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结构变迁研究
2009-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郭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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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结构是就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方面，职业结构的变动说明了劳动力在不同职业的分布，体现着产业发展、技术进步等对劳动力职业分布的影响；另一方面，职业结构的变动也会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职业结构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本书试图在有关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职业结构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框架对我国的职业结构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职业结构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思路。 职业结构的基本含义是劳动力在职业上的分布数量与比例关系。除了基本含义所述的内容外，职业结构还包括各职业中的劳动者的教育构成、产业分布、空间分布等，这个概念的拓展可以反映具有不同技术知识、技能的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分布数量及比例关系。本书也对分工理论、职业理论、就业结构转换理论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与说明。这些内容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出发点。 本书运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职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说明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着密切关系。在人类社会之初不存在职业，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人类社会产生了职业。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不同的产业，这些产业中主要职业的劳动力分布也不断发生变化。职业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农业、工业等生产劳动的分工，也包括商业、公共管理等非生产劳动的分工。三次产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职业结构的变化，使人类社会经历了以农业职业为主导的社会、以工业职业为主导的社会，现在则进入了以服务业职业为主导的社会。历史分析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化与升级，职业结构也不断发展变化。
本书从职业的分类、结构、产业分布、所有制构成、空间分布等角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结构变迁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我国职业结构变动符合职业结构的一般规律；同时，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职业结构演变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计划经济时期职业结构较为单一，结构变动较少，呈现为行政主导型的职业结构变动模式；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市场主导型的职业结构变动模式，市场成为配置劳动力的主要方式，各职业从业人数变化较快；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增长迅猛，不同职业的所有制分布变化显著；各地区之间的职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职业结构整体上向着高级化方向发展，但是与美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职业结构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结构，也应该是合理化的，即一定社会形态下的职业结构应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能够推进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从我国职业结构的现状来看，虽然在产业中均有一定的劳动力从事相应的职业，但是职业的从业人员的数量与质量难以满足产业发展的要求，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因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推进我国职业结构的合理化，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与和谐发展。
郭宇强，男，生于1975年3月，山西省临汾人。2007年6月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讲师。参与完成三项省部级课题。
1 导论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意义 1.3 概念界定 1.4 本书的结构 1.5 研究方法2 文献回顾 2.1 分工理论 2.2 职业理论 2.3 就业结构转换理论 2.4 国外对职业结构的研究 2.5 国内对职业结构的研究3 职业的形成与发展 3.1 职业的形成 3.2 职业的发展4 职业结构的演进机制 4.1 职业结构的形成机制 4.2 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 4.3 职业结构的转换机制 4.4 职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5 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职业结构演进 5.1 我国职业分类的发展 5.2 我国职业结构演进的特点 5.3 各职业从业人员的年龄与性别构成 5.4 各职业从业人员的产业与行业分布 5.5 各职业从业人员的所有制构成 5.6 各职业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构成 5.7 各职业从业人员的空间分布 5.8 中国与美国的职业结构比较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6.2 建议 6.3 展望参考文献附录
2 文献回顾 2.1 分工理论 2.1.1 古代的分工思想 2.1.1.1 我国古代的分工思想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职业和职业活动的国家之一。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论”，他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把被统治的百姓按照职业这一标志分为四个社会集团——士、农、工、商，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分类。管仲认为，各职业的人不能混杂居住在一起，要按各集团的职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国语·齐语》）这样的分工客观上有利于同一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交流，提高技术水平，促进职业的发展。2 500年前的儒学经典也记录了当时的职业和职业活动。《春秋·谷梁传》就写道：“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2.1.1.2 色诺芬的分工思想 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色诺芬是古希腊作家中第一个注意到工场内部分工的人。他在《经济论》一书中提到了劳动分工问题：“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他在另一本书——《居鲁士的教育》中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和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个人只靠缝皮鞋为生，另一个人靠切皮鞋的皮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最能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同时，色诺芬把分工的发展与城市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分工与市场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 色诺芬的分工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他注重分工是从使用价值的质量和达到这种质量的方法出发的，强调分工增加了物品的效用。针对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指出：“产品和生产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他们偶尔也提到产品数量的增加，但他们指的只是使用价值的更加丰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交换价值，想到使商品便宜的问题。这种关于使用价值的观点……也在色诺芬那里占统治地位。” 2.1.1.3 柏拉图的分工思想 柏拉图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继承了色诺芬的分工思想，他从个人需要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方面来说明分工的必要。他认为，劳动者应该适应工作，而不是工作应当适应劳动者。一个人只有根据自己的才能做事而不做别的工作，才能使他的手艺发挥得最好，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出色。 柏拉图关于分工的理论主要包括： （1）分工的根源。柏拉图认识到社会分工的存在。他发现，国家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包括工农业生产者、商人和佣工等；另一部分是不从事生产的人，包括音乐家、诗人、教师、保姆、理发师、医师、武士等，此外还包括统治者。柏拉图不仅清楚地看到了生产者和非生产者的分工，而且看到了诸如工农业生产者、商人等职业上的分工。 柏拉图认为，分工的存在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人的需要和天性。他认为，人类要生存就必然产生需要，不仅要产生吃、穿、住等必需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还要产生某种精神生活的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在内容上都是非常丰富的，因而人的具体需要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这个原因，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这就决定了分工存在的必然性。他认为，这个论据足以用来对人类的一切社会组织进行普遍性的分析。显然，既然个人不能自给自足，那就必定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进行各种交换。在这里，不可避免地会贯彻分工的原则，即劳动的分工和工作的专业化。他认为，没有两个人的本性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才能是有区别的，某些人适于这种工作，某些人适于那种工作。由于人的禀赋不同，专业化分工就成为可能。 （2）分工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基础。柏拉图认为，每个人只有从事一种劳动的能力，但是人的需要却是多样的，因此产生了人的需要和个人能力之间的矛盾，这就产生了分工。于是，社会上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部分人从事脑力劳动，另一部分人从事体力劳动。 2.1.2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他继柏拉图之后，对分工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刻和系统的阐述，奠定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基础，确立了分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他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中。 2.1.2.1 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是从“论分工”开始的。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通过考察分工在某些特殊的制造业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理解分工在社会的一般事务中所产生的作用”。他以制针业为例，详细描述了制针的细致分工，说明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制针这个任务被分成了包括抽丝、拉直等18种程序，不同的工序由不同的人来完成，每天能制造出4 800枚针。如果由每个工人单独完成这些工序，则“他们之中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能制造出第二枚针，也许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凡是能够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进劳动生产力。各种行业彼此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的结果”。对于由于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数量获得巨大增长，斯密将其归因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由于每一个特定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的时间；第三，由于发明了大量的机器，方便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 2.1.2.2 分工起因于人性中物品交换的倾向 在论述分工的作用后，斯密也解释了分工的起因。他指出：“分工有如此多的好处，但它最初却不是任何人类智慧预见到并想要得到分工所能带来的普遍富裕的结果。它是人类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种倾向是非常缓慢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没有强烈的功利色彩、物物交换、以货易货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倾向。”他进一步指出，这是所有的人普遍都具有的倾向，而其他动物则都没有。 斯密认为，人类才能的差别仅仅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他指出：“人们的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在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所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之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 2.1.2.3 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能得到任何鼓励去专门从事一种职业，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把自己劳动产品中所有远远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人劳动产品中的剩余部分”。这说明，只有足够的市场规模（或者说消费需求），才能推进分工的发展并决定分工的规模状况，进而推进职业的形成与发展。一种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本地区及附近区域，还需要有更广阔的市场，但是这仅仅依靠陆地运输是不够的，还可以通过水上运输等方式扩大市场的规模，以使各产业得到进一步的改进与发展。此外，斯密对人口数量、运输条件等影响市场范围的因素也进行了分析。 2.1.3 马克思的分工与协作理论 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并在对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分析与研究后，把分工分为三种。“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工业、农业等大部门，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在这三种分工中，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这种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是有区别和联系的。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首先，在家庭内部，在扩大的家庭即氏族内部，由于年龄和性别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后来由于交换的发展，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其次，在不同的氏族、公社、家庭互相接触的地方引起产品的交换，原来互不依赖的独立的氏族、公社、家庭，后来由于产品交换的发展，变成互相依赖的社会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