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2006-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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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文集（第7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本书由沈志佳费力选编的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像我这样早年受中国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但是这只是文化上不能忘情，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本书所收文字中虽间有关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场仍是文化的。文化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l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堕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第七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到思维之路《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到思维之路》自序学而思思而学变与常合情合理合理合情吾道一以贯之？主义与问题主观、客观与思想理未易察！解开心物之争的死结解“执”求其放心为有源头活水来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从心灵到思想肯定我们的独立思想！思想的分与合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知识·思想·信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思维与思维方法思想的继往与开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文明论衡《文明论衡》序文明与野蛮论进步论自觉论传统论文化整体文化评论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与检讨——兼论今后文化运动的方向五四——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我对中国问题的反省中国社会重建的一点检讨“文明”与“文化”释名论文化超越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一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文化的病态与复健——刘笑敢《两极化与分寸感》序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谈中国当前的文化认同问题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变与常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变的时代：从社会到个人，从制度到思想，都在剧烈地变动着。人们，尤其是青年朋友，对于一切变的都有着无限的向往之情，而对于一切现存的，也就是常的，则有着说不出的厌恶之感。是不是过去的种种都该彻底革除呢？抑或社会应当一成不变呢？变与常的关系又到底如何呢？在今天，这些问题确实迫切地需要我们加以理智的思考。 本来，变与常的问题在中外思想史上便一直是聚讼纷纭的所在。较为激进的人倾向于变，较为保守的人则倾向于常。早在纪元前6世纪时，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aclitus)即说过“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后人视此为辩证法的胚胎。而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则认为“无论什么东西，不能发生于无，亦不能消灭；万物常在，求久保存”，这又是坚持常道的说法了。在中国，变与常也是莫衷一是的：孔子在川上而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这说明了他的变的宇宙观。相反的老子却是一个反对变的人，因此他说：“不知常，妄作凶。”又说“知常曰明”。西方的辩证法源远流长，是一种以变为绝对的存在的理论；而中国亦有《易经》一书对于变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故西方人把它译成“Book of Change”。我们都知道：数学上也有所谓“常数”(constant)与“变数”(variable)，可见常与变的问题，实在是无所不在的。 一般人的看法，总是把变与常当作是对立的：有变便没有常，有常便没有变；又由于在现象上，万事万物又确是随时在变动着的，因此，变之说便比较能够吸引人些!不少的人以为变的理论已经科学化，一切主张常道的说法总难免要被讥为落后的或反动的。当人们在以变为绝对的科学真理而欢欣鼓舞时，对于物理学上一条最简单的定律——物质不灭——他们不再有记忆了。 变并不是坏事。中国成语说：“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社会，或一个人，到了日暮穷途的阶段是绝对应该，而且也必然会变动的，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也。从这一角度上看，我们也不妨承认人类的进步是不断变化的结果。然而只要我们肯仔细思考一番，我们是无法尊“变”道为绝对的真理的。原因很简单：变不足以解释人类文明成就的全部。当我们谈到“历史”、“文化”等名词时，我们最先联想到的便是一种连续不断(continuity)的状态。数千年文明人类的历史，是有一条不变的线贯穿其间的。如果变之中没有常，各种变化都是各不相涉的话，文化如何得向前发展，社会又如何得维持其统一性呢？不仅社会如此，自然界也是一样，宇宙的末日如不到来，自然本身总会是一个不变的常道的。 不错，我们今天的社会与数千年前的社会是不同了，是起了变动了，可是，就社会本身的客观存在而言，古今实并无二致。变在近代中国之所以引起人们这样大的兴趣，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屡次的政治变革。早在戊戌政变时代，康有为即高唱“全变速变”的口号，此后的革命者，其着眼点也全在“变”上，常道的黯淡真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事。失去了一根永恒不变的历史线索，无数的变化便只能是一盘散沙，毫不相干的。 必须声明，我要人们注意常道的价值，其意义绝不同于什么“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句似通非通的话即使在最简单的逻辑上也不能成立。实则常道之中亦有变的存在，非变无以见常，非常不足以尽变。离开了变的常固毫无价值可言，失去常的凭借的变，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说到这里，我们的问题弄清楚了：变与常不是相对立、相排斥的，而毋宁是相反相成的。关于变与常的正确关系，我认为荀子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其意。他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王先谦注曰：“犹言天地长存，能尽万物之变化也。”常中有变，变中有常，这才真的接近了真理的边缘。 语云：“万变不离其宗”，一点不错。我们倘不是从常的角度上去看人生、看世界，变又何从显现呢？世界正在变，掌握着变的权威的人类，似乎应该看清此一变中之常——文明从何处来的，又将怎样才能发展下去。一味凭着我们一己的激越之情英锐之气，而胡变乱变一番其结果是使自身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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