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
2008
新星出版社
洪振快 著
247
无
历史是一些记忆的碎片。拂去碎片上的尘埃，一览真实的底色，然后把这些碎片拼合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图案，使之呈现出动人的风景，这就是读史者的工作。不过，每个人捡到的碎片既不一样，拼合的方法也大有差异，所以拼合起来的图案并不相同，呈现的风景自然也各有特点。本书的工作是力图拼合一幅名为“亚财政”的历史图案，记忆碎片主要来自清代的朱批奏折、内阁档案、史料笔记、方志谱牒、文集日记、经世文编等可资利用的一手材料。所谓“亚财政”，是一种非正式的财政制度、一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经制财政)的历史现象。之所以认为它是“亚财政”，是因为它具有三个特点：一、已经普遍化、制度化，而不是个人的、个别的行为；二、尽管已经制度化，但却不是正式的制度，并不是国家认可的；三、它和国家正式的财政制度如影随形，相伴而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下级官吏给上司送礼是“亚财政”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咸丰年间的一位官员向皇帝报告说，在四川，基层官员都对给上司送礼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向总督、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道台和知府送的礼，多的达到一万几千两银子，送给上司的这些礼和国家正式税收没什么两样，绝对是不能少的。——用他的原话说，是“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所谓“正供”，那是国家正式税收，是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而所谓“陋规”，就是“亚财政”。“陋规”在清代是一个总概念，它下面可以分出许许多多的次级概念。像给上司送礼，细分有“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盘库礼”、“抄牌礼”、“过站礼”、“表礼”、“水礼”等概念，人们熟知的“冰敬”、“炭敬”、“程仪”等也属于这类范畴。比如“冰敬”和“炭敬”，表面上看起来是以冬天送取暖费、夏天送降温费的名义送的，其实它们都是“节礼”这一大类下面的小类：“冰敬”是端午节的“节礼”，炭敬是春节的“节礼”，这些“礼”是地方官员送给京官的，送的时间就在端午节和春节前，一般是由地方官派专人送到京官府上的。在地方上没有这种讲究，就不叫“冰敬”、“炭敬”，而直接叫“节礼”(或“节敬”、“节仪”)，除了端午节和春节，在中秋节也是必须送的，加上官员的生日，在清代前中期称为“四节”，后来连官员夫人生目也要送礼，称为“三节两寿”。为什么地方官员及其夫人生日也算“节”呢？这大概是从皇帝生日是“万寿节”、皇后生日是“千秋节”衍生出来的，既然皇帝和皇后生日全国人民要向其表示祝贺，地方上下级自然也要对上级及其夫人的生日表示祝贺，祝贺总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还得有点“意思”，这些“意思”便成了“礼”。当然，按照中国人繁文缛节的习惯，送礼也就有了一整套的规矩，规矩之中包括送礼的名称，“礼”啊“敬”啊那是表示尊敬，黄白之物也不能直白地说出来，所以送八两银子就说“梅花诗八韵”，送四十两银子就说“四十贤人”，三百两是“毛诗一部”，一千两银子则是“千佛名经”。“陋规”除了各种各样的“礼”之外，还有“平规”、“盐规”、“税规”、“漕规”、“驿规”、“棚规”等等名色。而“税规”在广西则称为“茶果银”，估计是以送点喝茶买水果的钱的名义送的。有些省还有些特殊的项目，比如“香规”，是向到山东泰山和湖北太和山(武当山)进香的香客征收的，康熙、雍正年间的山东巡抚每年可以分到“香规”银2500两、布政使“香规”银是1500两。鸦片战争之前，广东有“土规”，是鸦片(土烟)走私贩子送给海关官吏和水师官兵的。“陋规”的“规”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理解为“规则”，那么“陋规”就是鄙陋的规则、上不得台面的规则，也就是“潜规则”，这正是吴思“潜规则”一词创意的渊源。不过，在明清人的眼里，和他们平时用词的习惯，“陋规”通常不是指“潜规则”，而是指“规礼”、“规费”——送给上司，为示敬重，称为“规礼”，送给上司的随从人员，因其地位较低，则称“规费”。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是很用心的，每个词代表了一定的来源和享受主体，尽管说穿了就是钱财，但名目花样繁多，直让人眼光缭乱，也让入叹为观止。按照四川官员所说，“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正供”是国家税收，是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而“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这说明它的确是一种制度，有时甚至比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还要正式。事实上，许多官员宁可挪用国家正式税收，造成国库亏空的局面，也不敢耽误给上级送礼。(可参见本书《送礼政治》一文)这其实也好理解，亏空可以慢慢想办法弥补，耽误给上级送礼却可能马上丢乌纱帽，孰轻孰重，并不难衡量。这样，国家正式财政就给“亚财政”让道，“亚财政”甚至凌驾于国家正式财政之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清代四川的这种送礼现象是一种“亚财政”现象，它具有“亚财政”的一般特征。“亚财政”这种现象有不少历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并为之命名。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之说算是一种命名的方式。从财政、税收的角度，不少研究者称其为“非经制财政”，或者“非正式的税收”(黄仁宇)、“非正式经费体系”(Madeleinezelin)，不过由于史料的不易得，因而尚未见有系统、深入的探讨。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力图通过对其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原因、发展的动力、规模的大小、对历史的影响等方面的勾勒，把它的面貌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亚财政”这种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面地探究这些影响有很大的难度，这里只能捡比较重要的说一说。还是来看一个历史事例。雍正四年(1726)三月、福建巡抚毛文铨在向雍正皇帝汇报福建海关的情形时，分析了此前十几年到福建来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甚至“数年以来，竞绝无一至”的原因。毛巡抚说：臣再四访查，始知各国番船无愿来中国，缘自康熙五十一二年以后，文武大衙门需索陋规日甚日深，如红毛船一只，倘挟货百万两上下者，督、抚、提、镇衙门必各索至五六千两不等，而以下之文武各员弁种种抑勒不在其内，此其所以风闻畏缩不前也。按照毛巡抚的分析，外国商船不愿到福建来，是因为福建的衙门需索陋规太厉害，一只载货值百万两银子光景的商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几大衙门先要各自勒索陋规到五六千两银子，下面的各级文武官吏各种各样的勒索还没有计算进去，外商们听说了这种情况，就都不敢来了。(雍正四年三月十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折)我们知道，帝国时代的官吏有两项基本职责：一是完成国家规定的征税任务，一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持正常的商业秩序是官吏们应尽的公共职责之一。而我们在福建的这个事例中却看到另一番景象：官吏为了自身的利益——“陋规”而导致商业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番船不敢在福建停泊，对外贸易无法实现，福建的地方经济自然大受影响，地方繁荣就成了无源之水。据毛巡抚的进一步分析，福建是山海之区，靠与外商交易或出海往安南等地贸易谋生的老百姓不少，外商不来，出海受限，他们的生计必受影响，没了生计的人不免铤而走险，这样社会问题也就增多了。由此可知，福建官吏们的行为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成了社会矛盾酝酿的潜在因素。福建的例子不是惟一的，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就在毛巡抚向皇帝呈递报告的早些时候，广东巡杨文乾和江苏巡抚张楷也向皇帝呈递了相似的报告。广东的杨巡抚说，商人们因为不堪忍受太平桥关(广东税关之一)的关卡，只好绕远道从惠州山路走，或者干脆前往别省经营。(雍正四年二月十二日广东巡抚杨丈乾奏折)江苏的张巡抚说，设在江苏的著名税关——淮安关自从监督庆元到任之后就成了“阎王关”，由于花样繁多的征税附加项目，一段时间以来，商人们不敢从淮安关经过，而宁可绕远路从南京、仪征那边走，都说我们宁可多花些路费走远路，也不敢过你这个“阎王关”。(雍正三年六月十八日江苏巡抚张楷奏折)福建、广东、江苏的报告只是我们能够看到因而知道的帝国税关的情况，其他地方或者没有报告，或者有报告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从这些报告中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推测，大清的税关到处都一样，用清代的一句民间谚语来概括，就是“关无善政”。“关无善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官吏追求非正当的福利——“陋规”，从而对正常的商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福建官吏诛求太多，外国商船不敢靠岸，但他们可以前往别处贸易，而在帝国之内，商人们只好绕过设在交通要道上的税关而走远道或走偏僻的山路，这种做法增加了商业成本，降低了流通速度，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广东的杨巡抚说有些商人干脆往别省经营，这与外国商船不敢前往福建的情况如出一辙。因陋规导致外国商船不敢前往福建的这种情况还有更严重的后果。清代在康熙时代曾设有四个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外国商人可以前往四地贸易，这是“四口通商”时期。到了乾隆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单口通商”。导致政策调整的原因，实际上与陋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在“四口通商”时期，外国商船不敢去福建了，后来大多前往广州的粤海关贸易，但是在粤海关贸易久了，情况越来越像福建，外国商人觉得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前往宁波，准备探寻不去广州贸易的方案，这种做法引起了广州官员的恐慌，他们想阻挠这种行为。刚开始的时候，广东官方向皇帝提出的建议是向前往宁波浙海关贸易的外国商船征收比广州粤海关多一倍的关税。但是外国商人还是宁肯去宁波。在经济政策调节无效的情况下，大清帝国关闭了其他三个海关，只留下一个粤海关。“单口通商”政策对中国历史走向的不良影响在后来的岁月中越来越清楚。而追究这个政策出台的原因，显然与粤海关官吏及广东官方为了自身私利而对乾隆及身边人员所做的游说有莫大的干系。由于英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他们不能不与中国贸易，而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英国人做了多次突围的尝试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进展，这样矛盾便慢慢积累，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从某个角度来说，鸦片战争与其说是因鸦片而引起的，不如说是因陋规而引起的，在这个意义上，鸦片战争与其说是“鸦片战争”，不如称为“陋规战争”更加符合历史实际。(详见本书《陋规战争》一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工商业并不发达，商人更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从上述福建等地的税关事例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发展工商业有很多难以想象的阻力，官吏的行为对工商业的发展是有破坏力的。在这种社会规则之下，以工商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难以发展就显得很正常。明代嘉靖年间的严世藩，曾经纵论当时财富在百万两银子以上的富豪，榜上有名的17家中，除了“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可能是指晋商、徽商之外，其余的都是官吏集团中人。(王世贞《弁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而那可能是商人的五姓，恐怕其发迹也不完全是靠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有可能是与官吏集团狼狈为奸的“红顶商人”。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在帝国时代要想发大财，除了当官就是与官吏勾结而得到经济特权，除此而外别无它途。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大商人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他们一般不是靠开拓市场、发展技术、提高管理水平这些对社会进步有益的方式积累财富，而是通过与官吏勾结、在既有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实现的。当社会财富集聚到官吏及官商的手中，而这些人又没有动力去发展工商业，那么代表新兴生产方式的力量就成长不起来，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了。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传统中国，就只能陷于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曾经强盛的王朝为什么会崩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这是行苛政、恶政、暴政而不行善政、德政、仁政的结果。苛征暴敛的恶政激起大规模社会反抗是人们在中国历史中容易看到的一种现象，也是容易为恶政做注脚的现象。但是，历史远非如此简单。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就宣布“永不加赋”，那么为什么还有后来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但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就有人给出了答案。该年一个名叫许承宣的官员如此描述生活在立国未久的大清帝国的老百姓的痛苦：“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今日之商贾……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请禁额外苛征疏》，《皇清奏议》卷二十一)由于“亚财政”制度的存在，老百姓不仅要负担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所要求的赋税，还要负担并非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要求的“赋外之赋”、“税外之税”。按照帝国的正式规定，正式赋税并不高得让人难以承受，相反，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比如农业税率一般不高于百分之十，低者甚至不到百分之一，商业税率是“三十税一”或“值百抽五”，如果加上“永不加赋”的动听承诺，那么人们似乎可以生活在蜜罐里了。可是事实却是另一个样子，帝国时代的老百姓始终很苦，苦的原因就在于存在“赋外之赋”、“税外之税”。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小农经济有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其重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剩余极其有限，这导致了农民的税负能力很差。所以尽管国家正式赋税的负担可能还不是很重，但由于存在“亚财政”，而且“亚财政”的总体规模常常要比国家正式财政的规模还要大，正式负担加上“赋外之赋”、“税外之税”，就可能超过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成为不堪承受之重。老百姓自然也希望通过合法渠道取缔“赋外之赋”、“税外之税”，但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无效的，即使一时被取缔，不久后又会死灰复燃，并且超过原来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合法渠道走不通，最后只能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动荡由此而生，中国式王朝更替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为了寻求摆脱王朝更替“周期率”的答案曾经搜索枯肠，他们能够想到的最佳答案是仁政(善政、德政)，也就是所谓“以德治国”。这一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启超看得很透彻。梁启超说：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说到底，他们论证的只是理应施行仁政，而对不施行仁政应该怎么办却束手无策。既如此，现实就如同清代的民间谚语所说的那样——“关无善政”，税关从来没有善政，中国历史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政。没有善政的一个表现，是无法限制“亚财政”现象。中文“财政”这个词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创造出来的。日本人创造“财政”这个词，借用了两个中文字——“财”和“政”。“财”是财富，“政”是政治。所以“财政”就是“关于财富的政治”。“财富”包含着创造财富和享有财富两层意思。创造财富属于生产，享有财富事关分配。财富由谁创造，又由谁享有，这其实是人类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一切政治的核心内容。由于分配可以影响生产，当财富分配制度不公时，生产就失去动力，进而使整个社会停滞不前、衰弱落后。中国历史上的“亚财政”制度，是一种“关于非正当财富的政治”，它使社会财富做了扭曲性的、不正当的分配，它所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生活中“潜规则”盛行，一方面是当这种不正当的财富分配过于严重的时候，社会就有动荡的危险。一个国家，如果要真正强盛，它就必须解决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为社会成员出于自身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和平台。有了这样的机制和平台，社会就有活力，国家就能强盛，否则，就无法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本书通过一系列真实而生动的历史故事，细致勾画了中国历史上奇特而诡异的政治现象——“亚财政”制度，这是一种亚生育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又不被国家正式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它身份尴尬，却影响深远：它使民众在缴纳“明税”之外还要负担“暗税”，其规模随岁月推移而逐渐扩大，终成农民不堪承受之重，当总负担超过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税负能力之时，“明税”所体现的博弈均衡终被打破，“历史周期率”问题也就在此凸现并发挥作用。
洪振快，民间学者，自由撰稿人，曾为《南方都市报》撰写专栏，近年有多部人文社科著作创作出版。
财政：关于财富的政治（代序）货币换算说明做官的“利钱” 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解释权力 “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清官海瑞的私生活 海瑞受穷的真正原因穷京官的阔日子 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实图景送礼政治 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跑部钱进 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分月巴法则 湖南醴陵漕案背后的政治法则陋规战争 关于鸦片战争起因的旧说法陋规名色考 明清官场的陋规名目亚财政 非正式财政的分配机制及其规模估计吴思没说透 吴思历史解释框架评议李悝模型 中国历史博弈的均衡和失衡后记
做官的“利钱”官崇拜与“隐性福利”现象 一、刘墉对联清人丁柔克（1840－？）在他的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到金山寺游玩，寺僧见他穿得很朴素——“布衣芒履”，瞟了瞟他说：“坐。”对小和尚说：“茶。”过了一会，僧问此人是于什么的。回答说：“官。”僧人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说：“请坐。”并让小和尚“泡茶”。再过一会，僧又问此人是什么官。此人慢吞吞地说：“中堂。”僧人大惊，恭敬地说：“请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请此人为寺院题词，此人拿过笔来，写下一幅对联，上联是：“坐，请坐，清上座。”下联是：“茶，泡茶，泡好茶。”（《柳弧》卷一）故事中撰写对联的人，是乾隆、嘉庆年间曾任内阁学士、大学士的刘墉（1719－1805），也就是时下电视剧里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其人诙谐有智，这样的妙联估计也只有他写得出来。刘墉当时“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服朴素，“布衣芒履”，这也是符合情理的。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个故事的人情倒无须多说，官崇拜、势利眼本是人间常态，实在没有必要为之多费唇舌，但这个故事中的“世界”却值得一说，这个“世界”就是帝国时代的社会生态和心态，以及其中隐藏的帝国秩序和历史机奥。仔细品味刘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发现它含有两个系列、三个等级的内容。先说两个系列。对联的下联——“茶，泡茶，泡好茶”这个系列的待遇属于物质待遇。从随便倒一杯茶到现泡热茶，从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质待遇在逐渐提高。对联的上联——“坐，请坐，请上座”则是精神待遇。从坐到请坐，从请坐到请上座，这是态度问题，让人感受到了被人尊敬的精神满足。这两个系列的待遇，一个是可以用货币化来衡量的，一个难以货币化衡量。我们现在到名山古刹观光，常常可以品一杯茶小做休憩，环境再清雅，茶再好，十元钱不够，二十也许够了，二十不够，五十总够了，五十再不够，一百总差不多了，所以一杯茶的价值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大凡物质待遇大率如此。但精神性的待遇则不一样，它能让人感到满足，“请上座”的尊贵感觉比起享受一杯好茶的感觉更美妙，但这样的尊贵感觉到底值多少钱却不太好说。有理由相信的是，它可能比一杯好茶的价值要高得多。时下的名山古刹往往设有贵宾接待室，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进去的，能够在贵宾室享受“请上座”的尊荣，恐怕是要比喝一杯好茶更让人身心舒泰的。而我们现在要在名山古刹喝一杯茶大概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但要让名山古刹的处级、局级、部级主持尊敬地请你上座，那却需要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行（像刘墉那样具有“中堂”身份的人自然是没有问题的），而普通人估计是没有那样的资格、享受不了“请上座”的待遇的。再说三个等级。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后恭，开始冷淡最终热情，他在待人接物的心理上是看人下菜，根据人的身份等级分别对待：衣饰普通，“布衣”也，所给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个等级，“请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么“待遇”就再上一层楼，“请上坐”，再“泡好茶”。在这里，金山寺和尚给人的待遇依据身份被分成了“坐一茶”、“请坐一泡茶”、“请上坐一泡好茶”三个等级。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的性质问题。故事中的“待遇”到底算什么呢？所谓“待遇”，其实是一种个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现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质利益，其实只是“利”，而没有“福”，而在中国古代的用词习惯中，二者是有区别的，物质待遇属于“利”，精神待遇则属于“福”。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福”。“利”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福”则不能。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还是“福”重要呢？这可能因人因时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但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在于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严，所以“福”不是可有可无的。孔子曾经说，现在人们说到孝敬，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一只狗养一只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以养活它们，假如你没有孝敬的内心，那么你养父母与养狗养马的差别在哪里呢？孔子所谓“犬马之养”的这个论断，明白指出了赡养父母与喂养动物的差别，也指明了做为父母的人与做为动物的犬马同样是活着的差别，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饱穿暖，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敬的态度。所以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供养，还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希望得到的不仅是“利”，还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态也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出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质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福”和“利”的最大化，概括说，就是“福利最大化”，具体说，它应该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难以区分精神性的“福”和物质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动力。现在的问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享受的“福利”由什么来决定？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决定的。“身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是官？二、是什么级别的官？金山寺和尚以这两个方面作为区分“福利”的标准：“坐一茶”是给予一般人的“福利”，“请坐一泡茶”是给予普通官员的“福利”，“请上坐一泡好茶”则是给予高官的“福利”。从“福利”的享受主体——刘墉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断增长，增长趋势明显，幅度很大，而这一切基于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么级别的官？官的身份增加了刘墉的个人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却不是国家赋予的法定福利，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命名的难题：刘墉在这里因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应该怎么定性？叫它什么？刘墉当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规定，清代“中堂”一级高官的年薪包括180两银子和90石大米。刘墉做“中堂”的时代可以领双俸双米，所以法定工资是360两银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价按乾嘉时代每石1.5两银子来计算，刘墉的年薪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3万元人民币，月薪一万多一点。这个工资是帝国官员的最高标准了，但相对于一个大国的总理副总理来说这份工资实在不能说是高了。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数额有限。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级别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级别比他低的各级官吏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就不免产生一个问题：当官当到最高级别，也不过是这么点福利，那当官还有什么吸引力？显然，如果当官就这么点好处，那与读书人十年十几年几十年寒窗苦读、青灯黄卷的寂寞孤独是不相配的。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虽说读圣贤之书，但也未见得道德就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细账，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做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是社会的精英，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不会算不清基本的账。而他们又像范进那样对当官梦寐以求，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官场，这意味着有另外的东西吸引着他们。这东西是什么呢？二、神秘礼物在1930、1940年代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几年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到他少年时候的一个亲身经历。蒋先生说，他的故乡浙江余姚（当时属绍兴府，现在属宁波市）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亭里迎候。一个下午，还是小孩子的蒋先生发现亭子附近聚集了一大堆人，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考试。此前一目，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那就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蒋先生接着说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西潮·新潮》）蒋先生所说的学台大人即各省的学政，在清代是中央特派专门负责一省的教育的，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或主管教育的副省长，他的职责和权力主要是到省内各地级市（如宁波）主持考试，考查地方上的读书人——秀才，按考试成绩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参加省一级的考试——乡试。乡试的结果对读书人非常重要，在乡试中胜出的人，称为举人，获得了两种资格：一是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会试，胜出者成为进士，这是进入仕途的阳光大道；二是直接出仕做官的资格，如果举人不想参加进士考试，或者参加了考试而不能胜出，那么可以从基层干起，虽然这不是阳光大道，但还是有一定的升迁机会的。说到底，学政只是掌握了读书人通向做官道路的一个环节，但这个环节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全省的读书人对学政还是很巴结的。学台大人经过之处，地方上不仅恭敬有加，而且送上了“神秘礼物”。从还是小孩子的蒋梦麟先生的感受来看，他除了羡慕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之外，还产生了对学台大人享受的气派的羡慕感，因而生出当年刘邦见秦始皇出行仪仗漫天威风八面而生出的“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反过来，从学台大人的角度看，他不仅可以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还享受了地方上的尊敬巴结以及旁观者对其气派的羡慕。“神秘礼物”是物质性的，而“气派”——尊敬、巴结、羡慕则是精神性的。物质性的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而精神性的东西则不能。前者属于“利”，而后者属于“福”。学台的出行，享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而这些福利是在法定福利之外的。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件事中浙江学台所得到的“福利”与前面故事中刘墉在金山寺中获得的“福利”，它们有什么差别呢？二者在因为官职而获得法定福利之外的福利这一点上没有差别。有差别的只是浙江学台到宁波去主持考试，这属于公务活动，所以接待者是官方；而刘墉在金山寺的活动则是非公务活动，接待的僧人不具有官方身份。这两件事合起来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不论是在公务活动中，还是在非公务活动中，官职官位都能给本人带来好处。这些好处不是法定福利，但又能实际享有，我们该叫它什么呢？我想可以叫做“隐性福利”。在帝国时代，当官的法定福利也许并不那么吸引人，但“隐性福利”’却非常滋润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官崇拜，如同浙江学台的“隐性福利”让小时候的蒋梦麟先生所生出的羡慕，所产生的刘邦见秦始皇车驾而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羡慕感一样。羡慕值多少钱没有办法衡量，但蒋梦麟先生所说的学台的享受的“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却是可以衡量的。所谓“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在当时叫做“陋规”。“陋规”实际上是与其相关的一类事物的总名。帝国疆域辽阔，各地语言差异很大，关于“陋规”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词儿，比如海瑞，他在浮安当县令的时候，把这类东西叫做“常例”。在清代，“陋规”的花色极多，除了众所周知的“冰敬”、“炭敬”、“别敬”、“程仪”之外，还有“平规”、“盐规”、“关规”、“漕规”、“驿规”、“棚规”等等名目。（参见本书《陋规名色考》一文）这些名目还只能算是某一领域的总名，其下还有各级细目，每一个名称的后面是一类享受主体。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其实这是一个注重身份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因为每一个级别都应该有相应的词汇与之相对应，是绝对不可以混淆的。比如“漕规”，按湖南人的习惯，基层州县官员从征收漕粮中所得到的好处要在整个官场上分肥，给上司的叫“漕馆”、给地方上素质不好的读书人（所谓刁监劣衿）的叫“漕口”或“漕口银”，给押运漕粮的运丁的叫“水脚”，剩下留给自己的叫“漕余”；漕粮从湖南押运到北京通州的过程中送给沿途关卡、官吏的好处费有几十种，概括起来则分“南费”（在江苏淮安以南所支付的费用）和“北费”（从淮安开始北上途中的费用）。而湖南的“漕口”或“漕口银”，在江苏则叫“白规”，在湖北叫“蝗虫费”。（参见本书《分肥法则》一文）陋规”的“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解作“规则”，那么“陋规”就是“鄙陋的规则”、上不得台面的规则，也就是“潜规则”，这正是吴思先生“潜规则”一词创意的渊源。不过，在明清人的眼里，和他们平时用词的习惯，“陋规”通常是指“规礼”、“规费”，就是与国家正式税收相区别的那些送礼、乱收费等名目。当年的一位省里“一把手”——山东巡抚曾经说：“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规礼，有一规礼即有一规礼之杂费。”（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折）他说的“规礼”、“杂费”就是陋规。“规礼”是给各衙门主要官员的，而“杂费”则是给官员的随从人员的，相当于小费。“规礼”的等级高一点，用“礼”来称呼显得尊敬一点；而“费”则等级低一点，不是那么好听。用“规礼”还是用“杂费”，这里面是有区分身份等级的深刻用意的，中国人的“聪明”往往体现在这种遣词用字的细微差别上。仔细体会“陋规”的两种含义，可以发现它们其实是有关联的：“潜规则”滋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那些“规礼”、“规费”。因为这些“规礼”、“规费”是不合国家正式规定的，所以必须以非正式的制度——“潜规则”来加以约定，形成一定的惯例之后，交易双方有了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循，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种不是规则的规则、不是制度的制度。这样看来，把“陋规”的“规”解释为“规礼”、“规费”，似乎更能体现佛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智慧。规则，其实质不就是利益分配机制吗？规则本来是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但对于陋规来说，下级只有向上级及随从人员馈送“规礼”、“杂费”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则”，而仅仅是一种怎样分配“福利”的机制。陋规是清代官场“隐性福利”的主要表现形式，但“隐性福利”不止于陋规，比如上述故事中刘墉所享有的“隐性福利”就不属于陋规。三、“一定也要做官”2007年1月2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因受贿而被判刑的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在其任安徽濉溪县县委书记的1995年夏天，曾与记者谈起他的“唐百万”的绰号，唐怀民说：“我也知道有群众私底下叫我‘唐百万’。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他举了个例子：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我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10万20万也没什么奇怪的。唐怀民在县委书记任上成了“唐百万”，按照他的说法，光是“逢年过节”下面干部到他家里送礼，一年10万20万是没什么好奇怪的。“逢年过节”送礼算不算贪污受贿？这要看什么情况。假如是为了买官什么的而借“逢年过节”的时机送重礼那应该属于贪污受贿，但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联络感情”，恐怕就不容易认定为贪污受贿了。一个县委书记一年光是下属干部“逢年过节”送礼就能成为“唐百万”，可见县委书记的“隐性福利”是很多的，某些腐败分子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就不奇怪，其中以“逢年过节”送礼的形式的收入应该是一部分。由于送礼的人太多，书记们大概也记不得到底谁送了、送了多少，这就成了来源不明的财产，而积少成多，其数额又很巨大，到了某一天被查处的时候，就成了法院判决书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写一本书，如同一次精神历险。探险一般会有几种结果：探得宝藏，满载而归；一无所获，徒费心神；捡到几块石子，不清楚是璞玉，还是普通石头。本书的这次探险，大概属于第三种情况。“亚财政”和“李悝模型”的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对于揭示中国历史是否有所价值，只能留待读者评判。感谢师长、朋友们对本书写作、出版的支持和鼓励。感谢葛剑雄先生和邹东涛先生拨冗为本书撰写了短评。欧阳日辉博士、丁骋骋博士、李世文先生对尚不完善的书稿提出过恳切的建议，于九涛博士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和朋友间的愉快讨论能够使某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和完善，所以衷心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建议！另外，还应该感谢吴思先生的思考和写作方式给予的启发。本书对吴思先生历史分析框架可能存在的逻辑问题做了学术意义上的批评，历史如此玄奥，我们每个人所得的只是在自己捡到的有限的历史记忆碎片的基础上拼凑起来的历史图画，这个图画上的风景是否就是历史原来的风景，大概没有一个人敢于确定，所以能否“说透”，那本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个历史观察者，他能够用自己的拼图方式拼出一幅动人的图案，那已经足以让人钦敬了，吴思先生的工作正有这样的价值。特别感谢现居加拿大的旧日同窗叶盛和彭锦秀伉俪，在我客居京华的日子里，他们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戊子盛夏，洪振快记于京华无壁居。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在这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2008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 我一直以为，学习和研究历史之难，不在于史料难以收集，或难以理解，而在于如何通过史料的文字，读懂看不见的史料，理解史料背后的事实。尽管我们已经无法进入过去的社会，亲自发现或感受史料背后的事实，但通过认真的研究，还是可以复原出部分事实。这就是我重视《潜规则》的原因，也是我推荐《亚财政》的理由。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葛剑雄 本书以大量史料分析了明清时代“亚财政”这个十分突出而未被细致研究的非正式制度，把集体腐败的潜规则揭示得淋漓尽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注脚，认真研究历史上的“亚财政”现象，对当今中国的公共财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著名学者 邹东涛
《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当官为什么吸引人？权利到底是什么？海瑞的贫穷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清代京官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百姓告官为什么告不赢？鸦片战争的起因到底是什么？中国历史发展到底有什么规律？……欲知答案，请看《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独出心裁的新解释——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2008年3月18日 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
无
所谓“亚财政”，是一种非正式的财政制度、一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经制财政)的历史现象。之所以认为它是“亚财政”，是因为它具有三个特点：一、已经普遍化、制度化，而不是个人的、个别的行为；二、尽管已经制度化，但却不是正式的制度，并不是国家认可的；三、它和国家正式的财政制度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这本书以流畅的文笔和详实的史料，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明清时期的历史画面，让我们从另外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去读历史，这种读法，逻辑清晰简洁，非常有说服力，不像教科书那般牵强附会。书里揭示的亚财政的规则，其实一直仍在影响当代中国。读这本书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政府和社会。
正如周易对国人生活的丝丝入扣一般，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是如此，自古以来，就是明一套暗一套，“阴阳”并存，即便今日，也从未改变。
如果有看过钱穆先生的书，就会对现行的制度能有所了解，那就是，基本沿用了明清的体制。其实，我们近一千年没有改变。所谓的革命，是形式上的。
渐渐地，国人就慢慢的学习着如何客观的看待历史，客观的分析，而不是跟随歪曲的言论。客观，甚至于达到近乎残酷的理性，才能用最适合的角度，看待过往的种种，以致理解今天的现象。
本书对于鸦片战争起源的分析最得我心，所说的，很符合国情，看完了，忍不住默默点点头，就是这样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以致后来清政府换了一个英国人来管治海关，暗地里，也许也迫于国外的压力。
但是，似乎在过往的历史中，是找不到现在的答案了，是孟德鸠斯的三权分立吗？这样大型的体制改革恐怕国内无法实现；是香港的廉政公署？那里只是小地方政策；像清政府一样在小部分范围聘用外国人？赫德在今天的中国，是绝对呆不下去的，水太深了，会游泳都不成，搞个潜水艇也许还有希望。
一本了解中国古代财政运行潜规则的好书
与<他乡之税>一起读完。这两本书可以看成姊妹篇。但是这本书更深刻！
书很不错，让人受益匪浅。它给了我们另一个视角去看历史、看社会、看中国的人情事故。
了解社会，了解历史，理解中国现实，此书必读！
深入浅出，另一种视野研究历史，值得拥有
知道古代官场运作的历史，于当今的事也可以理解多一些。
经济学老师推荐的又一书目 读了几章 偏僻入里的诉说着中国特色的人情世故 官场人事 推荐购买
通俗的语言丝毫不影响学术的严谨和思想的深刻。很多动辄使用大众不能理解的语言，内容又不怎么样的学者在写作时应以此书为榜样。
绝对好书，在咱这国家来讲已经算是比较深刻了...
再深刻下去就不让出了！
讲述的道理很真实
看了这本书，您就理解现在很多的问题啦！
与隐蔽的次序一起读，会更有收获。
借古咏今，很有现实意义。
同样，也是先从图书馆借来看完了觉得是好书，才回去再去买来做备用参考书。
写的深入浅出，文字不会学究气，相信对许多学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常好。及时，迅速。
自从吴思创出“潜规则”一词并红遍大江南北，以至于连女演员和男导演之间那点破事儿都被冠以潜规则之名以来，类似的命名方法开始层出不穷。前段日子读了本《隐权力》，如今又看到这本《亚财政》，相仿的还有《逆淘汰》等。看着大家都这么爱造词，我也颇有些技痒，决定也依样画个葫芦，自己杜撰一新词“次世代”，以后哪个社会学家要借用，得付我点版权费~什么？你说这个词已经被日本电玩界用过了？nnd小日本……
以上言论，纯属玩笑。不过也说明了潜规则之后此类先构建新词，再以其解构历史的研究方法的普及。什么是“亚财政”？照作者洪振快的说法，就是一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却不为国家正式认可的形式，是对民众课以“明税”之外的“暗税”。其实，无论是“潜规则”“隐权力”“亚财政”，说的都是一码事，也就是以往官场上称为“陋规”的制度，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罢了。“潜规则”注重制度本身，“隐权力”则关注制度导致的权力移位，“亚财政”便是用这种权力来牟取非正式福利的手段了。也就是说，“亚财政”是前两者的最终目的所在，大家拼死拼活抢一个官位，为的就是这位置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其实关于陋规，黄仁宇早就提到过，并名之以“非正式的财政”。吴思觉得黄仁宇没说透，于是自己整出了“潜规则”（估计是觉得黄老起的名字不够气派）。如今，本书作者又觉得吴思也没说透，结果便有了这本书。那么他说得如何，是否有说透了呢？
书一上来，作者先是直接指出中国民众普遍的“官崇拜”心理，以及官员所具有的“隐性福利”“灰色收入”的事实，通过对明清官场的种种陋规进行梳理，来建立起“亚财政”的概念框架。并且以此来对“送礼政治”“跑部钱进”等至今仍然存在的官场现象给予了解读，甚至对鸦片战争的起因也做了全新的阐释。在论证过程中，大体立论清晰、材料翔实、联系合理，语气在客观之余也带一丝辛辣与调侃，还不忘联系现实，颇有可读性。与吴思以“合法伤害权”为主要论述对象不同的是，作者主要论及“合理赐福利权”。前者威逼，后者利诱，似乎更加符合“和气生财”的宗旨。当然，官员们被赐予的“福利”，不可能凭空出现。说到底，还是从老百姓身上来。“亚财政”制度使得普通百姓不得不承担正式税收之外的其他苛捐杂税，其名目之繁多，令人叹为观止。民众负担随着此种隐性财政制度的愈加臃肿而日益沉重，直到不堪忍受，揭竿而起，国家最终积重难返，改朝换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根源所在。
书到此处，作者似乎是要把“亚财政”推及中国历史的整个领域中，成为一种定律式的存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吴思的“元规则”，都有此意图。不过，问题也就出在了这个推演过程之中。作者在“吴思没说透”一章中提出了吴思构建血酬定律和“官家社会”时出现的漏洞，继而又自己推出了一个“李悝模型”来作为中国历史博弈的理论呈现。应该说，他的建模的确比吴思更加细致，对血缘集团的划分更加合理，但是推导过程还是有过于简单化的问题。以明清已经烂熟之官场状况归纳出“亚财政”并没有问题，然而要将其演绎到所有的中国历史博弈之中，未免论证不足。这也是此类书的一贯问题：材料范围过窄（《隐权力》和本书尤其给人重合之感，作为例子的张集磬大大风光了一把~），缺乏比较学视野。纵向上，此类陋规究竟何时肇始，秦汉时的官场与唐宋时，明清时有何区别？横向上，则缺乏和西方政体的比较，欧洲等地是否有潜规则，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何？当然，这些问题要回答起来都不容易。但若不回答，就想直接把自己创出的概念推之四海，未免就失之武断了。所以，本书作者虽然在“潜规则”的基础上有更加深入的挖掘和发展，值得肯定，但依旧还是“没有说透”。
其实，从某一层面来说，“亚财政”是否是那么“四海皆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对于现实的意义。时至今日，“亚财政”现象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而是依旧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每年报考公务员的盛况，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夸张，屡禁不止的“过节送礼”，从这些怪象中，不难瞥见“亚财政”的影子。如何杜绝此类现象？高薪高福利是否就能防治腐败？作者已经用雍正时期“养廉银”失败的事实说明这套做法的无效。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只要制度之中有漏洞，手中有权的官吏就一定会以此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历史的教训。因此，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权力的制衡，抑制官员过大的“合法伤害权”和“合理赐福权”，改“人治”为“法治”。这是西方宪政思想给出的答案。将两者结合，并努力构建一种健全的财政制度，这恐怕才是我们最应该从“亚财政”一词中所学到的。
财政状况，经济压力，利益格局，往往不见于史书详述，可它们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力量。制度的设计，要保证参与者的基本利益，而不是鼓励大家权力博弈，这样的制度才是相对公平的。
核心概念就是围绕利益分配展开的各项人类活动，本书通过展开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人们了解、适应、改变现实的参考。对于拥有资源、致力于社会良好发展的人来讲，可以看清治理的对象，研究相应办法；对于散民来讲，认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并努力找到理想落地的途径，因为，只有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才能改造社会。
应该说是本好书，无论是对职场精英，还是工厂技工，均能让你无时不刻的转动脑筋不停地回忆曾经自己经历的点点滴滴。直到看完这本书才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如此孤独的过客，无论政要无论百姓。我们在互相揣测和猜度中完成这个社会的历练，最终得到的仍然是本我的归真。
可以与潜规则、隐权力等对照阅读，但三本书所用例子似有雷同
一般，算是潜规则的衍生品
如同潜规则
对吴思的"潜规则"进行了修正和进一步完善
自从吴思写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后，类似的书就纷纷窜出来了，“隐秩序”、“亚财政”......唉！具体到本书，有兴趣的也就看看而已。
不错，但是理论分析不太好，只是一本枕边小说类书籍。
学识浅，看不懂，没兴趣
买了以后就马上看了，内容不错，书中作者的论点都用了非常多的典故来证明。较为真实。感觉物有所值
本书前面部分用史料阐述了古代官员的生活水平以及各种名目正当的税费无法满足公务员的生活水平导致了各种蹊跷名目的苛捐杂税是如何流入这些官员的腰包~
非常愉快的得知海瑞清官大人清平在养小老婆太多。皇上是苛捐杂税幕后推手，因为自己也想游览的风光和舒服。 不过历史上皇上也挺倒霉的，老被糊弄，想吃碗片儿面都会被内务的人利用大肆兴修厨房为名目来牟利，知道如此也没办法，只能不次了。。。。权力制度的制衡让皇上也挺没自由，如此种种都是封建社会制度上的众生百态，现代人看会觉得都是陈规陋习，但是在那个时代的那个环境，这就是产物。
阐述了各种巧立名目的税收后，来到了历史进程这个话题上。一件事情不停的偏离偏离肯定会产生一个大漏洞，这个情况也在我们陋规上发生了，官员欺负完老百姓又去欺负外国人，苛捐杂税+陋规欺负到老外头上，跟你讲道理没用，告状告不进去，最后只能导致了船舰利炮来打开你的大门。并非完全是被欺负，用鸦片来祸害你中国人，如果是任何一个商品白糖蜂蜜等引发战争都可能改一个战争的名字却不可避免战争的爆发。所以这种以为你在玩别人最后把自己给玩进去了的陋规，作者认为是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玩着玩着把自己玩坏了。
最后结尾我觉得是本书的亮点。深化的讲了制度更替，以及产生陋规，这些的根本原因。
小原始人们劳动，然后打别人，抢食物。后来小原始人发挥聪明材质，能生产更多的东西，剩余劳动开始多了起来，拿战俘来生产更划算，就有了奴隶社会。奴隶劳动不积极，给奴隶生产资料——土地，开始租给他们一部分，慢慢给他们一些土地，就变成了封建社会到帝国时代。人们生产了东西去社会上交换就发展起来了商品经济。
在这个制度下存在几个博弈主体，主要分两个——劳力和劳心集团。劳力集团就是穷苦大众老百姓啦， 劳心集团是血缘-武力，血缘-文化，血缘-知识集团，就是统治者。统治者收钱帮你保护你的人生财产安全让百姓安居乐业过好日子。
集团的博弈就这么开始了。当整个博弈体系均衡大家都满意的时候就很天下太平，国运昌盛。博弈系统有哪方不满就开始拉锯战。这些是这个模型的内生因子，当外生因子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如天灾人祸——地震火山气候变化，外族入侵的时候，我国劳力集团是农耕文明，这样要么靠天吃饭，天不容人干旱洪涝，生产不出，活不下去了，就开始斗争了。要么外族团结一致入侵的时候，本来平衡的税收体系开始各种加赋加响，抓壮打仗，体系又不平衡了，越来越脆弱就会被打翻。
那么最长久的是什么呢？文化。儒家文化循循善诱要善待老百姓，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实就是说制度这个巨灵啊，你要吃人就少吃一点，吃太多，人活不下去了团结起来就把你给吃啦~~~~~ 可惜大部分君主没听懂要么就是听懂了巨灵也不听他的话没可惜天子也没加智慧点最后本来应该是为自己所用的巨灵把自己给吃掉啦。
如何解决这个不停博弈朝代更替的问题呢？书中说老外想到个方法就是政治文明先进啦，你统治者不能说了算，我们引入议会之类的东东代表被统治者，我们来商量，不断的讨论大成平衡。中国在这个进程上当时走的比较慢是既得利益者老夫子怕革命把自己革了就拼命阻挡最后大家一起玩完。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老美这个创新就把这模型玩转了，是迄今维持解决国家困境的最佳方案。
全文完
我先读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然后又买了《隐蔽的秩序》简单了翻看了几篇文章。
接着读了《逆淘汰》，明白了岳飞被杀和朱镕基总理一届就下台的原因。
后来读了《隐权力》，发现人际关系网是很强的权力金字塔的替代物，关系成为隐性权力。
而后读了《灰章程》和《灰色生存》不禁对中国那些白纸黑字规则的形同虚设而感到可笑。
之前读的《我想重新谈谈历史》是对这些道理的总结和归纳，具有很高的历史穿透力。
前天读了《帝国的惆怅》，又买了《帝国的终结》发现易老师比谁都清楚腐败的合情性。
现在读了《亚财政》，才明白模糊不清的陋规、奉仪、门包是激怒欧洲企业家、冒险家的关键因素。
吴思、程万军、吴非、宗承灏、易中天、洪振快都是这其中的行家，他们洞察入微，通晓一切，从历史文献的迷雾中拨开，从中发觉问题的所在，为经济学中关于『中国社会利益的获得与分配问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把暗示、威胁、勒索、伤害、赐福说得明明白白，将明与潜(暗)、顺与逆、显和隐、黑灰白、正式与非正式、真与假、实和虚的辩证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
总结：
1.《潜规则》《灰色生存》《灰章程》为同一系列，主要讲东方国家一只看不见的手——权力。同时揭示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利己主义“思想。
2.《隐权力》主要讲人际关系可以改变权力，通过和一号当权者的人情关系在实际上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
3.《亚财政》补充了《潜规则》没说清没说透的问题，是计算历史学、计算历史经济学的深化和发展。
4.《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虽然在说历史，但处处都诉说人际关系、权力和利益转移的问题。
5.《逆淘汰》是对重利轻义、集体主义、奉公灭私的巨大讽刺，主要讲中国官场的人事制度弊病。
6.《血酬定律》主要讲劳动和回报之间的关系。血汗人命皆有定价，是中国版的《一切皆有价(商品·生命·幸福·工作·女性·未来·免费·文化)》
7.《我想重新谈谈历史》是对本文中所有书的归纳总结，吴思不愧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学和历史学的鼻祖，我们甚至可以说：”吴思重新发明了历史。“他的文字高度概括，他的分析洞察幽微，其思想之深邃，内容之抽象，语言之简练，分析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没有历史基础的人读不了，没有历史功底的人读不下去。但一旦能够啃下来，可以极大提升我们的世界观，培养你对制度变迁、经济理论、人性的深刻洞察力。
自从吴思创出“潜规则”一词并红遍大江南北，以至于连女演员和男导演之间那点破事儿都被冠以潜规则之名以来，类似的命名方法开始层出不穷。前段日子读了本《隐权力》，如今又看到这本《亚财政》，相仿的还有《逆淘汰》等。看着大家都这么爱造词，我也颇有些技痒，决定也依样画个葫芦，自己杜撰一新词“次世代”，以后哪个社会学家要借用，得付我点版权费~什么？你说这个词已经被日本电玩界用过了？nnd小日本……
以上言论，纯属玩笑。不过也说明了潜规则之后此类先构建新词，再以其解构历史的研究方法的普及。什么是“亚财政”？照作者洪振快的说法，就是一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却不为国家正式认可的形式，是对民众课以“明税”之外的“暗税”。其实，无论是“潜规则”“隐权力”“亚财政”，说的都是一码事，也就是以往官场上称为“陋规”的制度，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罢了。“潜规则”注重制度本身，“隐权力”则关注制度导致的权力移位，“亚财政”便是用这种权力来牟取非正式福利的手段了。也就是说，“亚财政”是前两者的最终目的所在，大家拼死拼活抢一个官位，为的就是这位置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其实关于陋规，黄仁宇早就提到过，并名之以“非正式的财政”。吴思觉得黄仁宇没说透，于是自己整出了“潜规则”（估计是觉得黄老起的名字不够气派）。如今，本书作者又觉得吴思也没说透，结果便有了这本书。那么他说得如何，是否有说透了呢？
书一上来，作者先是直接指出中国民众普遍的“官崇拜”心理，以及官员所具有的“隐性福利”“灰色收入”的事实，通过对明清官场的种种陋规进行梳理，来建立起“亚财政”的概念框架。并且以此来对“送礼政治”“跑部钱进”等至今仍然存在的官场现象给予了解读，甚至对鸦片战争的起因也做了全新的阐释。在论证过程中，大体立论清晰、材料翔实、联系合理，语气在客观之余也带一丝辛辣与调侃，还不忘联系现实，颇有可读性。与吴思以“合法伤害权”为主要论述对象不同的是，作者主要论及“合理赐福利权”。前者威逼，后者利诱，似乎更加符合“和气生财”的宗旨。当然，官员们被赐予的“福利”，不可能凭空出现。说到底，还是从老百姓身上来。“亚财政”制度使得普通百姓不得不承担正式税收之外的其他苛捐杂税，其名目之繁多，令人叹为观止。民众负担随着此种隐性财政制度的愈加臃肿而日益沉重，直到不堪忍受，揭竿而起，国家最终积重难返，改朝换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根源所在。
书到此处，作者似乎是要把“亚财政”推及中国历史的整个领域中，成为一种定律式的存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吴思的“元规则”，都有此意图。不过，问题也就出在了这个推演过程之中。作者在“吴思没说透”一章中提出了吴思构建血酬定律和“官家社会”时出现的漏洞，继而又自己推出了一个“李悝模型”来作为中国历史博弈的理论呈现。应该说，他的建模的确比吴思更加细致，对血缘集团的划分更加合理，但是推导过程还是有过于简单化的问题。以明清已经烂熟之官场状况归纳出“亚财政”并没有问题，然而要将其演绎到所有的中国历史博弈之中，未免论证不足。这也是此类书的一贯问题：材料范围过窄（《隐权力》和本书尤其给人重合之感，作为例子的张集磬大大风光了一把~），缺乏比较学视野。纵向上，此类陋规究竟何时肇始，秦汉时的官场与唐宋时，明清时有何区别？横向上，则缺乏和西方政体的比较，欧洲等地是否有潜规则，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何？当然，这些问题要回答起来都不容易。但若不回答，就想直接把自己创出的概念推之四海，未免就失之武断了。所以，本书作者虽然在“潜规则”的基础上有更加深入的挖掘和发展，值得肯定，但依旧还是“没有说透”。
其实，从某一层面来说，“亚财政”是否是那么“四海皆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对于现实的意义。时至今日，“亚财政”现象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而是依旧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每年报考公务员的盛况，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夸张，屡禁不止的“过节送礼”，从这些怪象中，不难瞥见“亚财政”的影子。如何杜绝此类现象？高薪高福利是否就能防治腐败？作者已经用雍正时期“养廉银”失败的事实说明这套做法的无效。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只要制度之中有漏洞，手中有权的官吏就一定会以此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历史的教训。因此，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权力的制衡，抑制官员过大的“合法伤害权”和“合理赐福权”，改“人治”为“法治”。这是西方宪政思想给出的答案。将两者结合，并努力构建一种健全的财政制度，这恐怕才是我们最应该从“亚财政”一词中所学到的。
很多人喜欢用人性来解释经济，实际上经济的发展运作恰恰是摒弃人性因素的。
亚财政阴暗面游戏规则也不是中国自产的，这颗种子全球都开过花，只是天朝独特的土壤环境意识形态非常适合它扎根生长。西方人希望通过个人的博弈一步到位，天朝则是形成集体博弈共赢而繁荣。中国人聪明啊。
绕回来说，和社会一样，历史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学。
关于史料, 详实, 旁征博引不失趣味.
对于作者, 认真, 治学精神值得敬佩.
至于意义, 不大, 贵国古今一向如此.
书中印象最深的两句话, 是至今我看到的最有技术含量地描述"潜规则"这件事的:
(掌权者获得个人利益后无非在做两件事)合理赐福, 合法伤害
与吴思《潜规则》一脉相承。比潜规则进一步的是，对通过这些潜规则获取的利益做了规模上的估算。虽然不知道估算的是否合理，但起码是一个尝试，如果有人进一步做这些工作，会很有意义——正如作者所言，这个估算的结果对于博弈局中人的策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写的比较轻松，可以当闲书来看，不过文笔还是吴思的更好——个人偏好问题。
闭卷反思，如何才能规避作者所言的亚财政现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想说（我暗自揣测）而没有说的东西。这个现象现在有没有？是不是和以前一样？规模更厉害还是小一点？花样有没有翻新？为什么没有解决？是否有解决的可能性？如果说是文化问题，可以看看同宗同源的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香港也曾经有过四大探长这样的官僚腐败时期，他们如何根治这个问题？其他几个地区如何？或许，能够提供一个解决亚财政和潜规则的经验。我们也有几千年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
谢谢作者提供了失败的经验。
BTW，唯一的担心是这本书为官僚们提供了亚财政的创新手段。
人之初，性本廉啊，还是人之初，性本贪啊。为什么要穷究这些呢？查到根子了，好来对症下药治治满朝的贪吏啊。雍正爷在这个命题上是做出了大胆的探索的。
一招，叫“养廉银”（P54），用今天的文话讲叫高薪养廉，用今天的白话讲叫公务员的工资也该涨涨了。这招的理论依据当是人之初，性本廉。只是后来叫社会中那些大款们给熏陶坏了，才不得不“见贤而思齐之”，慢慢学得贪腐。现在朕给你们把收入找齐点，不让你们受大款们的招摇，爱卿们当共图君国大业了吧。
另一招，叫“会考府”制度（P99），是今天国家审计署的圭臬。这招的理论依据当是人之初，性本贪。你们这帮狗奴才，就是改不了吃屎的习性。别怪朕大行审计风暴了，只有严厉监管住这些狗性，众爱卿才能齐心为国办出来人事来啊。
这所以说雍正爷的探索是大胆的，是他在还没考证明白那个大问号该以何为答的情况下就来了个双风贯耳两头堵，管你生下来性XX，朕都给你管上了。可惜的是，天不随人愿，就是天子之愿也不能给个面子，无论是“养廉银”制度还是“会考府”制度，都以财政上的惨败告终。一个是拿肉包子打狗赔了金银还徒添笑柄，一个是成了多个衙门多道槛黑钱还得送双份。事至此，雍正爷做何感想呢？洪兄没好意思写出来，那是给天子笔下留德。不过雍正爷的两大发明探索留传至今绵绵不绝，且一如既往的两头哪也堵不住，又谁说不是大功德一件呢。
其实众爱卿生下来性XX怎么样都没关系，但是人有五官六欲七情也，到了这个社会上是清是浊还不是大伙说了算的？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生存法则。人民公仆老当孺子牛？牛也要告你们虐待动物呢。举个现在的例子：看报上说有个小区里众人一致要倡廉，把个物业公司横过来竖过去查了个底朝天。结果第二天，物业公司一声“公仆不伺候了”，全体撤离，把个小区变成了猪笼寨，大家才知道要以后倡廉就得做好什么样的物质准备，还得是相当长期地。报上还说有个小区多少年了压根就从来没进过物业公司，灯坏了水堵人连个帮忙的人都没处找。一打听，小区维修基金凑不够数。难怪了，那人家还来干啥哟，光受你们“会考”来啊？
所以现在选择题就这样，别瞎琢磨人之初性什么了，想要当主子的，上市场挑公仆去，随行就市，出多少钱就有多少份力气。雍正爷九五之尊都忍了，你们还有什么好嚎的？大家不想找别扭的，还是看着给吧。当然，同时心里咒骂万千次这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
《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 洪振快著 新星出版社
如何使庞大的官僚集团当好自己的奴才（现代概念叫政治代理人），又避免其带来的沉疴，是历代君王一直无法释怀的心病，难倒了众多雄才大略的英雄。明朝朱元璋，在历史上首次推行颇具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制度设计与改革，编订《醒贪简要录》，苦口婆心劝官员们道：“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削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却收效甚微。明朝官吏们哭穷的多，后世史家对此颇多同情。实际上，其待遇还是按照一官员养五口人的待遇给的，并不薄。朱氏家族胡萝卜不行，换着上大棒，明代复活了大量古代肉刑，连枷号、剥皮也被用来对付官员，至于东、西厂、锦衣卫，更使官吏们闻风丧胆。后世至天朝，先帝英明，其意图借助底层民众力量摧毁庞大的官僚集团，无奈亦未果先终。
为何官僚集团如此经久不衰？概因来自国家的权力要到达每个臣民，皆需要一个中继站——作为普天下一切财产的名义所有者，皇帝无法与每一个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亦无法插手每一个小作坊。用肉唐僧的话而言，在欧洲，这个中继站就是贵族阶层；而在中国，这个则是庞大的官僚系统，这正是官僚集团经久不衰的原因。历代仁政善举，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之说，其实并非皇帝给百姓的画饼，其多半是有真凭实据的。然而皇帝的号令出得了紫禁城，能否出北京城就成了疑问，最后历代多因底层的揭竿而起而终结。照“血酬定律”，此时百姓的命价其实已价值无多。这是谁的罪过？皇帝是好的，“经”还是被底下的官僚们给念歪了。歪在哪里呢？问题还是出在皇帝选定的代理人出了问题，即所谓官僚集团有所谓潜规则的弊端。针对此潜规则，《亚财政》一书针对性地提出了“亚财政”这一概念。“亚财政”，是指那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又不被国家正式认可的正式制度，只是亚财政更多地把意义侧重在政府官员及其所奉行的财政制度方面，潜规则所涉及面则更广。此种财政制度，外在表现即为文官系统的低效、夹杂私心（以权谋私），将压榨来的财富进行一种非生产性消费。中国隋唐科举制度施行以来，其所选拔的文官系统，均为通过科举制度模子的人，其所器重的不外乎符合学术正统的语录典籍、诗词书画等，在这些领域内的精力投入与财富消耗，都无法转变为现实的科技进步，也无法带来足以改变社会面貌的生产力与生产工具的改进。
官僚集团的私心会导致以权谋私，腐化则会带来更多的弊端，比如社会福利的负帕累托改进，遂历代常出现“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之状。对于希望上下一致，利益均沾，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的官僚集团来说，他们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官僚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福利，而是减少社会总福利，他们在争得自己那一小块蛋糕的同时，却糟蹋了更多的本可以赈济百姓的救命粮。其实他们自身所得不多，但所败坏的社会财富则甚多，这一现象，被人喻为官僚集团的“抢瓷器”之状。在此方面研究颇有建树的美国学者奥尔森在其名著《国家兴衰探源》里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此正是中国古代官僚集团行为的概况。由于这个集团的利益具有排他性，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它还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
当官僚集团挟持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并且规定了要想改变身处底层命运的途径时，对普通百姓来说，除了同流实则出路无多。至此，整个国家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正因为此私心，中国民间几乎形不成有效的财富积累，业已形成的积累，也无足以支撑社会的改变。如此下来，这种低积累、低投资的局面，持续了二千多年，终至于社会的长期停顿。
《亚财政》一书，还有一个内容上的亮点：从一个“亚财政”引发的视角，独到地解释了鸦片战争的起源：海关的“亚财政”——即海关官员针对英国贸易商船索要的繁重而无法忍受的苛捐杂税，也成为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一般人会以为这是一个很主观臆断的结论，从作者的考据看来，作为一种假说的可信度也很高。
《亚财政》从名字上到内容上，都几乎是《潜规则》《血酬定律》的延续--这话洪振快不一定爱听，但用经济学的理论去研究历史与政治结构的框架，又阐述得如此晓畅易懂，吴思是第一人。黄仁宇也算点到了“数字化管理”，不过离经济学理论还差着那么点。当然也有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论著，比如最近正在狂啃到想死的心都有的《权力与繁荣》。那就基本是象牙塔的玩艺了。
但是不得不承认，《亚财政》对“非正式财政体系”和“历史博弈模型” 描述，依然有其深入与独到之处。
帝国的历史政治结构其实就是一个博弈模型。模型中有三方玩家：最高统治集团、官僚集团和被统治者。其利益都各不相同。官僚集团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代理人，其利益并不相同。双方博弈的例子可以参见《叫魂》和20世纪60-70年代的那场运动。至于官僚集团和被统治者的博弈更是比比皆是。
博弈这个概念的引入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一切从理性经济人的实际利益计算出发，摒弃了压人的道德大帽子，从而使常见的道德和立场的口水战变得毫无意义。
统治格局是一个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简化一下，包括最高统治集团和官僚集团）的博弈结果。帝国建立之初，这往往是一个双方都相对满意的交易，随着帝国延续，一方不断地压榨另一方的接受边界，但依然是在交易可接受的范围内，直到被压榨的一方完全无法接受，拒绝交易。
这个压榨过程无关乎道德，更像一个市场交易。就像书里的那个例子，一瓶矿泉水成本1元，卖5元，只要有人愿意买，就说明至少在买者看来，这笔交易仍然是合算的，买者依然可以从中得到利益， 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说那是奸商--当然在自由市场的情况下。
原来的税率是5%，经过官僚集团的运作变成了10%，20%（这又涉及到官僚集团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博弈，也许20%中官僚集团拿10%，或者拿15%，此处姑且不论），被统治者都可以接受，因为用这个价格购买的公共产品（得以维护生产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依然使他们有生存的空间，能够通过生产活动来获利，这时谈什么罪恶的统治阶级，什么不道德的剥削，都没什么意思。
只不过是一场交易。
问题出在自由市场的大前提下。没有自由的市场，消费者就没有用脚投票的权力，更没有定价的协商权。这就不是一场真正的博弈，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交易。
在一个垄断的市场里，价格是由产品提供者来定的。利益最大化的天性必然使之不断加价，直到压榨完消费者的所有的获利空间（尤其在官僚集团存在的前提下，因为他们不像是最高统治集团那样想把这个博弈游戏永远玩下去），于是game over，交易结束。
体现在历史上是一场场的改朝换代。
提到消费者的定价权，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即如果被统治者有了定价的权力，他们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漫天杀价，从而干扰公共产品的正常交易，使社会运作毫无效率。
这个观点一个常见的表达形式是，如果人民没有民主社会的基本素质，民主制度只会带来混乱。
想想你自己是怎么买东西的吧，一瓶水卖5元，从我的利益最大化出发，我当然希望它卖5角，最好是5分。
可是这样交易就无法达成了。而我从5元交易中获得的益处也自然没有了（比如因为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口渴问题而获得的相当于2元的利益），那么依然是从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出发，我会接受5元的价格，至少完成这个交易，我会赚2元，不做交易，我什么都没有。
购买公共产品之初，我当然也拼命压价，但压到一定程度，我也会意识到漫天杀价，毁掉交易，对双方都没好处。于是大家回归到合理的博弈协商，交易成本重新降低，交易达成。
在实际生活中，我的常识使我根本不会对一瓶水开出5分的价格--只要我还希望达成交易。
所以对公共产品的定价权并不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升高，更不可能永久地使交易成本升高。
倒是在垄断情况下，姑且不论垄断性高价在经济学理论上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害，单是消费者被压到底线，愤而取消交易，重新建立交易模型的过程，就是整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历史读物颇受读者青睐。然而，在众声喧哗之中，真正的好作品却是凤毛麟角，难觅踪迹。如果以可读性、学术性、思想性兼具作为好作品的标准的话，那么大多数读物——当然指的是比较有市场号召力的，但只能顾及可读性，而思想性基本没有。说到思想性历史读物，吴思的作品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吴思以“潜规则”等概念来解读历史，使人们看到了历史表象后面的真义，因此获得广泛的赞誉。吴思曾经指出“黄仁宇没说透”。的确，吴思看历史比黄仁宇更透彻。但是，吴思是否真的已经把中国历史说透了呢？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不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并且给出了吴思实际上并没有说透的充足理由。这部名为《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的新著，不仅提出了“立”的新见解，而且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为基础，搭建了一个不同于吴思的中国历史解释框架，核心则是“亚财政”。
众所周知，吴思影响最大的是提出了“潜规则”的概念。但是《亚财政》作者洪振快认为吴思并没有说清楚“潜规则”对中国历史影响到底有多大。洪振快认为有权力就有“潜规则”，对“潜规则”的研究必须转换思路：不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应该进行定量分析。为此，他提出了“亚财政”的概念。
所谓“亚财政”，指的是非正式财政。它在历史中的词汇是“陋规”。历史中“陋规”的“规”主要的不是指“规则”，而是指“规定”的送礼、收费等等名目。这些送礼、收费是“规定”的，但它不是国家正式制度，而只是官吏私下里的“规定”。这种“规定”是和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相伴而生的，因为这涉及官吏的个人利益，他们对此比对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重视。
由于这些送礼、收费并不是国家允许的，它的最终来源是基层官吏在向老百姓征收国家正式赋税时的巧立名目乱收费，乱收费加重了社会负担。洪振快通过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规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博弈模型，他称之为“李悝模型”。其要点是，按照中国传统农业的经济规律，农民辛勤耕作所得的收获是有限的，除了生存方面的刚性花费，剩余产品极其有限。国家向农民征税不能超过这个额度，超过了农民就无法生存，无法生存就要反抗。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恐怕难有确定不疑的标准，洪振快认为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0%。中国历史上的正式制度，税率极少有超过20%的情况，明清时代一般来说不会超过10%，甚至只有5%或连5%都不到。这样的低税率，体现了轻徭薄赋的“仁政”思想，但问题是农民反抗从来没有停止，正是因为存在“亚财政”。《亚财政》书中用很生动的历史故事，勾勒了这种非正式财政制度的总体面貌。从对漕运、税关及其他很多例子可以看出，“亚财政”对商民造成的“暗税”负担要超过“明税”负担，有时甚至是“明税”的几倍。这就不难明白，假如国家正式税率是5%或10%的话，“明税”、“暗税”相加的总负担肯定要超过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所决定的税负不能超过20%的标准，这时候老百姓不反抗势所不能。换个意思说，真正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不是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是“亚财政”。
至于“亚财政”现象为什么会存在，洪振快也对之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主要存在“两私”、“两公”四个因素，“两私”指官吏的家庭结构和消费结构，“两公”指下层官吏要向上级送“规礼”、对上级衙门胥吏需要送“规费”。比如，很多人，包括吴思，都认为明清时期的低薪制度是官吏贪污的内在原因，洪振快则通过海瑞的例子指出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官吏薪俸不够用并不是因为工资低，而是因为家口过于庞大。导致家口庞大的原因之一，是历史上的妻妾制度，即便是像海瑞这样的人，都有多个小妾，娶妾、养妾需要花费大量钱财，这是薪俸不能提供的，所以他们必须谋求薪俸之外的收入，这是非正式财政制度产生的动力之一。国家正式财政制度中提供的薪俸总额，与官吏集团娶妾养家的总花费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只能通过非正式财政制度来弥补。当然，这只是“两私”中的家庭结构问题，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导致非正式财政制度必须存在。这样的解释，不仅深入到历史生活的底层，而且也是合乎情理的。
作者：远弋 原载于 中国证券报
作为一个如此年轻如此幼稚的初二在校学生，我该说什么……
Ⅰ.本人对财经没有任何兴趣，看到财经方面的新闻、节目，我直接换台，宁愿看湖南台一小时棒子剧也不愿看上海第一财经或者湖北卫视的半分钟股票节目……（尽管我妈天天唠做财经的最赚钱，什么我要接我吧地班管理他那个令我作呕的大工厂……）
Ⅱ.本人目前就读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主要的学业是英语和法语——将来不是做翻译就是做口译什么的……可能和经济没什么大的联系。
且慢
我终于找到一点经济和我的关系了……
Ⅰ.金融危机之前，我要买个itouch直接可以买，现在要等个一个月……流泪-_-!
Ⅱ.我的老师好像说——金融危机之前，他一星期可以做3次口译，赚个四五千的，但金融危机后，似乎少了一些……
你说我到底汗不汗……
虽然是评论这本书的，但你看我实在掰不出什么个所以然，在下愚笨，实在难以领悟中国种种的制度漏洞……看来我的未来还是掌握在各位金融家手中啊……大家多加包含啊。
说了那么多废话，浪费了大家那么多时间
只能说声——
————————————————————————拜拜……
书的名字很奇特，只听说过亚健康，那是一种即将生病，但又没有要去看医生的状态，那么亚财政是否可以理解成，财政尚好，些许腐败，不至于崩溃的状况呢？刚看到本书的时候，最直观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翻了几页，开始认真阅读。里面有非常强悍的文字，我只看到一点，那就是原来当官有这么多好处啊。
工资高已经不错了，还有诸多的隐性福利，且福利具有可延展性，即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书中写到：因受贿而被判刑的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在其任安徽濉溪县县委书记的1995年夏天，曾与记者谈起他的“唐百万”的绰号，唐怀民说：“我也知道有群众私底下叫我‘唐百万’。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他举了个例子：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我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10万20万也没什么奇怪的。在大清帝国，县委书记也就是相当于县令吧，一个县令一年得个一二千两银子的“隐性福利”是不难的，而他们的工资（薪俸）不过是几十两银子，加上几百两的养廉银，也远远比不上能得的“隐性福利”多，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300元RMB，那么~~各位看官自己可以算算。看来是当官害了唐百万，突然想起以前有位朋友，以前在厦门人行供职，远华案前离开那里，到其他商业银行当小官去了。远华案发后，他拍拍胸口说，好在离开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不离开，他是否能幸免，他自己也不知道吧？所以，这个贪，是集体行为，由不得你。
我是个当家长的人，普通百姓一个，没有当过官，和官沾边的职务都没有，平时拼命逼着孩子读书，无外乎是想孩子以后可以有个好工作，没想他可以去当官，即使是当官，也没可能当很大的官，但是也不能当焦裕禄式的苦官，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心就好了，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了。
但可是，还是要去读书，至少可以减轻当官的给你的伤害，因为他们有合法伤害权，为了保护自己，只好读书，躲是躲不了的。换算在单位里，哪个单位都有几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物，他们行使的就是这所谓的合法伤害权。大家都只能无语，惹不起啊，只好进行沟通。而这沟通就包括了诸多的含义了。
财富和政治就是这样联系上了。又想起一个孩子的笑话。和儿子商定，每周发零用钱5块，但是他必须每次使用后记账，使用前要向我询问是否可买那件物品。几周后，儿子恼怒，说，你给我了钱，可是我也不能随便用，是吧？我说是。儿子半响不说话，然后说出一句：原来有钱是不行的，最主要还要有权力。儿子说这话的时候，7岁。哈哈。与本文的意思暗合啊，有权就会有钱，而有钱如果没有权，那是没有用的。我在和孩子的财政关系中，充当了一个官吏的角色。
当然，这本书的语言也非常强悍，和作者自由撰稿人有关吧，史料也叫详实，读的时候经常会笑起来，即使不把它当成一本历史或财政的书来看，消遣着看也不错。
在罗斯巴德的《权力与市场》里倒是支持完全市场化，连政府都不应存在，市场能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公共服务产品。但他的意思不是容忍腐败。
字太小了，看的真累
例子很经济学常识···
●非正式财政体系+正式财政体系=真实点的财政。
●道德是唬人的，本质不过是一场交易。
●垄断的后果是人民忍无可忍，定价者出兵镇压，人民殊死反抗，前仆后继，定价者的利益不断缩减。最后整个社会重新“洗牌”╭(╯^╰)╮→→→改朝换代，丢官丢财丢命，杀人求生，再造新文明。
●垄断者想要利益最大化的方法不是杀鹅取蛋，而是要适度垄断，把握好牟利的分寸，让利益长久的延续下去。理性的被统治者为了长久的利益发展通常也不会漫天要价。而是在他看得见的领域，采取维持生存线的方式让生产者一直做下去。如果因为出价太低而导致对方关门倒闭，这样得不偿失，被统治者不会这么傻的。
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最惨的就是正直官员被诬陷入狱，折磨到最后死于酷刑之下，任由暴虐统治者嘲弄的结局。
现在的贪官全都有情人
不过现代人都实行一夫一妻制，重婚是犯法的。当然有两个户口的另当别论了。
国中生看这个……
您老啥也别说
国中啊···网络发达了···
其实我国中时也会看这种类型·可惜就是找不到好书·
鼓励下吧·
专业要学，经济思维也是要有的··
最近你看了不少书嘛，侦探小说看完了，又开始看这一类型的书啦？涉猎挺广的哦。
真的非常有趣 想我这样学经济法律 但又不真正热爱本行的人 最适合读了~~ 你也找本读读？至少知道1两银子等于现在多少人民币了啊~~ 呵呵
晓寒好棒！！
好啊，等你的书到了看完借我看。
写本书不容易，天天在国家图书馆呆着查史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也只有如此史料，才有了可读性，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