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中的工商所
2009-8
中央编译出版社
黄冬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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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编撰、出版这套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列丛书视为我们的一种学术志业选择，那么，激励我们进行这一选择的理由有三： 其一，接续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行政学在中山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1924年孙中山先生手创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时，即将1905年广东开办的法政学堂纳入其中，并设立政治学系，这一学科建制直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才告中断。从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大担任教职的不仅有著名政治学家萨孟武、邓初民和著名政治哲学家、宪法学家张君劢先生等人，而且有不少默默耕耘的政治学、行政学教授。在一份由中山大学校史资料室提供的1932年至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教职员名录的资料上，我们就发现了一些政治学、行政学前辈的名字，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胪列其中几位： ——邓孝思，政治学系主任、教授，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政治学说、政治学史。 ——詹显哲，政治学系教授，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兼政治经济科，主要从事国家学、国际政治、政治史的研究。 ——刘永南，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毕业，主要从事各国政党论、地方自治的研究。 ——邱昌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宪法、地方自治的研究，著有《议会制度》、《地方自治》等。
本书追溯广州市工商所发展的历史以及现实的运作以此为切入点考察1949年后中国所谓“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和角度来把握1949后中国政治变迁的轨迹全书聚焦于以下三个问题第一，1949年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究竟发生了何种演变，第二，1949年后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是什么，第三，国家基础权力如何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
黄冬娅，1978年生，祖籍重庆。1996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政治学专业，获哲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在《中山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和《二十一世纪》等发表论文十余篇。
总序第一章 概论 一、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二、研究对象 三、时间纬度 四、相关概念 五、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六、研究局限 七、本书框架第二章 文献综述：国家基础权力与中国政治变迁的图景 一、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变迁的图景 二、“国家基础权力”：概念及其演变 三、国家基础权力与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实现 四、本章 小结：国家基础权力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变迁第三章 广州的工商所（1949—1978）：财政供给与国家政权建设 一、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特征1949—1978） 二、国家市场管理机构下延中的经费难题 三、1949—1961年：财政供给缺乏下的市场管理 四、1961—l966年：财政供给与基层市场管理机构建设 五、1967—1979年：工商所和基层市场管理网络的并行发展 六、本章 小结：新政权国家建设的成就与局限第四章 工商所转变的宏观图景（1978—）：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路径依赖 一、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转变：对象、范围、方式与能力 二、改革前的工商所：“吃杂粮”与工商所逐利导向的膨胀 三、工商所改革：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四、本章 小结：国家基础权力的延承与变迁第五章 广州A工商所的案例：国家基础权力与国家行为的逻辑 一、A工商所概况 二、工商所的市场管理规范 三、工商所行为的逻辑：为什么“选择性”行政执法? 四、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个私协 五、本章 小结：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与局限第六章 结论 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图景 二、影响因素：财政供给与国家基础权力演进 三、国家基础权力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展开参考文献附录
另一方面，在国家社会控制的其它领域，国家基础权力演变和影响因素又可能存在区别。研究者曾经指出，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国家在所有政策领域表现出来的能力都完全一样。事实上，国家可能能够构建一个高效的运输网络，但是不能够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因而，推导出国家基础权力的完全相同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个案的研究中发现国家基础权力或者国家能力在不同领域不均匀的分布。 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存在同样的情况，1978年以后，国家在市场管理领域逐步放弃了群众路线，但是，在公共安全领域则仍然部分延续了群众路线的社会控制方式。又如，较之于工商的市场管理，国家在药品安全监管等领域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的过程中，由于管理权限的集中，国家更容易受利益团体的控制，阻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高层的腐败，而非对于基层国家代理人的监控上。总之，通过对国家这些不同社会控制目标实现方式的比较，可以进一步把握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脉搏。 其次，广州市工商所研究的代表性和局限性。本书的研究案例是广州市的工商所，这同样也带来了研究的代表性和局限性问题。一方面，广州市工商所的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志来看，六七十年代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发展轨迹大致一致。1978年以后，工商所改革的宏观图景中，改革也大多是至上而下的全国性改革。对其他省市工商所人员的访谈以及“中国红盾论坛”上各种对于工商所问题的讨论也说明各地工商所有相当的相似性。因此，广州市工商所的变迁和现实面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广州市工商所的案例研究可能忽视了一些导致各地工商所差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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