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08-9
当代中国出版社
朱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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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
朱佳木，研究员。江苏南通人。1946年6月生于黑龙江佳木斯。1970年夏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分配到河北保定农业研究所生产队劳动。同年底入伍，先后在连队当战士，在师宣传科当新闻报道员，在军宣传处当理论干事。1975年调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0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目前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代表著作有《陈云年谱》（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副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论文集）。
一、引言二、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二）关于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 （三）关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四）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三、会议中间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会议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二）关于会议的大致过程 （三）关于会议讨论最多的几个问题四、会议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 （二）关于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三）关于叶剑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四）关于全会公报稿 （五）关于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五、结束语
（四）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三中全会在公报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认为这对于促进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公报还提出，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我把真理标准讨论与民主集中制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说，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看似两回事，实际上相互关联。为什么要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因为当时有“两个凡是”的方针。“两个凡是”的实质是离开民主讲集中，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在理论上讲是违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在政治上讲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两个凡是”最早提出批评的是邓小平同志。前面提到，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邓力群通过王震同志向邓小平反映了不同意见。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汪东兴、李鑫去邓小平家，邓小平同志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两条都是华国锋在3月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讲的——笔者注）。5月24日，他与王震、邓力群同志谈话时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不行，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以后，他又多次讲，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话，不能照抄照搬照转；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为了呼应邓小平，也为了批驳“两个凡是”，陈云同志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为契机，于1977年9月在从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其他老一代革命家聂荣臻、徐向前等也纷纷写文章，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这些意见的启发和鼓舞下，理论界发起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关讨论的情况，现在出的书和文章很多，这里只想补充一个情况。“八九风波”之后，有一个跑到海外去的人写书，说胡乔木反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讲了两件事。一件是讲，1978年6月20日胡乔木到胡耀邦家中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的，他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锂论动抖不能再出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另一件是讲，有一次胡乔木在一个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他可以负责地讲，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谁就是分裂党中央。现在，国内出版的书中也有这么写的。他们说的第一件事我不知道，事后也没听说过；第二件事我不在场，但知道确有其事。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胡乔木同志当时确实有一个意见，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平稳”。我认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个意见对不对，第二是这个意见属于什么性质。他讲“谁说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谁就是分裂中央”的那次会我没去，但会后很快就接到了一位同志打来的电话，对他这个话表示强烈不满，我听后也感到迷惑不解。我把意见向他反映后，他解释说，这是针对前几天有人在公开场合说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而讲的。但我觉得，即便如此，话也不该那么讲，因为广大群众并不清楚内幕，很容易误会这是针对反对“两个凡是”的同志。其实，胡乔木同志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而只是主张讲究讨论的方法。他长期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深知对外维护中央领导团结形象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一向注意维护，担心中央的分歧暴露出去，特别是暴露在外国人面前，会削弱中央的力量。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对有组织地恰当地讨论这个问题，他不仅不反对，而且一直是积极参与的。
2008年12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及其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这之后的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发展令世界刮目相看。因此，人们比30 年前更关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和全过程。 作者当时的特殊职位（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又于1981—1985年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秘书）使其成为亲历者。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披露了会议议题的变化、讨论细节和会议文件（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全会公报稿、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形成的若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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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真的很赞，很多内容确实很值得了解。
这个东东不错，价廉物美的，收了。
作为胡乔木和陈云同志的秘书，作者经历和见证了三中全会前后的时光，把它记录下来，很有意义。同类的书还有几本，同时阅读研究，有的可以相互印证，有的可以比较鉴别。
亲历者自有发言权，可以参考参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来就是一次提倡思想解放的重要会议,但本书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思想上可能还未获得完全解放,因此,有些关键问题未交代清楚.今天如由其再写,可能是另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