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晚年周恩来
2006-9
中共党史出版社
刘武生,徐晓红 编
306
无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原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第181、182—1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7月版。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刘武生，1933年生于湖南常德1958年毕业干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任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第二编研部主任。曾被聘为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主编《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早期文集》、《周恩来文化文选》等，出版专著《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发表论文70多篇。徐晓红，1952年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研究馆员。曾参加编写《清代名人手札》、《毛泽东大辞典》、《周恩来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共和国领袖美德丛书》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论述上编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事。但人民谅解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 陈云：“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叶剑英：“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李先念：“在十年动乱的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 杨尚昆：“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 博一波：“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宋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研究历史一定要重视和分析当时整个形势，不能单凭哪个文件、哪个档案材料，谁谁签了名，就简单做出结论。” 徐向前：“林彪、‘四人帮’窃据高位，疯狂煽动极左思潮的情况下，坚持这种原则立场’”“需要多么坚强的党性和巨大的勇气。” 聂荣臻：“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 刘澜涛：“他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无端诋毁和蛮横刁难的逆境中，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气魄，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竭智竭力挽救国家。” 王任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幸赖又周恩来同志做毛泽东同志的辅弼”，“我们的大哪个和国家才得以幸免于彻底崩溃 陈丕显：“周总理虽然未能亲手扭转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但他却以高度的坚毅精神，尽可能减轻了这场动乱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这是历史的结论。” 谷牧：“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理仍然时刻惦记着同人‘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民分忧解难。” 陆定一：“周总理像中流砥柱，同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大众一起，挽救中国与危亡。” 罗瑞卿：“许多遭到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的同志，从老干部到普通群众，都曾亲身感受到总理这种正义的温暖的关怀。” 张爱萍：“岁月并没有把人民给恩来同志的殊荣厚爱冲淡，它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吕正操：“如果没有总理作中流砥柱，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 乌兰夫：“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能和爱护。” 宋任穷： ……下编后记
“1966年，正当社会主义建设重新顺利发展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总理当时年近古稀，处于逆境，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仍然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地处理各种大事，争取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1966年9月上旬，北京不少红卫兵南下，包围并冲击原上海市委的所在地，市委无法工作，面临严重困难。在那些令人焦急的日子里，我们多么盼望听到中央的声音啊！就在这时，周总理对一支经他同意的南下红卫兵坚定地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周总理还在电话中具体指示，‘不准红卫兵进办公室、机要室’。随后，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当时的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告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其他红卫兵组织，迅速结束在上海的活动，返回北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电文是周总理亲自起草和批发的。为了保护上海的广大干部，维护当时上海市委的工作秩序和上海的社会安定，周总理真是煞费苦心。“但是，动乱并未由此终结，而是越来越严重。上海不少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作为南北铁路大动脉的枢纽——上海铁路也瘫痪了。在‘安亭事件’后的1966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
必须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和领导，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定性，也是晚年周恩来所处的客观环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的处境极其艰难凶险。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入苦海谁人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如有位老同志所说：“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理仍然时刻惦记着同人‘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这些感人至深的话语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经受住了特殊的历史考验，建树了特殊的历史功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如何科学地研究“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周恩来，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是为许多人士所密切关注的，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为此，我们编辑了《评说晚年周恩来》这部书，以飨读者。这里辑录的评说，作者大都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有些还是当事人。他们依据亲见、亲闻、亲历的事实，从各自的视角观察、思考，深刻论述了“文革”时期中周恩来的处境、心态和对他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来说，他们的论述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文革”时期真实的周恩来。这些中外人士对“文革”时期周恩来的论述，不仅有助于读者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读者正确地理解周恩来，而且对澄清周恩来研究特别是对“文革”时期周恩来研究中的种种误解和误导，也有很强的说服力。本书辑录的评说，首先辑录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有关论述，作为本书的开篇。全书分上编与下编两部分：上编主要辑录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对“文革”时期周恩来的评说；下编主要辑录外国政要、友好人士和专家学者有关 “文革”时期周恩来的评论。为尊重原著，编者在辑录有关评说时一律保持原著的原貌，未作任何文字改动，仅对个别不准确的史实加注予以说明。小标题是编者摘录原著中的原话所加。谨向辑录本书中评说的各位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无
所有的评说均定格于一个“决议”本以为是一本充满感性的回忆录。
很好的一本书耶！
给别人买的，没看。
一般，仅仅罗列了别人的评价
没什么好说的,一个字:值得买!
周恩来一直是我很欣赏的人，而且我一直都对文革那段历史很感兴趣，很想了解伟大的领导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时光的。《评说晚年周恩来》满足了我的愿望，同时也让我了解到一个立体的丰满的周恩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周总理在文革时期的心声。他冒着“骑墙、无原则、求自保”等的罪名，艰难地实施着自己的措施，也见到了成效，保护了更多的人，维持了国家的继续发展。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凭着自己对毛泽东、对国家的一片忠心，忍受了许多，付出了许多，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十里长街送总理绝对是对总理一片丹心照汗青的回应。我们的好总理！
如果有一本能像叙事性一样介绍总理的书那该多好。
选题是不错的，编著的都是回忆文章，质量一般，同书名有差距。
没有深度，不值得购买
书名好，内容一般.大杂烩,不值得
本来以为是一本介绍周恩来晚年生活的书，后来发现全是别人对他的评价，没有可读性
一些各种渠道的评论的汇编，不见得多少新史料或新观点，可惜了出版社的名头。普及扫盲尚可，其余无多价值。
这本书完全是摘录，感觉系统性不强。如果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真实内容的话，我肯定不会买。除非是专门做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