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绅政权
2008-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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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敏序陈志让（Jerome Chen）教授晚年久居温哥华，在卑诗（BritishColumbia）大学任教多年，退休之后的暮年移居多伦多。今已去世数年，时在年届八旬之岁，当称高寿。实则鄙人于2002年来加拿大定居多伦多，竟误为陈氏仍居温哥华，未料枉忽时会，未能趋谒。乃于香港友人言谈中，知其已逝世数年。真是错失机会，罪过罪过。陈志让先生乃是近代史研究学者前辈。我有缘拜识，是鄙人于1964年访游英国期间，因我在英老师刘殿爵先生介绍而有所交谈来往。陈先生早期留英，并在英国利兹（Leeds）大学东方语文系任教。陈氏久居利兹，少来伦敦，因是晤面不多，惟相谈投契，承其抬爱，使我在英期间两次走访利兹，每次需乘火车行两个多时辰。一次是我陪伴刘殿爵老师到利兹大学东方系。原来这里的系主任是蒙古文、中文俱通的名家拉铁摩尔（Lattimore），在50年代是国际名人。他以态度亲共，名震美国，受迫而退隐英国任讲座教授。经我所见，他很谦和而谈吐风趣，全不见其大牌气概。由他做东，请我们在中国餐馆吃饭。席间尚有一位蒙古教授，名叫鄂嫩（Onon），也是久居英国。在那场合，彼此无话可谈，全然是刘老师、陈教授与拉铁摩尔欵欵交谈。吾乃末学后进，竟然有缘受到拉铁摩尔接待，自是沾得刘殿爵先生之光。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为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经典论纲性著作，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军绅政权的形成及军阀时期社会的种种变迁，重点讨论了政治的离心力、军阀的地区与派系斗争、宪法与传统、财政与军费等问题。作者认为，1895年以前，中国是绅军政权，这之后到1949年以前，是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因为派系与地区两方面的矛盾，不能统一中国。在思想上，他们对近代文化最大的让步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行动上，互相混战，横征暴敛，摧残新兴事业，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陈志让（Jerome Chen），四川成都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之一。1919年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1947年考取中英庚款赴英深造，1956年在伦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63—1971年执教于英国利兹大学，先后担任讲师、高级研究教授，1987年以后，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名誉教授。198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研究兴趣广泛，在中国近现代史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对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研究，成就尤其突出。
王尔敏序自序绪论第一章 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官、绅、军队第二章 政治的离心力（1912—1913）：各省第三章 南北之分第四章 内战的形态第五章 联省自治第六章 士兵第七章 派系与内政第八章 派系与外交第九章 宪法与传统第十章 财政与军费第十一章 社会结构的变迁第十二章 文化的趋势：守旧与现代化第十三章 军阀的仇敌第十四章 结论附录 军官团与军官团的精神
第一章政治的离心力（1990-1911）：官、绅、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最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覆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愤图强为长期政策。1895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炭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1860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的信心。1895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也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合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都参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要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注视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最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广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阶级本身的裂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事。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1905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碱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邮”。他从士绅（状元）到商人的转变过程，是他认为从“嚼然”到“秽浊”的过程。干净也罢，秽浊也罢，他走的不是一个传统的状元所走的途径。这样，中国的新式企业从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传统，走向了民办的局面。从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业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资从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万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亿两千多万元。在金融事业方面，旧式的山西票号渐渐衰颓，新式的官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的银行逐渐兴起。各地的绅士也发动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的斗争最为剧烈，以至于跟革命合流，推翻了清廷。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由上层绅士负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新颖、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1900年代主张立宪，主张兴办实业。这些主张得有宣传机构，于是他们办报纸、杂志。新的建设为他们拓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取得权力和影响的机会。绅士们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上进阶梯，发展到进学校，到外国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做官、经商、教书、办实业、办报纸杂志，甚至写小说、演戏等等。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那些人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功名，五品以上的军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动产或资本五千元以上，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万之四十二。在他们之下有中下层的士绅住在县城或乡下，也在办新政。传统的县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样有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此外设有盐房、仓房、承发房。1900年代新机关设立了，都由乡绅领导。新机关有实业、教育、警察、团练、市政，此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商会和农会。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么成绩，那不是我们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绅士阶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的。这些当然的领袖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们进行改革，那是他们的事，无知无识的民众没有份。民众由他们领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众参加，他们的地位会受到威胁。据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这些中下级绅士，比上层绅士保守。在办新政时期，他们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绅士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咨议局变成了扩大他们权力和影响的机关，报纸杂志变成了扩大他们影响的工具。从政策的观点来看，在朝绅士、在野的上层绅士、在野的乡绅，代表着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间有矛盾，而且矛盾在发展。在朝绅士一致反对革命，要保中国，同时要保大清。他们不相信缺乏行政经验的地方绅士，怕新政搞得太过火，怕收回路权矿权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层绅士希望在朝绅士让出更大的权力，他们不相信官吏能实现新政的目的。中下级绅士受的还是传统教育，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留过学，甚至他们的儿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站在绅士的最下层，一面跟地方政府争权，一面抵抗当地的民众。绅士集团于是分成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之中意见不一致，又因为亲戚、朋友、师生等关系而分成许多派系。从职业的观点来看，绅士们、士大夫们，有了各种新的就业途径。他们一些人参加了工商业者的阵营，一些人变成了新的自由职业者（从事教育、新闻事业、职业写作、律师、会计师、西医等等）。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他们多半来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了。这就是说，中国的统治阶级分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办新政，一面增强了绅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们的团结。新政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权力和影响的根据。如果新政办不好——事实上办得很不好——对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会有很不利的结果。在野绅士之中还有一派认定中国非革命、非改变国体政体不能自存。改良派办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势力也就愈大。两派的基本分歧之点在于是否用武力达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么就需要民众——绅士以外的中国人。那时有组织的民众有两种——反满的秘密结社、新式的军队。1900年代革命的绅士和这两种有组织的民众都取得了联系。这样我们就转到1895年以后中国建立新军的运动，以及新军和绅士的政治关系。练新军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主要的目的在保卫京师。1895年到1900年之间编练成了五个武卫军，在义和团之战中损失了四个，只有驻扎在山东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得以保全。1901年与1907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中央政府委派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1907年（中央）规定练新军三十六镇（师）的计划，各省才开始练新军，目的也在维持国内政权的安定。1905年废除考试的一个结果是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的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1907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于是他们投入新式的陆军学校，例如陆军小学、速成学校之类。有一些到了日本在军事学校求学。前者以李宗仁为代表，后者以蒋介石为代表。军队为绅士的子弟开辟了一个就业上进的机会，可以用鲁迅为例子。
《军绅政权》分析的就是1912-1928年的军一绅政权。三十多年来，我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转向政治军事史，现在又回到社会经济史。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中，我逐渐明白了我想找的答案，一个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化的途程中有那么多荆棘，另一个是那些荆棘怎样才能扫除干净。也是逐渐地，我认识了前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1860-1895年的绅一军政权，后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1895-1949年的军一绅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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