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2008-0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德]顾彬
422
范劲 等
无
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但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这也与观察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有关。评论一位唐代的作家比评论一位2007年的女作家显然要容易得多。此外，相对于一个拥有三千年历史的、高度发达而又自成一体的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在五十年问的发展又是怎样?它依然在语言上、精神上以及形式上寻求着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仅在中国如此，在德国也不例外。当今有哪位德国作家敢跟歌德相提并论?又有哪一位眼下的中国作家敢跟苏东坡叫板?我们应当做到公正。在过去鼎盛时期的中国也有几十年是没有(伟大的)文学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期待每一个时代都产生屈原或李白这样的文学家吗?一些文学家的产生是人类的机遇。一个杜甫只可能并且只可以在我们中间驻足一次，他不可能也不会成为大众商品。1967年我在大学学习神学时，首先通过庞德(Ezra Po、md，1885-1972)的译文发现了李白，因此，中国的抒情诗便成了我的最爱。这种最爱不仅仅局限于悠久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早在第一批德国诗人开始创作前的两千年，中国诗人就已经开始写作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德国才有诗人可以真正同中国诗人抗衡。我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三卷(诗歌、戏曲、2()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都是由我亲自执笔的。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能独自一人完成这么多卷书稿。其间又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个中缘由我在此不便细说。对我来说写作有时并不困难，特别是诗歌史这一卷更是如此。我很庆幸可以在此回忆一下往事。
本书侧重从思想史角度勾勒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变史，涉及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形象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在作者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中心形象是作为“病人”的中国，但过度沉溺于此形象则是主体放弃自律的表现，鲁迅等作家的伟大恰在于同一切时代幻像都清醒地保持了距离，代表着一种倔强的理性反思精神。
顾彬1945年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是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顾彬于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
前言第一章 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 一 导论：语言和国家形成 二 从传统到现代：世纪之交的文学第二章 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1915-1927） （一）“五四”运动（1915-1925） （二）救赎的文学：鲁迅（1881-1936）和《呐喊》 （三）自我救赎的文学：郭沫若（1892-1978）和《女神》 （四）文学和自怜的激情：郁达夫（1896-1945） （五）新文学：先驱者和体裁，组织和形式 二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1928-1937） （一）小说家 （二）海派作家 （三）现代主义诗歌 （四）散文 （五）戏剧 三 文学的激进化（1937-1949） （一）战争，城市和后方 （二）延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学实践 （三）文人文学第三章 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地域 引言 一 从边缘看中国文学：台湾、香港和澳门 二 从中心看中国文学 三 文学的组织形式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二从中心看中国文学直到90年代，一些人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着重强调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区别。这些人大多主张“反共就是民主”。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岛1987年之前的文学境遇和大陆1979年。之前相差无几，在官方主导以及作家境遇方面甚至还有几分相似：文学批评充满道德评判，写作通常模仿前人。我们甚至可以说，看上去不同的两岸文学在外国文学的榜样之下走到了一起：海峡两岸都出版对方作家的作品，作家也经常在岛内或者大陆见面。除卡夫卡、萨特等国外名家之外，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外来流派还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女性文学等。至于两岸的文学…无论是摆脱了简单的反共套路、肤浅的社会批评的“乡土文学”。作品，还是摆脱了党派路线和道德说教的作品一究竟成就如何，大概还要讨论很长一段时间。对于1987年或者1979年以前官方主导的艺术却不存在这样的争论：目前，东西方对这类艺术都众口一词持否定态度。不过，王德威不久前著文为这类战争文学正名，其观点很有讨论的价值。王德威认为，这类文学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我们惟有通过这一类文学才能了解那个年代的人们所受的(心灵)创伤。它们可以说是后来“伤痕文学”的先驱，描写了家国之殇以及国家浴火重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这类文学作品的题材是历史小说，国家／民族话语、国家／民族主题则是历史小说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历史话语就无法回避一个痛苦的问题：衰亡和崛起的根源何在?这种解读方式无疑提前介入了文学价值并不高的“伤痕文学”阶段，不符合历史原则，但我们由此也在研究方法上回到了德国汉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的起点。在70-80年代，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更多是从社会学视角展开，当时也是把社会主义文学仅视为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素材。社会主义文学是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是上令下达的“传送带”。此间，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中国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当年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虽然至今仍旧再版不断，但显得和时代多少有些脱节。难道我们因此就该不再研究大陆从1949到1979年间的文岂作品吗?难道当年的文学作品果真没有美学价值吗?或者我们应该转向边缘地带一比如香港?大陆或者台湾作家的活跃期一般只有数年，而香港有个梁秉钧，从60年代以来作品不断，活跃期要长久许多。为了化解这一窘境，上海的文学专家陈思和提出另一条思路，即研究“抽屉文学”。他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任何时代都有，但是很多作品在1-949年到1979年间无法出版。现在是在历史语境下重新审视这些作品、将之拿出“抽屉”的时候了。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更深的层次寻找原因。当年的艺术家中，有些水平并不低，有些人直到今天仍然拥有观众。我们只需要想一下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一些作品也对西方产生了影响，比如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的作品中就有迹可寻。此外从形式上看，当年中国的文艺美学和西方大众文化的诉求相去不远，后者要求取消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差别。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要放下人云亦云的观点，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t949到1979年是纯粹的“封建”社会，直到1979年实行“四个现代化”运动才开始走上现代道路。这种观点属于官方宣传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为新的市场化政策寻找不同于过去意识形态的依据。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开始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只是中国的现代概念有别于西方。中国要求一种集约性(totalitarl。stisch)的现代，而不是一个暧昧含混(ambivalent)的现代。从中国的角度看来，同1949年以前的艺术以及后来台湾一些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西方现代派作斗争是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必要手段，而周家的需要高于一切。从欧洲的角度看来，现代不仅仅利于国家，而首先具有一种解放的功用：不是某个民族应该摆脱压迫者，而是个人必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个人实现解放的手段是同政治和宗教势力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19年的“五四”运动首先理解为旨在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只不过运动开始阶段提出的“独立人格”等诉求没能坚持下去，而是逐渐无条件让位于民族的利益。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现代”本身的含混内涵让位于清晰的思想观念，而借助先进技术，在对一切都可以科学规划的坚信中，这种清晰的“现代”观在中国取得了全面胜利。“文本”和“作者”这一对概念原本已经分家，也不应再被视为统一体，但是如今又统一了起来，甚至此前作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复存在。如今，作品内容就是世界观，世界观就是要和国家政治路线保持高度一致，政治路线的改变才能导致对世界观评价的改变--或者过时或者超前。这种观念的结果是，再没有冷静的叙述者，再没有不可靠的叙述者，再没有人尝试不同的视角，再也不存在阴暗的心灵--如果有，那就站在了敌人一边。只有一种西方的现代观似乎存留了下来，即自我指涉性。众所周知，现代人在“上帝死了”，也就在曾经坚如磐石的规范失范之后，面对的只有同类或者自身。随着个人化的深入，与同类以及自身相关逐渐具有自我指涉的色彩。无论是人、民族还是国家，都在围绕自身打转。虽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化起初是一种“翻译”进来的文化，啦是它很快就摆脱了自己强大的榜样--苏联，而开始通过“大跃进”运动(1958)发展自己的美学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成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理论，中国的现代性也由政治领域而扩展为一种美学上的宗教。党的自我表述具有一种宗教般的自我崇高感。这后面隐藏着一种现代的考量。1840年到1949年之间，中国社会日渐分崩离析，究其原因是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整体化思维受到质疑，在与新世界观的碰撞中被相对化。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思维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只是意识形态众多可能性之一种。
翻译的辛苦我们都知道，却很少有人能尝味到翻译的快乐。我觉得，这种快乐在于一种交流夙愿的达成。交流的对象与其说是原书的作者，不如说是作者所代表的那种话语立场。五六年前，我还是以DAAD奖学金生的身份在德国波鸿大学德语系学习。那时顾彬在中国国内的文学研究界已经有了不小的知名度，我也慕名拜读了他对现当代中国作家的许多评论文章。文中的观点常和过去所熟知的说法大相径庭，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我由此萌生了和作者交流的愿望，斗胆将自己提交给一次学术会议的德文论文先寄给顾彬审阅。论文很快就寄了回来，修改得并不多，只是在页边时不时地多了一句手写的中文：“真的是这样吗?”令我充满了莫名的紧张感。因为同顾彬的这次书信之交，我竟然跟波鸿大学汉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熟悉起来。有一次去汉学系借书，忘了带证件，按规定是借不出来的。但交谈中不知怎么提到了顾彬，负责图书馆的那位老太太，本来一副严厉而认真的样子，一下子变得热情起来，用充满怀旧的口吻说，你知道吗，顾彬就是从我们这里毕业的，那么因为他的缘故，你也可以拿走这些书。由此来推想，顾彬在昔日的师友中应该口碑不错。回国后我主动和顾彬联系，希望能担任他当时正在撰写中的本书的中文译者，也是想对他的整体思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想知道洋和尚葫芦里有什么药。他那时还对在中国出版的可能性不大确信，也未置可否。但是仅仅半年以后，我从一位同事那里得知，华东师大出版社接下了顾彬主编的整整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翻译权，这种眼光和魄力让我感到十分佩服。这之后不久，顾彬的学生李雪涛博士与我联系，希望由我来承担现当代这一卷、也就是本书的翻译任务。我当然感到十分荣幸，但是因为当时刚刚获得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手头任务极紧，于是邀了同济大学的胡春春博士、复旦大学的吴勇立博士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陈懋三位朋友一同加入。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1967年我在大学学习神学时，首先通过庞德(Ezra Po、md，1885-1972)的译文发现了李白，因此，中国的抒情诗便成了我的最爱。这种最爱不仅仅局限于悠久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早在第一批德国诗人开始创作前的两千年，中国诗人就已经开始写作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德国才有诗人可以真正同中国诗人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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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并没有什么突破，大多是沿革了其他文学史的思路与脉络，如果说抄袭，这本文学史也逃脱不了抄袭的罪名。
好书！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文学。被“妖魔化”的顾彬，对中国文学有些偏颇但十分中肯的评述。
外国人看中国文学史，内容相同，视角不同
目前还没有开始阅读，是在上专业课时老师推荐的，应该不错的
这套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我买了四本，每本品相都不好，尤以这本为最差，不仅脏得要命，而且还有破损。要不是嫌麻烦（当时一起买的其他书都没问题），我当时就想退回不要了。我想这是卓越自身的问题。我买的是新书，品相不好的书，已经损坏的书，卓越不应该夹杂在别的正常的书中卖给顾客。
没有作品、生平的罗列，大多数都是顾彬自己的评论。我觉得他的有些观点受到陈思和老师的影响，大多数都很有个人想法。和中国文学史很不一样，值得一看吧：）而且有些想法很犀利也很颠覆，不乏不留情面的批评，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谩骂。不错
如果从作家作品或流派的分析来看，并不十分出色或精深独到，但从文学整体观与体系性的角度来看，也算一流，不过还是不如国内的那几本同类著作。毕竟他是外国人。
可能因为翻译的缘故，加之书中有大段的理论论述，有些晦涩难懂。书中许多论点有别与国内专家学者，读了开阔思路，颇受裨益。
一家之言，可以参考，切不可当真
冲着顾彬去的。概言之，建立在对大量文学资料分门别类的精读基础上，辅之以敏锐的洞察力，再加上高超的综合归类能力，顾彬教授独力创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变成了一只让中国大陆本土同行汗颜的刺猬——摸它扎手，绕道又别无它途。
完全是隔靴搔痒，无病呻吟。不懂中国文学就不要瞎写，变态！
此书观点新颖，视角独特，叙述语言与国内作为教科书的权威性的语言有很大不同，更个人化，读起来没有教科书的压力，好！
和目前读过的文学史，以及这个史那个史相比，这本文学史的确是相当的独特，它又非常独立和鲜明的价值判断，而不是说依附于任何一个意识形态来进行评论。很有借鉴意义。而且读起来不累，逻辑非常清晰！
我是文革前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一直关注现当代文学,读了不少相关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但像顾彬这样的文学史,第一次读到,感到处处新的视角,新的观点,给人很多启迪.比如关于新文化造就的新文学,中国传统与外国翻译来文学和文字的影响,特别是关于奠基大师们的功底的论述,使人耳目一新,不由对现代汉语文学的现状有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