不幸视为最高的，无视上帝在为整个人类受苦，等于辜负了上帝的赎情。对于认信基督的人来说，自己的生命不在自己手里，而在上帝手中。
《拯救与逍遥》是一次中西思想史的巡礼和对话。中西文化精神的品质存在巨大差异，它们并不能互译，最为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拯救与逍遥。中国精神中，恬然之乐的逍遥是最高精神的境界，孔子也说“吾与点也”。佛道更不必说。而西方精神，受难的人类通过耶酥基督的上帝之爱而得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境界。这两种精神品质的差异乃是“乐惠文化”（李泽厚语）与“罪恶”“爱恶”文化，超脱与救赎的精神冲突。本书是在救赎与超脱，拯救与逍遥这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式之间展开的这场精神冲突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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