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中国哲学
2009-0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蔡方鹿 主编
无
中国哲学史学会与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召开,我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在此请假并对大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和正宗,在古代社会不仅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一条重要途径。作为其基础的那些文化原典,提供了中国人认识宇宙、历史、人生的最初的意义和价值之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具有普世意义的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在今天仍有积极正面的价值。不论是古文经学的实事求是传统,还是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传统,都与中国哲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经学思维方式的缺陷也在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中充分表现出来。希望这些内容在会上都能得到深入研讨,推动经学和中国哲学研究迈上新台阶。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怎样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很赞成张岱年先生的思路,就是把它们放到“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的模式中去,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在这个前提下来开展经学研究,探讨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比较中西经典诠释学之异同,就能发掘出传统经学中有价值的合理成分,清除其糟粕,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古为今用的历史资源,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综合创新中焕发出新生命。祝大会圆满成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本书是一本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本书共有54篇论文组成,内容涉及经学及其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按照经学总论、经学演变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顺序编排的,较有系统性,不少文章可以反映当前经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水平。
贺辞(代序)论传统经学(体系)的哲学意涵与现代重建:儒学、经学与国学——兼评“经典诠释”的概念与方法问题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一论先秦诸子与“六经”的关系孔教儒家经典与现代生活——在四川师范大学“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孔子、儒学与经学复兴经学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论儒家经传与韩国关于经学研究的断想“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分析论制度化经学与经学化制度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周易》人文精神的当代意义易经哲学中吉凶观念之演变与人的自律扩大《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周礼》的成书与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维护道统诠释下的周公——兼论蔡沈《书集传》的求道精神《礼记》对“人性”的见解及其蕴义论孔子的生死鬼神观念与人文意识——以《论语》为中心的探讨“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注生我经: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陆贾与汉代经学经学思想与帝国政治——董仲舒思想怎样演变成西汉官方意识形态试论白虎观会议的意义石刻与经典研究王弼易与伊川易之比较——关于象数、义理及性情阮籍、嵇康对经学的继承和批判经学的义理向度——以理学的衍化为视域经学理学化及其意义从邵雍与宋代象数易哲学的发展看宋代经学的超越意义张载哲学化的经学思想体系论纲张载之《中庸》学论三苏的经学活动二程经学思想简析理学道统论的两类文献根据与实质舍传求经与会通三传——《春秋》宋学解经特点略说宋明经学思想中的哲学意蕴试论程朱理学与《周易正义》的关联孟子与宋明理学经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评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从王阳明对《大学》的疏解看经典的解释问题罗念庵的经学方以智与经学“经学即理学”命题辨析不离不即,超越经论——船山经义及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清代儒林与汉宋学术——以阮元《国史儒林传》为中心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刘沅《书经恒解》之义理观刘逢禄“王鲁例”观念述评龚自珍经学的评价廖平的《古学考》和《知圣篇》从廖季平先生到李源澄先生的经学片论胡适对研究经籍方法的评论——以宋儒、清儒的方法为例郭沫若对《论语》批判的反思与肯定性的价值评价李源澄先生经学初探——以《经学通论》为讨论中心李源澄先生的学术成就“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后记
插图:第三,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的官僚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卿世禄制被废除,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开始出现。这种变化也是促使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向更为成熟的国家形态演变的原因之一。《周礼》一书所设计的官僚体制架构,反映了封建官员体制向专制官僚体制的过渡。其中以天官冢宰这一官职最为典型。《周礼》设计的国家政权模式,主要是由王统领下的六官。六官当中天官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其他五官。研究西周官制的学者认为,“《周礼》六官的体系与西周中晚期金文中的官制体系大体是相近的”,“《周礼》冢宰之设是反映了西周中晚期以后的实际情况的”。①这些实证的研究说明,《周礼》的官制体制在基本结构上是有渊源的,它与西周中后期的官制体系相近。但从官制的实际内容来看,它又反映出战国时代的特征。《周礼》中的天官冢宰,名为百官之首,但其属下所职掌之实际内容,则大多为宫廷内务,凡寝社、膳食、饮料、服装、医药、妇寺,皆统于天官,相当于王室总管。②历代有很多学者多对天官的名实不符感到困惑,甚至还有人将此看作刘歆伪造《周礼》的证据之一。朱熹说:“五峰以《周礼》为非周公致太平之书,谓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阃之事!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闱,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岂可以后世之弊而并废圣人之良法美意哉!”⑧从朱子的这段话中可知,胡宏极力主张刘歆伪造《周礼》,其根据之一就是将宫闱之事列于天官,是不可信的。其实,《周礼》书中天官冢宰名实之间的矛盾,正是战国时期国家形态转型的体现。前文所引研究西周金文学者的看法是,西周金文中的宰,常在王的左右,管理王室内外,传达王后之命,这一职守与《周礼》书中冢宰的具体职掌符合。④这是从天官冢宰这个官职的历史渊源来看的。但是,另一方面,春秋以来,各诸侯国宰(也称为相、相国)的实际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已出现了统领百官的冢宰、太宰或相,如齐国在齐景公时已设有左右相。但这些冢宰、太宰或相,还是某些势力强大的卿大夫的世袭官职。从春秋后期开始,相就逐渐成为百官的首领。⑤战国时期各主要大国基本都设有相职,只有楚国沿袭了春秋时代的官制,以令尹为最高官职,未设相职。
孔子发端的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文化学术和意识形态影响深远,并流传海外,成为东亚文化传统和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离不开经学的流传和形式。在儒家经典《十三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学,不仅是中国儒学史的主要内容,而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部思想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影响大大超出了作为学术的儒学范围,而渗透到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之中。中国经学已与中国哲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哲学或以经学为形式而表现出来,以经书为诠释文本而阐发哲理;或受到经学的深刻影响,以经学的精神为重要根据。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经学,就很难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虽然经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密切关系,但以往学术界很少召开过此类“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国际会议来对二者的关系展开研讨。有鉴于此,我们四川师范大学联合中国哲学史学会、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孔教学院、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等单位于2。08年9月10-13日在中国成都市四川师范大学校区召开了“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经学与中国哲学发展的关系;儒家经学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及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作为此次大会的承办者,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校科研处、校研究生学院,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和四川省朱熹研究会积极开展了学术组织和会议接待工作。四川师范大学、香港孔教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重庆师范大学等单位在会议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保障。大会组委会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方克立教授对会议的召开给予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并亲为本次大会的召开作贺辞。
《经学与中国哲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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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起了一好名字,也怨自己没有看清介绍。总之,觉得该书起这样一个名字,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