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乐舞
2011-12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王雅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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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比如说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即对待人生、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的思维模式；善于协调，讲究秩序，在人伦日用中保持满足和平衡的生活习惯……中国文化的源头如此，决定了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走向，包括汉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风格以及审美倾向。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遵从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种贯穿着士大夫精神的人生价值观，让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蹈，或怡然自适，或回归自然，在前进和后退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可以说，这些朝代，是中国最具审美价值、最开人们心智、也最出艺术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从审美上看，由于存有或明或暗的观照，存有人格与事物的交融，主题得到了提升，感悟与生命同在，境界与天地相齐，一种深远的“禅意”油然而生……从总体境界上来看，这一阶段的各类艺术形式，因为主题和境界的破对立、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感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达到了各自的高峰。它们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社会和人生的自由度越来越窄，艺术的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近现代之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连连，再加上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渗入，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了进一步摧残，传统的艺术精神更进一步沉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实用主义倾向和世俗主义倾向抬头，这直接导致了真正的艺术精神缺失，艺术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自然和自由变身为功利和实用，士大夫精神更是变身为犬儒主义。中国近现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更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高洁的审美观变得扭曲和肤浅：黄钟大吕变成田野俚语，布衣青衫变成了披红挂绿，古琴琵琶变成了锣鼓鞭炮，洁身自好变成了争相取宠，安详宁静变成喧哗骚动，幽默风趣变成庸俗不堪……如果说是与非、美与丑是人类最基本标；隹的话，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基本标准都在丧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与非，也分辨不了美与丑。“文革”时期八个脸谱化的样板戏在左右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而到现在，似乎是一场“群魔乱舞”的电视春节晚会代表着最高艺术水准。这样的现象，又何尝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话，那么，以我的理解，当代教育最大的问题，甚至不是传统丢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很多年来，人们丧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断，不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很多人将美当成丑，将丑当成美，从而失去了美的方向性。这一点，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对于生活没有感觉，对于美丑没有鉴别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质，只是金钱，只是对美丑的弱智的鉴别和判断。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丑的辨别力，以及对于艺术、心灵的觉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样表现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识。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导向的结果。一个人的审美，是与道德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审美的缺失，实际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个对美缺乏判断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动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工业主义所奴役，成为过度现代化的牺牲品。在很多时候，这种人不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匮乏的机器。现在，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的“最美中国丛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寻根”和美育上的缺失。这一套书的第一辑共十本，它们分别是：《最美的思想》《最美的品格》《最美的女性》《最美的诗歌》《最美的文辞》《最美的书画》《最美的宝藏》《最美的乐舞》《最美的风物》《最美的民俗》，旨在于“重建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套书，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 上个世纪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五育”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先生还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宗教的初级阶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美育教育是一种基础，并且相对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为人接受。通过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础，培育出向上的力量。虽然蔡元培的这一观点引起过一番争论，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美的熏陶，有对于美丑的正确判断，怎么都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并且，美与是非，与善恶，与道德，与人类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根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为出发点，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曾经的艺术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规律，与身边的一切做到和谐相处，都是大有好处的。 也许，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最美的乐舞》由王雅妮著：音乐舞蹈是跨越国界的语言，是全人类情感共通的表达方式。中国传统音乐和舞蹈，具有古老东方文明的深刻烙印，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的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人文素养、美好情怀、传统记忆和高尚情操，能够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感动，并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现代文明高速发达的时代，更具有精神传承与发扬的重大意义。
从百兽率舞到治水之歌《大夏》，从孔子吟唱过的民歌集《诗经》到千古流传的岳飞《满江红》，从朋友之曲《高山流水》到夫妻之曲《凤求凰》，从《胡笳十八拍》到《昭君出塞》，从民间大舞《剑器》到异域风情《胡旋舞》……《最美的乐舞》中除了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音乐舞蹈作品外，还涵盖了少数民族歌舞、唐诗宋词中的乐舞、重要代表性乐器等，可谓万千绝响，汇成合唱。
《最美的乐舞》适合普通大众阅读。
王雅妮：女，1981年生人，祖籍浙江青田。时政、财经记者；爱好听音行路，咬文嚼字轻度强迫症患者；2004年起，供职于安徽商报，《橙周刊》专栏作家。
百兽率舞狩猎图——骨笛与《原始狩猎图》
帝王歌舞壮威严——《大夏》、《大武》
关雎一曲民歌集——诗经《关雎》
屈原问渡歌楚辞——《屈原问渡》
高山流水兄弟情——《高山流水》
雌雄莫辨花木兰——《木兰辞》
西洲莲子清如许——《西洲曲》
断头台上广陵散——《广陵散》
梅花三弄费思量——《梅花三弄》
大风起兮云飞扬——《大风歌》、《垓下歌》
北方绝世有佳人——《佳人曲》
可怜飞燕倚新妆——《归风送远曲》
文姬千古伤离别——《胡笳十八拍》、《昭君出塞》
一代枭雄短歌行——《短歌行》
秦王破阵气雄浑——《秦王破阵乐》
盛世大唐舞霓裳——《霓裳羽衣曲》
柔弱无骨春莺啭——《春莺啭》
异域风情胡旋舞——《胡旋舞》
公孙女子爱戎装——民间大舞《剑器》
永新娘子唱清平——《清平调》
曲终人散断肠声——《何满子》
六幺水调家家唱——《绿腰》
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三叠》
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关山月》
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
看朱成碧思纷纷——《如意娘》、《长相思》
潇湘水云烟波渺——《潇湘水云》
小红低唱我吹箫——《扬州慢》
怒发冲冠满江红——《满江红》
六月飞雪窦娥冤——《窦娥冤》
宝黛共读西厢记——《西厢记》
野鸥何处更忘机——《鸥鹭忘机》
百鸟朝凤栖苍梧——《百鸟朝凤》
鸿雁来也楚江空——《平沙落雁》
甘泉难解人间苦——《二泉映月》
渔舟唱晚看阴晴——《渔舟唱晚》
落月摇情满江树—一《春江花月夜》
春季到来绿满窗——《四季歌》
有心摘朵茉莉花——《茉莉花》
风云儿女戍长城——《义勇军进行曲》
百兽率舞狩猎图——骨笛与《原始狩猎图》 我们能听到的最古老的声音，来自哪个年代？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近9000年前。 老子说“道法自然”。那么不妨穿越一下，假设是你，生活在远古蛮荒时代，要用什么获得音乐呢？我猜想，最早的乐器应当是自然界来源广泛的东西，比如石头掉在地上，发出悦耳的敲击声，远古人就把它稍加打磨，自娱自乐。这些乐器的雏形，更像是半玩具、半乐器，逐渐衍生出丰富的品种，比如缶、罄、鼓。它们还谈不上曲调，主要用处是击打节奏。 打击乐器也许还算不上真正的乐器，因为它们缺少音阶变化。距今约9000年前，更为高级的吹奏乐器就出现了，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县贾湖村出土的骨笛。由于有了曲调、有了音符的高低长短变化，吹奏乐器在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好比人类学会了用火。世界从此焕然一新。 中国人非常幸运，贾湖骨笛有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人类最早的乐器，而三星堆文字距今只有5000年左右。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要知道，一直到1877年，留声机才第一次出现在世博会上。有了骨笛，我们能够听到的历史，比有文字和影像记载的历史要悠久多了。 有趣的是，欧洲“最早的吹奏乐器”，与中国的考古结果差不多，原材料都是鸟类的骨头。德国人曾经发掘出4000多年前的笛子，就是用秃鹰的骨头制成。而贾湖骨笛，选用丹顶鹤的腿骨或翅骨，每根长约20厘米，整齐排列着7个大小相同的音孔，末端另有一小孔，看起来与现在的竖笛已经非常接近。再晚一些，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哨，每只仅有不超过3个吹孔，距今7000年历史，出土量竟然有160件之多。同在河姆渡出土的另一种吹奏乐器“埙”名气更大，其仿制品已经成了现在许多考古遗址出售的旅游纪念品。 原始舞蹈是什么样子的呢？“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是《尚书》中对于上古时期舞蹈的描述。而《吕氏春秋》在记录传说中的“葛天氏之乐”时这样写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短短数字，集体狩猎的场景跃然纸上。 最早的“巫”与“舞”为同一个字，也是同一种行为。这不仅是歌舞和礼仪的起源，也是文学、戏剧、诗歌等众多艺术的起源。在那些看似蒙昧的年代里，扮演“歌手”和器乐演奏家角色的巫师们十分受人尊敬，社会地位仅次于部族首领。至今，在一些地方的“傩舞”，就是这种远古巫舞的遗存。 远古舞蹈的盛况，通过文物记录的图像仍依稀可考。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内壁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考古测定为大约5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相当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期。陶盆内壁上部绘有三组舞者，每组五人，相互牵着手，头饰与尾饰朝向一致，仿佛有统一的节奏和指挥，又像在朝着野外的猎物前进。 音乐是如此发乎自然的产物，对音乐的欣赏能力，几乎可看做动物本能。直至今日，在一些国家尚存的宗族部落里，依然沿袭着率性而歌、随歌起舞的传统，音乐和舞蹈天然的融为劳动和生活的一部分，乐器也简单到与原始人无异。节奏强劲、动作粗粗犷、歌声充满野性，主题是敬畏神明，祈求祖先庇佑、风调雨顺，记录劳动生产，表达爱与恨。在物质文明发展到如此精巧繁复的时代里，人们继承了祖先对歌舞节拍的热爱，多出的，只是无数难以描摹的包装。 在CD合辑《中国古典音乐历朝黄金年鉴》里，第一张“古乐遗响”最后一首《原始狩猎图》，就使用了仿制的骨笛声音。熊熊火堆旁，手执兽角、羽毛的人们拍手顿足，齐声高唱，向斩杀猎物的勇士致敬。穿越九千年时空，骨笛的音质依然清脆空远，刻录了属于我们祖先的、独特的影音记忆。P1-4
《最美的乐舞》由王雅妮著，为“最美中国丛书”之一，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为出发点，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曾经的艺术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规律，与身边的一切做到和谐相处，都是大有好处的。也许，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