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戏剧
1992-10-01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谭力文,张卫东
无
本书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谬尔达尔潜心研究多年的结晶。书中对南亚国家的贫困和发展从制度体制安排、人们对教育和生活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刻地剖析。其中，对南亚国家农村城市化问题、生育计划问题、教育问题的分析，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书主要研究南亚国家贫困的原因和如何脱贫、如何发展的问题。本书共5篇27章，其内容涉及发展经济学撤离方面面：资源、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与国民收入；农业、手工业和小型工业与经济发展；工业化问题；教育、卫生保健与人力资源投资；发展计划；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
冈纳·缪尔达尔，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1974年因其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成就”，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无
受到李子的启发，把大三钱mm《发展学》的课程读书笔记翻出来。。。
——————————
“（为南亚安排的舞台）扩大到了整个世界，以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观众，但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南亚人民自己” ——在《亚洲的戏剧》 之中，渗透着浓厚的人本气息。重视数理模型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将“人”的因素高度抽象化，而缪尔达尔则将它重新放大置于决定性的位置上，并贯穿全书脉络始终。
一、缪尔达尔的人本发展观
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本是难以操控的既定条件，人们只能对支配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活动形式的制度“有着些许的控制权” ，制度安排因而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在《亚洲的戏剧》中，缪尔达尔以“软政权”概念的提出抨击了制度迷信：南亚国家照本移用西方体制后糟糕的践行事实表明，仅仅关注制度和政策本身远远不够，人民态度和价值观念必须包含在分析之中，真正的发展也应当意味着包括传统社会态度在内的“整个体系向上运动” 。
缪尔达尔的发展观何以是“人本”的，由此可见一斑：“人的因素”不再只作为一般生产要素存在，而是贯穿于整个社会运作机制之中，发挥根本性的影响。缪尔达尔笔下“人本的发展”，既是“人自身得到发展”，更是“人主宰着发展”，这意味着“人”将作为发展的主体，而不仅是手段——将制度安排凌驾于人力资本之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舍本逐末的。
二、“人的因素”对南亚发展的制约
正如其引用沃伊廷斯基语：“印度弱点的主要根源，就是人的因素” ， 在缪尔达尔对南亚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论述之中，都印证着“人的因素”的关键作用。
在农业发展上，缪尔达尔认为，技术与制度变革进展缓慢的症结，都在于耕种者自身对于改进的冷漠态度 ；就工业发展，他也指出了现代工业精神与包括宗教礼仪在内的传统习俗的冲突。《亚洲的戏剧》还以大量篇幅专门论述保健、教育等人力资本问题，反对用模型和数据指标来界定这些领域的发展，并提出，卫生、保健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民教育的问题——印度教等传统宗教厌恶身体接触，导致护理、接生工作发展迟滞；除了气候、贫穷等因素，民众自身也缺乏清洁、理性的卫生习惯。最后，对南亚地区的人文传统，缪尔达尔得出了这样的论断：“所谓的 ‘亚洲人价值’，如期望、冥界、空闲、灵性的癖好等，可能部分地正来自于健康问题和营养不良。”
三、人本发展的实现——三重困局
1. 实践困局：“人的因素”自身的发展
缪尔达尔批评了只注重经济层面而忽视社会观念改造的传统计划方式，认为旨在“克服不适宜态度”的国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他列举了“南亚态度”中的弊病，如对体力劳动的偏见等，并指出它们是由文化传统与殖民经历共同造成的：殖民者并不以改变人民的基本态度和帮助他们独立发展为目的，而只是在培养“驯服的牧师和次要的官员”，从而导致“以牺牲文学与理论课程为代价扩充职业和技术教学课程”的现象 ；南亚传统文化缺乏反抗精神，对威权阶层合法性默认、服从，则进一步助长了歪曲计划初衷的不平等发展。因而，后发国家首先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基本观念，朝着更加积极、上进和独立的社会态度迈进。
但在具体政策上，缪尔达尔却不无讽刺地写道，高校继续培养过多的“一般人员”，这些人受到人文、法律、社会科学和“书生气”的自然科学训练，不过是扩大了不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受过教育的失业人员”行列而已，而社会所真正需要的却是更多的农业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和教师 。由此，缪尔达尔又呼吁对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更多向联系实践的专门职业教育倾斜，并指出它们正是将社会从轻视体力劳动和技术工作的错误态度中解放出来的体现。
造成这种矛盾的，正是“人本发展观”要求下后发社会国民教育的双重目标：既要为变革社会观念态度提供思想先行者，也要为工业生产实践培养技术人员。而如何协调二者，造就真正适宜发展的“人的要素”，则成为了践行人本发展的现实难题。
2. 价值困局：处理“传统人”与“现代人”的关系
在缪尔达尔看来，南亚区别于西方的特殊性并不在经济指标上，而根植于其人民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中——它们存在着太多致命的缺陷。而南亚作为典型的宗教社会，宗教的人文影响难以忽略，因此，缪尔达尔也指出了传统宗教在拒绝变革，僵化教育，歧视妇女，固着权威与独裁主义等方面的消极作用。这些批评隐含着南亚的人文体系必须经历根本性转变，以保证制度政策发挥其最佳效用的意喻，并因而与“文化决定论”的立场有了相近之处。
以“亚洲价值观”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曾一度在解释20世纪中后期的东亚发展上大放异彩。然而，若如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所论，社会文化体系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则特定的文化传统又何以能相继解释一个地区的兴盛与没落？事实上，随着东亚几度沉沦腾飞，数代学者对“东亚价值”究竟是在阻碍或促进发展的论述矛盾百出。因而，将南亚的症结归为“态度缺陷”，便如同将东亚的兴起归因于“儒教的勤奋、节约与储蓄”等理念，终归是一种看似深入尖锐，内中逻辑却难经推敲的单线推理。
那么，是否存在与“现代性”如此格格不入的文化传统，以至其必须被彻底扭转才能使它所掌控的社会真正得到发展？——即使部分“不适宜的传统态度”确实与社会生产效率相背离，移风易俗也是异常复杂的一个命题。而以“计划教育”来开展将“传统人”批量转为“现代人”的“工程建设”，则已不仅是粗暴的文化沙文主义体现，更背离了缪尔达尔自己所倡导的摒弃“纯经济”发展的初衷。社会文化同样呼唤发展，要求“保护或者重新推广所继承的文化要素，提供乐趣、消遣并推动普遍的道德进步” ，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正文化传统以适应现代制度是必需的。相反，制度更应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作出调整，以契合当地社会。正如甘地思想所承载的内蕴，南亚人并不需为获得经济数据的腾飞来打造出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而完全可以以自身所乐意的步调发展，并在其中收获传统的幸福感。
3. 理论困局：“人本”与“物本”的分立
对物质论取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人的因素自然不能取代社会生产方式成为发展的根本；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预设则已然将“人”的概念同质化，以消除不可控变量给科学化带来的难题。
尽管同时面临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派系的冲突，缪尔达尔仍然批评道，比起违背信念传统和挑战社会惯性，这些“科学的”理论和“经济的”政策避重就轻，自然更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所青睐。然而，对“社会的”人本发展而言，风险系数剧增的现实后果，却往往是“被策划的社会变迁”在操作中南辕北辙，甚至导向与发展初衷完全背离的歧路。
三、人本发展观与当代全球化背景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曾如此论及后发国家：在任何经济结构中，弱国家都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当它们的落后根源于其国家和社会本身的特性时 。在《亚洲的戏剧》中，缪尔达尔正是将这种“特性”最终指向了南亚社会文化传统所造就的“人”。然而，佩鲁在他的《新发展观》中指出，经济利益与文化价值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市场和资本主义“毁灭”了它们所不能取代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使文化标准发生动摇，并使人的思想具体化 。事实上，当东方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伊始，文化传统就并非无时不刻地扮演顽固障碍的角色，而是更多地面临削弱与挑战。在缪尔达尔写作《亚洲的戏剧》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整体工业发展程度有限，工业化依然作为正面意义被推广。而到了发达国家已然迈进后工业时代，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卷入工业深潮的今天，工业主义对多元文明的侵蚀已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惕。在摹仿与追赶的桎梏中，后发国家不断重演先发国家的故事，同质化的深渊正在从经济结构逐渐蔓延到社会意识——“人”与发展的关系究竟应如何考量？也许已经到了跳出对特定“道路”“模式”的拘泥，重新审视“发展的彼岸”的时候了。
赞呢，不过改编成人话还真是费劲……我试着把我的发展学读书报告弄成白话版……
高校继续培养过多的一般人员，这些人受到人文、法律、社会科学和书生气的自然科学训练，不过是扩大了不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受过教育的失业人员行列而已，而社会所真正需要的却是更多的农业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和教师 。
当初是为了这段话选了这本书，一般人员跪着点赞到膝盖血流如注。
一般人员跪着点赞到膝盖血流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