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2004-0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卫斐列
315
顾钧、江莉
无
卫三畏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纽约伊萨卡。1832年7月他被美部会（美国对外传教机构）正式任命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卫三畏于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10月抵达广州，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四十年的工作生涯。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1853年和1854年他两次随美国舰队远征日本，担任翻译工作。1856年他脱离美部会开始在美国驻华使团任职，1858年随美国公使列卫廉赴天津订立《中美天津条约》。1862年卫三畏携家眷到北京居住。从1856到1876年，二十年间他曾七次代理驻华公使职务。1877年他辞职回美国，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卫三畏于1884年2月16日死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卫三畏其人其作的了解还比较少，希望这部关于他生平、书信的著作能够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美国汉学史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在中美关系越采越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今天，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此书——一个美国人一生的心路历程——来了解19世纪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种种联系。
卫三畏，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纽约伊萨卡。1832年7月他被美部会（美国对外传教机构）正式任命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卫三畏于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10月抵达广州，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四十年的工作生涯。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1853年和1854年他两次随美国舰队远征日本，担任翻译工作。1856年他脱离美部会开始在美国驻华使团任职，1858年随美国公使列卫廉赴天津订立《中美天津条约》。1862年卫三畏携家眷到北京居住。从1856到1876年，二十年间他曾七次代理驻华公使职务。1877年他辞职回美国，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卫三畏于1884年2月16日死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第1章 1812—1833 第2章 1833—1837 第3章 1837—1845 第4章 1845—1852 第5章 1852—1854 第6章 1854—1855 第7章 1855—1858 第8章 1858—1859 第9章 1859 第10章 1860—1867 第11章 1868—1876 第12章 1877—1884 重要人名对照表
我到这儿已经一周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看到无数偶像崇拜的情形，它们足以焕发起我所有的工作热情。如果好好计算一下，这座城市的居民总数应该与整个纽约州大致相同，它在整个帝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一个需要基督徒努力工作的城市：从这座城市各个城门进进出出的人像潮水般汹涌。为了穿过一条6或8英尺宽的街，你必须“慢慢穿行”。人潮涌动，当你厕身其中，所有关于中国人口的猜疑都会立刻消失。在潮水平缓的时候在这些街上四处走走，你会看到触犯上帝尊严的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上帝曾经要求“你们在我面前不能有其他神”，但这些人却自行其是。一个热情的基督教徒不可能不被这个智慧民族的堕落程度而深深触动。每家商店、每个角落、每个门柱，实际上只要有房子的每个地方都烧着香，线香的数量是如此众多，以至在城市上空形成了一片云烟，这时在外面行走你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难道不应该深深同情这群人，共同努力帮助他们吗?如果他们本人的偏见不作祟，他们的政府不干预的话，他们的改造工作并不难做。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制造的。 和这封信一道寄上的是用中文写的两本小册子，小开本的是《圣经》的摘要，另一本是为女孩子们写的教科书。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制作这些书的价钱很便宜：在支付了印版的开支后，小开本的书可以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一本一美分，这包括纸、绸、墨的价钱：目前好几千本已经散发给当地的中国人。其他的书和《圣经》的大小一样，可以以一美分半的价钱提供。《圣经》被印刷成了21卷本，以一荚元五美分的价钱出售。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些书，好像也在 读。为了制作这些书我们雇佣了当地人，梁阿发就是在看他刻的印版的过程中成为第一个皈依者的。他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印书，而且已经散发了好几千本。不久前在广州举行乡试，来了两万五千多人。梁阿发让一些苦力将他的箱子带到了大厅，在那里他迅速地将《圣经》分发给那些聪明的年轻人，他一干就是三天。但是当他18个月之后想再作这种尝试时，却受挫了。《圣经》就这样被分发到附近人们的手中，他们对它已经有些熟悉了。梁阿发是个大约50岁的老人，他面容慈善，看第一眼你就会留下好印象。 1833年11月6日于广州 这个年轻传教士的任务就像他周围的环境一样怪异。他的印刷所里的许多工人都是来自殖民地澳门的葡萄牙人，因此使他非常吃惊的是，为了指挥印刷工人，他发现自己首先学习的是葡文而不是中文。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印刷《丛报》是当时印刷间里唯一固定的工作，这样他能够把在中国第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跟老师学习和研读字典。 人们对福音的普遍漠然让他非常伤心。1834年12月他抱怨道：“安息日的会众确实非常少，一两个星期以前郭士力布道时，来了43个人，这是我到这里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仪式在我们每天吃饭的房间举行，我们安排了一些椅子，并将一张小桌子放在大桌上(作讲台用)——就这些。你会说这一天我们只干了些小事情，是不是?” 关于他这个时候的实用倾向以及他看待工作的态度，我们在他多年以后写的回忆录中找到了说明。是什么东西暗暗刺激着他持续不断地努力呢?他写道： 在来之前，我没有过多考虑我能不能胜任的问题，到了中国并且像模像样地开始工作以后，这个念头变得强烈并让我烦恼起来。它缠绕着我，使我几乎无法思考别的事情，甚至也无法做我眼前的工作。有一天我大声对自己说：“我无能、软弱、无用、有罪，但是现在我有事情可做，并且如果努力的话能够做好，不去管那些我不能做的、遥远和困难的事情。”我使自己这样去想：我要学习的不是整个中国语言，而是在我眼前的一些汉字；我要改变的不是全体中国人的信仰，而是尽可能为我房里的几个役人祈神赐福，向他们表示我行善的愿望……此后我不再担心可能会降临到我头上的事情，并努力追寻那种令人羡慕的心理平衡状态，但同时也并不完全放弃社交和其他乐趣。 我们到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这一个星期，我们和日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官方接触。我们刚一抛锚，浦贺当局就采取了警戒措施，派了12艘满载士兵的船企图来包围我们。经过一番谈判，我们仍然只允许他们的两三位官员到我们的船上来。遭到这样的拒绝，对他们来说恐怕还是头一遭。关于我们舰队的规模、武器装备、此行的目的等情况，我们拒绝透露。我们还要求他们的所有船只一律后退，远离我们的舰队，以免引起麻烦。我们的所作所为让那几个有幸上船来的官员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我们是何来历。我们拒绝和他们谈任何实质性的重要问题，叫他们回去找一个高级官员来接受致江户当权者的一封信。他们又是气愤又是惧怕地离开了。他们一共来了四艘大船，其扣余都是小船。船上水手众多，个个身强力壮、赤身裸体，发出野蛮的叫嚣声。我们传令我们所有的战船，除了特许那几个官员到我们的旗舰上来，不许其他人登上我们的任何一条船。令我们有些意外的是，他们竟然听从了我们的命令。一直到黄昏时分，没有一艘当地的船靠近我们的舰队。听说以前到这里来的船只还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尊重。我想一定是我们命令他们撤退时决绝的口气和装配着68-Ib大炮的巨型战船起了作用。我们刚一抛锚的时候，就向空中发射了四枚烟火弹，晚上也鸣炮宣告我们的到来。浦贺的官员们一定是被我们浩大的声势搞得不知所措了。 第二天早上，浦贺的最高官员来了。他询问了我们的来意，还说我们没有去长崎卸跑到这里来，是违反日本法律的，并趁机向我们吹嘘说日本的法律是如何严格。我们告诉他，伟大的美国总统派要员给日本天皇送来了一封信，并告诉他美国的法律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我们表示我们此行是以和平为宗旨的，是心存友善之意的，希望他们能以同样友好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我们向他出示了总统的信件，这些信件已被翻译并复印了很多份，他答应把这些信件带到江户去。不过，我想，在他看到那两个装着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信的小盒子之前，他一定以为这是一场儿戏。他问我们为什么派这么庞大的队伍来护送这么两个小盒子。我们告诉他，这是为了表示对日本天皇的敬意。他显然不信。他没有受到佩里将军的接见，将军只是每隔几分钟就派人传来新的指示，或是派人来看看会谈进展得怎么样了。最后，江户来的官员同意回去后将我们的来意转告日本政府，我们也同意不在江户靠岸。从我们的船上向岸上望去，看得见岸上种满庄稼的山丘、交错分布的城镇，还有一片片树林和田野。这样美丽的景致，我们却无法靠近。这使我们觉得，其实我们也受到了他们的拒绝，就像我们不留情面地拒绝他们一样。在他们接受我们送来的信件之前，我们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来显示我们的严肃态度，让他们不敢怠慢。我们宣称，如果他们派人监视我们，或者我们派出巡逻的小艇受到他们的侵扰，我们都将采取坚决的行动。我们和他们用荷兰语交流。他们从长崎找来了一个会说荷兰语的日本人，这个人的荷兰语比我的日语要好得多。我真是连许多简单的日语句型都忘了，我本来就只是跟一个日本水手学了一点点少得可怜的日语，再加上8年没说过了，现在已经差不多全忘了。所以，当我得知可以用荷兰语交谈时，我真是松了一口气。不过我倒是没指望能找到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荷兰语的日本人。 这几天我和丁韪良先生几乎每天都在和常大人会谈。现在，条约已经议定宁。今天晚上，列卫廉先生在他的三位随从的陪同下，前往海光寺与两位钦差大人签了条约。他们一共签了7份：4份中文本，3份英文本。我和丁韪良先生提前一个小时赶到了海光寺。为的是把我们拿来的两份中文文本和他们的那两份核对一下。结果发现，我们负责准备中文文本的阿郑粗心大意，竟然在其中漏掉了一项条款。这让我们一下陷入了窘境。我提议让两位钦差大人先签一份中文本和一份英文本，其他的待我们拿回去补足后再送给他们签名盖章。但是他们主张我们当场将条约补充完整，然后一次签完。本来应该是双方各准备两份中文本，两份英文本，但是中方代表坚持声称他们只留一份英文本即可。他们提议，双方都先拿出中英文本各一份来签名盖章，其他的只签名，然后各自带回去分别呈交咸丰皇帝和美国总统签署并盖章。等荚国总统签好的文本送回之后，双方再交换。这样的程序似乎更合理一些，于是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两位钦差大人的印章是黄铜制的，镌刻着汉、满两种文字，看上去还算精荚。掌管印章的常大人不小心把红色的印泥弄到了条约的文本上，弄得一团糟。因此，最后的大印盖得不是特别清楚。就这样，中关条约在这座寺院的侧屋中签订了。5天以来，我几乎每天都在这间屋子里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就各项条款的内容进行讨论。就在我们结束条约签订仪式时，屋外响起了一声惊雷，天色也暗了下来。桂良毕竟上了年纪，明显地露出了倦容。列卫廉先生为了庆祝条约的签订，特意带来了一瓶香槟酒。这时，他打开酒瓶盖，双方代表津津有味地举杯共饮起来。中方事先放在桌上的酒和食品是不足以让大家这么尽兴的。花沙纳显然也很喜欢香槟酒。恐怕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喝香槟酒吧。 和《望厦条约》相比，这份条约签订的地点不同，签订时面临的政治局势也不一样。在《望厦条约》签订之前，英国人通过长达三年的战争终于迫使中国人放弃了为维护独立自主而作的努力，并和中国人签署了一份条约，这就为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打下了基础。现在这份条约是在战争危机临近、然而尚未爆发的情形下签订的。目前我们还只是在广州和大沽让中国人看到了战争的威胁，这就像狮子在跃身扑向对手之前发出的咆哮一样。此时的中国人是以时刻准备抵抗外敌的姿态站在我们面前的。当他们意识到和平的取得必须以答应盟国的要求为代价时，他们当然要千方百计地把这种代价减到最少。耆英代表中国政府签订《望厦条约》时，已经有此前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为依据。但是在这里，钦差大臣桂良却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他就像是在泥泞中行走一样，战战兢兢、犹疑不定，每作一个决定都需要深思熟虑、极 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昔替亚廷伯爵可谓中国人的良师益友，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正是他引导中国人认清了形势，认清了他们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噶罗男爵显然比额尔金勋爵容易满足得多，但是他也不能甩开勋爵单独行事。几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相互影响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这真是够让中国人为难的。如果现在只有英国一个国家需要对付，那就要容易得多。俄国时时提防着其他几个国家，不难看出，从今往后它将严密监视着其他几国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发展。额尔金勋爵已经觉察到了俄国的这种态度，对此十分恼火。 现在，四国使节就像在一起玩惠斯特一样。每个人都竭力想从别人打出的牌中推测他手中还有什么牌。日前美国和俄国已经成了关系较密切的伙伴。如果英国人愿意再友好和坦诚一些的话，在必要的时候美国人还是愿意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 他对战争的兴趣和身处异国的状况使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支付了代他从军的那个人的所有费用。他也为自己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没留在国内的正当性进行过严正的辩护。战争期间他在从中国写回国内的多封信中反复表达自己希望在军中服役的想法，这表明这场战争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向卫生委员会、医院以及贫困黑人捐助的钱款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向国内，最能表明 他朴素和实际的爱国热情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美国的通货膨胀超过了50％，他总是等到兑换率跌下来以后才去提取自己的工资(在国外用黄金支付)。 在离开美国前夜他写道：“离开祖国时，我只希望自己仍然能够为中国无知的老百姓做一点好事。我愿意在这里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但是我的工作在中国。我很高兴看到上个月一个代表自由的政府已开始抵抗；我相信胜利会加强开国元勋们建立的政府。上帝的手会指引和托持着他自己的约柜向目标前进，因为他从原因就能看到结果。” 1861年6月，卫三畏携夫人和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乘船前往中国。两个较大的孩子和他们的叔父弗雷德里克在纽约港码头目送他们离去。这两个孩子没有一起去中国是因为他们要留在美国接受教育。在远东的生活无论多么舒适、事业多么成功，都无法消除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与故乡和家人的长期分离。让这对慈爱的父母最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他们的船于9月到达香港后，从美国来的第一批邮件带来了他们的大儿子沃尔沃斯的死讯。就在他们漂洋过海的日子里，这个小伙子在伊萨卡病倒并去世了。伤心的父亲曾对这个刚刚分别、并有望成才的孩子寄予很大的希望——比他意识到的还要大的希望，而现在对于他前途的种种设想的破灭则成了他有生以来承受的最大打击。
序言 《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 周振鹤 传记就是历史。中国的廿四部正史，全部是纪传体体裁，大致由本纪、列传、表、志四类不同形式的文字组成，其中列传主要就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占了所有正史里的最大分量。本纪则是帝王的活动记录，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传记。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说历史主要是由传记组成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宰，所以人的传记自然就是历史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西方的情况与之相类似，用历史学家Heinrich Simon的话说，传记是最好的一种历史。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袒露在我们面前，那么他所思想和他所做的一切，就给我们一个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的较好的领悟，比其时所有总的记录可能给我们的还多。因此重视传记就是重视历史，阅读传记也是阅读历史。这就是出版这套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在学术上的一般意义。 这套丛书还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士，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采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他们在中国登堂人室，不仅影响一般人的普通生活，甚至还参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干预了中国的外交活动。其中有不少人或者留下重要著作，或者介绍中国文化于西方，或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于中国。有的甚至成了汉学研究的先驱或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虽然传教是他们的最重要使命，但其实有的传教士在这方面完全乏善可陈。例如德国的传教士卫礼贤就曾经说过，他在中国从未成功劝导过一人人教。所以无疑地，通过阅读传教士的传记或与传记相关的资料，我们又无异于在加深对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当然，传记并不总是全部可靠的。因为写传记的人与传主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传记的可信性。与典章制度的记载不一样，历史上这方面事实基本上是秉笔直书的，但人物传记不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在中国都是儒家的教导，在外国也未必不如此。加上私人之间的恩怨或利害关系，就使得传记会有不实的成分。同时传记也不好写。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叙述事实以外，还要对传主有所评价。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对于大部分的历史人物很难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评价，甚至是最公认的雄才大略的爱国者或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历史人物的所谓定评还可能随时被推翻，而作翻案文章也始终是最有卖点的工作甚至是特别的成就。而如果这些传记牵涉到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 基督教人华有过四次间断的过程。其中后两次，即晚明至清前期天主教传教士，以及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更为重要。直到1949年以前，在华的外国人中，仍以商人、外交官与传教士三种人为主，其中传教士的数量最大，如果倒退到晚明清初，绝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传教士。无论明清之际或晚清，这些传教士在中西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甚至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所以很自然地，在汉学领域里打先锋的都是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如此。传教士的第一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贡献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东西，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于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就成为传教的媒介。为了传教他们还必须学习甚至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他们也由此理解与研究了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丰富博大的文化，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时他们将这一文化的详情(有时不一定是精髓)以各种方式传播到欧洲去。当时的传教士研究中国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其有何实用价值。当然他们也有所图，那就是在欧洲文化出现危机时，试图以中国文化来济欧洲文化之穷。虽然这只是一种愿望，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课题。
无
晚清，西方传教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传教，更重要的是他们起到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通过他们，我们了解了西方文化，通过他们，第三只眼看中国。给我们展现了中国人所认识的不同中国。
我们在研究清末明初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这本书很难得，对研究很有帮助。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与角色，在革命与反革命模式研究框架之下，被严重的妖魔化。此书有利于，中国读者多视角地审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巨大作用。
连着买了好几本类似的历史类书籍，内容很好，帮助很大，重要的是快递很棒，昨天下的单今天就到了！
十几年前看过，现在国内也有卖了，是基督徒的福音
文字朴实，不算好看，但对当时中国国情的观察，应该算比较客观
视野开阔些总是好的，尽管对翻译的水平和掣肘的无奈都十分不放心，但总比啥都不知道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