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子
2012-9
重庆大学出版社
张旻
303
179000
无
这是张旻的一部自述体文学作品。全书有一条连贯不断的主线和一个中心：主线是一个家庭、三代父子；中心是作者本人前半生为人子、为人父的历程和状态。围绕主线和中心讲述了三代父子的不同命运及生活状态。这本自述，堪称作者的半生“大事记”。作者力求排除杂念，以纯净之心追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真实轨迹。
张旻，1959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威海。插过队，上过大学，当过老师。现供职文化单位。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当过广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结业。著有长篇小说《情戒》、《成长是多么不容易》、《对你始终如一》，小说集《情幻》、《犯戒》、《自己的故事》、《爱情与堕落》、《我想说爱》、《良家女子》等。《成长是多么不容易》获上海优秀图书奖一等奖；《新房间·落小鬼》与《了结三章》分获两届《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
1 涂鸦中出现人名
2 巨蟒游过草丛
3 小人国
4 经典烙印
5 弟弟的乳名
6 脸上的疤痕
7 “狭路相逢勇者胜”
8 成长地
9 工宣队输了
10 有没有放下去的手
11 陌生的面孔：压抑与自我
12 时代话题
13 最浪漫的事
14 边缘状态
15 为什么不能要求孩子洗碗
16 孩子的错比天大
17 “我是中国人吗？”
18 成人的世界
19 后半生
后记
附录 我的安师，我的同事
张旻年表
去年我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自述体散文《如此欢乐童年》时，脑子里一下冒出了我酝酿中要写的这本书的书名。奥威尔在那篇文章里记述了他学童时代在寄宿学校的一段经历，给我的印象，那是他记忆里的噩梦，影响到他后来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虽然奥威尔写的是上世纪初英国的学校，但我感觉不陌生，许多细节引起我内心的共鸣。奥威尔只是写了自己做学生的一段经历，而我还由此想到了我们这辈人做父亲后和孩子的关系。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决定了我们这辈人，在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角色上的困惑和尴尬。 我生于1959年，出生地是上海南市区，出生后不久因父亲“下放”举家迁到郊县嘉定。我父亲是山东威海人，离休干部。一般称解放后上海的山东籍干部为“南下干部”。我小时候嘉定的干部，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各乡镇、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多半来自山东，在我们家所在的为机关干部建的“ 六一新村”里，户主为山东人居多。一直以来我也默认父亲“南下干部”的身份，但实际上父亲的情况特殊。父亲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家庭成分曾被划为“资本家”），父辈在威海开布店。山东解放前夕，父亲在烟台念高中，我爷爷因为对共产党不了解，更被国民党散布的关于解放军的谣言吓倒，于是将父亲送到上海去继续学业。没想到父亲在上海接触到地下党，并入了党。 我曾听父亲说，其实他对共产党早有所知，他的一位堂兄好多年前已投奔八路军。父亲的这位堂兄，虽只年长一岁，但父亲一生对他充满崇敬，并将这种崇敬的态度传染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我本人直到1988年，二十九岁那年，才在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军职干部家属区见到了已离休在家的堂伯父（ 山东叫大爷）。不太爱说话的父亲，讲起这位堂兄来如数家珍。父亲讲得最多的是他堂兄从小个性的刚烈和思想的叛逆，如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敢当面将他父亲的鸦片枪折断，十四五岁时就离家投奔革命去了；皖南事变后，他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逃跑后回家待了没几天又出去找部队。当地有个汉奸，常拿这事来我爷爷兄弟俩的布店里敲诈。我父亲在店里见过这一幕：那汉奸身穿黑绸衫，嘴上叼着烟卷，屁股后挂着二十响盒子炮，阴阳怪气地故意问我父亲的大伯：儿子最近有信来吗？老兄弟俩立刻好烟好酒伺候他，临走还往他兜里塞钱。解放后这汉奸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也许正因为我堂伯父觉得此生未能在双亲大人面前尽孝，年轻时还特别让他们担惊受怕，因此在他父亲去世时，他回老家操办了隆重的丧事，他自己也按旧俗披麻戴孝。这是堂伯父解放后第一次回老家，结果因为在丧事中“搞封建迷信活动”受到部队处分，从此再没回去过。 我认为我父亲被我爷爷送到上海来“避难”，却在上海秘密加入地下党，堂兄对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记得曾听父亲讲，上海刚解放时，他堂兄来沪出差，父亲迫不及待地去部队住处看他，兄弟俩久别重逢时，父亲对他景仰的堂兄说的第一句话是： “哥，我也入党了！” 但1988年我在西安见到堂伯父时，我发现他似乎对父亲四十年前在上海秘密加入共产党仍颇感惊奇。他对我说，你爸爸小时候人很聪明，读书特别好，但胆子比较小，没想到他敢加入地下党。 我也曾在一些报刊书籍上看到，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弥漫，毛人凤曾下令将抓到的共产党人扎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父亲家境较好，在那种情况下自愿投身革命，定有超人的胆识。 我所了解的父亲，的确一生谨慎，工作上似少有魄力。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忍耐。“文革”中被揪斗，他老老实实地挂着打倒他的大牌子站在台上。他被“解放”后不久，我母亲又因“特务”问题遭“隔离审查”。母亲出身贫苦，外公在她七岁时就病亡了，外婆不堪生活重负，将她送进了教养院，1947年母亲十九岁时进了上海天一布厂做工，解放初因表现突出被选拔进人民法院工作，1952年入党。揭发她的人在逼供刑下疯了，竟然诬告我母亲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某组的组长。这样重大的恶性事件，父亲理应相信不可能在母亲身上发生，但他还是相信组织，亲赴母亲囚房做思想工作，致使母亲一度自我怀疑，精神恍惚。 我很少看到父亲发泄情绪，在家时，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的小方桌旁，研究棋谱，摆残局。有时戴着老花镜，边看报，边在报纸边沿空白处写字。家里张张报纸上都有他的字迹，内容多半是抄报上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经常这样长时间枯坐窗前，报上涂鸦的字中开始出现许多人名。后来父亲甚至专门用一本黑面抄工工整整记下这些人名。父亲不知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开始搜肠刮肚地想他一生中接触过的许多人的姓名，结果一本黑面抄写不下了，人名越想越多，每一个接触过的人都可能在父亲的记忆里出现，并带出相关的更多的人。好些名字令父亲长时间搜肠刮肚，寝食不安。 母亲也不得不帮他回忆，甚至没办法还要惊扰他人。父亲自己还曾为一个无法想起的人名编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写信向那位同志后来担任过副县长的某县地志办询问，得到回复后，那种如释重负，令家人都透一口气。 ……
这本《中国父子》写的是一个家庭三代父子的故事，呈现出来的却是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的中国式父子关系。 这是一本中国父子必读之书，也值得每一位做儿女的去用心体会。 书中的文字平淡、自然而安宁，读懂了你才了解个中三昧。
无
这本书孩子很喜欢,ketag
阅读张旻之前，我对其心生好感源于两点：一是王朔在某篇随笔里的提及和推荐，二是他参与了当年《断裂》问卷的调查。此外，没了。我的意思是，现在看人看事，我很愿意遵循这么一个偏颇而自大的原则，即仅看重自己欣赏的少数人的意见和想法，而对大众口碑持严重不信任态度。
怎么说呢？互联网时代我有个经验之谈，多数人追捧且近乎狂热的，多半就有臭大街的嫌疑。理由也很简单，就国情现状而言，根本就不足以产生大批量具有独立自觉审美能力的群体。如果“83版《射雕》是难以逾越的经典”、“《让子弹飞》蕴含深刻的政治隐寓”之类论调不是别有用心者的信口雌黄，那我就只能将其悲观认定为大众娱乐“集体无意识”式的以讹传讹，至于“金庸是当之无愧的大家”、“韩寒郭敬明们是中国最牛的小说家”则更可谓文学的吊诡，它甚至已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问题，而就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压倒性优势推导出来的真理，且反对者的声音只能被淹没在滔天口水里，都没处说理去。以此观之，尽管陈村在《邓局长》的作品研讨会上喊出“张旻不被看见是不对的”，但其真正仍被忽视乃至无视也就理所当然了。
事实恰恰如此，张旻的小说可不好找，几年前出版的长篇《邓局长》，在网上能看到的全是半截子，个人甚至还到图书城问过，居然也没存货（显然不是脱销所致）。在本书中作者也讲了类似的一件事，他去新加坡看在那读书的儿子，偌大国家图书馆的中文阅览室，终究也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书。通读全书，在其被严重埋没的结论背后，我似乎也找到了另外一些耐人寻味的原因。比如他讲到自己在安亭师范当老师时，尽管课上得不错（曾拿过授课比赛一等奖），但他竟是主动找到学校领导，恳请“不用表扬我，也不要批评我。”一方面，他的勤奋用功给人胸怀大志积极向上的印象，另一方面，对于因此而来的荣誉褒赞他又避之唯恐不及。又比如他提到曾有人找他写电视剧本（赚大钱的机会），当时一口气签了两份合同，但在完成第一份合同后，他就忙不迭地退了第二份合同的定金，再也不干了。不是无法胜任，而是约束下的创作令其身心俱疲。无独有偶，我喜欢的另一位作家顾前，写过一篇类似经历的小说《朋友》，说的也是同样的苦恼。够说明问题了，原来面对所谓的主流社会，他不仅没有削尖脑袋一猛子往里扎，反而自觉地选择了靠边站。所以他的“不红”，看似和纯文学边缘化有关，和时代功利性及人心浮躁性有关，但更大一部分，还是性格使然。
当然，也无需就此打抱不平，因为我更相信独立者恒久独立，孤独者永远孤独，任何时候都没必要抱成团。抱团必然形成圈子，圈子虽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是圈子的本质属性，联盟协会，组织机构，社团政党，概莫能外。其最终落脚，不外乎人情世故的牵扯纠缠，往下推之，庸俗无聊更是不可避免，相比于个体，群体永远让人心生警惕。而张旻于我的最大意义，恰恰就在于这种作为个体存在的边缘状态。
按照惯例，最后夸夸这本书。《中国父子》是怎样的作品呢？在我看来，它既是一本质疑之书，又是一本释难之书，它通过作者散而不淡，杂而不乱的自问自答，以近乎冷血的理智回忆了个人的成长经历乃至前半生，透过自己与父亲，自己与儿子两代父子关系的离合亲疏，概括地反映了中国式的人伦纲常，也折射出时代的更替变迁。他既问出了成长中的诸多“为什么”，又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了“可能是这样”，这种心路历程的梳理和阐释，既是文学，哲学，也是心理学，伦理学，更是教育学，社会学。因为生而为人，又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本书虽然只是从“我”出发，效果却抵达了你和他（她），它看似只是个人的私密记忆，却又包含着斯时斯世集体一代人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