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2005-05-01
西苑出版社
（奥）斯蒂芬·茨威格
251
140000
任晓晋,方红,尹锐
无
《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游历世界各地，结识罗曼·罗兰和罗丹等人，并深受其影响。1934年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茨威格
译序/引言第一章 加尔文夺权 狂热分子法里尔 法里尔犹豫不决 流亡的加尔文 《基督教原理》 加尔文接受邀请 加尔文成为圣经解读者 教义问答手册 可怕的权力 加尔专政 夺权失败 召回失败 召回加尔文 迎接加尔文第二章 “教规” 上帝的意志和加尔文的法令 加尔文的面孔和外表 对自己肉体的苛求 勤奋的魔鬼 无限的权力 加尔文的上帝无需赞美，无需爱戴，只要敬畏 严苛的教规与互相的监督 可憎的禁令 酷刑的恐吓 陷入桎梏的日内瓦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上场 重新对加尔文表示不满 卡斯特利奥的画像 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 拥护宗教改革 撰写《疑难解答》与翻译《圣经》 与加尔文的第一次交锋 加尔文反对任用卡斯特利奥 公开辩论 卡斯特利奥被逐出日内瓦 卡斯特利奥受穷遭难，但意志坚定第四章 塞尔维特事件第五章 杀害塞尔维特第六章 宗教宽容宣言第七章 良心对抗暴力第八章 暴力消灭良心第九章 两极相遇附录一 参考书目附录二 十六世纪大事年表
第七章 良心对抗暴力： 大凡企图残酷压制他人见解的人，对反对的意见总是过分敏感。因此，当世界竟敢普遍讨论对塞尔维特的处决，且不将它视为最取悦全能上帝的虔诚之举而热情首肯，加尔文便觉得这样的反应未免太不正当。此人甚是古板，单因为一个同志和他意见不同，便将他烤死；而他竟希望休要同情那个牺牲者，而该对他表示同情。“若你知道我领受的谩骂攻击的哪怕十分之一，”他给一个朋友写信道，“必会对我可悲的处境寄以同情。恶狗们从四面八方向我狂吠；种种难以想象的咒骂劈面而来。那般与我同一阵营的人满心嫉恨，他们对我的攻击，比之天主教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加尔文发现，他尽可从《圣经》当中寻章摘句，吵嚷着替自己辩解；可塞尔维特遇害以后，他总无法不受挑战，蒙混过关，这叫他大为恼怒。他良心不安，这叫他神经也紧张兮兮；于是，了解到卡斯特利奥与巴塞尔的其他人正准备着向他攻讦，他自会立时加倍地恐慌。 不论是谁，只要其性情独裁专断，其头一个想法准是压制住跟他不同的观点。刚听到巴塞尔的消息，还未及读到《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加尔文便坐到桌旁，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的发行。除此之外，必须停止继续的争论。日内瓦已经讲过，“Genava locuta est”；不论是谁，若还要执迷于塞尔维特事件，依据基本的原则，便会给判为错误，荒谬，欺骗，异端，渎神——因这便意味着反对加尔文。他的笔急急工作不辍；在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便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出了本书，扉页上用了假名；在书里卡斯特利奥和库里奥努力论证，异端不该以强力予以清除。这样的观点绝不应听任传播，因其“恶意要求宽厚待人，暗示着异端和渎神不应视为当受惩罚的罪戾”。快些，快些，将宗教宽容的倡议压制掉！“纵然已经迟误，我们教会的牧师依然可使这一谬见不至流传，此毕竟或可取悦上帝。”吁请了一次，他还嫌不够；于是次日，他的心腹泰奥多里·德·贝采，又写了封更加急切的信：“你们会发现扉页上已经标明，该书出版地点为马德堡；然而依我之见，这个马德堡必在莱茵河畔，许多此类的丑事皆源于此。我只能问自己，若人们‘宽容’这异端在序言当中满嘴胡唚，基督教又何能完好无损？” 然而这样的抗议，倒还做得公平。在着手谴责之前，先要对谬误进行批驳。待到第一本样书送到日内瓦，愤怒便火山一样爆发了起来。什么？真有人企图将人道凌驾于教规之上？那些人观点如此邪恶，竟还能以兄弟之心温文以待，而不送到火刑柱上付之一炬？难道能听任每个基督徒随心所欲解释《圣经》，而不将这特权委诸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对教会（自然加尔文这是指他自己的教会）而言这不啻致命的危险。于是一声令下，日内瓦便大嚷起来：“异端！出了个新异端！”人们一片声乱嚷；这是个顶顶危险的异端，“贝里乌斯派”。自此以后很久，这成了信仰事务方面倡导宽容的代名词，它本是源自马蒂努斯·贝里乌斯这书著名的署名——其实便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趁着地狱之火尚未燎原，我们务必将其扑灭，”提及这首度公开发表的宽容要求，德·贝采暴跳如雷，“自从基督的王国建立那天，这世上还没听说过如此丑事。” 日内瓦召开了战时会议。是否该回答这项攻击？茨温利的后继者名叫布林格，日内瓦人就曾急急恳求过他，要他立即把那书禁掉；如今他从苏黎世发来一封信，老谋深算地讲，若不对此书大张挞伐，用不多久它便会给人忘到脑后，因此顶好的办法，是对它置之不理。然而法里尔跟加尔文总是急不可耐，坚持进行公开的反驳。既然加尔文近来的行动颇不顺利，他宁愿谨慎行事，躲到幕后，而安排自己的年轻门徒泰奥多里·德·贝采干那神学马刺的角色。这位德·贝采因曾对“恶魔般的”宽容学说大肆攻击，而颇得那独裁者的好感。 总起来说，这位泰奥多里·德·贝采还算公正虔敬，他多年来对加尔文忠诚不贰，终可以适时地接了主子的班。他极端仇视任何的精神自由气息，甚至比加尔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奴性的精神，总归会超过创造性的精神么。他讲过许多骇人听闻的话，从而在思想史上颇带了些邪恶的光彩。用他的话讲，“libertas conscientiae diabolicum dogma”——这是说，良心自由纯属恶魔般的原则。自由必须消灭干净。谁染上了可恶的独立思想，顶好用烈火利剑斩尽杀绝；“纵然残酷，暴政可是更妙，”德·贝采宣称，“比叫所有人随心所欲来得妙。……说不该惩罚异端，其荒谬可比肩于说弑父杀母不该处死；因异端的罪行更能邪恶一千倍。”由此一斑，我们自能窥见这小册子对“贝里乌斯派”的口诛笔伐，已沦于何其残忍愚蠢的地步。怎么？竟能按照他们的要求，以人道对待那般“monstres déguisés en hommes（人面怪物）”？绝不能；教义必得居于首位，人道云者只能靠边站。教义的命运存亡攸关，任哪个领袖都不能听任倡导仁慈；因这会是“charité diabolique et non chrétienne（魔鬼的而非基督徒的仁慈）”。于是，我们就在此遇见了这战斗理论，按这种理论，人道乃是种“crudelis humanitas（残酷的人道）”——德·贝采便是这样讲，而且这样的理论绝非最后一次出现。据他讲，人道乃是对人类的罪行，因为惟有通过钢铁的教规和无情的要求，方能引领人类走上意识形态的目标。“绝不能宽容那几条饿狼，除非我们准备着将全体良善基督徒投畀它们的利齿。……这种所谓的仁慈可羞可耻，因实际上它就是极端的残酷。”这样，德·贝采狂热地决计根除贝里乌斯派，他继续恳求当局，“de frapper vertueusement de ce glaive（以道德利剑予以打击）”。 卡斯特利奥满怀悲天悯人的情感，他向仁慈的上帝放声呼告，祈求这野蛮的屠杀终有个尽头。而今这日内瓦的牧师，满心激荡的仇恨，其热切绝不稍逊于卡斯特利奥的同情心；他竟至于向同一个上帝求告，祈求这屠杀绝无止息，“并且充分赐予信奉基督的王侯以高尚和坚定，将那般恶贯满盈的家伙剿灭干净。”然而即便这样的剿灭，依然无法满足德·贝采的复仇欲望。异端不仅该当处死，处刑的过程必得尽力缓慢而痛苦。他以虔诚的感叹，替每种想象得到的折磨手段预先做了辩解：“若是根据他们犯罪的程度施以惩罚，我认为就绝难找到什么折磨的方法，配得上惩罚他们可恨之极的罪行。”这种辩护神圣恐怖的赞歌，这种申明野蛮行为的残酷论证，任谁读到，都不免感到作呕。然而此时，新教世界正听任自己受日内瓦的仇恨与狂热驱使，建成个新式的宗教法庭，从而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那些有思想的人不惜为宗教宽容拼将生命孤注一掷，其冒险行为极其大胆——虑及这些，对德·贝采的言行我们倒还能忍受。这德·贝采在那诽谤的文章当中还要求，为挫败这可怕的宽容思想，自此以后，必得把每个拥护这学说的人，每个替“贝里乌斯派”辩护的人，全当成“基督教的敌人”对待——必得当成异端，活活烧死。“对他们个人，我们必教以我所论及的每一观点，那便是无神论者与异端必得由行政当局予以惩罚。”不用说，卡斯特利奥及其战友们该绝无怀疑，若他们受良心的驱策，继续为塞尔维特之类可怜虫进行辩护，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德·贝采笃定，假造的著者名字和出版地点，也无法叫他们逃得过迫害。“任何人都清楚你们姓甚名谁，清楚你们的计划所在。……我警告你们，贝里乌斯、蒙特福德及其一小撮人，时犹未晚！” 单从表面看来，德·贝采的小册子不过意在进行学术方面的争论，然而我们征引的威胁，却道出了它的真正意义。那些捍卫思想自由的人们终于晓得，只要他们要求人道的对待，他们的性命便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德·贝采要引得“贝里乌斯派”的领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轻率行事，情急之下，便责骂卡斯特利奥胆小怕事。这日内瓦的牧师讲起话来满带着嘲笑：“别的方面他倒是够勇敢，像这书里那样大讲什么同情啦仁慈啦；然而他如此胆小怕事，竟先拿面具遮住脸，才敢伸出头来！”或许这作者是希望卡斯特利奥为他的警告，变得小心谨慎，缩回幕后；也或许他就是想叫卡斯特利奥暴露了自己。无论如何，卡斯特利奥迅速起而迎战。而今日内瓦的正教推行着自己的教条，并将这可憎的行径正式实施；卡斯特利奥纵然狂热地热爱和平，这样的事实依然迫使他公开宣战。他看得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临。纵然塞尔维特已经身死，然而若不将他犯下的罪行诉诸所有的基督徒裁断，这第一次的火刑之火，势必用来烧死成百上千同样的人。这再不是一次孤立的谋杀行径，而将僵化为一个原则。于是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学术劳作，致力于写作当时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犯下在商培尔谋杀了塞尔维特的罪行。这篇公开的诉状名为《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虽则它主要针对一个个人，借由其道德活力，却表明它实在是亘古以来最为灿烂的一篇檄文——旨在于反对以法律压制言论，反对以教条扼杀思想，反对以无限卑鄙的强力消灭无限自由的良心。 一年又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的对手，也熟悉了他的策略。他清楚，加尔文会将对他个人的进攻，转变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进攻。因此在《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的开篇，卡斯特利奥便要摆明，对米圭尔·塞尔维特的观点他既不赞同亦不谴责，同时也不建议对宗教及解经的问题进行任何的判断，而只是针对那一个人，针对约翰·加尔文，做谋杀的指控。他决计不叫诡辩的歪曲引他离开自己的目的，以杰出律师精确的风格，为他要辩护的案件进行了陈述。“今天约翰·加尔文享有重权，而我希望，比起我对他的了解，他的性情还要更温和。然而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活动，却是一次血腥的死刑，而后便是对大批虔诚人士进行的威胁。正是因此，我本来厌恶流血（岂非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也要依靠上帝的帮助，将加尔文的居心昭示天下，至少将他引入歧途的人带回正路来。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尔·塞尔维特因其宗教信念的缘故，在日内瓦被烧死。煽动这次火刑的便是加尔文，该城大教堂的牧师。这次处决，特别在意大利和法国，引发了大量抗议活动。为回答这些抗议，加尔文刚出了本书，显然经过了最巧妙的着色处理。作者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辩解，在于攻击塞尔维特，也在于证明塞尔维特其罪当诛。我建议，对此书来一次批判性的考察。根据加尔文往日里喜好争论的态度，或许他会将我说成个塞尔维特的门徒，然而我希望没有人因此误入歧途。我并不为塞尔维特的观点做辩护，而单是批判加尔文的错误观点。我绝不想讨论受洗，三位一体，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甚至没有塞尔维特那本书，因加尔文已经将他能够得到的尽数烧掉；因此，我不晓得塞尔维特提出过怎样的观点。我所做的惟有嘲笑加尔文的错误，这绝不涉及原则的分歧；我也希望让所有人清楚，这嗜血的人发起疯来是怎样的模样。我不会像他对塞尔维特那样对待他，像他那样将塞尔维特判了火刑，还将他写的所谓坏书一并烧掉——甚至现在，塞尔维特已经死掉，加尔文还继续对他进行辱骂。烧死了作者，烧掉了他的著作，加尔文竟然厚颜无耻，断章取义向我们提及这些著作。那仿佛一个纵火犯，先把座房子烧成灰烬，然后请我们参观房间里的家具。至于我，我不会烧死作者，亦不会烧掉他的著作。我要批判的书已经公诸每一个人，伸手可得，还有拉丁文跟法文两种版本。为避免可能的反对，我将在每处引文里加注章节的出处，而我对每段的批驳将标注于原书的同一页上。” 再没有哪次讨论能够如此坦率。加尔文既在那书里明确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卡斯特利奥便将这“展品”示诸众人，恰如同检察官使用被告的物证。他将加尔文那书一字不漏重印下来，于是无人还能够说，他批判时对敌手的观点进行了篡改，或者怀疑他删节了加尔文的文字。于是对塞尔维特案件的这再度审理，便比之日内瓦的初次审理公正许多——那时被告是关在潮湿的黑牢，拒绝了证人，禁止了律师的辩护。卡斯特利奥下定决心，要叫整个的人道主义世界自由讨论塞尔维特一案的全部细节，也要让案件当中的道德问题真相大白。 对若干基本事实，原不会引起争论。这一个人，在被火焰吞噬的时候，依然高声宣示自己的清白无辜，却在加尔文的煽动下，在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批准下，遭到残酷处决。卡斯特利奥便提出这样的问题：“米圭尔·塞尔维特究竟犯了什么罪？约翰·加尔文既无政治权力，而只掌宗教大权，他何能将这纯粹的神学事务，提交给市政当局？日内瓦的市政当局，又如何有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塞尔维特处死？最后，又根据何种许可，依据哪家法律，将这个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以死刑？” 对于第一个问题，卡斯特利奥为查清塞尔维特究竟犯了什么罪，考查了审讯记录和加尔文的发言。他能够找到的惟一指控，是讲塞尔维特“受某种莫名的标新立异渴望所驱使，轻率曲解了福音”。则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全部指控，便是那西班牙人独立不羁地解经，导致他塞尔维特得出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宗教教义表达的方式。于是卡斯特利奥进行了回击。在宗教改革的战士中间，难道惟有塞尔维特被目为独立不羁地解经？有谁敢说，既然他解经的方式颇为独立不羁，他便悖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个人如此独立地解经，难道不是宗教改革的一项根本要求？那般福音派教会的领袖，除去确立重解《圣经》的权利，还有什么至于忙忙碌碌？难道加尔文本人，还有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这些致力于由此重建教会的人们中间，岂非最为坚定勇敢？“不仅加尔文其人显得对革新过分热中，他过多的作为，竟令到人们产生了危险的抵触。十年来他所做的革新，多过天主教会六百年来进行的改革。”加尔文本人，便是顶顶勇敢的宗教改革家，他并无权在新教教会内部将新的解经观点诬为罪行。 “然而加尔文，既认为自己绝不会犯错，竟至于觉得自己的观点便正确无误，旁人只要跟他不同，便一定错误。”这就使得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是谁给了加尔文权力，叫他判断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诚然，加尔文对我们讲，每个作者只要不对他加尔文应声附和，一定是心怀叵测。因此对那些与他观点不同的人，他要求既禁止他们写作，也禁止他们讲话；这表明惟他个人有资格阐发他视为正确的观点。”而卡斯特利奥则希望坚持，并无任何个人和党派有资格讲：“惟有我们晓得真理，所有与我们不同的见解全错误。”一切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模棱两可，易于争议。“如若对惟上帝了解的秘密如此笃定，仿佛我们分有了他最隐秘的计划，这不啻一种放肆。同时，实际上我们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却幻想能确切把握之，幻想倚靠想象代表之，这更无异于傲慢。” 自从世界诞生，教条主义者们便制造了五花八门的灾难。他们绝不宽容地坚持，惟有他们的观点与见解才算正确；他们狂热地要依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大吹法螺，大肆争论，搅得世界纷争不已，将本该并行不悖的思想，变成为杀气腾腾的敌对性争辩。卡斯特利奥便如此谴责加尔文精神上的不宽容：“所有宗派，都将自己的宗教建立于上帝的言语上面；而每一宗派的成员，都认为惟有他们才掌握了真理。然而按加尔文讲，惟有一个宗派才正确，其它宗派都得服从于它。诚然在加尔文大师眼里，只有他自己的教义才真确。可其它的宗派，也同样笃信他们自己的见解。据加尔文称，旁的宗派全错误；而别人则说，加尔文才是错误。加尔文要做至高无上的裁判者，旁人的希望也完全相同。由谁来断定？无论如何，有谁任命了加尔文充当惟一有权判处极刑的至高仲裁？他那垄断地位基于怎样的授权？他援用上帝的言语，为自己进行辩护。然而其他人，也同样援引上帝的言语。或许他会信誓旦旦，说他的教义无可争辩。什么人看起来无可争辩？他自己看起来而已，他约翰·加尔文看起来而已。那末，真理若是像他讲的那样显而易见，他又何必卷帙浩繁地写书？为何他从不劳神写本书，证明谋杀、通奸就等于犯罪？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些罪行太明显。如若加尔文事实上将精神真理的每个领域揭示得清清楚楚，为何他不给旁人一点时间，好了解在他眼里如此显明的事实？为何他不给一个机会便将他们打倒在地，这便剥夺了他们像他一样认识真理的可能？” 因此，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加尔文僭取了他绝无资格的地位——那便是精神和宗教领域至高仲裁的地位。若他认为塞尔维特观点错误，他便该当告知塞尔维特在何处偏离了正路。然而加尔文并未理智友善地进行争辩，而是立即诉诸武力。“你先逮捕了敌手，将塞尔维特投入监狱。在审讯当中，除去那西班牙人的仇敌，你不允许任何人到场。”加尔文乞灵于教条主义者惯用的伎俩。这般教条主义者，若发现争论趋于对他不利，便拒不听取对手讲话，还要堵住对手的嘴巴。如此求助于检查制度，恰暴露了教条主义者其人及其教义的岌岌可危。卡斯特利奥仿佛预见到自己的命运，继续申说加尔文的道德责任。“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若你因遗产问题与旁人争讼，你的对手却能从法官手里得到一纸裁决，称惟有你的对手有资格讲话，你的发言却被禁止——你难道不会立即抗议这裁决太不公平？己所不欲，你为何施之于人？我们是在就信仰问题进行辩论。那末，你为何要箝住我们的嘴巴？岂非你已经坚信自己一方太嫌虚弱？岂非你已经生怕结论会对你不利，害你丢掉独裁者的地位？” 卡斯特利奥将声讨中断片刻，好传唤证人。一位著名神学家被传来反对传教士约翰·加尔文；他作证说，上帝的律法禁止世俗当局动用武力，控制纯粹精神上的过犯。这位伟大学者，这位著名神学家，便是加尔文本人；如今他被传来作证，只好不情不愿走进证人席。“由于加尔文看出到处一片混乱，他赶紧谴责旁人，免得他自己给人家怀疑。可显然只有一件事情，造成了这样的混乱——便是他那迫害他人的态度。在他的嗾使之下，做出对塞尔维特的判决；这不仅在日内瓦，更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惊恐与愤怒。如今他要将自己所作所为引发的谴责，转嫁到他人的身上。可他身受迫害的时候，唱的可是另一个调子。那时候，他也曾写了大量的文字，抨击诸如此类的迫害行径。为免得读我书的人怀疑我，我要从加尔文的《Institutio（原理）》当中抄一段。” 一五五四年时的加尔文，没准儿会将写下面一段文字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卡斯特利奥征引的一段《Institutio（原理）》讲：“处死异端，不啻一种犯罪。以烈火利剑结束他们的性命，有悖于每一项人道的原则。”可一俟取得了至高的权力，加尔文立即将书里对人道的呼吁删除干净。在《Institutio（原理）》的第二版当中，上面一段文字已经被精心改过；这就如同拿破仑，一旦当上了第一执政，便要留意将他年轻时写的雅各宾派小册子悉数收购销毁，日内瓦的教会领袖也是一样，一旦由受迫害者变为迫害旁人，便急于压住他从前呼吁温和的物证。然而卡斯特利奥绝不容加尔文从他自己的话里溜开去。他逐字逐句征引了原文，好进行辩驳。“现在，”卡斯特利奥征引之后说道，“就让我的读者将加尔文先前的声明，和他今日的文章及做法来一番比较。显然，他的今天和从前之不同，恰无异于黑暗之于光明。因为他处死了塞尔维特，如今他便要将所有观点不同的人悉数处死。他，一个立法者，竟抛弃了自己的法律，要求将观点不同的人处以死刑。……一旦加尔文害怕旁人揭露了他的动摇与蜕变，将其推到光天化日之下，他便要把人家置之死地——对此我们又何能吃惊？大凡做坏事的人，才害怕真相大白。” 可卡斯特利奥要的就是真相大白。他坚持加尔文有责任向世界解释，往日倡导思想自由的人，何以会在商培尔把那塞尔维特活活烧死。因此，审讯还要无情地进行下去…… 有两个问题就此解决。对事实不存偏见来研究，可见若说米圭尔·塞尔维特犯了罪，这罪行也纯属精神领域；进言之，即便这西班牙人偏离了加尔文心中正确的解释，这也绝不应当作普通罪行待。于是卡斯特利奥便要质问，何以加尔文要将纯粹神学的抽象事务，诉诸世俗权力，以压制与他不同的观点？在思想家之间，分歧惟有使用思想武器来解决。“若是塞尔维特操起兵器对付你，你自有权诉诸市行政会做你的援手。然而他既单单用笔当作武器对待你，你何以用烈火利剑攻击他的著作？你倒是告诉我，何以要动用市政当局做你的后台？” 在良心自由方面，国家绝不拥有管辖权。捍卫神学教义的工作只是学者的事情，市行政会绝无用武之地。市行政会的工作，乃是保护学者不受侵犯，一如保护着工匠、雇工、医生，或者旁的公民不受侵犯。惟有塞尔维特企图谋杀加尔文，市行政会方能应召干预。然而塞尔维特对加尔文进一步的攻势，仍不外理性的争辩；则加尔文对自己的辩护，也应该限于争论和理性的考量。加尔文企图辩解说，他的所作所为，乃诉诸更高的神圣命令；而卡斯特利奥的反驳，明确得不容置疑。他认为，基督的神圣命令，绝不可能纵容谋杀。加尔文诉诸摩西律，声称摩西律便命令以烈火利剑消灭不信者。卡斯特利奥激烈地答道：“老天在上，加尔文会如何执行他诉诸的律法？我想，他准把所有城里的民居、牲畜和家具统统毁掉才算完。若他调得来够他使用的兵力，他准会进攻法国和旁的所有国家，只消他觉得那里藏匿了异端邪说——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把男女老幼悉数杀光——连腹内的胎儿也绝不放过。”在辩护书当中加尔文宣称，若非负有捍卫基督教义使命的卫士们勇敢卓著，敢把坏疽的肢体截掉，基督教义的全身便要败坏。卡斯特利奥答道：“将不信者赶出教会，是教士们的权利；他们有资格将异端革除教籍，逐出会众，但无权将其置于死地。”福音书也罢，世上任何的道德论著也罢，都不存在如此不宽容的要求。“你可敢孤注一掷，声称是耶稣教导你烧死自己的同志？”于是卡斯特利奥发出怒吼，说加尔文，“他的手还滴着塞尔维特的鲜血”，竟写了篇好不愚蠢的辩护辞。既然加尔文老是在讲，他为捍卫教义，才不能不烧死塞尔维特，那全为保卫上帝的言语；同时，既然如同一切诉诸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次次狡辩，说他使用暴力，是为了什么超乎人类之上的利益——于是卡斯特利奥不朽的话，便如同一道闪光，刺破这最阴晦的时代长夜：“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日内瓦人处死了塞尔维特，这纯属杀人，绝非捍卫教义。不该以烧死他人证明我们的信仰，只该为我们的信仰，准备被他人烧死。” “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这一句格言，何其真确明晰，何其人道不朽。对杀害塞尔维特的凶手，卡斯特利奥如此精辟地做出了判决。总找得到逻辑、伦理、民族、宗教方面的借口，辩解那将人处死的行径；然而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却无可推绾。流血的行径，总有些特定的个人要对此负责；抽象的哲学训诫，绝不能宽宥了对人的谋杀。真理可以耳濡目染，而不能强行灌输。教义不会因狂热的行为更正确，真理不会因狂热的行为更真实。靠吹法螺无法传布教义与真理；靠翦除出自良心拒绝那真理的人，也无法使教义和哲学更真确。观念和见解，都是个人专有的经验，谁若得不到，它们便不会为你所有。训练，控制，也休想叫人得到。真理可以把上帝的名字叫上一千遍，可以一次次宣称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却绝无权利毁灭他人受之于上帝的生命，因生命比任何教义都更其神圣。诚然在加尔文眼里，在教条主义者与宗派主义者眼里，速朽的人类，自应为不朽的观念而死灭，这实在无话可讲。卡斯特利奥却认为，每个因信念的缘故受苦就死的人，都是无辜的牺牲者。在精神领域里施行强制，非但构成了对精神的犯罪，也必是徒劳无益的事情。“绝不能强行约束任何人，因强制不会使人变得更好。企图强迫旁人接受真理，正如以棍棒把食物捅进病人的嘴里一样蠢。”因此到头来，势必沦于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镇压。“你们官吏们，免除你们动武迫害的权威罢。让人人有权自由地讲话写作，因这乃是圣保罗的旨意：‘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作先知讲道……你们要切慕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不用多久，你们便会晓得，一旦从强迫当中得到了解放，自由的成就将会何其惊人！” 事实得到了考查，问题得到了回答。如今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着手进行总结，并以横遭凌辱的人道之名宣告判决。上帝的追随者，“un étudiant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的学生）”，米圭尔·塞尔维特其人，遭到了杀害。是加尔文对他提起了控诉，也是加尔文教唆了对他的审讯；而日内瓦市行政会，则负责实施了这项犯罪。对此案精神方面的复审，可见上述的两方，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都逾越了管辖权。市行政会“根本无权对精神上的过犯进行判决”，而加尔文则罪行更重，是他将这一责任，强加在市政当局的身上。“在你和你的同案犯们证词的影响下面，市行政会将此人处以死刑。然而在此一问题上，市行政会既无资格行动，亦无能力分辨，一如盲人无法分辨颜色一般。”于是加尔文犯了双重的罪行：教唆罪和那可憎行为的实施罪。且不论怎样的动机令他将不幸的塞尔维特投入烈火，他的行径却是罪大恶极。“你之处死塞尔维特，或因他思考了自己所讲的话，或因他依凭内心的信念，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若你单凭他讲出内心的信念便将他处死，这就是因他讲了真话而杀他——即便他讲出的东西有错误，因他不过讲了自信为正确的东西，故不失为正确。另一方面，若你单凭他观点错误便将他处死，则你的责任是在实施极刑前，先试图用你认为正确的观点说服他，起码该从《圣经》当中找到证据，证明对那般错在信仰坚定的人，除去因他们的错误而一概处死，绝无他路可走。”加尔文毫无正当理由，便杀害了一位持不同意见者，这正是犯了罪，犯了有预谋的三重杀人罪。 有罪，有罪，有罪！如同号角三度震响，卡斯特利奥将判决公诸世界。人道，这至高的道德权威，已经做出了裁定。然而身后的补赎，无法令死者复活，因此恢复死者的荣誉，又有何裨益？不，如今的关键，是要将不人道的行径钉上耻辱柱，以保护生者，这样才能避免无数类似的行为再出现。绝非只有约翰·加尔文其人该当受谴责，他那些充斥着恐怖压制之类骇人教义的著作，也应判为不合人道。“你岂不看见，”卡斯特利奥问那受他判决的人，“你的著作和行径将会引向何处？许多人坚称，他们是在捍卫上帝的荣誉。自此以后，那般企图屠杀人类的‘上帝的捍卫者’，将会援你为证。他们会仿照着你走那灾难深重的道路，他们会像你一样以血玷污了双手。他们也会像你一样，将持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架。”这危险的狂热分子绝不孤立，这是狂热主义的罪恶观念；自由精神的人们，固然要反抗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反抗独断专行、嗜血成性，更要反抗乞灵恐怖来达到目的的观念。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写于百年宗教战争爆发之前，这使得他的话变成了预言。“靠你嗜血的祈求，早已是血流成河，而且远无止境，最残酷的暴君动用大炮，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怜恤可怜的人类，让王侯将相张开眼睛，停止那残忍成性的行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生性温和，力主宽容，然而虑及遭受追捕迫害的人们的苦境，仍无法置身事外。这痛苦促使他绝望地放声呼告上帝，祈求赐予这世界更多的人道。于是在我们援引的反驳当中，他那雷霆般的声音，诅咒着一切因其狂热的仇恨而破坏和平的人。在著作的结尾，他写了下面一段壮丽的祷文：“早在但以理时代，这种臭名昭著的宗教迫害便已经横行无忌。那先知的敌人们，发现他的作为无懈可击，便勾结起来，对他的信念展开攻势。今日的事件，正是如出一辙。一旦在敌人的行为当中找不见漏洞，人们便对他们的‘教义’舞刀动棒；而当权者没有主见，易于说服，令到这样的伎俩极尽机巧。于是那般高声倡导着‘教义神圣’的人，总是要压迫弱者。哦，他们那‘神圣的教义’，耶稣在最后审判日必会弃若敝屣，因彼时他必审判行为而非审判教义。当他们对他讲，‘主啊，我们是你的信徒，依你的教诲而行’，他便会答道，‘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
在这个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不断地提醒人们，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异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初当成罪犯烧死的人，在领国却被尊为烈士……谁有权控制一个同胞的思想，或者以世俗的法律，来判定后者最隐秘、最私人的信念为罪过呢？国家不能，任何已有的权威也不能！ 一个真理可以把上帝的名字叫上一千遍……却无权去毁灭另一个受之于上帝的生命，因为这生命比任何的教义都更神圣！ 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这个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世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才能达到昙花一现的王国的统治者，而是那些毫无抵抗力量、被高高在上的势力压迫着的人们！
在这个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不断地提醒人们，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异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初当成罪犯烧死的人，在领国却被尊为烈士……谁有权控制一个同胞的思想，或者以世俗的法律，来判定后者最隐秘、最私人的信念为罪过呢？国家不能，任何已有的权威也不能！ 一个真理可以把上帝的名字叫上一千遍……却无权去毁灭另一个受之于上帝的生命，因为这生命比任何的教义都更神圣！ 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这个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世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才能达到昙花一现的王国的统治者，而是那些毫无抵抗力量、被高高在上的势力压迫着的人们！
无
我没办法形容我的体会,我见过的作家里面他是一位深刻,充满博爱的,同样有血有肉的人,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完美的音乐或者诗歌,同样深刻的哲学,把所有这一切融为一体的只能是他一个人了
很少向人推荐书，毕竟觉得人的口味千差万别，一般别人向我推荐的书，让我满意的百中无一，以致于后来推荐的人越多的书，我越懒得看。但这本书，我已经向十几位朋友推荐过了此书篇幅不大，很紧凑，我是一气读完，立即回头再细读一遍。
看过作者的许多其他作品以及自传，都极喜欢看了这本书，更加理解他内心的高贵，以及最后对自己生命的处置。对于人类更改珠黑暗，比如纳粹，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现如今的一些事儿，愤怒，但已无语。
人类追求自由的脚步不会被任何强权所遏制与强奸！
不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而是多数人保护少数人，虽然不赞同他们
跟想像中差不多，这个价格也就是满意的程度，能看就成，不可能是精 装本。
孩子很喜欢巴布和里面的工程车，所以也就很喜欢这套图画书
还不错啦，不过看的不多
翻译的很不错原汁原味的感觉书摸着的感觉也很好支持阿
採訪老師推薦的主要是用來開闊眼界書不錯字很大紙質一般譯者雖然不是很有名但是感覺上這本書是個不錯的版本和茨威格全集對照一下有些出入但是做課外閱讀還是不錯的
异端的权利
\\经典的著作啊
茨威格大作
内容不错，印刷质量好，送货速度蛮快的
有异端有进步
一个朋友说，他在阅读斯蒂芬•茨威格的《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时一次次失声痛哭。这似乎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 一个觉得孔子比耶稣可爱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会在阅读这样的一部历史性传记时失声痛哭呢？尤其这部优秀的传记写的是一个神学家和另一个神学家的对抗。同时，我们也很难理解，像伏尔泰（伏尔泰在西方曾被称为“主的敌人”，他不拜耶稣，拜孔子），施韦泽（195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二十世纪人道精神划时代伟人），黑塞这样的思想大师为什么一次次称扬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除了人性在最根本的地方是一样的之外，还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么？孟子将人性解释为恻隐之心，耶稣讲宽容——要爱你的仇敌！
加尔文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讲或许有点陌生，他在西方却大名鼎鼎。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不朽名著《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曾经对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大加赞扬，认为加尔文所倡导的坚忍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美国的《独立宣言》深受加尔文思想的影响（加尔文在美国被奉为“信仰之父”），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又深受《独立宣言》的影响。因此，加尔文在西方被奉为福音派的伟大导师。
卡斯特里奥这个名字就更为陌生了，如果不是因为茨威格这部优秀的传记，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个人曾经存在过。历史无所谓道德，无所谓正义，在很多时候都是如此。因此，才有那么多失败了的英雄（蒙田称卡斯特里奥对加尔文的反抗是足可与胜利媲美的失败）被湮没。
茨威格在写作这部被托马斯•曼（德国文学家，192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高度称赞的书时正被纳粹迫害，旅居英国。在写作这部优秀的传记之前，茨威格对卡斯特里奥和他的英雄事迹并不了解。一个喜爱他的作品的女孩子写信给他，希望他能为这位不朽的斗士写一部传记，对茨威格正在进行的斗争也是大有好处的。在历经几个月的辛苦之后，1936年4月，《良知对抗暴力》一书正式在英国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立刻引起巨大的轰动，无论是对它的赞扬还是诋毁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作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情格外沉重，加尔文的思想独裁使他反感，使他愤怒，但是他心中更多的是悲哀。一个耶稣的信徒怎么可以残忍地杀害另一个耶稣的信徒呢？即使是大力赞扬这本书的托马斯•曼在一战的时候还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呢，这位杰出的作家这样说——谁要是指望为了所谓人道、理性或英国那一套东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该从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他就是犯罪。为什么有着共同信仰的人们要自相残杀呢？为什么欧罗巴的子民要让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淌满鲜血呢？茨威格感到无望的痛苦。
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像加尔文那样一次次称呼自己的兄弟为“狗”的人怎么可能是人人敬仰的导师呢？而一个像卡斯特里奥那样主张宽容主张思想自由的民主斗士为什么会湮没达三四个世纪之久？只有当自由受到最最可怕的侵犯时人们才会想起他来，才会想起他当初单枪匹马地反对加尔文的英勇事迹来，并从中获得许多力量。难道事实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说的一样——我们绝大多数人害怕自由？
因为对基督教教义的不同理解，西班牙的青年塞尔维特被加尔文——一个不应该具备世俗权力的布道师——关进了监狱，并判处火刑。加尔文是新教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们反对罗马教皇，反对宗教裁判所，反对酷刑。然而，现在，正是这个反对宗教裁判所和酷刑的人要烧死和他意见不同的神学家！在经受种种非人道的待遇之后，塞尔维特和他的著作被绑在广场上用小火焚烧（为了尽可能使他受折磨）。
这个要求自由，认为人人都可以自己去读《圣经》领会主的旨意的青年就这样被小火活活烤死。自由和专制的斗争似乎应该画一个句号了。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和杰出的散文大师蒙田在面对思想专制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然而，卡斯特里奥却要挺身而出为这个青年说话，他要求重新审判，并从神学和政治两个角度证明了塞尔维特完全无罪。加尔文这种做法无疑是谋杀。这大大触怒了加尔文。这位思想专制的暴君和他的无头的追随者们站出来和卡斯特里奥辩论，但都被卡斯特里奥一一反驳。为了诋毁卡斯特里奥，加尔文对卡斯特里奥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一再说卡斯特里奥是“疯狗”、“无赖”，偷木贼（真实的情况是洪灾爆发，卡斯特里奥和另外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木头打捞上来，他们还因此受到了巴塞尔政府的奖励），卡斯特里奥用一种格外轻松的宽容的笔调反驳（他自始至终都很友好地和加尔文对话），并一再重申宽容，一次次向加尔文伸出和解的手去。和所有的喜欢专制的暴君一样，加尔文拒绝和解，他只要服从。暴跳如雷的加尔文希望通过巴塞尔政府的权力遏制卡斯特里奥，被巴塞尔公府拒绝。不幸的是，和卡斯特里奥交好的奥基诺受到指控，其因从《圣经》出发论证一夫多妻制合于法律而被整个基督教世界视为仇敌。（奥基诺不久被逐出苏黎世，当时他已经七十六岁，当地的教会还给任何一个有教堂的地方写信，说不要接纳这样一个罪人。这个可怜的老人在12月的冬天里翻越雪山，希望寻找一个自由的地方，不久在乡间的道路上死去。）卡斯特里奥受到牵连，他似乎预见到了他和塞尔维特一样的命运。不过，辛劳一生的卡斯特里奥在还没有走上裁判所之前很幸运地去世了。
卡斯特里奥的伟大不在于他反对加尔文的思想专制，而在于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思想专制。因此，天主教和新教都对他格外痛恨。他同时受到压制压迫。然而，卡斯特里奥拒绝投降。他一次次反驳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一次次倡导宽容。否则，战争就会在这块土地上蔓延，造成无数的流血和悲剧。卡斯特里奥不幸地预见了这一点。他去世后一年，法国就爆发了长达三十年多达八次的胡格诺（也称加尔文派）战争。正是因为这样，后世的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提起卡斯特里奥来总是充满各种赞誉之词。
茨威格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力图做到公正，他要赞扬卡斯特里奥，但绝不偏激地指责加尔文。在最后一章，他用生动的笔墨向我们展示，作为宗教改革家的加尔文是多么了不起。然而，这种赞扬难道不是对加尔文的讽刺吗？
茨威格最后不无睿智地提醒我们——恰恰是当我们觉得自由已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事而不再是神圣的拥有时，一种扼杀自由的神秘意志就会在本能世界的黑暗中悄然滋生。每当人类为和平高兴得太久和太无忧无虑时，炫耀武力的危险的好奇心和嗜好战争的罪恶的乐趣就会侵袭人类。三年之后，二战全面爆发，茨威格也移居巴西。他在那里受到很好的待遇，每次演讲都是万人空巷。然而，这位善良的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作家终于因为无法忍受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自杀了。
对我们这样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国家来说，因为宗教信仰而流血似乎不可能。不过，任何形式的思想专制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还记得，或者还知道半个世纪之前那位最伟大的记者，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一点。因此，阅读这样的一本书，事实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理念——人性的内涵。
感谢茨威格！倘若他知道有无数的人因为这样的一本书而痛哭时想必会感到莫大的安慰。
白夜
壬辰年三月十六日
读茨威格《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有感
是的
异端吗
主
所有存在莫不赞美你的名
为何你却容不下一点异端
至今难忘王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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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上有两种圣人，一种原谅一切，一种不原谅一切，加尔文属于后者，但其实无论是哪种，都会带来无尽的灾难,只不过方式和时间跨度有所差别。
无论如何，这本书至少证明了，其实发动人民斗人民，人民监视人民，人民密告人民，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专制主义特色，中国特色主要在于能将此类荒诞之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长久变成现实。
茨威格的这本书如同一把利剑，直刺“一代宗教大师”加尔文，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人若成为思想和现实中的独裁者，其行为会变得何等可鄙。
残暴：这位自认的上帝代理人，使用监狱、刑场、秘密警察、民众互相揭发等一系列恐怖手段把整个日内瓦变成死气沉沉的城市，其恶果甚至一直延伸到两百年后。
傲慢与卑鄙：区区一个宗教领袖，却挟持行政当局，让行政当局为自己烧死别人，而在犯下罪行遭到社会各界广泛控诉之后，却又拿行政当局做替罪羊，自己装无辜。为了消除个体的异见，作为新教领袖甚至不惜将目标出卖给自己平时称为死敌的天主教会审判所，充分反映了独裁者究竟把谁当做最大的敌人。甚至他的敌人都为此嘲笑他。
专制背后是恐惧：对那些他所控告的人，他从来不给他们平等的辩护机会，千方百计压制对方的言论，让他们无法讲出话来。因为独裁者的理论荒谬而充满漏洞。
所以他们歇斯底里：专制主义者对他人自由的不宽容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视独立思考为撒旦的罪恶，必将一切胆敢主张不同观点的人——无论对方是多么谦卑多么温和多么彬彬有礼，置于死地不可。不惜使用辱骂，诬陷，株连等所有能够使用的手段。
在这歇斯底里背后是懦弱：对那些被他以残忍手段杀害的人，他从来不敢去看那些被害的场面，生怕刺激他那脆弱可悲的神经。
而这种不宽容，在之后的历史中注定造就无数的血腥灾难：比如法国胡格诺战争。
然而它终究是反人类之事，迟早是要被历史所否定。
——假如我就只看这一本的话，我无疑会得出以上的结论。但事实上，历史是错综复杂的，茨威格的这部人物传比起严肃的历史研究，更像是激情洋溢的小说，参杂了太多作者的个人情感。当然，这与茨威格所处时代的苏联崛起背景不无关系，但是自由主义者若仅仅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专制者的罪恶，那就忘了审视自身的弱点。更无法面对人类的残酷。茨威格所生活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巨型专制体制的膨胀，无疑是对他书中美好畅想的无情讽刺。
人们，在被敌人击倒之前，首先会被他们自己所击倒，自由主义者拥有许多先天弱点，缺乏秩序，团结，难以统一行动，等等，正因为如此，他们经常无法在现实组织中获得足以支持自己观点的物质基础，于是会被那些智力和人格都远逊于他们的专制主义者轻松各个击破。唯有正视这一基本事实，面对自身的弱点，探索出合适的改善之道，才能真正保障自由主义的实现。
否则，无论多少文字中的美言胜景，都无法冲抵现实中的残酷血腥。无限宽容的社会，并不比无限苛刻的社会更有前途，因为前者能够迅速变成后者的温床。
茨威格，他作为一个作家，很出色。写出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在心理活动中洞察女性的心理，非常棒。
但是，这个异端，作为历史事件，他却仅仅以一个作家已有的经验般的眼光看待事情，他书内的所有基调是批评性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无法很冷静地分析这个事实本身。很明显，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一样。有时候会陷入自我感觉当中，这种感觉看似是真理性的。甚至有很多大众传媒的导向性作用。可是他们毕竟缺乏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冷静。
如果要把加尔文的定义为暴君，那么如何定义真正的暴君？确实，没有一个人真正有定罪的权柄，但是法律不是空头支票。这种被赋予的权利，从来也不是极端的，这是一个争议的事件，关于加尔文的所作所为。不过茨威格明显已经站在一个审判者的高度上，定义加尔文为暴君，定义塞尔维特为可怜的但是又值得敬佩的反叛者。
完全忽略的是双方的真实情况。即使语言、条理再好。我也无法打高分。
关于塞尔维特事件，我不十分赞同茨威格的说法。在书中，加尔文被妖魔化，被暴君化了。事实上，从加尔文这个人的本身来说，他并不具备这样的特性。我曾经读过加尔文传（当然，我们可以说关于历史，如果他的立场偏向，可能导致对人物的解读不同）不过，建立在史料基础上，以及回到历史上来说，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一般地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会因为一个人的言论先入为主的对某人有偏见。这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发生在人类的生活中，同样也发生在人类的历史里。我们读书的话，接受一件事情比批评、怀疑一件事情容易。而且也有意思的多，甚至可以同作者同悲喜。
即使是一本看似枯燥的理论书。 如果，首先你对加尔文没有任何了解的话，我认为还是对他持一种中立的态度为好。等到了解他的为人和当时的历史状况，宗教背景，以及茨威格作为一个作家的历史立场，再来细细地做一个分析。加尔文，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改革宗教家。我看过加尔文传，略知当时发生的情况。
他的成长和性格，以及在许多所作所为上的选择时，看到他的性格，并不是如茨威格讲得那么独裁。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者，他原来是要成为人文主义者。在大学刻苦读书，孜孜不倦，与任何一位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青年一样，对世界充满了担忧和希望。同时对自身的命运也有深深的理解和追求，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改变了他的志向和愿望。他走向上帝所预备的道路，成为基督徒，也成为为上帝工作的仆人。
其实，他的命运多舛，并不像大多数说的，拥有很大的权力。我记得书中，他殚精竭虑的更多的是教会内部的事情，还有教义，以及大部分关于牧养教导的事情。他年纪轻轻，就已经写出了《基督教教义》洋洋洒洒的大卷。无论如何，他是成为日内瓦的主要教会的负责人。可是他并不是一个拥有实际权力的人。当时，你知道，有可能一种独裁是出现在市议会里。 作为一个都是基督徒的日内瓦（当然为了便于统治），议会不希望出现有任何对这样安稳秩序不一样的声音。加尔文在这些事情中，他更多的是劝阻不要用火刑，而不是一个死刑的推动者。
事实就是那样，可是人们不会把一个过错归于一个国家，人民，人们更加愿意把一个人作为替罪羊。从历史意见来看，他并不是一个独裁者。 不过，当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待很多问题（包括当时的人们，也是有偏见，当然你可以猜想也有多少媒体是渲染这样的事情，说谁居然把一个有异议的自由人杀死，他就是独裁么不是，报纸或者当时的媒体可以大肆报道，如同现在的许多报道。真相，事实，只有冷静的人才能体会）
但是，我不会否认加尔文的责任，和他应当担当的过错的事实。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也不是一个义人，而是罪人。他没有茨威格形容的那样式暴君，也没有一些人所说的是极度神圣的。
一本观念先行的书。卡斯特里奥代表自由，加尔文则象征独裁。看书名就知道了作者的观点——讴歌人类自由，赞美为之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与不懈精神。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它是一本观念先行的作品，茨威格却没有简单地把人物脸谱化，不论正方还是反方，都将其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
说说加尔文，一个有异于常人的道德狂热者、克己自律的高尚楷模。生活节制，除了布道就没有其他业余爱好（也根本没有业余时间）。据说当他终于听从了劝告，离开了办公室，随朋友出发去到郊外散步，成堆的马车便往来于他与办公室之间。它们搭载着成吨的信件，等着他一一批阅。无时无刻地工作，丝毫不得闲。一天只睡四小时，余下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信仰事业。
当一个人的理性强大到如斯地步，对自己都丝毫没有同情心的时候，你又如何能对抱有幻想，期望它能够在自我约束的同时，做到不用他所信奉的这些教条（这些容不得置疑的真理）去丈量其他人呢？体恤、怜悯一类的字眼，在他眼里都是有违真理的妥协。
不，绝不可能妥协。当加尔文从幕后走上台前，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倾力战斗（把这种严酷的道德标准推及至每个世人）的那一刻起，悲剧的种子就此掩埋下了。
无限同情加尔文。
人们害怕混乱，害怕无序，于是开城恭迎强者，希望强者能够横扫千军，建立有序的社会，开启幸福美满的时代。但是人们错了，一个混乱社会的替代者不一定是幸福时代，而可能沦为同样恐怖的独裁社会。
不要指望一个深孚众望的强者，真的能带来开天辟地的新时代。只要登上权力的宝座，任何一个誓死效忠上帝，任何一个誓死与民共苦的胜利者，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撒旦。除非这个人拥有至善的道德，能够对权力自省，设计一套限制权力自由的制度，诚心的遵守它。
那如果胜利者根本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呢？他好不容易登上权力的巅峰，如何可能主动的设计一个制度的铁笼，然后把自己放进去？正是骨子里的怯弱，因为对权力的患失患得，因为深知群众力量的可怕，胜利者往往选择违背当初的诺言，以严苛的教条统治群民，不允许任何异端的存在。可什么是异端？圣经里没有异端的概念。异端，不过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所建构的标签。在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拿出这顶帽子，重重的扣向那些自由的灵魂。本应生机盎然的社会变得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大家都生活在恐惧中，身体失去了安全感，连精神的出轨也成为大不敬。
既然结束了无序，迎来的只是独裁，那么未来究竟在哪里？可怜的人如何才能获得那份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每个如此不幸的时代里，在大多数人唯唯诺诺，以求保全的灰色格调里，总有几个十分清醒，足够睿智和勇敢的人，站出来批判不堪承受的强权政治，呼唤民众的自觉意识。
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不紧不慢，对自由的向往永远不会熄灭，但也永远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每次的自由觉醒都伴随着宿命论般的悲剧情调，每一次自由的实现都离不开先辈们的鲜血。
我们要感谢这些勇敢的、睿智的先辈，否则自由精神不可能在欧洲社会萌芽，不会有人权宣言，更不可能有当今相对自由的时代。现在的我们已经获得了当初人们梦寐以求的某些自由，但还远远不够。看看美国，看看欧洲，差距依然很远很远。
现在的社会关于自由民主的讨论很多，争论更是天天有，偶尔也会出来“异端”或者反“异端”的论调。我们总是看不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那就闭上喋喋不休的嘴巴，把耳朵张开，把眼睛睁大，多去听，多去看吧。裁判权永远属于我们自己，谁也抢不走，也不要担心谁跳出来喊你一声异类。因为在进步的社会里，只有气急败坏的心虚鬼才会给你扣上这顶帽子。
这是一本信仰人道主义的异教徒所写的书，书中开头部分有很多对加尔文的权力野心方面的推测，其实，对于青年加尔文，这些推测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上台，是因为新教的城市日内瓦对这个天才的仰慕，并不是加尔文自己的心机和野心。
但对于老年加尔文，已经受到权力和骄傲所腐蚀的加尔文，作者在书的后半部分对加尔文险恶用心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下面进入正题。
这本书，最好和另外一本书一起读，派克医生所写的《邪恶心理学》。那本书里所列举的邪恶的特征，加尔文基本都具备：毁灭他人的生命和成长、不愿面对真相、维护自己虚假的光辉形象，不惜借助暴力和谎言来控制他人。根据《邪恶心理学》的诊断方法，不能不说，晚年的加尔文被魔鬼所控制。
那么，约翰.加尔文，这位著名的神学家，会蒙上帝的赦免，进入天堂吗？卡斯特里奥对加尔文引用过一句主耶稣的话，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加尔文能蒙赦免吗？一个人不认罪，怎么去赦免他呢？加尔文在去世前几年的信件里说：“...这样的怪物必须被消灭，就像我消灭米格尔·塞尔韦特，那个西班牙人一样。”
加尔文的结局在哪里？我不确定。能救他的肯定不是他的预定论。
正如《异端与权力》的译序中总结的那样：“茨威格的传记文学创作不仅仅文字优美流畅，具有独特的艺术欣赏性，同时更兼备强烈的人文情怀……”斯蒂芬•茨威格的叙述生动，并且具有让人真诚信服的力量。他的语言体现着无限的智慧与透悟性。
就像历史无暇顾及公正一样，宗教从不表现出对异己的宽容。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加尔文从罗马天主教的异端变成严酷对待“异端”的刽子手，他对一切“异端”的无情打击成为对宗教宽容的极大嘲讽。“为平庸牺牲了卓越，为彻底恭顺的屈从牺牲了创造性的自由”，当茨威格告诉我们在加尔文死去后的两个世纪日内瓦依然没有世界闻名的画家、音乐家与艺术家的时候，可见不再宽容的严重后果。事实证明从无绝对权威的存在，异同声音就是对自己的鞭策，对于宗教的执行也全无绝对正确可言。同一种声音体现的永远不是和谐，而是掩盖了事实真相的虚假。
“一旦个人或国家被狭隘视野的狂热所钳制，就再也没有了相互理解和宽容的空间。”从热情到狂热就是从理智到迷乱的路途。对于任何事物的狂热都会导致头脑失控，行为错乱。也就开始了对智慧的讥讽，与对愚弄的践行。
“正如肌肉不能无限期地保持紧张，激情不能永远地高昂，精神领域的独裁统治，也不能永远保持其无情的激进狂热——事实上，要想保持一代人以上，都很艰难。”茨威格略带预见性的言语劝解人们领悟宽容的力量。
Ps: 译文也很流畅，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书。另外，从今去除茨威格所有的光环，我无法不爱上他的文字，他写的传记。
不可否认的是，本书具有感情上的偏向性。
从古至今一直未变的是，当权者大多知道，最易产生依赖的顺从方式是盲从。所以任何的独立的理论体系都不能存在，因为依赖会因此而瓦解。所以说，具独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独裁永无休止的敌手。让头脑清醒的人被统治，无疑要奉献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抑或下放更多的权力。
从古至今真正的伟大斗士很少，大多数个人往往是很沉默很从众的。倒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自己多么软弱，而是上位者对权力的使用即使造成了伤害，只要身边的人和他们一起承受着伤害，只要这些伤害还在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就很少有人愿意为了更大的利益第一个出头反抗。不愿意打破既定的规则，也许可以视作沉默螺旋的另一个表现方式。
即使有人第一个站出来，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孤独地为理想战斗的。没有人站在他的身边，因为理解他的人没有勇气与他并肩，更多的人不理解他，鄙视他，孤立他。这些人对于独裁的感觉是麻木的，其他人的悲惨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甚至有人可以通过依附权力把自己的悲惨同等地转加于他人身上。
其实更进一步来说，人大多时候都被自己的趋利性所统治着。加尔文铲除卡斯特里奥是为了既得的权力，人民的沉默是不愿意为了他人的利益或自己已经失去的东西而放弃更多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候法学家因为利益的需要而帮助人民，而当他们得到所需时就站在了统治者的一边。甚至我们可以说所谓民主也是一种集体性统一的利益需求，民主的方式是用多数人的需求来压制少数人的需求，从而获得少数人所拥有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中多数人的需求是合乎道德的。而当需求和道德相悖时，往往就形成了多数人的暴政。
然而不论是在黑暗的专制，或是被异化的民主中，卡斯特里奥们总是茕茕孑立地在无可逾越的沉默里抗争。他们也许成为时代的异端，承受精神丰富和现实孤独的反差，但他们竭力追求，给只看到加尔文的人打开新的窗口。而且，在多年以后，茨威格们会为他们写下动人的篇章。
这本书是关于早期民主思想的雏形，只是世界上没有一套完美的制度，民主是温和的，人道的，西装革履的，却并不是完美的。
所谓的自由意志到底是什么？又该怎么实现呢？民主从集权专政中诞生，打破了原有制度，又如何建立新制度呢？这制度是否又是另一种束缚呢？思想自由到底应该有哪些原则？
政府常常说，外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野心，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内政，按照茨威格的逻辑来看，这肯定是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了，因为中国确实处在被专政的状态中，我们生活的环境与欧洲的思想氛围完全不一样，虽然在经济上我们曾经夸大其词的说“十年赶超美国”，不过在文化方面，却是百年的差距。可是世界大同的思想如何实现？这其中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矛盾冲突、种族冲突、文化冲突就可以撕裂整片联盟，就如现在在全球爆发的战争。
在中国，体制内的人往往在经济与文化教育方面水平较高，但是因为他们是体制的受益者，所以他们是满足的，而体制外的人是煎熬痛苦不满的，但是由于使他们痛苦的社会性理由多种多样，从而导致这些人永远也只是一盘散沙，缺乏组织和建设新制度的能力。
如果说我们的本质上是专政集权的，对吗？虽然现在社会中很多人文学者、法律学家以让人敬佩的热情推动着国家向更宽容的境界前进，可是只要国家政体是单一的，那么就永远无法从最根本上本质上解决问题，政府的职责永远是监管群众，有着无限大不可控的权利，从而导致了这个“官本位”的社会现状。那么我们的职责只是尽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好就满足了吗？我们不奢望“改变”现状而只是“改善”现状就好了吗？
500年前的日内瓦既是不幸的又是幸福的，他们有加尔文亦有卡斯特里奥，有集权，亦诞生了自由。
这篇小文预备作为茨威格的伟大作品《异端的权利》的读后感。然而，我深知再长的篇幅也容纳不下对于人类自由权利这个话题的讨论。关于人性的解放，思想的宽容，精神的自主，这类讨论是没有尽头的，不仅因为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对于任何人而言都具有无可估量的宝贵价值，更因为人类历史见证了太多专制、偏执和残暴。这一点，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应当感受得更为深刻。
我从小读过多次房龙的《宽容》。这被称为旷世名著，我当时读来却懵懂。首先是被这位荷兰人的手绘插图吸引，其次是增添了对伊拉斯谟、斯宾诺莎、蒙田、潘恩等人的感性认识，当然，也有加尔文，作为一个被唾弃和嘲弄的暴君。在《异端的权利》里，茨威格着力描绘了这个盘踞日内瓦三十多年，把一个和蔼的自由城市改造成断头机器的恶魔，以及他的种种罪行。他揭露这种妄图以一己意志操控他人生活的所谓领袖和导师，影射着他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在俄国和德国，方兴未艾的极权主义现实。
加尔文，罗伯斯比尔，洪秀全，希特勒，斯大林，毛，金，等等。极权主义悲剧为什么发生？许多人的探索指向一个答案，那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要在人类生活的这片大地上兴建理想国和乌托邦，要把俗人的生活强制替换成彼岸世界，要在人间重现天国。妄图这么做的人，必然将自己视为先知，以其欲念为天条，为他人的生活划定栏杆，继续发展，就是要将旧的人统统消灭，在一片废墟上重造新的人。
任何挑战先知权威的人，必须被铲除。任何妨害新世界出现的人，必须被旧世界的瓦砾掩埋。滑稽的是，先知往往以革命导师的面目出现，新世界最初也标榜着自由之名。然而，借革命篡权者“对于自由思想的反动，往往比世袭政权更为狂热……他们最擅长愚民，也最不宽容”。
这样的名言警句，在本书中俯拾即是。因为最初没能一一摘录，故而难以在本文中尽数抄出以飨读者。所幸本书并不是大部头，而是深刻犀利的文学著作，能够对《通往奴役之路》之类著作甘之如饴的读者，是定不会拒绝阅读本书的。
然则，我们能发现一些很简单的事实。先知做什么？垄断思想。先知害怕什么？自由思想的人。天国的降临，容不得杂音置喙。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更要集中力量讲故事。因此，先知最痛恨异端，天国里没有宽容。我们要问，自由的言论有没有弊端？宽容是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异端的演说是不是完全正确？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言论自由，需要宽容，需要异端的权利。
因为一旦将指人为异端的权力交到一人一党手中，由其来决定人类思想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且正确的可以生存，错误的必须消灭，那么人类文明就走到了末日。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多元世界将不复存在，盲信、愚昧和偏执将把人类社会葬送在一片漆黑的血海之中。
昨天的课上，刘瑜女士讲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的历史是言论自由不断获胜的历史。一个著名的案例是，一个美国公民焚烧了美国国旗，在本州被判有罪，上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认定他此举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应当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当人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不禁说起那句动情的话：星条旗保护焚烧她的人。
在当代中国，当局总是争辩“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实际上，言论自由也是天赋人权。就像我天生有权寻获食物以生存，付出劳动以获得财产一样，我天生有权自由地思想，并将其表述出来。何况，如刘瑜女士阐述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当公权力不断侵蚀私人领域的严峻状况下，普通公民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变得尤为重要。惨遭拆迁或者其他迫害的人，如果不能如实地向大众披露这一事实，下场往往是凄凉惨淡的死亡。在这种意义上说，言论自由权就是生存权。
当然，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总会带来冲突，谁都喜欢生活在一个周围人和自己理念高度一致的环境里。然而，自由不是免费的，容忍你所不认同的价值观，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所必需付出的代价。人应当意识到，正如一个不受侵犯的私人领域对于现代文明十分重要一样，一个透明畅通的公共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市场是人类文明得以维系和进步的基石，在这里谁都不能指对方为异端，而是互相安享平等的权利。
P3：一个街头革命家，绝不会属于建设性的理智类型，破坏的完成，便是他工作的结束。
P106：“在使用异端一词时，我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对谁称之为异端，而不失其公正？卡斯特奥答道：“我绝不相信，所有被名为异端的人，都是真正的异端。......今天，这名称已经变得何其荒谬绝伦，骇人听闻，且具备了辱骂的色彩，以至有谁要翦除私敌，会发现最便当的方法，就是把对方控为异端。”
P108：在一个国家得当个罪犯烧死，到邻国便会奉为烈士。“在一个城里他们奉你是真正的信徒，到下个城里就拿你当个异端。因此，如今谁想活得安安静静，他的信仰和宗教，得像城市与国家的数目一样多。”......“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
P109：没有和解的精神，便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
P113：历史上总找得到这样的法则：动用了武力，便无法适可而止；建立了恐怖，就必得登峰造极。
P148：任何一种教义，其自身并无错误可言；然而企图强使旁人接受他不信的信仰，才永远是错误和罪行。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forcement des consciences（对良心的强迫）”。
舒昌善先生从德文直接翻译的新译本《良知对抗暴力》已经发稿，将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此版增加了丰富的译注、详尽的欧洲大事年表和约2万字的导读。虽立足于史实，但核心是倡导理性、良知、宽容，反对暴力。希望年底能出版。
小说本身是很好的，之所以打一星，实在是因为太多人拿它当成加尔文的黑历史来看了。
文采和史实完全是次元相异的概念。茨威格写这书有他的背景和动机，但后来人不能据此就给加尔文扣屎盆子啊。还好中文维基比较客观，在塞尔韦特这个词条下面详尽描述了事件的经过，特别是加尔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http://goo.gl/cuFaz
或许大家要问了：你凭什么认为wiki更接近历史而不是这本书更接近历史呢？我的回答有两条：第一，wiki后面都给出了引证资料，有疑问的可以自己去查，而茨威格同学的檄文是很恣意汪洋，但是没见他给出确凿的证据啊。第二，从行文上看，这书根本就是大字报的语气嘛。
另外关于此书强烈推荐这篇书评：http://book.douban.com/review/4954423/
我给《异端的权利》打了一个很差的评价。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内心很矛盾的。最终，我还是服从了我的职业——我是个历史研究者。至少从传统的历史角度来说，这本书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即使从广义的历史来看，这种说法也是仍然有争议的。
正如1937年泰勒与阿什利两位英国学者几乎同时出版的克伦威尔传记（"Oliver Cromwell, A Dictator's Tragedy" by M.Taylor, "C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 by M.Ashley），以及稍早时候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亚诺（E.Momigiano）所出版的克伦威尔传记那样——这些书把那位英国革命时期的著名领袖刻画为一位“带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影子的政治家”。处于同一时代中的茨威格显然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的《异端的权利》也更加有名，与上述诸书不同的是：历史样板从克伦威尔换成了加尔文，还加上了一位正面人物：卡斯特里奥。
从历史事实上来看，这本书是极具偏见的。专门研究加尔文的教会史学家和神学史学家对此已有定论。处死塞尔维特成为加尔文的“头号罪状”。甚至有些人居然编出了“罗马故意让塞尔维特逃跑”的谎话，难道自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也可以如此不顾现实？世人皆言加尔文烧死塞氏，但这位“日内瓦教皇”唯一的处死记录也就此桩，结果落得了和烧人无数的罗马与宗教裁判所同样的名声。人们总有非此即彼的印象，认为既然罗马是恶棍，那罗马的敌人就必为天使；否则就是幻想破灭，马上对新的改革者更加恶语相加，大加不满。这似乎是人性的一种问题所在，不加详述。
以上原因是我对此书“深恶痛绝”的某种原因。但从历史角度而视，这似乎又是值得尊重与理解的。当极权主义的威胁一直笼罩在欧洲头顶，当法西斯独裁、大屠杀、莫斯科审判和麦卡锡主义接连在文明的人类社会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学者也不得不去面对现实。即使是历史学家。
这个时代历史学家的典范是理查德·霍夫斯塔德。他对于比尔德和贝克尔的“进步学派”的历史相对主义提出了最猛烈的和具有代表性的批评。霍夫斯塔德在他的代表作《进步的时代》中的“研究”，实质上与茨威格和莫米亚诺先生们的作品如出一辙：“平民党运动”被定义为“具有强烈反犹太思想的大众运动”——当有书评对此提出疑问之时，甚至霍氏自己也“供认不讳”：“对，我这么说是有些过分。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曾有霍氏传记作者有此评价：“他使自由主义付出了太大的代价。”——的确如此，但很有必要。
话说回来，也许正是像霍夫斯塔德这样的人，让我对茨威格和他的书有了新的认识。也许，当我们真正面对着时代的大问题的时候，适当的歪曲历史才是真正让人们振聋发聩的贡献。历史，怎样解读，成为它对于人类贡献的关键。
所以，我还是把“较差”改成了“推荐”。至少在某些方面，这本书代表着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应当重视的精神力量。
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在我的中篇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一些抵抗不住命运摆布的人物——他们深深吸引着我。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譬如说，我不屑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里奥……
——摘自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或许是因为《昨日的世界》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之后阅读的多本茨威格的传记文学，总给我一种跨越时空的历史错觉，我总可以在他笔下主人公的身上，看到某部分茨威格自己的影子。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或许，在这些具有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中，影射的是茨威格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面对战争中出现的人道主义灾难时那种深深的无力感，以及茨威格对各个国家当权者的美德奢望吧～～～～
因此，在《异端的权利》中，我们再次在中世纪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现代某些人物的影子。卡斯特里奥，一个对我来说相当陌生的名字；加尔文，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后世“加尔文主义”的创立者。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在作者的笔下，不仅是两个人的战争，而是“独立对抗专制，冷静对抗盲从，人性对抗暴政”，思想自由的精神冲破恐怖独裁的牢笼……
茨威格重现了欧洲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三十年宗教战争之间，这段鲜为人知、却对宗教发展乃至之后资本主义精神之发展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历史。
但是本书给我们展现更多的，似乎是茨威格对现实的无奈，在《前言》中茨威格已经告诉我们——16世纪民众信仰的疯狂程度与今日相似，“今日”也就是1936年，二战前夕，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崛起。
书中的三大人物——卡斯特里奥、加尔文、塞尔维特，分别代表着自由、独裁、骑士精神的学者，似乎也影射着二战前夕的自由主义者、独裁者以及社会党人。最终，塞尔维特被烧死，卡斯特里奥在遭到迫害之前身故，独裁者暂时赢得胜利。
茨威格的人物传记，总是在描写人物命运的同时，透露着自己对历史的见解，一方面他不断地强调“温情的力量将远胜过那冰冷抽象的教条，强加于人们身上的锁链将会被生命的泉源所侵润，最终把所有的禁锢和暴力都化解于无形……事物进化的浪潮自由其神秘的目的……任何企图把生命的活力束缚在科班的教条之中的行动，都绝不可能长久，生命总会寻找到一个更为强大的突破口去伸展其力量……”，茨威格似乎相信自由精神最终会突破教条的专制；但是另一方面，他将卡斯特里奥的死亡描述为“卡斯特里奥用死亡这个最无可奈何的办法从那些恶毒的敌人的魔爪下逃脱了……”无论是之前的“以笔为刀”，还是之后为自由的呐喊、直至最后“死亡的荣耀”，在卡斯特里奥身上，我似乎总能看到茨威格自己的影子，茨威格自己最终还是通过自杀这种悲剧的方式（也是颇符合他笔下人物的命运）解脱了自己，逃脱了命运的魔爪……
好文章啊，怎么没人来看？
不要仅仅根据一本书就对两个人做出肯定的判断，不要陷入自义的网罗。卡斯特里奥确是异端，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这都是被公认的无可否认的现实。当时的新教教会要有多稚嫩就有多稚嫩，很容易遭受异端的攻击，这时候采取极端手段是必要的。约翰·加尔文实际上是唯一一个反对处死卡斯特里奥的人，现今反被茨威格一人抹黑变成独裁者？！事实是加尔文一直温和地和卡斯特里奥对话，但卡斯特里奥反倒恶语反击，还将他写给加尔文的二十封具有侮辱性质的书信作为附录加印在他个人的著作上。加尔文与卡斯特里奥的辩论的结果是加尔文完全胜利，卡斯特里奥被正式裁定为异端。茨威格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文学家，但他不是史学家，若细读，里面的理想主义竟多于写实。
"中国特色主要在于能将此类荒诞之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长久变成现实。"这句真理
求学习...我不大了解这段历史,所以觉得这本书挺不错的....
“人子阿，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记念。他必因所作的罪孽死亡。
...
义人转离他的义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阿，我必按你们各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圣经》以西结书33章
有人说，本书是文学作品，虚构成分太多，加尔文在文学处理中被“黑”了。
此说不成立。根据Wiki的塞尔维特的词条所记，本书中最关键的部分，比如特瑞的告发证据力有加尔文的信件，加尔文信件中的引文，具体事情的线条，都是真实的。
书籍后半部的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的论战， 根据书中的描述，应该完全是作者根据双方的信件、书籍的内容而整理，比一般的历史还要真实许多。我们从这些史料中看到的是一条狂暴扭动的蛇。
我要为 自己能够及时阅读到这本 异教徒所写的 书 而感谢主。最近由于看了一些教父所写的护道书籍，心情迫切，为主的真道大起热心。心里想着，“所托付的越多，责任越大，就应该用所托付给自己的，为真道服务。”（这是对的），如果被托付了火与剑的权力，就要利用火与剑（这也部分正确），甚至想到了用暴力手段压制异端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为那是在为邻舍的永恒利益服务。难道不对吗？永恒利益不是远大于世俗利益吗？邻舍由于罪而处于无知状态，难道不应该替他打理一切吗？
这就已经和加尔文的错谬走到一起了。骄傲的试探和毒刺是何等地阴毒啊！感谢主，借着这本书，使我远离试探。
火与剑的界限：
当我们被赋予火与剑的武力权力时，只能在防御时可以使用它，并且只能是防御邪恶的武力方面。这就是火与剑的界限。主耶稣对彼得说，“没有刀的要买把刀”，是在邪恶要用武力逮捕真理之前。护道，传福音，只能用言语、善行和主所赐的能力。
火与剑可以用来维护社区秩序，从而帮助我们的邻舍。火与剑所对付的一定是邪恶势力的武力方面，绝不可以用武力来引导邻舍，仅仅是示威都不可以，除非对方以武力来示威。要持守好这个要界限。
言论自由：
禁止别人的言论，属于暴力。不是护道。如果他们渎神，让上帝来封住他们的口吧，让我们将真理切实地讲明，然后等候上帝，我们自己却绝不是上帝，也不可在这件事上用暴力来替上帝行事。
邪恶的特征之一：
派克医生的名著《邪恶心理学》里说到，邪恶的特征之一是，邪恶易于服从权威。暴力是一种明显的权威。但也本身也可以是邪恶。以权制恶，一定很有效，但自己有可能吧自己降低到和邪恶一样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应该少用或者不用，愿主赐我们智慧，又亲自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免于试探。对付邪恶的最佳良药，是主耶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这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要以善胜恶，不要为恶所胜。
刘瑜这学期开课了？！
oui。很受欢迎。。。
啊。。。求时间地点！！~~
星期二晚上7点20开始，在鄙校6教6A316教室。6点以后基本没位置。
哈~~好！我下周要去蹭！你明天来我们的扯淡会么？
诶，在明天么？好呀，我貌似答应了nacici的。是几点钟？地方也不太清楚……
明晚7点在师生缘~~那到时见啦~~
恩，好。不过师生缘怎么走呢？
就在博实超市旁边~~你从东门进来一直往西面走，过三角地再走一段路就可以看到~~
好哒～
我是在18岁时读的这本书，当时简直觉得就是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偏爱茨威格，买了他的全部传记作品。茨威格从来都不是严谨的对历史文献论证考据的作者，所有的历史传记，他都是写小说。但是我仍然爱看。。。欧洲的治史传统本来就和中国不一样，以前的记录并不齐全，不象中国很早就有了专业的史官。连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巨著的吉本也常常想当然。。
这本书和房龙的《宽容》对我影响最大，这两本书应该列入中学教科书。
从LZ推荐的wiki链接看来，加尔文仍然不能逃脱应有的谴责。
从LZ推荐的wiki链接看来，茨威格本书确实是一部讨论理解宽容的激情洋溢的小说
加尔文不是这事的最后责任人，大家都在依法办事，为什么单单谴责他？
Wiki的资料证实了本书的指责。使得传说中的小说、文学作品成为令人震惊的真实历史。
加尔文在去世前几年的信件：“...就像我消灭米格尔·塞尔韦特，那个西班牙人一样。”
这好比一个参与施工的小队长对朋友说，这栋大楼是我造的。但他既不是
大楼的设计者也不是建造的决策人，也不是施工全部工作的施行者。
加尔文是专家证人，而且最后认同判决，当然可以这样说，但那些更严厉的指控者，城政议会的审判者都可以这样说啊，作为一种修辞性表述，这说明不了什么，关键要分析审判时的制度结构和权力结构。很多时候那些
在外面最风光的都不是最能说了算的。
不知道为什么有朋友要否认加尔文自己坦白承认的话。作为 一个基督徒的 责任，坐视不管，都算一种罪恶，何况加尔文，在日内瓦有相当的影响力的人，自己亲自说出了“我消灭了塞尔维特”的话。本书的其他部分，只要涉及到信件的内容，所引用的话，基本都是真实的。在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的论战中，加尔文这人令人齿寒，基督的精神如何没有在他身上发芽结籽？
圣经里说：“心里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加尔文能说出“我消灭了米格尔·塞尔韦特”这句话，那么不论是不是他杀的，亲自动刀，或是幕后策划，或是完全没有干系，他这句话，在基督教的上帝眼里，就证明他就是杀人者。
如果加尔文只是在自吹，仅仅是如果。那么：自吹自擂的假刽子手，和真刽子手一样，心里有杀人的念头。假刽子手比起真刽子手来，恶劣品质一项不少，还要多一项恶劣品质：自吹。
呵呵，对律法没有你这么解释的。司法杀人和私意杀人都分不清楚，摩西律法里面的刑律难道都自相矛盾？司法的生杀大权，这圭和杖的权柄是上帝允许的，在上的难道是空空佩剑？ 加尔文的行为是否违背当时的法律？显然没有。而且表达这种义愤的不止他一个。义愤归义愤，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典如此。日内瓦市政议会的法典如此，不可以不遵守。你可以质疑政教合一(这恰恰是加尔文毕生对抗的)，但不可不守民政律法。
加尔文多次表达他和塞没有私仇，也没有私恨，他自豪的是依法典型，使得公义满足，却未必心理有恨（他好像亲自下狱劝告的）。
要质疑的是城邦有民主无自由的传统+君士坦丁国教传统+蛮族“基督教王国”传统，而不是去质疑内在要求教会和政权分离的真基督教精神，更不应该去跨时代强要一位守法依制而行的基督徒公民。而恰恰是这位深具基督精神的毫无妥协地坚守正统信仰基督徒，恰是近代教会和政权分离传统的实践开辟者和理论奠基人，是现代西方自由社会架构的重要推手之一。
茨威格的浅薄恰恰就在这里。
具体在这个案子中，塞尔韦特的确是异端，这个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加尔文任何时候都应当而且有权利向所有基督徒作证他就是异端，不是基督徒的“弟兄”。但是暴力政权不应当出于政治和其他目的，在自己的法律上去处死某个教派的异端。这两件事情应当分开。问题出在后者而非前者。
在法律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几个基督徒可以呼吁修改法律，但不可以不准守法律，除非法律直接对抗上帝。这些是新约明显的教训。
楼上朋友从起初只是论证 加尔文只是吹牛的施工小队长，为加尔文开脱，现在在倒好，开始转向，论证 杀异端的正当性了。
看您这眼神，呵呵~
哎，没有人能还原历史的啦
所以呀，凭自己的感受去读去体会，尽量全面的认知就可以啦，嘎嘎
这就是我一直在困惑的问题。假如“适当的歪曲”比起真实更好的话，那么历史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史实”而非去讲一个好的故事。而“适当”又由谁来界定呢？
现在正在读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感觉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起源。总之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在这里说了一些废话的原因是我找不到自己认为有用的话去描述自己的思想和到底什么是发展的目标。我自己正在摸索之中，很惭愧也很羞于自己的无知。
我想知道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的，真实的加尔文是如何一个人
舒昌善先生从德文直接翻译的新译本《良知对抗暴力》已经在编辑中，将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此版增加了丰富的译注、详尽的欧洲大事年表和约2万字的导读，在导读中，译者倡导良知、宽容，反对暴力。希望明年上半年能出版。
“历史，怎样解读，成为它对于人类贡献的关键”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信息不是关键，对信息的解读是影响力的来源。
世人皆言加尔文烧死塞氏，但这位“日内瓦教皇”唯一的处死记录也就此桩，结果落得了和烧人无数的罗马与宗教裁判所同样的名声
真正是癥結所在，只不過是數量上的不同，本質有所變化麼
前面有人说是文学作品，其实，书中的信件，人物简历，引用的话是真实的。比如特瑞提供的证据里有加尔文的信件。加尔文说，不会让赛尔维特活着离开日内瓦等等。根据Wiki上的资料，加尔文在临终前，说自己为除灭了赛尔维特而自豪。
这本书绝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甚至虚构的小说。而是稍作润色的历史，以免显得过于干涩。
哈，“稍作“润色。
哈，“稍作”自以为是的一点例子都不举的讽刺
纯然客观中立的真空语言能否实现，好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了消极的定论的议题，是否由此可知，“观点”和“平均用力的论证”本就是不和的呢
这番史德之争，总觉得会招出芝诺的乌龟、洛基的脖子来啊。
说的很好 只是我一不小心提交了那个有不合适内容的举报怎么办。。。。
感觉茨威格还是期待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社会，殊不知在任何一个时代，百无一用的总是书生。真正人文的精神作用，必须通过历史的发酵，才能从小波浪发展成一场海啸，涤荡一切专制的力量。所以，强权者关注的是此时此地，精神道德者关注的是历史。
作为知识分子来说，获取现世的幸福和历史的认可，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茨威格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不推荐。
侬这一段忒有水平了……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犹太文人，最终却发现以笔为刀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我突然想到为何某人要“弃医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