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时代见证录
2008
东方出版中心
[日] 保阪正康
345
冯炜,陆旭
无
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我作为作者当然感到非常高兴，并想借此机会对撰写本书的缘由和本书的梗概等对中国的读者作一说明。我作为一名日本的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有关日本现代史问题的考察和探讨。我的基本立场是：具体考察、探讨和认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前半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具有那种暴力性和侵略性的原因。那个时代由于日本恰逢昭和天皇在位（1926-1989年），因此被称为“昭和时代”，但我考察和探讨的课题，是昭和前期（1945年之前）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以及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我希望能通过这种考察和探讨，使当时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我出生于1939年12月，如果按“昭和”年代表示，即出生于昭和14年12月。在我出生两年前，日本军队在北京郊外引发了“卢沟桥事变”，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军事行动。之后，日本和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同盟”，和中国、美国、英国形成了敌对状态。我出生3个月前，在欧洲，德国军队对波兰发动了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全面爆发。也就是说，在我出生那年，德国军队在欧洲推行了军事侵略政策。在这以后，1941年12月8日，日本一边继续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一边对美国、英国发动了军事攻击，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的姿态。那场战争（按：即太平洋战争）大约持续了约3年9个月。最终，日本接受了美国、英国、中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成为战败国。日本的战败也意味着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崩溃。1945年8月日本成为战敗国时，我年仅5岁8个月，对战争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我是在北海道的札幌生长的，我的父亲是一名高中数学教师，从父亲那里，我获得了一些对战争的感悟。我父亲生长在横滨，少年时代有很多朋友是侨居日本的中国人。因此，他内心里对日本军队武装侵略中国是怀有不快感的。但是，若表现出这种不快感将会遭到逮捕，因此他一直期盼战争早日结束。我1946年4月进小学读书时，战争结束刚刚8个月，日本处在以美国为主的盟国占领下，我们当时彻彻底底地学习了美国式民主主义。日本称这种战后体制为“战后民主主义”，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体制的影响下生长的。我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始发点是1973年（昭和48年）。促使我走上这条道路的动机，是我想通过对一些个人的探访，确认日本采取那样的军事侵略行动的原因。特别是我感到，如果以50年、100年为单位的长远的眼光观察历史，那么非常有必要告知后代，作为日本人，为什么我们的前人采取了那样的行动。我想通驼对那个时代亲历者的探访，了解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今天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并将此作为史料流传后世。换言之，我想留下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对“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过着怎样的生活”这类问题的回答。我将这种探访称为“聆听和记述”，即广泛聆听当事人的回忆，然后通过撰写评论、评传、实录的方式，使之流传后世。希望他们的后代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是我执笔撰写这些作品的基本立场。本书就是记述在这种“聆听和记述”过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未加修饰的一面。我在本书中以短篇的形式撰述的人物，大多数都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主要想录下他们是怀着何种思想面对那个时代的；在战后，他们又是如何认识那个时代的。他们是当时的军事指挥官、外交官、记者，以及天皇侧近等，具有不同的立场。这种立场的差异通过阅读他们见证历史的“证词”即可获得了解。因为他们的“证词”有的傲慢，有的自省，有的混乱。作为撰述者，我希望读者能够从本书中看到，同样作为日本人的他们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立场和姿态。当然，我首先必须申明并务请读者了解，他们并不代表所有的日本人，他们只是“我所见到的一些日本人”。我撰写这本书只是对我见到的很多历史的过来人（例如，作为士兵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怀着愧悔的心情生活着的老人）的回忆加以归纳，并随附我个人当时的瞬间感受和事后的点滴感想。我期待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昭和时代的那段历史有所帮助。复旦大学冯玮教授和其他相关人员为使本书能发行中文版提供了诸多帮助。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保阪正康2007年11月11日
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年）浓缩了人类的历史，经历了战争、战败、军事管制、占领、被占领、恐怖活动、政变、革命骚动以及从饥饿到温饱。作者为采访和记录这个动荡不安而又激动人心的时代，用了近30年的时间，访问了近4000人，确认了3000多人的人生故事，使在历史中被湮没的人与事得以重见天日。 本书通过对那个时代亲历者的探访，了解、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今天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以这种方式向后代传递这些历史见证者珍贵真实的声音，并探讨、分析了昭和前期（1945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会具有那种暴力性和侵略性的原因。
冯玮（1956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口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历史学博士。1990年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师从日本著名学者山室信一教授。赴口本神奈川大学、韩国高丽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多年。曾任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在海内外发表学术专著6本、编著1本。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圈内著名学术刊物，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刊物上以中、英、日文发表论文60余篇。另发表有约100万字英译汉、日泽汉译著（文）。目前主要学术兴趣为日本外交史、日本现代经济体制史研究。
前言 致中国读者序第一章 活在历史中的形象和真相 犬养道子：“在五·一五事件发生的那段日子，受害者只能忍气吞声。” 东条胜子：“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夜，我丈夫在官邸的一间屋子里哭泣。” 濑岛龙三：“想起当大本营参谋的那个年代，就有种被剥去一层皮的感觉。” 美浓部正：“谁也没有下达让别人去送死的特攻命令的权力。” 实松让：“在海军的眼里，陆军的领导人是愚蠢的。” 石井秋德：“因为我是日美开战时的政策起草者之一……” 中谷武世：“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必须反对越南战争。” 末松太平：“对二·二六事件的看法，真是因人而异啊。” 赤松贞雄：“唉，谁会喜欢战争呢？可是海军却……” 片仓衷：“二·二六事件时击中我的，就是这颗子弹。” 烟石学：“1941年12月7日，在华盛顿日本大使馆……” 赤柴八重藏：“如果在相模湾进行本土决战，日本将会变得怎样？” 牛岛辰熊：“东条，我曾有把他给宰了的想法。” 齐藤六郎：“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西伯利亚扣留事件，是我的责任。” 铃木贞一：“因为没有资源，所以才发动了那场战争。”第二章 贯穿昭和史的心灵 秩父宫妃殿下：“我记得，昭和16年也是秋天多雨的一年。” 麻生和子：“作为男人，他（父亲吉田茂)可是很有魅力的。” 三木睦子：“三木内阁时代遇到的意外的事。” 高坂正尧：“战后，我由于父亲正显的事而被欺负。” 佐藤千夜子：“《东京进行曲》这首歌是我唱的。” 槓枝元文：“刚战败后不久的时候，教育的内容是最好的！” 新关钦哉：“在柏林和东京两次面临战败的感受。” 高桥雄次、高桥昭治：“‘你是日本人吗？如果是，那就不能饶过你！’说着就打了我。” 高木清寿：“我看见了石原将军在他病死的床上起身的情景。” 细川护贞：“昭和16年10月，近卫为什么放弃了内阁？” 森恭三：“你对1967年的分析是正确的。” 西春彦：“所以指出日美安保条约的危险性，是因为我了解战前的轴心外交。” 冈部长章：“昭和天皇问我：‘现在情况怎么样？’” 大井笃：“记述我的经历就是与时间的搏斗，有疑问速来电话。” 后藤田正晴：“21世纪，日本的出路在何方？” 佐藤作治：“使‘威尔士王子’号沉没的一张海图。” 矢次一夫：“我根本不知道你提出问题的前提是什么。” 宇佐美毅：“田中奏告天皇时的那个姿态，似不可思议。” 酒井美意子：“用旧华族的眼光注视昭和史。”第三章 先辈们直抒胸臆的话语 美作太郎：“作为作者，一定要注意维护自己妁权利。” 花山信胜：“七个甲级战犯都是很关心佛法的。” 湊守笃：“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真是没有勇气啊！” 黑川利雄：“像这样在短时间内改变饮食习惯的民族是没有的。” 铃木永二：“管理企业，不能只关注资本的理论，一定要把企业当成人一样认真对待。” 武谷三男：“人权是应该和私权相对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宅正一：“百年之后，社会党的非武装中立论应该会被认可吧。” 中村克郎：“我编写《听吧！战殁学生兵的声音》一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继承他们的遗志。” 松田权六：“60年来，这只右手一直就等于是我本人。” 伊藤昌哉：“政治家不论是谁，心中都有一个危险区。” 堀荣三：“从今以后，成为长耳朵的兔子是日本的上策。” 中野雅夫：“人只有真与假之分。” 长谷川保：“我就是为了从事社会福祉事业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木川田一隆：“时代正在从尊重国民意志向尊重全人类意志演进。” 橘孝三郎：“每天，我的肌肤都在和矛盾进行战斗。”第四章 披荆斩棘一路奋进的人们 森胜卫：“欧美航路上当船长50年，和英国作家的友谊……” 服部四郎：“人到了60岁时，会开始考虑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东西。” 森元治郎：“刊登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特讯是赌上了命的。” 江田五月：“我认为在那样困难的状况下，家父的确是非常努力的。” 茂利要：“挑战费马定理就是我‘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明。” 藤山觉一郎：“在亲人们的眼里，他是非常幸福的。” 八木秋子：“我无悔于作为革命家的人生。” 吉冈隆德：“一个劲地跑，这就是我的人生啊。” 田原总一郎：“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时代了吧？” 大森亮雅：“我作为僧侣和医生所看到的日本人的生死观是……” 山田顺造：“我从心底里尊敬帮助了孙文先生的伯父山田良政。” 远藤三郎：“军备亡国，就是我这一生得出的结论。” 吉村仁：“医生优待税是亡国的税制。” 藤原石山：“熊泽天皇等当时那些自封的天皇，都是请我作证的。” 宫本政于：“我想对日本近代史进行精神分析……”结语后记文库版后记附录 对谈——追忆克迪斯译后记
五•一五事件发生时，她在官邸内与父母住在一起。作为犬养毅的长子（犬养）健的女儿，身处作为政治中枢的首相官邸，她切切实实地亲身经历了这一恐怖事件。每当我读到犬养道子在战后写的书（如《繁花和群星》、《某历史的女儿》）中描述五·一五事件发生时首相官邸的情形那一段时，都有一种呼吸到当时日本的空气的感觉。犬养道子在回忆她刚毅的母亲的一节里，以“伪装主义者们”为标题，用一种看似若无其事的笔调描述了五·一五事件的内幕。她对那天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这样写道：“以枝头上依然有着嫩叶的那一天为界，她的性格犹如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的差别那样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往阅读白桦时代的文学作品，总是乐呵呵地笑，赶紧把生病发烧的我哄睡然后到上野的森林里去听近卫秀麿指挥的第五交响乐，总是想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并从中寻求幸福的那个女人，在那天以后消失了……”平成4年（1992年）5月，有关方面以犬养家主办的名义，举行了纪念犬养毅逝世60周年追思会和演讲会。会场定在东京永田町尾崎宪政纪念馆。因为曾忙里抽时间撰写《五·一五事件》一书的缘故，我应邀去讲述这一事件。受到邀请后，我多少感到有些紧张。但是，在和犬养毅的孙子犬养康彦（当时在共同通信社当理事长）和他的秘书交谈中，我的心情变得放松了，并决意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解概述这一事件。我的书是从作为恐怖主义者参加五·一五事件的“农民有志者”的角度进行阐述的，我对犬养毅通情达理的处世方式怀有一种敬畏感。那天是阴天，偶尔能透过云端的缝隙窥见蓝天。我在会客室里第一次遇见了犬养道子。当时她住在地处法国和瑞士国界的一个村子里。在那里，人们不仅使用英语和法语，而且也使用罗马语等。可以说，在语言方面，那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我因为紧张，未能详细记住当时究竟谈了些什么，但大致的内容我还是记得的，例如她问我为什么对昭和史感兴趣，主要研究哪方面的问题，等等。犬养道子属于比我母亲稍年轻的一代人，我从她的话语中感受到，这是一位在昭和时代努力磨练才智的女性。当时在候客室里的谈话，她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事件的确是一个恐怖事件。对我们曾经遭遇恐怖袭击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我们只能忍气吞声的年代。”那天的讲演会上，在我以称赞的口吻述说了犬养毅的人生轨迹后，犬养道子登上讲坛，作了回忆祖父的讲演。讲演中，她朝着我说道：“刚才，保阪先生称赞了我祖父，但我祖父其实是一位有着种种矛盾的政治家。”当时在我耳朵里，她这句话的意思仿佛是让我畅所欲言，不必有顾虑。好像在提醒我，感情是一回事，评价是另一回事。在与犬养道子的谈话中，以下两句话我是作为历史的教训予以接受的。第一句话是，她说在某一时代，“社会会变得将主客颠倒”。第二句话是，对一个人进行评价时，应该抛弃感情，没有顾虑地、客观地进行评价。特别是第二句话，我感到似已成为我撰写人物评传的指南。在撰写人物评传时，有的作者始终不见本人，而有的作者则反复进行采访，尽可能如实地描绘出采访对象。前一种方法可以抛却个人情感，而后一种方法则存在因牵涉个人情感而很难进行客观描述的弊病。我属于后者，犬养道子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实际上，犬养道子在她撰写的书里，在描述自己记忆中的人物时也不谄媚，而且明确地作出自己的推测。这一点我是很想学的，所以，我对她的第二句话感受颇深。五·一五事件是昭和初期日本的转折点。我在这里不是以分析的方式论述这一事件。如果只是让我介绍一下事实，那么不可思议的是，对这一事件，人们的同情偏向于肇事者一方。海军士官、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还有农民有志者（橘孝三郎主持的爱家乡私塾的私塾学生），分别受到审判。那个法庭显然有意识作了安排，审判员（在军法会议上是判士）允许恐怖主义者自由发言。年龄20岁左右的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为自己辩解道，农村的农民迫于生计而让女儿卖身，而财阀却为购买美元四处奔忙，政治家为贪污渎职和金权政治眉来眼去，这个社会，道义颓废沦丧。超过一百万封减刑请愿书从全国各地寄往法院，老人和妇女们前往法庭求情：“审判长先生，请判这些青年无罪吧。”在当时的杂志上，他们简直像义士一样被报道。按照我的看法，日本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了“只要动机纯正，不管干什么都会得到宽恕”的时代。可以说这种主观主义就是昭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型。犬养道子所说的“受害者不得不忍气吞声”，就是指这种主观主义。犬养家可以说是这种主观主义的牺牲品。以后，犬养道子的父亲犬养健，因涉嫌与“索尔格事件”有关联而被特高警察逮捕。此时，连曾经常给犬养家送货的商人也对犬养夫人说：“夫人，别开玩笑了。您丈夫是政治犯，而且他的父亲是被军人——天皇陛下的军人枪杀的。您就别要求我们送东西到贵府去。请体谅我们的苦衷吧。”犬养道子写道：“母亲比我们更痛苦、更明显地感受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正因为如此，可以认为犬养母女心中的怨恨异常深刻。我认为，犬养道子在某个时期离开日本，而且埋头于圣经研究，都是在不断延续的愤怒中所作的人生选择。正因为如此，我不能不认为她对时代发表的评论是深刻而有分量的。据犬养道子说，在犬养毅遇害的前两天，即5月13日，犬养毅把她找去，祝贺她3月份从女子学习院大学毕业。他说：“想给道公（原注：道子的爱称）留个纪念。”送给她一个自己因孙文去世而到中国参加葬礼时买的砚，她还给我看了一幅写有“训诫”二字并标明“为道子题”的挂轴。她说，那是她祖父的遗物。犬养道子推测，犬养毅很可能从头山满那里事先获悉首相官邸将遭到袭击。因为头山满的儿子也被这一事件牵扯了进去。尽管如此，犬养毅没有逃跑。她在那本书上写道：“祖父觉察到了（头山的）苦恼。唉，是的呀，即便你的儿子不干，时代也会让别的人去干，不必忧心。这忽而一闪的推测，使头山满和祖父这两位紧挨着的老人更加贴近。”（着重号为犬养道子所加。）我也认为这个推测很可能是正确的。
大概是从平成7年（1995年）的时候起吧，我开始频繁收到过去曾经采访过的人或者他们的家人寄来的明信片和信。已经过了85岁的人们，给我写信向我道别，表示因为自己已经上了年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了，对曾和我进行过交流表示感谢，今后也将不再寄暑期问候和贺年片了。那些家人的信大都是告诉我，我原来采访的那个人已经去世。收到这样的信时，我总是会静静地闭上眼睛为他们祈祷。如这本书里反复提到的，我对昭和史的采访和记录进行了30年。虽然并没有和所有采访过的人保持着交流，但是一直和其中一百多个人保持着联系。随着这些人相继去世，我自己也感到上了年纪。同时，要把这些人的记忆进行整理、记录的念头在心中也越来越强烈。正在这时候，记得是在平成10年（1998年）秋天的时候，清流出版社编辑部的臼井雅观、清水茂则两位先生来拜访我，并建议我把这些记录整理成一本书。人与人之间的会面是要缘分的，我也把我心中的这种强烈的念头如实地告诉了他们。目前应该还没有这样的书——当然交友录一样的随笔是有的——我向他们表示，不管怎样，想先试着写一下。他们两人马上表示非常感兴趣，并对我进行了鼓励。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暂停了其他的工作，满怀激情地开始撰写和整理这些记录和回忆。即使如此，这本书依然用了两年时间才最终完成。这也得益于他们两人的协助，特别是臼井先生在这本书的目录和结构安排上费了很大的心，这里一定要表示感谢。另外，还要再次感谢清流出版社的董事长加登屋阳一先生的关照，他原谅了我多次的固执，为此我想对他进行多次的感谢。我想，这样的书目前在日本还没有，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对这本书有许多种阅读方法。但是我心中常会想到的是“人无法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因此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怎样都会背负着自己那个时代的空气和结构”和“我一方面要对先达们是怎样生活的（过去）进行验证，同时也一定要向下一代人（未来）传达其中的教训”这两点。当然，从政治和社会观点来看，书中人物的有些想法我是不能同意的，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谦虚地倾听对方谈话的姿态。这和教条的批判是划清界限了的。我也希望读者们能理解这一点。书中略去了人物的敬称，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再次回想起和他们的会面，我希望能把他们给我的教导和启示都铭刻于心。保阪正康2000年（平成12年）6月
我撰写这本书只是对我见到过很多历史的过来人（例如，作为士兵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怀着愧悔的心情生活着的老人）的回忆加以归纳，并随附我个人当时的瞬间感受和事后的点滴感想。 ——保阪正康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夜，我丈夫（东条英机）在官邸的一间屋子里哭泣。 ——东条胜子 因为没有资源，所以才发动了那场战争。 ——铃木贞一 七个甲级战犯都是很关心佛法的。 ——花山信胜 军备亡国，就是我这一生得出的结论。 ——远藤三郎 本书作者在广泛聆听当事人的回忆，通过撰写评论、评传、实录的方式，对昭和前期（1945年前）这个动荡不安而又激动人心的时代的3000多人的人生故事作了阐述，以这种方式向后代传递这些历史见证者珍贵真实的声音，并探讨、分析了昭和前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会具有暴力性和侵略性的原因。
无
在这本书里很少能看到悔恨、为自己的错误道歉的内容，好像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都是身不由己，好像每个人都试图阻止战争的发生或扩大，都只看到自己的损失。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昭和时代日本人都这样。
作者本身显然是对战争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在书中他也认真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左翼。但是书中本身的采访内容深深的吸引了我。怎样去看待那些甲级战犯？还有那些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助纣为虐者呢？我心里开始矛盾起来……应该说，每篇采访都是以作者本身的第一人称写得，而且也经常会出现作者同意受访者本身的主张的某一点（不会是全部）。所以说，这本书的出版，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看看，尤其是二战受害国的民众。这里我也很想一吐为快：首先，可以看得出，日本人本身，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小国寡民，一根筋的思想；这点和我们中国人还是真的不一样（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吗，各人自有各人的想法……）。其次，不看这本书，还真是想不到，原来所谓的“八纮一宇”的日本人本身在思想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日本人本身也应该庆幸，如果当年的明治维新是1969年，而不是1869年发生的话……或许现在的日本，已经彻底不存在了……再次，还是要谈他们的思想本身，所谓的“不可触碰”，我真的是明白了，即使包括作者本身，也是有禁忌问题不可以提问的……
很不错的一本历史书，可以了解很多东西
书籍很好，内容也很好，封面太差，感觉小，像街头的小册子，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书这样的封面
从日本人的角度论述了动荡的昭和年代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先看了，觉得好就买了！史料很多哦，口述历史的吧！
还是图书馆借吧
“不当工薪族”是村上龙在小学里打定的主意。转眼五十年过去，此君闹学潮、玩摇滚、拿芥川奖、拍SM文艺片……酒友村上春树也禁不住感慨“这家伙有鲨鱼一样的好奇心”。
村上龙以小说《无限近似蓝色的透明》出道，这些年却多靠非虚构类作品引起话题。《到山上挣钱去：投资铁律11条》噱头是教人挣钱，内里却在质疑壁垒森严的“日本模式”，进而提醒国民以个人风险意识因应时代的变化。之后编出《十三岁的Hello Work》，采用百科全书体例，历数五百十四种职业的甘苦利弊，点明少年阶段所需做好的准备。“Hello Work”原指日本官办的职业介绍所，在大众眼里决非体面之地。村上龙剑走偏锋，意在批判日本主流就业价值观，顺带敲打那类痴想个性张扬，却不知从何努力的孩子们。此书最终畅销百万，超过七千所中学组织团购，家长、教师、公司职员、少管所教员亦在读者之列。由此观之，此书对体制的反省力已在普通小说之上，且保持了村上龙一贯的“毒舌”风格。
早一辈的石原慎太郎和村上龙相映成趣。石原二十五岁以《太阳的季节》获芥川文学奖，三十七岁当选日本参议员议员。相比起他的小说，1989年的非虚构类作品《日本可以说“不”》更引人注目。此书最初与盛田昭夫（时任索尼电子公司董事长）合著，不久后一个非官方的英译本流入美国国会，在盛田的强烈要求下，此书在授权海外时撤下了盛田的文章和署名，成为石原的独立成果。畅销之后，石原乘胜追击，与人合写《日本还要说“不”》。1999年石原选举成功，连任东京都知事至今，文学味则日渐稀薄。石原和村上龙体格相似、名气相当，都热衷法国葡萄酒和意大利西服。不过，两人对日本社会的理解很不一样，有些地方称得上针锋相对。
最具象征性的分歧是有关“神风特攻队”的评价。对于二战末期日本军机的自杀式攻击，石原感慨不已，认为正是这种“樱花般壮美凋零”的牺牲捍卫了民族的荣光。对于当下的“飞特族”、“尼特族”们，石原则深感不满，愤而写出剧本《吾为君亡》（俺は、君のためにこそ死ににいく），并在电视剧摄制过程中挂帅“制作总指挥”，以期再现“有志青年”的神勇。在接受采访时，石原直言：“今天的年轻人要像特攻队员那样拿出勇气！”巧的是，村上龙也评论过国民的“特攻情结”，他很干脆地表示：“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神风特攻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社会居然认同采用自杀式攻击作为正式战术。说实在的，特攻行动也根本不需要个人去思考什么风险，唯一要做的就是听上司的话。”
一说“国粹”，一说“国耻”，六十多年仍难盖棺定论。两位芥川奖得主坐惯客机头等席，都没钻过“零式”战机的驾驶舱，说话的分量终究轻了一些。回过头去找事件亲历者，一度痛斥特攻战法的大西泷治郎（日本海军中将），最终亲手组织起“神风”编队，并在战败次日剖腹自尽。至于那些出击的飞行员，等于实践了日本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你约不到特攻队员做事后采访，正如无法向死者打听濒死体验。不过，这次或有例外。
美浓部正，出生于1915年，爱知县人，毕业于日本海军军校，战时任第938航空部队飞行队队长、战斗901飞行队队长。1945年日美冲绳决战时，任131航空队（芙蓉部队）队长参战。1945年2月，黑云压城之际，美浓部列席联合舰队司令部主持的作战会议。那次会议将官云集，军令部参谋也在场。众人讨论的核心议题是推进特攻作战，联合舰队首席参谋和军令部参谋宣布：“下期冲绳决战，包括教育部队的全体人员都要执行自杀式攻击。”
作为军衔最低的与会者，美浓部正多次告诫自己要保持沉默，但最终如灵魂附体般挺身而起。美浓部明确表示，自己将拒绝下达只准死亡的出击命令。进而质问在座将领：“诸位都是指挥官、幕僚，没有一个是亲临战场冲锋陷阵的。说是以死效忠，但请问，你们有几次穿越过敌人的枪林弹雨？说句得罪人的话，我本人穿越敌人枪林弹雨的次数，比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多。我是否可以认为，按照现在的战局，指挥官应该身先士卒，亲自以死一搏？”言毕，美浓部冷汗淋漓。事后他坦陈，尽管发言前已做好了被军法处置的准备，在“下克上”的实际过程中，他仍旧感到深深的恐惧。但他确定自己别无选择，于是有了以“个人特攻”单挑“体制特攻”的一幕。
不难想见，美浓部无法动摇既定的“特攻方针”。战争的最后阶段，数千特攻飞行员殒命。不少在校大学生简单受训后，驾驶劣质战机仓促出击。唯一例外的是美浓部的飞行中队，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特攻作战的指令。
这个故事出自保阪正康的《昭和时代见证录》，书中收录了六十余位二战“见证者”的访谈回忆。围绕二战的起因与责任问题，保阪正康先后采访了三千余人。其中包括皇室成员、高级军官、战犯家人等等，而在保阪心目中排名“特A”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美浓部正。战后五十多年，美浓部正没引起日本媒体多大的兴趣，在1997年悄无声息地去世了。他在晚年沉思：“为何想出了那样愚蠢的作战方式？我现在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的日本凡事只考虑经济效益，犯了同样的错误。”
“自杀攻击”古已有之，东西通行。“荆轲刺秦”、“美女人弹”、“独立日大战外星人”皆为案例。倒转来看，特攻队员也非人人带着花岗岩脑袋去靖国神社。出击前夜，点唱率最高的是《五木摇篮曲》（五木の子守歌），而非雄壮的爱国主旋律。也有学生兵屡次出击屡次折返，最后遭军法处置。简言之，“殉道冲动”与“贪生念想”同属人性范畴，特攻队员一样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二战时日本的“创意”在于以举国之力操办“自杀攻击”，体制之严、效率之高、惩处之苛，我国的“上山下乡”也要自叹弗如（有关具体的公关动员和年轻飞行员的临战心理，Kamikaze Diaries: Reflections of Japanese Student Soldiers一书中有详细描述）。既然现实层面的个人抗争毫无胜算，“舍生取义”就成了一针安慰剂。对于年轻人而言，谁又希望青春有悔？
二战结束后，朝鲜战争与《日美安保条约》成为日本发展的诡异“神风”，经济借此得以迅速复苏，但这一切更离不开森严的企业模式和万千“耐所难耐”的“经济战士”。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国家罩企业，企业罩雇员”的家长作风开始松动，年轻人渐渐怀疑高大全的“日本梦”，在长辈的忧虑和鄙夷下开始新的摸索。翻看近十年的芥川奖获奖记录，《裂舌》、《扔在八月的路上》、《最终的栖身处》以及《一个人的好天气》无不反映出这种苦斗。再看评委名单，村上龙与石原慎太郎遥相呼应，既似对垒，更像日本社会的一份自嘲。明星石原的“特攻史观”，让人感慨体制的顽强狡黠，继而想见上述摸索的艰苦与必然。
文/秦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