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城邦
2011-4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德烈耶夫
322
张竹明 等
无
城邦问题，不仅是西方古代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而且也是古代历史和古代政治研究的中心课题，更因其与哲学的古代含义及哲人在古代的命运有着天然的联系，不断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安德烈耶夫等著的这本《古代世界的城邦》中精心选译的13篇文章，汇集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史学界对城邦问题研究的一流成果。《古代世界的城邦》内容涉及城邦问题的方方面面，既有城邦问题研究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城邦概念、城邦形式的普遍性和城邦的发展趋向问题这样的纵向研究，也包括城邦与帝国、城邦与城市、古希腊罗马城邦与东方(如古代也门、印度)城市国家这样的横向比较研究。
张竹明
重印说明
出版说明
弗罗洛夫
现代古希腊罗马史著作中的城邦问题(张竹明译)
科谢连科
城邦与城市(王阁森译廖学盛校)
安德列耶夫
古希腊罗马城邦和东方城市国家(张竹明译)
贾可诺夫／雅各布森
“诺姆国家”、“地域王国”、“城邦”和“帝国”(汪连兴译)
安德列耶夫
斯巴达是城邦的一种类型(施治生译廖学盛校)
伦金
古代也门的城市组织(廖学盛译)
厍吉辛
古代东方和世界通史(王乃新译廖学盛校)
列文
古代印度共和国(李怀国译 高祥玉校)
乌特钦科
城邦——帝国(朱承思译廖学盛／郭小凌校)
乌特钦科
罗马公民权问题(何芳济译王阁森校)
哈赞诺夫
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黄松英译)
克列逊／斯卡尔尼克
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杨玄塞译彭小瑜校)
科恰科娃
十九世纪初的约鲁巴城邦(张晓华译郭建校)
然而，仔细研究希腊城邦的历史使人觉得，城邦在古代绝对决定性的甚至万能的作用这一广为传播的说法太简单化了。不应该忘记，城邦是产生在迈锡尼后希腊（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叶）的独特条件下。正是希腊各部落在迈锡尼之后的时期里发展所处的独特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一开初情况的错综复杂性（我们特别注意到迈锡尼宫廷中心的覆灭和铁器普及所造成的经济生活的强化、但同时又趋向分小和独立），以及，希腊城邦形成所特有的阶段性：起初，在公元前9-8世纪人口爆炸的条件下，它作为设防的城市居民点；尔后，在公元前7-6世纪革命民主运动过程中，它作为等级公民公社；与上述两阶段同时——它作为有主权的政治整体，作为存在于城市自给和公社自治条件下的国家。是否可以断言，这条道路，因而还有它的最终结果，不仅对于希腊人（也许还有意大利人）的历史发展，而且对于其他古代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是典型的呢？ 但是，即使撇开古代城邦发生上的特点不谈，把城邦作为某种现成的东西看待，我们也应该弄清楚这一最初由希腊人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类型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于它的单纯性的优点与因此生命力特强的优点无比的统一。城邦——这是城市和周围农村的最简单的结合；其次，这是最简单的社会等级——阶级组织，这里自由的私有者——公民一一被团结到人为地保存下来的但在自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公社里来时，和大量无权的不自由的遭受残酷剥削的人们对立着，后者的人格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中遭到了牺牲；最后，这是最简单的但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一共和国，这里公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得到不同程度的鲜明表现，后者又造成了政治思想和文化的高度发达。是否可以断言，所有这些优点的这种统一，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于人类发展极为宝贵的文化成就，不仅是古希腊城市、公社、国家所固有的，也是别的城市、公社、国家所固有的呢？ 希腊城邦惊人的生命力也在于上述优点的独特的统一。在古希腊历史的全部过程中，城邦始终是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组织类型——在古典时期它作为独立自在的整体，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它作为比较复杂的政治结合中的一个基本单位。但是城邦的这一决定作用不应该被绝对化。希腊历史的反常在于它的主要倾向是不断的、一般看来成效甚微的克服城邦的努力：“不断”是由于一次建立起来的城邦原则（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治上的本位主义、等级的歧异地位等等）不适应社会的继续进步，“无成效”是由于克服城邦的尝试还是在城邦的基础上实行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同盟，以及尔后的城市僭主国家和古典晚期形成的领土大国（雅宋的费拉伊一帖撒利亚国家，狄奥尼索斯的西西里强国）都可以作为这些尝试的范例。或多或少比较顺利地越过城邦阶段只是在得到外力帮助时才取得某种程度成功，在马其顿一希腊化统治时期取得部分成就，只有在罗马时期才得到真正的成功。但是，即使在这些时期城邦也还是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城邦的思想和文化则把自己的作用一直保持到古代终了时。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于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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