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罪责
2000-0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 野田正彰
304
无
本书以批判的眼光，对众多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军官兵进行社会调查和精神分析。书中列举了9名典型的原侵华日军官兵，包括曾经活体解剖中国人的军医、组织大规模抓劳工的军官、参与南京大屠杀的特务、亲手拷打致死300多名中国人的宪兵、制造细菌武器的731部队队员、对中国志士和日军逃兵执行死刑的监刑医生以及拒绝参与杀烧淫掠暴行的士兵，对他们的战场暴行心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过程、归国后对战争犯罪的深化认识做了深刻的分析，提示了这些战犯寻找罪责意识的艰难历程。书中还分析了侵华日军官兵的子女如何对待父辈的侵略罪行，阐明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人们正确认识战争历史，以及加强同受害国战后世代沟通和对话的重要意义。
中文版序言
序章 压抑罪恶意识的文化
第一章 淹没于集团中
第二章 没有路的路
第三章 精神患病的将士们
第四章 战犯处理
第五章 坦白、认罪
第六章 悲伤的心
第七章 过度适应
第八章 对服从的逃避
第九章 单纯的恶人
第十章 洗脑的人生
第十一章 并非“不得已而为之”
第十二章 功名心
第十三章 摆脱洗脑
第十四章 良知
第十五章 父亲的战争
第十六章 被继承的扭曲
第十七章 找回感情
第十八章 在七三一部队旧址的追思
后记
无
本书第十五章名为“父亲的战争”，其研究主题与多年前我读过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多有相似处。《生而有罪》一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的另外一本著述《无可救药的德意志》我也读过。不同的是，在本书里，作者野田正彰先生对战争参与者后人的关注乃至个案研究时间跨度更长。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在《生而有罪》等书中完成的，相当于横切下十余个纳粹子女的心理切片，放大后仔细揣摩研究；而野田正彰先生的努力则是纵向跟踪一名战争参与者后人心理路线，伴随其曲折环绕颠簸撕裂矛盾惶惑，一问究竟。
一九八六年，父亲大泽雄吉患食道癌去世前一周，女儿仓桥绫子拿到一张满是皱褶的小纸片。那时，大泽雄吉的肝硬化已非常危险，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的身体已骨瘦如柴。大泽雄吉用没插输液针头的右手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死了以后，把这个刻到墓碑上，别忘了，拜托了！”一周后，七十一岁的大泽雄吉病逝。几年后，一直忙于照顾家庭和工作的仓桥绫子想起父亲的遗愿，去跟哥哥商量，遭到拒绝：“我不愿在家族墓地上刻上这样的东西。”
这样，父亲大泽雄吉的遗愿无法兑现，一再延宕。父亲希望刻到墓碑上的，是下面这段文字：“在旧军队勤务十二年八个月。这期间有十年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中国的天津、北平、山西省的临汾、运城、旧满洲的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做出的行为不容辩解，真诚地道歉。”这段文字对自我履历陈述清晰，虽无细节，可其概念、态度确凿无疑：自己参加的，就是是“侵略”战争，而不是日本教科书中说的“进入”……所以道歉，真诚地道歉。
野田正彰跟踪研究其女仓桥绫子的心路历程超过十年时间。在父亲去世后，每当闲暇来临，父亲留下的那张满是皱褶的小纸片在她心里就显得愈发沉重。退职后，她一点点慢慢回忆父亲一生中的言谈举止，她一位位拜访战时父亲的故交、亲人、熟人。拜访伯父时，仓桥绫子发现，同样的小纸片父亲临终前也给了自己的兄弟一份。不在家族墓地上刻下父亲的遗愿的决定是伯父与她哥哥共同做出的。
父亲去世四年后，仓桥绫子将未能履约父亲遗愿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骚动写成了的带有纪实色彩的小说《小李》，公开发表；父亲去世八年后，仓桥绫子再次发表纪实色彩浓郁的作品《悲伤的河》，其开篇即以父亲大泽雄吉临终嘱托写起；父亲去世十年后，仓桥绫子的哥哥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即仓桥绫子的侄子郑重向姑姑承诺，他将实现爷爷的遗愿，将爷爷的生前嘱托——那段认错、道歉的文字——补刻到家族墓地的石碑上去。
这个长达十余年的委婉心路个案罕见而珍贵。作为后辈，在整个国家都否定曾经发生过的侵略战争时，独自询问自己的父辈是否参加过不义之战并非易事。作为子女，仓桥绫子最开始没有力量去倾听。在作为慈父的父亲与作为恶魔的父亲等多重矛盾的纠缠中，她一直寝食难安惶惑不已，可最终，她理解了父亲——这个过程是在逐步探寻、探究、探索中完成的，它同时也是一个后世代个体逐步获取倾听历史的力量的过程。
仓桥绫子的父亲在他的国家不想对侵略战争谢罪时，作为一个人谢了罪，他用谢罪为自己七十一年的人生画上句号。而他的后代则在一个比想象的漫长更漫长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事实。那是一个从无力面对无力倾听到敢于面对敢于倾听的心路历程。完成了这个心理认知过程，他们才可能将那个所谓的“被迫参加战争”还原为“自己从事的战争”。
2000年本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版，今年，该书改由昆仑出版社再版。2000年那一版印了5000册，其命运跟今年公映的纪录片《南京》差不多。本书日文原版1998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第一年即重印7次。先入为主，我总觉得，这次重印将书名《战争罪责》变更为《战争与罪责》有点别扭。在我看，“战争罪责”这四个字在作者野田正彰的阐述中，已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固定词组”：它是对“战后”（灾后）当事人乃至后世代诸如“过度适应”、“洗脑人生”、“没于集团”等的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的一种总括性指代，甚至适用于多种由天灾人祸所导致的“后心理”认证、梳理、调整或重建。它是一件关乎民族心理构建与不断修正的大事，也是一个民族不断成熟的一项必须有人肯做、会做的心理工程。
from: “孤岛客”
http://blog.huangjiwei.com/?p=2021
一位日本老编辑的郑重推荐。一并推荐的还有大冈升平的小说。希望两国对战争问题的讨论可以更加深入。
类似的图书能否针对年轻读者重新包装？配合一些比较有话题性的线下活动呢？对于战争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少，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口。
被战后40-70年代电影作品迷住，不幸从中又看到自粉饰歪曲的日军描述，生气自己不应该单方表示一种有受虐狂嫌疑的爱。就要跑开了，结果本书使有合理理由留下。
虽然我是第一次看到，常规组织作业流程是：任一个侵华的日军，都大多基本是一个程式化地拿一个中国人练刺刀，以过训练关的杀人犯。任一个华北方面军的军医，大多基本是拿活人解剖过的常规训练者。即，他们服役的身份，即意味着他们每一个都有参与过亲手的虐杀。他们比原已知道的，还要有罪。
但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国家的罪恶，愿为之负起责任来。
因为这个，我原谅他们。
大规模的罪恶很少是因为执行者个人的邪恶或偶然行为，而我们已经习惯了被转移视线。
非常感人的一本书，尤其那些战犯被唤回人性的过程十分动人。很多章节读来要落泪。其中一个震撼人心的分标题是：不能把人逼到这种程度。
关于书名，直译的确为“战争与罪责”。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侵华日军的罪行只应当被记住，不可以被原谅。只有被虐杀的冤魂，如果他们地下有知，或者劫难的幸存者自己，才有权利去原谅。我们只可以原谅今天的与战争罪行无关的日本人。
是的是的。您的见解是对的。
我一直心中疙瘩，忽盐忽甜地不能决出感觉。
这应该也算不上什么见解吧。只是些简单的基于本心的感觉。
可能现在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都是畸形的，受到的影响越小，有时反而更容易辨出某些朴素的东西。
是的呀，宣传和商业、控制的喧嚣。在金钱和权势的轰鸣中，被隔绝的一个个孤独的个人，实在很难不被影响到。
现代商业文化并不可怕，这是文明和人性自然发展的结果。
需要摒弃的是那种为达到便于统治的目的而在国民教育中对人的天性进行有意识的压抑、扭曲和误导并以此塑造出群体性的迷失本真的懦善伪饰性格的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现在社会文化环境的畸形并不是由现代商业文化造成的，而是由愚民教育造成的：是愚民教育培养出的无数个迷茫的个体共同造就了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畸形，而这个畸形又反过来让更多人陷入类似于“皇帝新衣”的道德骗局中。最难摆脱的是以善的名义进行的蒙蔽。
当然我并不是说要与世隔绝，遁迹山林，去当孤家野人。而且现在的情况是整个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这主要归功于国民教育体系以外的以网络传播为主导的社会教育传播。
您给了我信心。愿您昂扬的看法是未来真正的方向。
承认教育的光明，有自我意识，有公民权利追求的基本人群，如果经济份额很小，社会权利界限不明，能改变什么呢？比如肯尼亚据说有很高的识字率，公民斗争传统，但它仍是一个严重腐败，群众生活悲惨的国家。
或要增进群众的利益，现实的是增加他们的权力，踞以使惮不得不让步的资源。现在或只勉为讲开始有了追求？愿君和您一样的人们，在种种势力在网上愚民雇佣军的注入污水中，成为大河一样庄严的力量。
我乡以禁欲，勤劳、节俭、安份为做人的基准要求，在民工的聚集区看见新农民基督徒的洁白无垢，有时叹息，我们这世世代代选育的良种奴隶，洁净无菌的肉猪，然而即便今天，咱家自己，也被这世代的封咒限制死了，自己所做的一切，仍是旧道德的老范框，猪呀猪呀地并不与原乡亲有异。
否定了之后，往往找不到新路。
识字率高，有斗争传统并不代表人性中善的成分得到了真正的发扬。
民主的实现需要的不是暴力，而是智慧。西方民主的实现依靠的是数百年来艺术文化领域对人性中光明正义的善的成分的坚持和引导，而这又是建立在正视人性中恶欲的成分的前提下的，即尊重人美好的正当的欲望，同时在法律上必须对那种带有危胁性的“恶”有一个公正而严厉的钳制。
我着实没多少高明的看法，也请不要那么客气地称呼我，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我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细微清流。路并不需要去寻找，路就在人性中，顺应人的天性，惩恶扬善，这应该是通达自由公正社会的必经之路。至于具体怎么走，我想对于个人来说，想清了道理，做好了自己就行了。
为战犯感动……好圣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