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哲学现状
2007-1-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William Ernest H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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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颐,何勤华,费青
无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时期。该时期，不仅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如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黄右昌著《罗马法与现代》、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程树德著《九朝律考》、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也推出了约四百余种外国法学译著，如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孟罗·斯密的《欧陆法律发达史》等，它们是中国近代法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这批译著日渐散失，即使少量保存下来，也因当时印刷水平低下、纸张质量粗劣等原因，破烂枯脆，很难为人所查阅。同时，这些作品一般也都作为馆藏书，只保存于全国少数几个大的图书馆，一般读者查阅出借也很困难。
作者：(美国)霍金 (William Ernest Hocking) 译者：费青 解说词：陈颐 编者：何勤华
著者原序前论 一、过去的成就 二、施塔姆勒的标准 三、柯勒的标准和它的应用 四、柯勒和施塔姆勒间的歧异点后 论 五、正义标准和社会功利标准 六、假定权利 七、自然权利 八、对于立法者的几个特种指导译后语附录一：霍金《现代法律哲学》评介／瞿菊农附录二：霍金著《哲学大纲》译者序言／瞿菊农．附录三：一哲学系统之结构／霍金
十我们上面说：标准的不容演绎为公式，并不使标准自身成为不真实。但这句话并不指：我们无从知道和应用这些标准。柯勒的原意固不在介绍一个不可知道或不可应用的标准。若是文化的动向必需一个先知才能捉到，则黑格尔确曾认为真有先知能够这样做。柯勒则更谓：先知不必等到“暮色渐至”，才能了解一时代的理想和它的应用。我们若问：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标准，怎样可以知道和应用？则我们可得到两个可相像得到的答案：（一）一个社会应信任它的先觉们，他们具有预见的能力；（二）文化自身也具有一种创造力，多少能表示它自身的需要；这表示是藉着群众运动，或是习俗的力量。
无
这本书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的，虽然谈论的是法律，不过这种级别的作者，这种级别的译者，这种级别的著作，确实值得对此内容感兴趣的学生拥有一册。只是译者用的是类似于鲁迅先生那种的文白夹杂的语句，可能有人不习惯，但我很喜欢，觉得别有风味，在此只是小小的提醒各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