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叙实
2009年2月
重庆大学出版社
李幼蒸
258
无
为什么学人要写回忆文字或传记文字？为后人留下个人的经验记录，固然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但在迟暮之年花时间写一部所谓个人自传，对我来说，似乎并无什么吸引力。因为我这一生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外部事件。值得记叙的东西全部是思想性、学术性、精神性的。它们大多数也已经发表于个人的著、译作品之中了。不过，个人学术经历中的许多私人性观察和体验，有其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们可以作为学术思想的补充；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反映人际关系与学术思想方式的密切关联。而我的特殊“弱势”地位，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也使我掌握了独立的观察和体验的角度，让我有了“以小见大，的机会。所谓“小”是指心迹，所谓“大”是指学术方向。我的个人经历与经验则呈现了众多“心”与“学”之间的联系点。现在，我通过若干片断的记叙把这些联系点勾连描画出来，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学术世界的另一侧面。这也是我几年前在网络上陆续撰写片段性回忆文字的主要理由之一。这些回忆文字的主要部分是我和若干中外学者交往中的特殊经历。我本仁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态度与国内外学人交往，却慢慢发现学术世界的普遍功利主义规律，与我在府右街隐居读书时期形成的人生态度很不一样。一方面，由此产生了许多人际冲突；另一方面，使我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一些学人的行为和心迹的关联方式。我遂认识到：今日世界的全盘商业化趋向，可能会结构性地阻碍人文科学的进步。我并发现，恰恰是反功利主义的仁学精神，有可能成为当代人文科学健康发展的关键。世界人文科学的现代化革新，需要一种伦理学指导。中国思想史上的仁学传统，为未来世界人文科学发展方向提供了正当的“态度学”型范。
本书是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文集，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远见卓识。在这个学界如江湖的时代，作者在迟暮之年，回忆起与众多文化名人交往，仍情至不能已，或激越，或愤怒，或高兴，或悲痛，或忧伤。透过李幼蒸的独特经历，我们看到了西学东渐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痛苦抗争的一个缩影，同时还你一个至情至性的李幼蒸。
李幼蒸，1936年出生于北平。现为：旅美独立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比较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顾问，南京师范大学符号学研究所顾问。曾于：天津大学土建系肄业（1956—1959年），北京图书馆自学（1959-1966年），膳家研习（1966-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78-1994年），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慕尼黑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1982—1984年），德国波鸿大学哲学所客座研究员（1989-1997年），法国高等社科院（EHESS）访问研究员（1990年）。
80年代（1977—1987年）我的治学方向回顾“少年岁月：幼时经历素描中学：我的“文学时代”——忆俄国文学对我的精神影响我的“1957”——走向哲学的那一年我与北京图书馆记“文革”前我与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交往二三事回忆杜任之先生——现代西方哲学重建亲历记我与外语——记自学外语50年80年代初与李泽厚谈孔子回应李泽厚——兼论孔孟学为心术学记八九十年代王浩助我二三事80年代我与甘阳交往的片段回忆——兼论我与青年西学“启蒙者”一代我代贺麟为罗蒂书写序——记80年代学界的一则经历我与现象学家泰米尼卡交往的回顾在德努力倡建新型汉学研究所之失败我的“解释学”经历——解释学探讨30年之回顾我的读书与藏书附录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论理性高于权威（新增改版）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2007岁末感言后记——兼述仁学和符号学结合之意义李幼蒸主要著译书目
2．高中：俄国小说成为我的精神世界反右运动以前的五十年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着相对多元化的内容和可能性，这就是对欧美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基本认同。一方面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与党内以白区为主的文艺知识分子的共识有关。五十年代是中国在社会、文化、学术从开放走向封闭的快速过渡期。但是“矛盾”的确存在着：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现实）和西方古典人道主义方向（思想）是本质上对立的。在此对立性演化为全面冲突以前的六七年中，也就是我在中学的六年中，由于两种政策和思想方式的并存，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获有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大致说来，我的整个中学时代，特别是高中时代，欧美文学得以成为我在革命激情年代的“象牙之塔”：我根本是“生活在”外国文学里的，特别是俄国文学里的。俄国文学，既是客观环境的赐予，也是我的主观选择。如果我当时能拥有今日那么丰富多样的兴趣选择，我是否还会选择以俄国文学为中心呢？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思想封闭性并未对我的精神成长带来多大的障碍。我的性格使我的二十岁前成长时光，宜于有一个边界封闭的、方向凝聚的时期：这就是可称之为“文学伦理学”阶段。在此阶段内，我完全独立地塑造着我的自我。那时我之所以特别把托尔斯泰的“自我完成”观当作我的座右铭，是完全合乎我的知识水准和性格成长逻辑的。既然是“自我完成”，也就是精神朝向于我自己，而非朝向于社会和集体。我在整个中学时代都是“不入流”者，在同学中处于“中偏下”阶级。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严格说不关心政治语言，“政治课”成绩永远最差，是六年中唯一有过一次不及格记录的科目。实际上，我在课堂上根本听不进去），甘愿处于“下游”，如果这样我可以保存更多的自由时间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
20世纪末我曾旅欧9年，因此获得了深入体认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机会，我的学术实践目标也就从中国扩大到世界，认识到中国和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今日已成为一体。从此必须从世界角度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必须将中国历史和现代学术融入世界。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战后世界学术的全面制度化发展，学术的目标、内容、观点和方法，仍然受到学科分隔化和市场化的严重限制。换言之，一种广义的学术实践方面的“实用主义”，已然充斥于全世界，虽然彼此的实用主义类型不同。以“成”代“真”的学术观，实已成为商业化时代的一种“通则”。这样的商业化通则，却与我30年前在北京府右街独自进学时所怀抱的学术动机和目标相反。30年来我有各种机会来“顺应”各处学术制度化的要求，以有利于和现行学术潮流取齐，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的动机和目标不可能还原为个人对“成”的追求。本书所记叙的我的各种学术遭遇，也就反映了个人学术实践与学术环境之间的各种各样矛盾。人类社会生存必须有牢靠的制度化保障。学习和教育，当然须在制度化框架内展开。我的实际关心为：如何在求“成”的制度性学术环境内，发展学者个人求“真”的学术实践，以及如何对传统思想史进行更有效的科学分析。这样，我就在30年前“找到了”符号学。而这个符号学，今日岂非同样正在沿着求“成”的方向前进？我们于是须遵行一种“学术实践辩证法”：在客观制度化的和主观功利化的学术活动中，设法相对有效地输入求“真”的要素。未来的“中西思想交流”的庞大实践任务，可以说就是“仁学动机学”和“西方方法论”之间的深入“对话”和“结合”。
《忆往叙实》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无
李幼蒸是我崇敬的符号学专家，也是一个杰出的翻译家。等我看完手头几本，一定会来把你搞走的。老李，等着。
不少学院派对李幼蒸很是不屑。不过就求学精神而言，还真没见到哪位国内“大家”有他这般执着。“边缘”是个好说不好受的词。李老做着前沿的学问，过着边缘的生活。从机构和名分上看，李老是典型的“老无所依”。但就是这样一个老人，晚年依然勤于治学，敢于直言。着实令人钦佩。或许这些“忆往”会令新人隔膜，“叙实”会令老人不安，但这忆与叙却绝不仅是个人性的，而是中国学界的明镜。照照自己，想想明天。或许中国学术会走得更好些。
李幼蒸近年来刊文多篇，刻意强调“心术”，而李幼蒸自身的心术有可议者，主要为如下两端。
一、刻意强调倪梁康等本科是外文系，不是出自哲学系专业，言下之意是其哲学素养可疑。当然李自认为身在哲学所，是哲学专业的。那么，请问你李幼蒸又是什么专业出身的呢？你不是没专业吗？你不是自学出身的吗？其“心术”为：面对本科即为哲学专业者，李摆出自学成才的独立学人的架势；面对本科为非哲学专业者，李则以哲学所的处子之身凌驾之。
二、刻意视他人译本为窃译。王东亮等译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其中我看不出有窃译之处。李幼蒸号称通五国外语，但他译的罗兰·巴尔特，很多根据英译本，中译文极其粗糙，错误百出，术语生编硬造，什么“主体间性”、“文本间性”，贻害无穷（“互为主体性”或“交互主体性”被译成“主体间性”，汉语四字句两字一顿，就成“主体、间性”了。这术语的核心是“主体性”，他将主体性离间开来、隔离开来）。刻意强调搞“法国文学”的，搞不了符号学。但如果有搞 “法国哲学”、“法国语言学”的出来涉足他曾经涉足的领域，他必定又有另一番话。其“心术”为：凡是李幼蒸涉足的领域，必须保持李幼蒸当初那番粗劣的原貌，文字不能改，术语不能动，否则就是剽窃、抢夺。
李先生的书让我们庶几可以摸索出新中国成立后各段时期学界的一些真相。拒绝承认事实不是应有的态度，李泽厚、倪梁康、罗蒂等等的拥趸不必过分激动，不必为尊者讳。静静心，认真地看看文章，就会发现这是真挚而讲道理的文字，也是纯粹的学术言论，是李先生"仁学"、"心学"的流露，能够在这里体味出先生的思执和抱负。
看了几个评论，才知道国内这个圈子里都是一些混饭吃的猪猡，学识涵养比不上作者，做泼妇状骂街倒是本能。
为了混饭吃说些违心的话可以理解，但没必要做得太过恶心了吧！
叶雷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缺少学者，但缺少独立学人。独立学人有两个标准，一是始终坚守自己的本性，注意的不是别人心里在想什么，而是自己的内心活动是否纯粹；二是始终坚持学术的“真”，即使这种“真”也仅仅是属于作者自己的，不屈从于“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压力。
李幼蒸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独立学人，他身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不身居任何科研机构，不谋任何商业利益。李幼蒸先生的经历复杂，在上个世纪“反右”运动中，他选择了大学肄业，埋头于北京图书馆７年遍览社科，直到“文革”开始后北京图书馆关闭。浩劫动荡的十年，他专注于内心，宁静地居家研习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外语、结构主义、电影、解释学、符号学等。“文革”结束，他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制度化学术环境中抗争了１６年，最终飘学于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最终找到了仁学和符号学的结合之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学术的地方就有学术江湖。李幼蒸先生５０年的学术经历，用回忆性的文字一点点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便是《忆往叙实》一书。就如李先生在序言中说的一样：“个人学术经历中的许多私人性观察和体验，既可以作为学术思想的补充，又可以反映人际关系与学术思想方式的密切关联。”《忆往叙实》再现了李幼蒸先生一个人的学术江湖，我们从中可以管窥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学术江湖。
在李幼蒸先生的学术江湖里，有在图书馆自学结识著名翻译家马元德的故事；有杜任之这样的良师益友，一起重建现代西方哲学，享受“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环境；有与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的恩恩怨怨，在写《忆往叙实》这本书的时候，还不忘和李泽厚先生论争，还要谈自己的孔孟学为心术学；有与现象学家泰迷尼卡交往的回顾，也有在德国努力倡导建设新型汉学研究所失败的记叙……
在《忆往叙实》中，李幼蒸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性的问题，即处于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学术是“求胜”还是“求真”，学术发展与知识分子自我批评的问题。确实，在学术商业化的氛围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求胜”为目的，以名利为归趋，走向媒体，炒作自己。这样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打压了以“求真”为目的的学者，另一方面是社会性“道德语言”成为一种另类名利工具，混淆了精华与糟粕、高雅与低俗、解读与创新的界限。
《忆往叙实》是回忆性的文字，或者说是传记性的文字，但它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或者传记。它的文字充满了思想性、学术性、精神性，所以读起来并不轻松。当然，里面并没有什么深奥的词汇，只要转动一下脑子，读下来还是没问题的。也许，我们并不完全认同李幼蒸先生所谓的“仁学”，但透过《忆往叙实》，透过窥见的学术江湖，我们的受益还是颇多的。
编者按
在不同的读者眼里，同一部作品会呈现出大异其趣甚至截然相反的面目。著名学者李幼蒸先生的回忆录《忆往叙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下两篇稿子，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读了这本书，前后参看，别有意味。
看时代 一部特殊的学术史
中国百余年学习西方文化的镜像
在中国大陆的1959年至1977年，有几人能自由读书，而且是读西方现代哲学原著？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的百年大潮中，有几人真能入乎其内，甚至纵横多个领域，而又能出乎其外，和西方思想家过招，进至于批评？最初在网上看李幼蒸先生的《忆往叙实》片段时，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不觉欣然而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过去之偶像的黄昏，又不禁油然而悲。
李幼蒸这个名字，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但是作为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理查·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等书的中文译者，他在专业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只是他的这些书似乎属于不同领域，他崇尚跨学科的自由研究，开风气之先却又多年大隐于市，如今虽是国际符号学会副会长，却只是独立学人一个。
这部自传性作品固然不乏朝花夕拾的趣味，但一些章节对贺麟、李泽厚、甘阳、倪梁康、理查·罗蒂、伊格尔斯、陈寅恪、钱穆、傅斯年、牟宗三、余英时、张光直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作出批评，有这种必要吗？西学专家，怎么又要提倡孔子的“仁学”，阐发《论语》？更何至于有香港、台湾、华裔汉学的水平皆不足道而未来新学术将发轫于大陆的近乎“非常可怪”之论？
如果把《忆往叙实》看作一部特殊的学术史，不仅仅是个人在特殊时期的学术史，而是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当作中国百余年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镜像，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以及今后反思的基础，则《忆往叙实》的出版，可当阮元所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之语。
跨学科、跨文化进行研究
李幼蒸先生是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之子，他的幼年是在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喜欢看美国电影和西方小说，1957年决意从大学退学，走向哲学。从1959年开始，在北京图书馆自学五门外语，研读西方现代哲学。文革期间，在家自学。1978年进中国社科院哲学所，1982年后多次出国访问，1994年之后旅居海外。这样的一种成长经历，最为特殊的是在社会运动的时期，居然能持续自学西方现代哲学理论，并在文革之后迅速和西方现代学术接轨，紧追西方的学术前沿。在大陆的同辈人中，其所经受的磨难，也是绝无仅有。
但是在大陆之外，港台的学术环境应该是相对宽松的，不少人都有机会留学西方。留学者中虽不乏佼佼者，不少人在推进儒家、道家学术国际化方面也很有成绩，可是进入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前沿的人却似乎并不多。这个现象值得深思。李先生能紧追西方的学术前沿，得益于他早期的学术准备和多种外语的训练，因此在70年代末，他能将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四个领域作为重点研究领域。这不仅避免了在单个方面追踪西方现代学术的后继乏力；而且因为所究为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大本大原，是故在与西方同行切磋时，能不遑多让。
李先生的同辈和民国时期或更早的学人、留学生有一些不同，就是时逢中西方古典学术退潮，而西方的现代思想理论勃兴。留学者如果缺乏宽广的现代思想理论准备，受限于现代学科条分的体制，恐多只能毕其功于一门，不但很难进入西方学术前沿，而且后继乏力。因此反不如作为独立学人的李先生，能够自由介绍、翻译、学习各家学术思想，能够跨学科、跨文化进行研究。
可惜，有李幼蒸先生这样特殊经历的学人太少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学者之中，能同时在几个领域紧追西方现代学术思潮的学者也很少。因此，李先生的经历，或许是特殊时代、特别人物的合成结果，难以复制。但是，这个经历可以提醒我们的民族文化政策制定者和有远志的学人，如何让中国的学术水平快速提升。
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
李先生的特殊经历还提醒我们，在中学尤其是传统经史之学方面，海外学者虽多得风气之先，善于借用西方新理论，但是因为新理论本身的脆弱性，并不足以改变研究范式。在解读材料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上，内地研究者的功力要扎实得多。因此，在李先生看来，要让中国学术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就必须以沉淀之后的内地学人为本位，中西结合，使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
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苟得人心、事理之所同然，本无所谓中学和西学之分。求真是学术之目的，苟得其真，也无所谓中西之别。然而李幼蒸先生的独特经历使他体察到，学术的求真动机，早已经被学术效果歪曲了，商业化逻辑取代了真理性逻辑，利代替了义。李先生说：“80年代最难以忍受的两种人事经验是：西学青年的普遍私利主义和海外华人的势利主义。其后海外十来年又陷入另一套人事磨擦：我一向视为品位较高的西方学界，原来其自利主义不落人后。”为了安身立命及稻粱之谋，可以选择简易的门径，乃至可以放弃真理，背弃仁义。学界虽然尚有少数有心求道者，却势单力孤，不足以激浊扬清。由此形成的一种奇怪的产业链，就是各学科均大量翻译、学习西方最新的学术理论，不加批判或劝百讽一，孜孜求其于中国之用；却无人愿意顺西方现代学术流变的途径追根溯源预流其中，登堂入室，抄戈执盾，叩问其合理性与适用限度等等。所造成的后果是，西方永远处于话语权之中心，中国永远居于臣仆之地位。
《忆往叙实》是促使作者将传统学术引向心目中的现代化的见证之一，它读起来比学术专著要轻松很多。故此书对学界所可能有的启发效果，恐怕不让于作者的那些学术专著。而突破偶像崇拜，乃至质疑李先生本人的观点，也自然是值得期待的一种效果。
□李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西闪/文
在我看来，回忆录和自传是特别值得怀疑的一类文字。围绕着前者，几乎总会发生旷日持久的口水之争。而所谓自传，里面貌似刀枪剑戟，仔细一看不过是化妆用品。所以我比较欣赏奈保尔的态度，在他的笔下，既有鸡毛蒜皮的家书，也有直言不讳的回忆。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差不多做到了毫无保留，哪怕别人写出来的传记让他起了找巫医下咒的念头。
基于相似的理由，我比较喜欢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直率而坦诚；比较不喜欢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自恋而傲慢。可当我读到李幼蒸先生的《忆往叙实》时才意识到，自己对待此类作品的评判标准还是过高了。
我是在读《哲学和自然之镜》（理查德•罗蒂著，商务印书馆）时第一次接触到李幼蒸这个名字的——他是该书的译者。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欠缺分析哲学训练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就是正文之前的那一部分，值得相互参详。罗蒂在再版序言中称李幼蒸为“老友”，说他们二人之间的谈话富于启示性，自己受益匪浅。可是“老友”李幼蒸在译者再版前言中却委实不客气，说罗蒂这个“今日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哲学家”（哈罗德•布鲁姆）论断偏颇、自相矛盾。虽然我认为在别人的著作之前添加这种批判性的前言有些不妥，但李先生仍给我这么一个印象：此乃诤友。
如果不读《忆往叙实》，我竟不知李幼蒸先生是符号学方面的专家，更不会了解，所谓“诤友”，李先生却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在这本“自传性质的回忆文集”中，李先生再次提到了与《哲学和自然之镜》有关之事。经他披露，原来贺麟先生为罗蒂此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也是李先生的捉刀之作。在李先生的描述中，事情原是这样的：贺先生曾经邀请罗蒂访华未果，而李先生之后提出的邀请则得到单位许可。贺先生可能将之前的邀请与李先生的邀请混淆了，故对李先生提出“严肃”要求，让自己的一位后辈学人“徐君”参与接待，并与李一起合译《哲学和自然之镜》。理由是徐君已经着手翻译了。李先生自忖贺乃学术委员会主任，“假如”在职称评议会上忽然说出“他（指李先生本人）连大学还没毕业，还是再考验一段时间吧”之类的话，岂不是前景不妙？所以在拒绝合译的前提下，主动提出代贺先生为罗蒂的书拟序的建议，并得到贺先生的应允。
就这件事情李幼蒸先生洋洋洒洒写了不少文字，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想证明中国学界长期存在着不问真才实学，只问知名度和资历的“封建主义传统”，像贺麟那样的老知识分子们大多不懂装懂，“心安理得地借助年轻人发挥余热”。然而荒唐之处在于，我读到的却是一个世故的后辈学人揣度前辈心思，曲意逢迎，自己不思反省，待前辈逝去又出来翻旧账的故事。
《忆往叙实》里当然也少不了“老友”对罗蒂的评价，读来更是令我诧异。李先生自承，罗蒂是他赴美的第一位学术访问邀请人，之后两人联系颇多。罗蒂待李应算不薄，不仅为李落实了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访问，李访问弗吉尼亚大学期间又邀其住在他家。在伯林国际科学研究院做客座时，罗蒂不忘推荐“老友”，从普林斯顿大学迁往斯坦福大学，他又为李安排访问学者事宜，罗蒂夫人玛丽还多次提出义务为李的英文手稿润色。然而罗蒂所做的这一切显然在李幼蒸先生看来不过是别有所图，是维持彼此间“历史性友谊”的手段。我不知罗蒂若泉下有知，该做何感想？
为何李先生对罗蒂如此不满？待我读到《忆往叙实》的下一章就明白了。原来李本有机会到斯坦福研究所工作，而推荐人里的那位“西方朋友”却采用了“明助暗损”的作法，使得他的项目申请功亏一篑。那位与李先生在学术上渐行渐远的西方朋友是谁呢？李先生没有明说，但并不难猜。问题在于，李先生指责的所谓“明助暗损”的作法是什么呢？原来是“西方朋友”建议斯坦福研究所把李先生申请的“比较伦理学研究项目”转予一个汉学家过目。而众所周知，那些可恶的汉学家是“多么讨厌懂得西方现代理论的中国学者”。
为此时隔多年，李幼蒸先生的怨怼依然郁结于胸。在书中他这么写到：“可抱怨之处在于，他完全可以拒绝担任推荐人。但他接受了，而到时竟然‘顺便’破坏了此事。当然不是说申请失败原因即在于此〔这是无法证明的〕，而是说他的作为证明了他的‘心迹’在于此。”老实说，读到这段话，我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李先生这样的“老友”。
事实上，猜测、猜想、感觉等极为主观的词语在这本名为“叙实”的书中并不少见。而在评判与他人的交往时，李先生不是觉得别人“以……自许”或者“以……自居”，就是感到对方的打压、挖苦和讽刺，这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态。
不止于此，李幼蒸先生在回忆他要感谢的人时也不乏诛心之论。譬如他讲到了对他多有襄助的华裔哲学家王浩。李先生曾翻译过王浩先生一篇旧文，王先生觉得不满意。李去信讨教，王回信无须改正。李便就此兀自猜测了一通，自觉尴尬，二人就少了来往。后来李到美国，偶遇王浩和一位同行女孩。王向女孩介绍说：“李先生英文非常好。”而李先生的感想竟是：“我听出来，这是挖苦话，原来王浩对我还未‘释怀’，以后我也就想不到再与他联系了。”
本还想就《忆往叙实》中的诸多细节多谈一些，却发现李先生在后记里已将《忆往叙实》定性为“一个‘独立学者’在全球学术强制度化时代，对国际人文学术现状所进行的‘反应’和‘反省’”，将自己在学界遇到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上升为围绕着真理进行的路线斗争。如此逻辑，我再评论下去不就成心理学的案例了吗？
最后还有一点感想：一定要加强锻炼，争取长寿。这是贺麟先生、罗蒂先生等人的最大失败。相反，像书中形象也甚负面的李泽厚先生，是否如李幼蒸先生所宣称的那样“不懂装懂，利用他人，里外两面”，已是一种“历史的残余”，我看还说不定。因为从《忆往叙实》这类回忆录看得出来，有的人认为，“真相”往往掌握在长寿者手中，谁活得长，谁就是赢家。
不由想起李幼蒸先生应该相当熟悉的伽达默尔。那位活了102岁的德国哲学家也写过一本回忆录，名叫《哲学生涯：我的回顾》。在那本书中，哲学家是一个多么值得尊敬的形象。
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在一件件的叨叨，有什么意思
不算独立，他曾回到社科院请求退休待遇而未得。
既然未得那现在不就独立了么
李幼蒸这名字，曾见过，那次就是这烂芝麻事。
无论是气质还是外表太丑的人 或者没有符合美学的任何部分 这样的人会写出好东西么 这种人除了疯癫的情况下才会写些疯说 别人也没心情去看
除非觉得好奇 现代的人学说 所谓人 就像过去 德智体美音必须样样具备
一个身体和形象是基础 那是可以随便改变的 如果说人是个可以比较的东西 那么我们选择人跟选择商品是一样 但是有种因素我们必须面对 也许在我们选择了以后才发现 这个因素我们也许参考不到 那就是感情
如果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感情 我们需要的是商品的选择
有些人无论你怎么解释也不明白 因为不是一路人
所以说当他们对你起了无数的构思的时候 那些对我们的判断的错误
往往来自那些不属于我们选择范围的人群 无论是朋友亲人或者什么
也许基因和命运不一定把对的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想 如果不是世界讲
了公正 至少表面上 也许这种我不负责任的或者很危险论调 绝对是
会导致弱者的悲剧的
而如果你把别人的隐私当作吃饭一样的不去好奇 你会发现
一个国家和所谓的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少了东西 我想那是个依赖和不独立的人格的群体
制造出的 还是那些导致不公正或者面对不公正时采取的反应
我现在明白 没有人会教你 教我的还是自己 所以
当我遇见了他们 我就对以前那些人的误解和埋怨没有什么回忆了
我想我都不需要跟谁都去交流 这样对上面的结构更牢固
编者按
在不同的读者眼里，同一部作品会呈现出大异其趣甚至截然相反的面目。著名学者李幼蒸先生的回忆录《忆往叙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下两篇稿子，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读了这本书，前后参看，别有意味。
看时代 一部特殊的学术史
中国百余年学习西方文化的镜像
在中国大陆的1959年至1977年，有几人能自由读书，而且是读西方现代哲学原著？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的百年大潮中，有几人真能入乎其内，甚至纵横多个领域，而又能出乎其外，和西方思想家过招，进至于批评？最初在网上看李幼蒸先生的《忆往叙实》片段时，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不觉欣然而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过去之偶像的黄昏，又不禁油然而悲。
李幼蒸这个名字，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但是作为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理查·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等书的中文译者，他在专业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只是他的这些书似乎属于不同领域，他崇尚跨学科的自由研究，开风气之先却又多年大隐于市，如今虽是国际符号学会副会长，却只是独立学人一个。
这部自传性作品固然不乏朝花夕拾的趣味，但一些章节对贺麟、李泽厚、甘阳、倪梁康、理查·罗蒂、伊格尔斯、陈寅恪、钱穆、傅斯年、牟宗三、余英时、张光直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作出批评，有这种必要吗？西学专家，怎么又要提倡孔子的“仁学”，阐发《论语》？更何至于有香港、台湾、华裔汉学的水平皆不足道而未来新学术将发轫于大陆的近乎“非常可怪”之论？
如果把《忆往叙实》看作一部特殊的学术史，不仅仅是个人在特殊时期的学术史，而是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当作中国百余年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镜像，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以及今后反思的基础，则《忆往叙实》的出版，可当阮元所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之语。
跨学科、跨文化进行研究
李幼蒸先生是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之子，他的幼年是在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喜欢看美国电影和西方小说，1957年决意从大学退学，走向哲学。从1959年开始，在北京图书馆自学五门外语，研读西方现代哲学。文革期间，在家自学。1978年进中国社科院哲学所，1982年后多次出国访问，1994年之后旅居海外。这样的一种成长经历，最为特殊的是在社会运动的时期，居然能持续自学西方现代哲学理论，并在文革之后迅速和西方现代学术接轨，紧追西方的学术前沿。在大陆的同辈人中，其所经受的磨难，也是绝无仅有。
但是在大陆之外，港台的学术环境应该是相对宽松的，不少人都有机会留学西方。留学者中虽不乏佼佼者，不少人在推进儒家、道家学术国际化方面也很有成绩，可是进入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前沿的人却似乎并不多。这个现象值得深思。李先生能紧追西方的学术前沿，得益于他早期的学术准备和多种外语的训练，因此在70年代末，他能将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四个领域作为重点研究领域。这不仅避免了在单个方面追踪西方现代学术的后继乏力；而且因为所究为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大本大原，是故在与西方同行切磋时，能不遑多让。
李先生的同辈和民国时期或更早的学人、留学生有一些不同，就是时逢中西方古典学术退潮，而西方的现代思想理论勃兴。留学者如果缺乏宽广的现代思想理论准备，受限于现代学科条分的体制，恐多只能毕其功于一门，不但很难进入西方学术前沿，而且后继乏力。因此反不如作为独立学人的李先生，能够自由介绍、翻译、学习各家学术思想，能够跨学科、跨文化进行研究。
可惜，有李幼蒸先生这样特殊经历的学人太少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学者之中，能同时在几个领域紧追西方现代学术思潮的学者也很少。因此，李先生的经历，或许是特殊时代、特别人物的合成结果，难以复制。但是，这个经历可以提醒我们的民族文化政策制定者和有远志的学人，如何让中国的学术水平快速提升。
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
李先生的特殊经历还提醒我们，在中学尤其是传统经史之学方面，海外学者虽多得风气之先，善于借用西方新理论，但是因为新理论本身的脆弱性，并不足以改变研究范式。在解读材料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上，内地研究者的功力要扎实得多。因此，在李先生看来，要让中国学术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就必须以沉淀之后的内地学人为本位，中西结合，使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
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苟得人心、事理之所同然，本无所谓中学和西学之分。求真是学术之目的，苟得其真，也无所谓中西之别。然而李幼蒸先生的独特经历使他体察到，学术的求真动机，早已经被学术效果歪曲了，商业化逻辑取代了真理性逻辑，利代替了义。李先生说：“80年代最难以忍受的两种人事经验是：西学青年的普遍私利主义和海外华人的势利主义。其后海外十来年又陷入另一套人事磨擦：我一向视为品位较高的西方学界，原来其自利主义不落人后。”为了安身立命及稻粱之谋，可以选择简易的门径，乃至可以放弃真理，背弃仁义。学界虽然尚有少数有心求道者，却势单力孤，不足以激浊扬清。由此形成的一种奇怪的产业链，就是各学科均大量翻译、学习西方最新的学术理论，不加批判或劝百讽一，孜孜求其于中国之用；却无人愿意顺西方现代学术流变的途径追根溯源预流其中，登堂入室，抄戈执盾，叩问其合理性与适用限度等等。所造成的后果是，西方永远处于话语权之中心，中国永远居于臣仆之地位。
《忆往叙实》是促使作者将传统学术引向心目中的现代化的见证之一，它读起来比学术专著要轻松很多。故此书对学界所可能有的启发效果，恐怕不让于作者的那些学术专著。而突破偶像崇拜，乃至质疑李先生本人的观点，也自然是值得期待的一种效果。
□李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这本书的的评价这么两极化，到底是谁有问题，呵呵
没有什么高端学者会像李幼蒸一样写一本三十多块的书去骂人。学术水平没见得有多高。
唉，年轻时候受了那么多罪，现在年纪大了脑子有点糊涂，大家宽容点吧~毕竟人家水平还是有的。
其实就是个翻译，李家都是做这个的。他的姐姐是周传基夫人李溪桥，还有个兄弟李小蒸。在他那个年纪出国，难有成就，长期访问学者给人打杂而已。另外，他自称回国到社科院要求退休，但人家不给。跑了十多年，回来领退休金，你当你是杨82啊！
哎呀呀，还有挺多人骂他的，说明他成功了
李幼蒸“心术”的可议之处
陶文石
李幼蒸近年来刊文多篇，刻意强调“心术”，而李幼蒸自身的心术有可议者，主要为如下两端。
一、刻意强调倪梁康等本科是外文系，不是出自哲学系专业，言下之意是其哲学素养可疑。当然李自认为身在哲学所，是哲学专业的。那么，请问你李幼蒸又是什么专业出身的呢？你不是没专业吗？你不是自学出身的吗？其“心术”为：面对本科即为哲学专业者，李摆出自学成才的独立学人的架势；面对本科为非哲学专业者，李则以哲学所的处子之身凌驾之。
二、刻意视他人译本为窃译。王东亮等译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其中我看不出有窃译之处。李幼蒸号称通五国外语，但他译的罗兰·巴尔特，很多根据英译本，中译文极其粗糙，错误百出，术语生编硬造，什么“主体间性”、“文本间性”，贻害无穷（“互为主体性”或“交互主体性”被译成“主体间性”，汉语四字句两字一顿，就成“主体、间性”了。这术语的核心是“主体性”，他将主体性离间开来、隔离开来）。刻意强调搞“法国文学”的，搞不了符号学。但如果有搞 “法国哲学”、“法国语言学”的出来涉足他曾经涉足的领域，他必定又有另一番话。其“心术”为：凡是李幼蒸涉足的领域，必须保持李幼蒸当初那番粗劣的原貌，文字不能改，术语不能动，否则就是剽窃、抢夺。
关于《忆往叙实》写作的反思
---兼及“乡愿佞口”的符号学解析三则
李幼蒸
最近我重新总结了一下《忆往叙实》以后的写法。也就是我企图重新为自己写这类回忆文寻找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回忆文都是围绕着具体人物写出的，难免提到使当事 人不快的方面，而后者又是我个人经历和体验的一部分。此类文字乃谈论我个人的正反两方面的人际关系体验，而其中他人部分仅为我之文本内容“参与者”；回忆 文当然不是对他人及其学术的全面观察和分析。因此当事人对我的相关回忆文的态度，是不应该影响到我自己的已定写作计画的。然而也有朋友好意劝告说，这类回 忆文会给一般读者印象是我在大谈个人恩怨，从而有损我自己的形象。看起来像是如此，而实际不然。关于“大事”，我在另一类写作中谈的已经够多了，《忆往叙 实》则偏重于个人生活中直接获得的具体人际关系经验（“事实”怎能排除两人之间所发生者呢？当事人要想否认之或将其歪曲为“虚构、想象”，则与作者毫无关 系）。所谓“叙实”之实，是指个人生活中一切重要经验之实，包括那类不为人知的“敝事”（包括那些当事人刻意加以掩蔽的事实）。事情本身是卑微琐碎的，而 其“意义”则绝非无关紧要。首先，作为个人“日记体”文字，那末多影响到我的学术计画、个人情绪和精力的“贴身小事”，可以不放入个人生活“实录”中来 吗？是登录一切真实，还是只登录“美好的”真实？其次，更主要的是，这类“敝事”，恰恰已成为我的学术作品产生过程中的“伴奏曲”，“它们”伴随着我八十 年代致力于绍介新知新学过程中的每一阶段。正像是，新时期以前二十年中，物质艰困伴随着我的每一进学阶段一样。物质性艰困和人际性艰困，都是我的学术实践 过程的“背景”和“代价”，结果，学术成果和人际困境，成了一对双胞胎。整整80年代，我大概至少浪费了四分之一时间（也许更多）来克服种种出版麻烦（大多由各式各样大小学术“名人”所加予的，因唯具权势的“名人”有能力影响他人之出版和交流）。卑微事件和宏观主题就这样辨证地、有讽刺意味地、外在有机地缠结在一起了。这是我蛰居20年 突然进入社会后，所“赫然”发现和“惊异”体验到的一个“新世界”：知识分子不择手段地争名夺利。他们曾经是被压抑者，一旦解除压抑他们马上就想去“压 抑”（排挤和利用）别人。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心态（心术）能够“致学术真理”么？学术不过成了争强斗胜的工具！现在，我能够因为孔子说的“斗宵之人” （今日之学术界弄潮ㄦ）倒打一耙、颠倒黑白、泼污抹黑，就对此仁学中第一要义退而不言么？这就是我身处的具体性历史，我必须直面此历史真实。但我的目的绝 不在于揭伪以正世风，这是我根本无力量办到的（正像我也根本没能力有效推进个人学术理想），而是记录真实，首先是为我自己记录真实。两个人之间的“真实” 当然是“查无实据”的。但比一个人自己的纯个人行迹则多了一份“可查证性”。一个人在日记和自传中谈论有关自己的“心迹”时（大量文体属于此），需要“证 明”么？别有用心的人，想通过混淆不同文体、不同写作目的，来否定孔孟诚学的心迹论，意在颠倒是非，掩护自己隐蔽心迹，以利于永保个人不当声名权势。知识 分子的根深蒂固权势欲（利用和支配他人），学术界以学术争名势的固疾，才是今日孔孟学必须首先面对的。跨学科学术方向努力的第一个绊脚石，就是大小权威的 党同伐异动机和策略。
符号学，也就在这里和仁学挂上了钩。符号学要按跨学科方式探讨真理，而学科权威要按学科地位保卫利益。于是发生了根本矛盾。在此人们混淆了几件事，我们试用符号学语言析之：
1。是非 vs 利害。（乡愿把是非问题变换为利害问题）
是非问题（A）和利害问题（B），“在物理上”，同时存在于一身。是非因素连带着利害因素，于是谈是非，就可能损利害。但二者实为二事，通俗视二者为一，所以有“攻人之短”之论。这样就把学术伦理学的是非之论，“歪曲”为“损人利己”之论。在此B与A为外在因果性关系，或行为因果性的意指关系，也即指号（index）和效果（effect）的关系。如“彩虹指示雨后”（雨“带来”虹），同理有“是非指示利害”（是非“带来”利害）。但A与B在此不是“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二者各有不同之意义（伦理性和功利性）。
如果将A与B的外在“指示”关系，误解为内在“意指”关系。谈论A就等于谈论B，是非问题就被等同于利害问题。不要小看这种混淆伎俩，这是“似是而非”策略的一种。从而希图可以把任何伦理是非之指陈，歪曲为“损人利己”之动机和目的。乡愿者，以紫乱朱者也。在此可又得一例。彼辈遂以行迹之似，混乱A与B。从而把维护B当成了掩饰A的手段。常人在此亦易于被欺。
2。效果之是非 vs 动机之是非。（乡愿把行为和动机混为一谈）
是非可从相关事件之外在表现（能指A）来衡量（事件严重与不严重，即行为的道德性、法律性衡量），也可从动机心术之内在表现（所指B）来衡量（心端之正与不正，伦理动机学的衡量）。二者不必一致。外在是非甚轻者，内在是非可以很重，反之亦然。外在A为内在 B之能指。A甚小，而其所指B可能很大。“以小见大”中之“见”字，即signify（意指）。“小题大做”观，即是把能指A本身当作了所指B。A与B何者为能指，何者为所指，当然是人为规定的。仁学强调心术，当然就是侧重所指侧B的意思。现在乡愿，故意混淆话语中A与B的关系，以便将“以小见大”歪曲为“小题大做”，进而推演至“攻击名人”之策略，以确保“名人”之“隐蔽心迹”永不“受损”，乡愿辈之计策用意在此。A（外行为）与B（内动机）各有不同之伦理性意涵为一事，A与B之间存在有signification（意指关系）为另一事。这样才会把所谈B的问题转化为在A侧“严重不严重”、“对不对得起”之类的问题。
3。社会知名度（A）vs 被看重的知名度（B）（乡愿把批评权势之不当运用，混淆成妒忌权势者）
A作为社会客观现象（媒体统计）和B作为按特定（伦理的，文化的，学术的等等）标准衡量的社会现象是两件不同的事。A作为任何权势的“标志”所引起的关注和B按当事人在意的标准所引起的关注，也为二事。“大款”为A，也被大众视为B（即任何知名度均为所称羡者）；但A可能不为文化人视为B。某甲谈论A时，并不等于把A看作B。也就是某甲批评“大款”时谈不到“嫉妒”A的问题，因为甲不把A视为B。但如对A与B不加区分，以为任何A都相当于B，也就易于把A当成了护身符。对某甲来说，某种“名势”A反而可能恰恰是被轻蔑的对象（人们讨厌物质性暴发户和讨厌文化性暴发户的情况完全一样），但在对A进行批评时，由于对方把A与B混淆，遂把批评A（“攻击”名势A）当成了批评B（“攻击”名势B），从而将后者转化为对此B（实为A） 的“嫉妒”（以为批评此暴发户之“不当”相当于嫉妒此暴发户之“声名”）。结果严肃的批评“不当”权势者的问题，遂被歪曲为“嫉妒”权势者之“权势”的问 题（好像：批评权势恰因钦羡权势）。乡愿辈通过此混淆术，把对某种“（文化）大款”（脑满肠肥者也为“名人”也）的批评，转化为纯因嫉妒名势。这是权势者 自保的廉价伎俩，因为
对A之 批评，在于批评其权势之不当运用（学术心术学）。乡愿辈利用大众遇事不细查的倾向，不断“佞口”于黑白颠倒，遂把一个严肃的学术是非之辨，歪曲为个人之间 嫉妒恩怨问题，以便把水搅浑。现在，通过对此次事件之反思及个人处置是否不当之后，虽然个人亦在方式上有有待改进之处，但学术心术学的大方向未错。如确， 检讨学术权威之动机学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学术进步的问题，就会首先遭遇到乡愿辈将此重要观点歪曲为个人间恩怨妒忌问题，从而使学术党同伐异者可处于长期 “固位”的有利位势。
我 所说的“叙实”，大多是指自己对个人直接经验的记忆，更具体的说，是对所经历的事情的当时和其后之“主观判断”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对我这样的记忆力较差 的人来说，却是自信仍然比较可靠的。（我似乎在记忆主观心理部分比记忆客观事件部分更好些）这些有关人事心理和事理的判断，我认为需要公开谈论（关于随时 会涉及到的有关传说、猜测、误记、误判等等，今后要特别当心，减少犯错机会，而发现错误后在下篇文中标记改正或将来进一步考查订正。对于日记回忆体来说， 这是容易发生的错误）。这固然是发表回忆文的理由之一，更直接的理由是对以往个人生活经历的“补记”。在没有时间安排日记和传记写作之时，以此较随意方式 完成自己所需记录和传达的个人生活经历，是很自然的。当然，这样一来，读者要清楚，每篇回忆文，并不是一篇论文，甚至于时时插入不同程度的离题或近题话， 有时干脆就是“趁机”记载下来一些临时联想起来而认为应该记下的事情（此时类似于一种个人笔记）。所以在每篇回忆文的主题完整性方面肯定不合格，而标题如 以某一人名作为主题之代表，内容却可能广泛旁及他事。因此《忆往叙实》不妨视之为提前发表的“日记”或“传记-回 忆录初稿片段”。也许我正在根据新的形势和条件，在“创造”一种新的“文体”？这就是：“提前”把个人性经验记录在网上、公之于众，以使个人经验提前（及 时）融入集体经验中去。互联网时代为此提供了可能性。所谓“新文体尝试”，不过是产生于一种技术性条件：个人经验信息传达的必要，时间的有限，互联网的方 便，写作文本的临时性或待修改性。当然，随著新的体验增加，我还将继续思考这种临时性写作的正反效果问题。自最近相关事件出现后，我一直在反复思考此类写 作的“意义”何在？以及其意义被自然误解或被有意歪曲、因而须加以辨证的必要性何在？当然，特别是，今后这类写作之效果将不会单纯，但似应视其为“叙实” 冲动之必要代价。仁学实践，永远须存在于与乡愿辈的互动中。2006，7，2于湾区。
看到上面这篇自辩，喷子们可以shut up了。还是先好好做到”学为己“，再出来品评天下吧！
这书看的我各种喷，不知是可悲、可叹、还是可笑，不知道李先生是不忍当曹操还是想当当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