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跨越
2009-4
袁祥、 邢宇皓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04出版)
袁祥，邢宇皓 著
无
西藏自治区人大九届二次会议19日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在19日的大会上，参加西藏自治区人大九届二次会议的382名代表全体举手表决，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宣布决议获得一致通过。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早就应该设立这么一个纪念日了。”特地身着盛装，参加19日大会的人大代表、62岁的亚美民族手工业产品有限公司总裁格桑高兴地说。对于当年翻身农奴之一的格桑来讲，3月28日是他毕生难忘的重要日子。1959年的这一天，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格桑出生在日喀则白朗县一个农奴家庭，对童年的记忆就是赤脚、补丁衣服和手指一样粗的牛皮鞭。“如果胆敢冒犯主人，最少要挨五十大鞭。”他说。最令他痛心的记忆是1954年，年楚河泛滥，大片庄稼被淹，许多农奴饿死，农奴主宁愿看着粮食在谷仓里发霉，也不愿救济穷人。据有关史料表明，旧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西藏几乎全部的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
这是一部献给西藏民主改革50年的书。1959年3月28日，雪域高原上展开了民主改革，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从此瓦解，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自己和国家的主人。“这是世界人权事业的一大进步，是值得世界人民纪念的日子。”“50年跨越千年”。50年后，西藏人大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它不仅能使人们铭记“民主改革”这一历史性事件，同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所在。
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3月28日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代序）第一编 3月28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一天，值得西藏人民永恒铭记天翻地覆慨而慷——写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之际民主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跨越改革开放给西藏带来历史巨变世界视野下的农奴解放运动——中国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废除与欧美“废奴”纵横谈第二编 拉萨“3·14”事件与达赖集团的分裂本质“达赖集团是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最大危害者”——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学者豆格才让、达哇才仁暴力事件暴露了达赖集团“非暴力”的虚伪残忍本质——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庆英达赖集团宣称“西藏文化灭绝”是一派谎言——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者马丽华、次仁央宗阻挠和破坏西藏发展进步的图谋是不能得逞的——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旦增伦珠博士谎言和欺骗掩盖不了达赖集团”西藏独立”图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安才旦答记者问评达赖集团的“西藏独立”揭开达赖集团的“和平”外衣揭开达赖集团的“民族”外衣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与中世纪西欧农奴制达赖的“左手”和“右手”——达赖近期窜访列国言行析达赖的“人权”和“人性”是“和平”“非暴力”，还是暴力犯罪？——达赖集团与拉萨“3·14”暴力事件的关系借“宗教”之名行分裂之实达赖集团是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破坏者从佛教禁、修两方面看第十四世达赖的虚伪性我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的那个集团是谁在祸害西藏人民？事实令达赖集团“西藏文化灭绝”谎言不攻自破——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解读《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达赖集团破坏奥运会的险恶用心挑衅者的失算“挟洋自重”有多重佩洛西让谁蒙羞从“四个不支持”看中央对达赖的政策达赖集团与达兰萨拉从容面对西方媒体的偏见从黑尼希事件看德国一些媒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传播学者评析西方媒体歪曲报道拉萨“3·14”事件第三编 不能忘却的历史画面和日新月异的社会景象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专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牟本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西藏各族各界群众的心声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之路——藏学专家学者眼中的西藏经济发展在传统记忆与现代再生产中发展——藏学专家学者眼中的西藏文化西藏文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建共享蓬勃发展的藏语文事业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藏学取得五大成就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能遗忘的历史画面——看封建农奴制下的悲惨西藏繁荣发展的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藏医药“奇葩”今更艳西藏主权归属大事记旧西藏封建农奴制西藏的宗教信仰状况西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状况第四编 外国人看西藏了解伟大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西藏印象是如何被扭曲的奥运圣火将挫败任何阴谋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西藏的进步有目共睹”——访巴基斯坦《每日邮报》社长兼主编 巴博马斯“西藏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捷克媒体向公众介绍真实的西藏“西藏事件”——美国人导演的一场“颜色革命”“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保存西藏文化遗产”——访《华盛顿时报》外交新闻主编 戴维·琼斯“西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访比利时著名藏学家魏查理教授
插图：第一编 3月28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一天，值得西藏人民永恒铭记“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可比作美国的9月22日。1862年的那天，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推出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是所不同的在于，解放后的农奴拥有了选举权。”而在美国，100年以后黑人们还在为自己争取选举权，于是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西藏人来说，3月28日是个大日子。“经历过苦难，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段黑暗的年代中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廉湘民说。然而，他认为，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很不了解。“去年‘3·14’事件的参与者中，就有不少是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如果他们了解旧社会的苦难，就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在廉湘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纪念日的原因。“纪念日将让人们牢记，西藏曾有这样一个时代。在农奴制度下，根本没有达赖喇嘛不断美化并赞颂的天堂。”廉湘民把“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比作美国的9月22日。1862年的那天，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推出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是所不同的在于，解放后的农奴拥有了选举权。”他说，在美国，100年以后黑人们还在为自己争取选举权，于是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西藏而言，民主改革意味着西藏人权得到保障，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跨越式进步。“西藏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实行民主改革这一事实，不仅值得西藏人民纪念，也值得全国各个民族共同纪念。”廉湘民说，我们只有正确对待、认识历史，才能珍惜现实，走向未来。一些藏语言学家表示，过去的藏语词汇只有“主”和“奴”而没有“人民”。民主一词也是在1959年以后才诞生的。现在如果认真统计一下，藏语词汇在半个世纪里有了不少新成员，特别是近些年来，藏语中增添了科学、律师、行长、经济、股票以及市场经济等众多的新词汇。而在这每一个词汇的后面是一支支现代专业人员队伍。过去的50年里，整个藏民族的命运发生着巨变。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认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对于西藏广大干部群众饮水思源，进一步增强爱党、爱祖国、爱新西藏的感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对于进一步揭露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此外，设立纪念日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牢牢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也十分具有意义。”列确说。天翻地覆慨而慷——写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之际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是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后设立的首个法定节日，这是西藏人民的共同节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民主改革后的西藏走过了50年。今天，流亡海外的当年的叛乱分子们，千方百计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把每年3月10日作为所谓的“西藏起义纪念日”。每年这天，十四世达赖都要发表声明，当年百万农奴人权的剥夺者今天正以“人权维护者”自居，对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发出阵阵诅咒，向国际社会散布种种谎言，干扰破坏西藏的繁荣稳定和安定团结，但是，今天生活在西藏的广大翻身农奴和他们的后代最清楚，谁是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者，谁是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干扰破坏者。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是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后设立的首个法定节日，这是西藏人民的共同节日。早在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这一命令标志着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揭开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的序幕。命令说：“查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乱分子，进行叛乱，……。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班禅额尔德尼·却（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了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18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别给予惩处。任命邓少东等16人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藏僧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巩固国防，保护各族人民利益，安定社会秩序，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同一天，新华社发布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指出：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叛乱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一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3世纪起，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行政管辖。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占领印度以后，企图染指我国西藏。沙俄在吞并中亚地区以后，也将黑手伸向西藏。在20世纪初，他们背着中国达成协议，歪曲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的政治关系。英帝国主义势力进入西藏以后，努力在西藏上层中培养亲英分子，离间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企图为巩固其在南亚次大陆的统治制造一个缓冲地带。解放前夕，由西藏上层统治者中亲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地方政府持非爱国主义态度，对共产党、解放军进行歪曲宣传、造谣污蔑，趁中国内战之机重演清朝灭亡时驱逐中央官员的旧戏，并频繁派人在国际上活动，试图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当时的西藏处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藏传佛教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共同统治着广大农奴和奴隶，人们把贵族、上层僧侣和地方政府称为三大领主。占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阶级占有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农奴和奴隶分为差巴、堆穷、朗生三个阶层，他们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差巴意为种差地的农奴；堆穷意为小户，是社会地位比差巴更低，生活更为艰苦的农奴；朗生意为“家里养的”，没有任何生产、生活资料和人身权利，完全无偿地为领主劳动。农奴主可以把农奴进行赠送、转让、抵押。农奴的子女世代为奴，从属于领主。男女农奴结婚，事先要征得双方领主的同意，生下孩子后，男孩归男方领主，女孩归女方领主所有。农奴们所支应的差是包括徭役、赋税、地租在内的差税的总称。除差役之外，农奴们还要承担上百种名目繁多的经常性的和临时性的税。高利贷是当时三大领主剥削农奴的重要手段之一，通常借钱的年利息在10％、20％甚至30％，借粮的利息是借四还五或借五还六。农奴的债务有子孙债和连保债。子孙债是几辈人也还不清的债，连保债是一户借债，几户作保。当时的法典把人分为三等九级，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命价有高低不同”，上等上级的人的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的人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达赖喇嘛对朝拜者的祝福也是等级分明。他对大官、大贵族用双手摸顶，对中等官员只用一只手摸顶，对小贵族用两根手指，对平民百姓只用一条牛尾巴制成的拂尘，或用一条丝穗在对方头上轻扫一下，甚至是用一根木条系一根红丝带，由朝拜者排队按顺序弯腰用头碰一下。西藏地方政府和农奴主们用严刑酷法对待胆敢不服从管理的农奴，刑罚多达几十种，包括挖眼睛、剁手、剁脚、流放，等等。犯人戴着木枷、脚镣、手铐沿街要饭，自行解决生活问题。当时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社会。藏传佛教不仅控制了思想文化，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上层僧侣集团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经济、政治上控制着社会，成为三大领主之一。二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必要前提。鉴于西藏社会的特殊性，中央允许西藏在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上有一个等待过程。在“十七条协议”中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一直到1956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才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在认识到改革的条件不成熟之后，中央在当年9月4日及时发出了《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简称“九·四指示”），认为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还必须等待，为争取西藏上层尽了最大的努力。西藏和平解放后，位于拉萨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位于日喀则的以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仍然是西藏地方的合法政府。中共西藏工委在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努力影响群众，真心诚意地尽一切可能为西藏的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把影响扩大到西藏各阶层群众中去。在点点滴滴的工作积累中，西藏百姓真正认识了共产党、解放军，发自内心地把解放军称为“新汉人”。
《历史的跨越:献给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介绍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向开放，民主改革深刻地改变了百万农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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