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
2005-11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国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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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抓住机遇，奋发图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笔者对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的研究，始于15年前。1990年8月，重庆市历史学会有一些老同志，他们经常一起协作攻关，撰写出了《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等专著。笔者有幸成为他们培养的对象，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受到他们的重用。1993年10月，由重庆市政协、重庆市党史学会、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重庆陪都史研究会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重庆大学主办，重庆钢铁集团总公司协办，召开了中国首届“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的文章不仅入选，而且还在大会上进行发言。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决定编撰一套反映重庆抗战的丛书。初定15本，后来增加1本，变为16本。其中笔者和杨光彦（当时为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陈明钦（马列部主任）等接受了《重庆国民政府》的编写任务。经过艰苦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好评。1997年，笔者与杨光彦教授一起，又得到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主持的辽宁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民国史纪事本末”（七卷本500万字）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下册的编撰任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也圆满完成了任务。自那以后，笔者并没有放松在这方面的思考，相继写了一此文章。 重庆抗战历史地位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又有较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几乎被视为“禁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特别是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史为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过去视为“禁区”的抗战历史特别是重庆国民政府历史的研究开始逐步涉猎，开辟了许多研究新领域，涌现出了一些专家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繁荣了史学舞台。 这种繁荣并没有结束，本书就是这繁荣的万花园中的一朵小花。
张国镛，男，1959年12月生，重庆市长寿区人。西南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市党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会秘书长、重庆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1980年起先后就读和进修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等，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法学硕士学位。先后在空军雷达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任教并担任西南师范大学马列基础部副主任、经济政法学院副院长、政法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出版专著《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专题研究》、《三代领导核心关于现代化建设思想比较研究》、《经营谋略学概论》、《重庆国民政府》、《民国史纪事本末》（第六卷）等10余部；主编教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解读》、《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等10余本；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文）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先后被评为四川省、重庆市普通高等院校“两课”优秀教师、西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教师等。主持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等三项；先后获重庆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重庆市教委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共4项。
自序绪论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一、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 二、中国社会政局的转变 三、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分化 四、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五、从“千古罪人”到“千古功臣”上编 第1章 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 一、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 二、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 三、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发展 第2章 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成立 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建立 三、打下外交工作的基础 四、创立红岩精神和影响陪都文化 第3章 重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舞台 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组织与形式 二、协商谈判：国共合作的具体途径和形式 三、军事上相互支持相互沟通 第4章 重庆：周恩来外交谈判的“练兵场” 一、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实践 二、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的艺术风格 三、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的理论经验 第5章 重庆：中国民主党派的摇篮 一、各民主党派的建立 二、促进中国团结抗战 三、促进民主宪政运动高涨 第6章 重庆：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阵地 一、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建过程 二、台湾革命同盟会统一的原因 三、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工作 四、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结束下编 第7章 重庆：战时中国军事指挥堡垒 第8章 重庆：远东战场的军事指挥基地 第9章 重庆：战时中国的外交平台 第10章 重庆：美国总统特使的实验地 第11章 重庆：战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 第12章 重庆：战时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结束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策略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曾经有学者说重庆三次设都，三次直辖，笔者在1997年“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也曾使用过这样的观点。但事后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春秋时期的所谓“国”与代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中央级政权、全国性的“王朝”是不能等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首都，是一个王朝、一个国家政权的所在地，而不是一个地方性政权的所在地；第二，明玉珍所谓的“大夏”国，由于不是合法的，更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也不能把当时的重庆称为“首都”。重庆真正成为全国性合法的政府所在地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抗战，就没有重庆陪都，没有重庆陪都，也就没有中国真正意义的抗战。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史称南京国民政府）。自那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宣布以南京为首都，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而先后择定和迁都他处。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同时，有数艘日本军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作种种战斗准备。这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受到直接的威胁。当时南京的形势，据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回忆，“如果真是战争，南京确是危险的，只在南京的下关，就泊有日本几条兵舰，把国民政府摆在日本炮火射程之内，岂不变了容易作城下之盟？行政院一成立，即商议马上把政府迁洛阳”。对于政府迁洛一事，在国民党的高层中虽有不同意见，但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极力主张，终于成行。宋子文认为：“国民政府移驻中国历史上名都洛阳办公，系逻辑上必然之步骤。在日本炮舰暴力威胁之下，任何政府必不能正当行使其职权。”蒋介石在1月29日的日记中也称：“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1月30日，在蒋介石等人的建议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次日，汪精卫在河南开封联欢社讲演时，又详细阐述了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的原因。他说：“二十八日日本军舰驻泊下关者已有三艘，现在增至七艘，一旦启衅，供职于国民政府诸人生命虽不足惜，其如政府机关不能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则全国政务便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其贻祸国家，宁可思议！因为这样，我们终于决定将国民政府移至洛阳办公。……坦白些说，政府如果预备屈服于日本暴力之下，为城下之盟，则或者不会离南京；如果预备以最大牺牲，为长期之抵抗，则必然将国民政府移至中原腹地。因为如此，始能团结各种力量，以策应全国。国民政府迁至洛阳办公，其最大精神即在于此。”
抗战时期的重庆，其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政治上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还在于它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还在于军事上的坚持对日抗战，还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热血与生命，还在于抗日战争造就了重庆城市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基础……《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作者立足于新世纪新时代的史学高度，通过解决新形式下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中的若干新问题，揭示近现代重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使《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框架体系独特，内容观点正确，语言文字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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