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陆VS旧大陆
2006-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陆象淦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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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文译丛》以翻译和介绍当代世界各国学者关于人文精神和人性研究的精粹为己任。革新意识、开放意识、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倡导和确立，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研究的主流。人们今天关注的热点正在从以往的“我们知道什么?”转向“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当代人文译丛》以此作为努力的方向，在选材上力求通俗而不失学术品位，新颖而不流于猎奇，开放而不崇尚空谈，明快而不乏优雅文采，平实而蕴藏深邃内涵，从而摒弃小资的装腔作势，陶冶真善美的真性。 《当代人文译丛》第一辑包括《男人的气味》、《新大陆vs．旧大陆》、《说完了一切的上帝》和《死的世界，活的人心》四集。她们将告诉你从遥远的古罗马到巨变的今天，从欧洲旧大陆到美洲新大陆，从绚丽的大洋洲到神秘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种种传奇与故事，启迪你从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多重视角审视古今，激发你求知的激情和渴望，给予你真善美的享受。
1 论史学理论的类型2 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的历史学家3 历史学与历史的大众应用4 回到史料5 时间的形式6 历史在电影中的再面7 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8 何谓罗马皇帝？9 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的迁徙10 法国大革命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影响11 经院经济科学与阿拉作学家——“大空白”论质疑12 1492-1992年的新大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13 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形象和描述：北美对南美的想像14 美洲发现的长时段15 美洲与欧洲：相异性的镜子16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认同性与糊模性17 希腊人社团中的商业与认同性——18和19世纪的里窝那18 欧洲史与文化传递19 阴暗时代的语言——卡内蒂、克莱姆珀雷、杰本雅明20 从斯温队长到潘乔·比利亚——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著作中的农民反抗21 从书籍到文本——文献学比较史刍议22 今日墨西哥史学23 关于后共产主义国家认同性重构的概念研究24 罗马尼亚的历史教育
书摘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问的历史学家 本文还是以具体经验说明历史学家所处的地位开始为宜。1944年初夏，当德军向意大利北方撤退，试图沿亚平宁山脉的“哥特线”构筑抵御联军推进的较为牢固的防线之时，它的部队犯下了多次大屠杀罪行，其通常的借口是报复“匪徒”即游击队的活动。半个世纪之后，至此一直只是残留于幸存的村民记忆中和当地的抵抗运动历史学家叙述中的阿雷佐省的若干次这样的大屠杀，提供了举行一次旨在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大屠杀罪行的国际会议的机会。 这次会议不但聚集了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专家，而且它汇聚了幸存者、抵抗运动老战士及其他有关人士。没有任何一个课题能比之更少地具有纯“学院色彩”，即使是在契继泰拉·德拉基亚纳的175名男人被强制同妻儿分开，然后被投入和弃于烈火燃烧着的他们的住房中之后50年的今天。因而，人们不会对会议在一种压抑和局促的异常气氛中进行感到吃惊。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或者甚至具有根本意义的课题。与会的每个历史学家都不能不“面对现时代的要求……扪心自问他们的使命和责任”。何况，就在几周之前，意大利选出了1943年以来第一届包括法西斯分子的政府，这个政府培植着反共主义和1943—1945年的抵抗运动根本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扬言抵抗运动无论如何已属于同当前毫无瓜葛的遥远过去，所以最好还是把它忘掉。 人人都感到局促不安。抵抗运动时代和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把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每个人心照不宣的事情——公诸于光天化日之下，颇感为难。在1945年之后的农村中，除了通过默然赞同埋葬过去的种种冲突，又如何才能恢复“正常”?(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提交了一篇论文，精辟分析了伊斯特拉半岛上他的克罗地亚夫人村子里的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沉默机制)。老游击队员如同托斯卡纳地区——深深扎根于左派的地区——的公众舆论一样，艰难地经历着这个阶段：意大利共和国公开背弃了他们正确地确认为立国之本的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抵抗运动传统。口头史的青年专家们——很可能大多数是左派——为了这次会议对村民们进行了调查或重新调查，却颇为震惊地发现居民们，至少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村子的居民们把大屠杀的罪责不仅归咎于德国人，而且还归咎于同游击队结合在一起的当地青年，认为由于他们的不负责任使他们的亲友陷入灾难。 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因更多的个人原因而感到局促不安。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显然由于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在1944年所做的或没有做的事情而感到内疚。几乎所有的非意大利历史学家和许多意大利人从来都不打算谈论作为这次会议组织主旨的记忆中的大屠杀：令人难堪地联想到在历史上幸存和回忆的随意性。为什么有些事件在某种放大了的回忆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比之多得多的其他事件遭到遗忘?来自俄罗斯的与会者毫不隐讳他们的信念：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纳粹的恐怖罪行，这是转移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罪行的注意力的一个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专家们不论他们属于什么国籍，在事变50年之后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那年春夏之交所犯下的屠杀无辜的罪恶夺走了阿雷佐省总人口1％以上的人的生命，它们能否被看做对于预计无论如何将在几天或者更糟一点几周内撤离该地区的德军的较小骚扰的应有代价? 对于这次会议的主题——暴行本身，缺乏激情就无从谈起。我们理所当然不应该只关心孤立的地方的微观历史；相反，我们选择了扩大争论，把重点放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暴行上，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都是这类暴行的见证，并由此而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何记住这类事件?然而，当我们在一个以前被毁村庄的重建之处，聆听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子女围绕1944年的这个可怕日子编写的、经过加工的纪念性叙述时，怎么会看不到我们的历史形式不仅同他们的历史形式水火不相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毁坏了它?把关于该事件之后几天英国军队所进行的屠杀的调查资料抄本交给村长的历史学家，与接受抄本的村长，这两者之间交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一方面它们是第一手的档案文献；另一方面，这些档案文献只是强化了对该村庄的追忆性的论说，而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往往承认这样的追忆性的论说具有部分神话的性质。尽管如此，这种追忆是抚慰某种心灵创伤的一个方式，对于契维泰拉·德拉基亚纳来说，这种心灵创伤之深犹如燔祭之对于整个犹太民族。我们的历史旨在使逻辑上业已确定的事件得到普遍传播，它对于这些事件的追忆是否只有某些兴趣?就其性质本身而言，这样的追忆只属于当地的村民们，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惟其如此，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村民们几十年来保存于心间，以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机敏态度拒绝调查邻村的大屠杀的详情，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过去，而是他们的邻居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同他们的历史是可以比较的吗? 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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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观点挺有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