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
2008
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国）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
531
杨仁敬 等
无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v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一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5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萨克文·伯科维奇
《剑桥美国文学史》内容涉及1940年至今的文学论述，涵括两种不同的资料与论述形式：美学和基本原理问题。 罗伯特·冯·哈尔伯格通过细读和美学评价追述了二战以来美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将美国诗歌看成是文化方面的成就——与整个社会发展有直接关系的美学发展过程。从伟人的现代产义诗人的作品人手，冯·哈尔伯格对从“垮掉的一代”和“黑山派”诗人到纽约和旧金山的解构主义语言学派诗人做了论述。伊万·卡顿和吉拉尔德·格拉夫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理性认识和争论的历程，描述了从新批评初期渊源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女性主义批评和少数群体批评的产牛以及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展开这一日益壮大的文学批评的平行发展过程。与这两种论述相连的是这些共同的脉络：诗歌的学术研究、艺术与政治的联系以及我们所称的“文艺的扩张”。 本卷作者抛弃了对主要作家进行概括性论述的传统做法，决定撰写一部从内部展开的历史，一部间隙与关联的历史，即一部注重考虑艺术关联、权力与文学批评的历史。
译者：杨仁敬 编者：(美国)萨克文·伯科维奇
中文版序致谢序言诗歌、政治和知识分子导言第一章 诗歌在文化中的地位：1945-1950第二章 政治第三章 后卫派第四章 先锋派第五章 真实性第六章 翻译结束语：诗人的地位：1995附录I：诗人的传记1940年以来的文学批评导言第一章 政治与美国文学批评第二章 美国学术批评的出现第三章 新批评的全国化第四章 经典、学术和性别第五章 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第六章 从文本到实体第七章 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结束语：学术批评及其分歧附录II：批评家的传记大事年表——1940年至1995年参考书目索引译后记
第二章 政治直到大约1965年，“政治”这个词常用来指国家的活动：外交策略的实施、警察权力的行使、边境的控制、投票权的使用等等。这些是美国知识分子视为“政治”的事情，现今大多数美国人仍坚持这一含义。比如诗人罗伯特·洛厄尔、艾伦·金斯堡和罗伯特·布莱都在作品中就这些问题强烈地表达过自己的感情。然而这种国家意义下的“政治”概念在其细则上随着国家的不同与时代的变迁也在发生变化，因为国家作为国家政权实施的所在地，其性质是不稳定的，而且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例如，前苏联控制人民的大部分生活，隐私这一概念也成为“政治”了。然而在本体政治出现之前，隐私概念却是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凸显的本质，被认为是非政治的。《党派评论》曾评道，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对1923年至1939年期间的所有政治事件的沉默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对抗，也是其在斯大林俄国遭到迫害的原因。新近的美国政治诗史表明：诗歌的盛与衰与隐私这一词在二战后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地位是分不开的。这个时期是从1945年5月3日庞德在意大利北部的拉巴洛被捕而戏剧性地开始的。他被带到比萨附近一座美国军事监狱，在那里他写出了最个人化的挽歌体诗歌，《比萨诗章》（The Pisan Cantos，1948）。其后他又被送往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他的经历最突出地说明了美国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他的名字成了将现代艺术与民主政治艰难结合的代名词。当庞德坐在华盛顿收容所里时，各方知识分子纷纷就共和政体中诗人应有的地位发表见解。1945年春天，布莱克默提出：“在任何可能的社会中，当代艺术家能否对艺术家的全部角色发扬光大或者事实也的确如此造成损耗呢？”他是在要求作家去隶属美国大学体系，当时一场突起的文学繁荣时期就要来临。
反复多年，《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终于问世了。这对于我国学界是个值得庆幸的事。美国文学，历史较短，但影响深远。美国文学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迄今为止，美国学者写的美国文学史中，影响最大的有三部：由罗伯特·斯皮勒等五位教授合编的《美国文学史》（1946，1947，1948，1953．1963．1966，1968）、艾默里·艾利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和萨克文·伯科维奇任总编睁’《剑桥美国文学史》共8卷，分别出版于1996年前后，中文版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陆续推出）。从出版的时间来看，《剑桥美国文学史》是最新最长的一部美国文学发展史。它的主要特点是：如实地反映现当代美国多种文学批评视野中学界对各个历史阶段不同流派、不同作家及其作品的不同看法，而不是像斯皮勒等人合编的《美国文学史》那样表述了学界对不同流派、作家和作品的共识。这么做，有助于扩大文学批评的视野，为读者提供参与和思考的空间。《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包括1940年至1995年美国诗歌和文学批评两大部分。该卷出版于1996年。全书内容丰富，视角新颖，但英文深奥难懂。撰稿人不是按照惯例，选择美国著名诗人的代表作进行评点，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选择诗人有趣而独特的诗作，广泛介绍当时主要报刊的不同评论，然后加以概括和归纳，提出自己的见解。所以，虽然此卷问世已十余年，仍很有参考价值。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书中涉及一些重大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问题，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和二次大战前前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描述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斟酌。这些地方，希望读者阅读时多加思考，辨别是非。199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原副社长刘庸安编审从深圳来厦门，约我们翻译《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我们愉快地接受了。2001年，我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刘编审又亲自约我请在哈佛大学英文系任教的伯科维奇教授撰写中文版序。伯科维奇教授热情地答应了，并于翌年春天写好寄来。我随即将他的“中文版序”译成中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以飨读者。因此，在本卷即将出版之际，我们首先要向刘庸安编审和伯科维奇教授表示深切的谢意。参加本卷翻译的有我的博士詹树魁教授、陈世丹教授、甘文平教授、谷红丽教授、张龙海副教授、蔡春露副教授、王娘娘副教授、萨晓丽讲师和博士生胡永红讲师等，由甘文平教授和蔡春露副教授汇总初稿，最后由我统一定稿，重译了诗歌引文和统一文学批评术语，并对全书进行润饰和审定。2006年5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高立志来电告诉我们：《剑桥美国文学史》即将出版，我们感到很高兴。6月下旬，我们便收到出版社排好的全书清样。我便利用赴美国访问的机会对全书进行了仔细审校。返校前后，又由蔡春露博士和博士生孙坚副教授和王海燕副教授核对文字的差错，并由我的博士生林莉、范小玫、肖飙和江春兰补译了全书的索引，最后由孙坚审定。今年5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又寄来清样二稿，分别由詹树魁、蔡春露、王海燕和孙坚再复校一遍，最后由我从头至尾仔细地作最后定稿。这里，我要感谢参加工作的上述各位同志，特别要感谢郑锦和高立志两位编辑，没有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勤勉工作，本卷是难以与读者见面的。此外，我们还要深深地感谢美国富布莱特文学教授、曾在我校任教的弥默莎·史蒂文森博士。她在教学之余热情地帮助我们解决了翻译中不少疑难问题，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初稿的翻译工作。“梅花香自苦寒来”。一部巨著的翻译经历了多人多年的艰苦努力。在全卷付梓之时，我们深感苦乐参半，内心喜悦溢于言表。我们虽尽了极大的努力，但由于资料和水平的限制，欠缺之处恐难以避免，祈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以便再版时斧正。杨仁敬于厦门大学敬贤楼2007年6月6日。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8卷):诗歌和文学批评1940年-1995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无
里面有对几位美国诗人的重要评论
作为专业生, 这本书还是可以的, 纸张也不错, 就是有点贵,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19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20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30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30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和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v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一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15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5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第二章 政治
直到大约1965年，“政治”这个词常用来指国家的活动：外交策略的实施、警察权力的行使、边境的控制、投票权的使用等等。这些是美国知识分子视为“政治”的事情，现今大多数美国人仍坚持这一含义。比如诗人罗伯特·洛厄尔、艾伦·金斯堡和罗伯特·布莱都在作品中就这些问题强烈地表达过自己的感情。然而这种国家意义下的“政治”概念在其细则上随着国家的不同与时代的变迁也在发生变化，因为国家作为国家政权实施的所在地，其性质是不稳定的，而且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例如，前苏联控制人民的大部分生活，隐私这一概念也成为“政治”了。然而在本体政治出现之前，隐私概念却是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凸显的本质，被认为是非政治的。《党派评论》曾评道，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对1923年至1939年期间的所有政治事件的沉默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对抗，也是其在斯大林俄国遭到迫害的原因。新近的美国政治诗史表明：诗歌的盛与衰与隐私这一词在二战后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这个时期是从1945年5月3日庞德在意大利北部的拉巴洛被捕而戏剧性地开始的。他被带到比萨附近一座美国军事监狱，在那里他写出了最个人化的挽歌体诗歌，《比萨诗章》（The Pisan Cantos，1948）。其后他又被送往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他的经历最突出地说明了美国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他的名字成了将现代艺术与民主政治艰难结合的代名词。当庞德坐在华盛顿收容所里时，各方知识分子纷纷就共和政体中诗人应有的地位发表见解。1945年春天，布莱克默提出：“在任何可能的社会中，当代艺术家能否对艺术家的全部角色发扬光大或者事实也的确如此造成损耗呢？”他是在要求作家去隶属美国大学体系，当时一场突起的文学繁荣时期就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