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下）
2008-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英]唐纳德·萨松
963
无
1889年7月14日，正值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来自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云集巴黎。他们的目的是发起创立一个新的组织以取代第一国际。实际上，第一国际在1876年就已解散了。 那一天，社会主义的代表们聚集在毕加尔（Pigalle）广场附近的贺舒瓦大道（Rochechouart）。他们认为自己是1789年革命的真正继承人，坚信那次划时代的起义已成为通向人类解放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而取得统治权力的资产阶级，却将革命仅当作一种记忆和象征，并没有继承革命的真正精神。只有将社会财富和经济权由少数人的控制转变为由全体人民的控制，“自由、平等、博爱”才能真正变成现实。 主张君主制的、天主教的和传统的法国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帝国已一去不返，被彻底击败了。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曾尝到惨痛的教训：1871年的巴黎公社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法国政治权力现在落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然而第三共和国成立还不到20年，立足未稳。它的邻国，除了瑞士外，实行的都是君主制。只是到了1880年，法国国民大会才决定将1889年7月14日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节日确定下来。他们选择了谨慎的方式做出这一决定，因为当时的政府不希望触怒仍然强大的保皇党人，不愿树敌太多，因此没有举办庆祝活动。因而，他们于1893年6月2日，也就是雅各宾共和国百年诞辰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来纪念恐怖时期和雅各宾主义，这也就毫不奇怪了。国民大会站在温和立场上，选择了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打开皇宫大门的日子，或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进入国民大会的日子，这样的选择可能是个错误。他们本来可以选择8月26日，这是《人权宣言》发表的周年纪念日。但他们认为巴士底狱的坍塌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革命”时机，这不只是特别针对共和党人的事情。这样的时刻仍然为人乐道，仍然充满着英雄气概，足以使激进的情绪得到满足。 当一种传统形成后，有必要弄清其中究竟什么东西真正值得庆贺：这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件，重要的是那种在找寻合法性的现代事实。法兰西、资产阶级，以及自我满足的人，也许在欢呼着自由、平等、博爱，但实际上，被真正奉为神祇的是商品和贸易，是现代性和机器展览馆中展出的技术奇迹，一句话：它们就是资本主义。正如社会主义报纸《人民之声》（Le？cri？du？peuple）尖锐评论的那样，这是“资产阶级欢欣鼓舞的盛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不得不对按他们的口味制作出来的菜肴表示满意”。没有竖立起一块纪念碑对革命烈士表达敬意。相反，竖立起来的永恒标志物却是刻着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Eiffel）名字的铁塔。从那时起，埃菲尔铁塔就成为巴黎的主要风景。在现代性的旗帜下，进步与和平地追求财富成为主题。在1870年被新兴的德国击败之后，法国人这时又重新获得了民族自豪感和团结。当时的报纸《时报》抓住了时代的氛围，在头版对埃菲尔铁塔落成典礼的评论中，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地声称：“法兰西为自己感到骄傲，它不仅在1789年的政治革命方面走在世纪的前面，今天在经济方面同样也走在了前面。”？1889年，法国人庆祝大革命结出的资本主义成果，但人们无法淡忘的，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创建者们。这些资本主义的敌人，在资本主义狂欢的阴影下集会，他们宣布： 资本家邀请富人和统治者出席这次“全球博览会”，评论和欣赏着工人们辛勤劳动创造的产物，但创造人类伟大财富的人却被迫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社会主义者，现在邀请财富的创造者们于7月14日这一天聚会巴黎。我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废除雇佣劳动，创造一个不论性别和国籍的男女一律平等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能享受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 在签名者中，有来自德国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有来自英格兰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有来自苏格兰的凯尔·哈蒂（Keir？Hardie），有来自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Victor？Adler），以及意大利的阿莫凯尔·希普里阿尼（Amilcare？Cipriani）。出席集会的还有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年老的恩格斯，法国的爱德华·范兰特（Edouard？Vaillant）和茹尔·盖得（Jules？Guesde），俄国的普列汉诺夫（Georgii？Plekhanov），比利时的塞扎尔·？帕普（César？De？Paepe），西班牙的帕布罗·伊格勒西阿斯（Pablo？Iglesias），以及其他400名代表。他们代表了19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奥地利、意大利、挪威、瑞典、英国、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一个称为“可能性”的更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大会也在同一时间于兰克瑞（Lancry）大道举行，但其重要性比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要小得多，他们的决定与在贺舒瓦大道举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做出的决议没有明显的不同。 这些社会主义者想要做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最初要求是保护工人（尤其是女工）的立法，八小时工作日，废除童工。特别要求性别平等： 大会认为，男性工人有责任根据所有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原则，承认女性工人与自己的平等地位，不分国籍。 代表们一致同意，五月一日成为工人的节日。大会指出，战争是当前的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充满信心地宣布，“当资本主义秩序本身消灭之后，战争将永远消失，工人阶级就会获得解放，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Patricia？van？der？Esch，？La？deuxième？internationale？1889-1923（《1889～1923年的第二国际》），？Librairie？Marcel？Rivivère，？Paris？1957，？p40.最后大会号召，在资本主义取得政治统治的国家，如果工人们已经取得选举权，就应该参加社会主义政党并推选他们执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人们应该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获得普选权。大会声明，如果统治阶级利用暴力手段阻止朝着基于合作的社会（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发展的话，那将是一种反人类的犯罪。 这次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大会，一致承认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一整套的原则。它们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坚持这些原则，尽管不是始终如一。这些原则包括扩大民主、和平夺取政治权力、管理劳动力市场、消除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等等。这些原则规定了广泛的议项，因而欧洲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可以避开这些要求。当社会主义政党形成后，尽管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手都企图压制它，但他们还是吸纳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如1883～1889年为意外事故、疾病和老年人设立保险的俾斯麦计划）。甚至罗马天主教教会也改变了态度，在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实施的通谕《新事物》（1891）中，为后来被称为教会“社会的”信条奠定了基础。 这里我叙述的历史就是改写了欧洲社会历史发展轨迹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历史。当我提到“左翼”的时候，述及的就是这些传统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当然，“左翼”一词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出现，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路易十六召集国民议会时，第一和第二等级的成员，即贵族和教会代表，坐在国王的右侧，而人民的代表——实际上指中产阶级或第三等级的代表——坐在国王的左侧。在整个革命时期，坐在左侧席位的，都是那些坚决反对君权统治、信奉人民主权原则的人。按照《圣经》的说法，左面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是最吉祥的地方。“他对坐在左面位置上的人说，离开我，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进入那为魔鬼和凶神准备的长燃之火中去吧！”（《马太福音》25∶41）人们可以说，左翼看来从一开始就怀疑、不屑传统和既定惯例。 我选择1889年的那些日子作为社会主义左翼历史的开始，并非完全武断。1889年恰恰处于标志着20世纪进程的伟大的自由民主革命（1789）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失败（1989）的中点，也就是巴士底狱倒塌和柏林墙倒塌之间的中点。 在巴黎九区贺舒瓦大道，劳工代表们聚集在资本力量庆典的阴影里，就像跟随的幽灵。这种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将成为历史，另外的部分尚未产生。运动同时指向两面：一面朝向法国大革命理想没有实现的过去，一面朝向将实现这些理想的未来。 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西欧发达工业化社会的缝隙中产生的，它的长远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由生产者联合控制的社会。生产既不应服从于千百万消费者的自发决定，也不应服从于千百个资本家的自私算计。同时他们相信，这些目标的大部分能够实现。第二国际主张的改良主义是争取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幸福和更有尊严地生活，希望工人们更加自由地和自主地组织起来。然而，他们发现社会主义运动越成功，工人阶级就越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繁荣。尽管他们梦想着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到来，但也逐渐认识到，这种垂死的社会制度对左翼政治变得多么危险。现在我们认识到，在西欧，资本主义危机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可能就是左翼政党，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左翼政治最辉煌的时期恰恰发生在资本主义增长繁荣的30年（1945～1975），这是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反过来说，资本主义也依赖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因此，社会主义者别无选择，只有相应地将自己组织成民族范围内的政党。即使他们创建了国际组织，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受到被称之为“民族国家”——也许是错误的称谓——的传统政治体制的制约。之所以说这种称谓是错误的，是因为每个国家的边界内都不会仅仅包括属于这个“国家”的成员，不管“国家”这个概念如何界定。 当然，资本主义在以后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美国资本主义没有遭遇到社会主义的竞争，并得益于两次世界性战争冲突，它们使其欧洲对手陷于瘫痪，而美国却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19世纪还处于形成中的国家对经济规范进行限制的因素（如关税、工厂立法和规范股份公司的法律）实际上发展起来。民族国家和资本家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当资本家遭遇困难时，国家就提供保护；当资本家为所欲为时，国家就规范他们的活动。国家也选择支持这个或那个企业。许多资本家在竞争中失败而破产，但美国资本主义却一直生存下来，而且征服了世界。到了20世纪末，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主要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规制资本主义的范围大小和采取什么形式而展开的，而不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在发达国家之外的地区和国家，资本主义看来已经深深植入，斗争主要围绕民族主义、宗教、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和速度而展开。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再追求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从西欧开始，社会主义跟随资本主义跨越了世界。社会主义是反对剥削和歧视、反对专制和不公正（包括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经常实行的不公正和专制）的斗争的动力源泉。人们应该记住的是，社会主义观念不是产生于世界上最苦难的地方，而是产生于西欧，这是工业社会或接近工业化的社会。社会主义产生于熟练工人中，而不是破落无产者中；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体制内，产生于工人们自己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中。虽然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同产业工人阶级息息相关，但它却吸引着无数希望改变现实、不甘接受苦难即命运的人。这种道德诉求是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因为去除了社会的内容而以纯粹个人主义形式出现，因而根本无法同社会主义相匹敌。而民族主义如果不借助于社会主义，就根本无法完全摆脱其落后的世界观来激励那些寻求进步的人们。 在西欧之外，社会主义——特别是其共产主义的版本，尽管不完全都是这样——成为现代化、农业变革、反殖民化、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非洲人拥护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种族隔离，拉美人拥护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国外的跨国公司和本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在中国，社会主义被用于激励规模最庞大的农民群体起来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在印度，社会主义是业已存在的最广泛的非暴力运动的一部分。在俄国，社会主义者发动了20世纪最勇敢、最持久、最惨烈的社会制度改造工程。到20世纪末，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不再将社会主义当成现代化的工具。现在，在曾被称为苏联的国度里，社会主义仅仅用来缅怀过去的世纪，召唤逝去的记忆。在越南，社会主义曾激励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年轻人，而现在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着资本主义，尽管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只有在西欧，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着，但由于在选举中受挫，前途未卜，疑虑重重。 社会主义是到了死期，还是到了一个更新时代的开端？这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回答的问题。这《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既不是宣布社会主义死亡的讣告，也不是对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支持者们演奏的乐观“音符”。 虽然这《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的篇幅不算短，但我很清楚，有太多的东西被遗漏了。我要特别提醒读者，《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不是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史，也不是思想家的概览——这些思想家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不断地重新诠释着他们的思想和战略。《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也不是“从底层”描写社会主义者的历史。那些普通的男男女女们，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想所激励并为之奋斗。它是一本关于处在各种制约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比较史，这些制约因素包括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主导意识形态和过去。我避免使用社会主义的特殊定义来确定哪些政党可以配称“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希望自己成为法官，只能按照政党自己的定义来记述。因此，《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包括了所有自称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劳动党和工人党。我没有局限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当篇幅允许，或在一些必要的地方，我也述及了西欧共产党，尤其是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它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分别是这两个国家中的主要政党。 我认真地对待这样一句史学格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因而我写下这些文字，是想把社会主义思想的明显衰退以及过去20年来社会主义政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置于历史视野中来考察。这个想法决定了《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的结构安排。《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的结构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离现在越近，叙述的越详细。越往下进行，篇幅就越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篇幅，我处理得很简洁，且线条较粗，只占《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篇幅的1／10。有一半的篇幅留给了“资本主义辉煌的30年”，即从二战结束到1973～1975年。接着论述的是其后的两个十年。整个叙事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时过去与现在已变得难以区分了。而且对那时的历史，历史学家已经无法利用有限的事后洞见了，只能以当代人的眼光来考察。《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的结尾没有回避在新千年临近时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在这个背景下，任何预言都无异于臆测。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的大部分篇幅被用来探讨政治权力的难题和局限，以及进行选举政治的需求。这是西欧左翼的主要政党自1945年以来所一直面对的。在这段时间里，这些政党确实希望获得政治权力，并遭遇到民主政治的巨大限制。一些小的政党组织和派别在民主政治中只起到装饰作用，它们提出的议案只是针对少数忠实的支持者，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关痛痒。它们的意识形态单纯，虽容易被坚持，但与现实政治问题相去甚远。在我述及的历史中，它们的作用几近为零。 我讨论的焦点当然是“西欧”，那里是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交汇处。在一定程度上，西欧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分化才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的纯粹的地缘概念。既然冷战已经结束了，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可能在东欧和中欧兴起，因而对欧洲大陆前所未有的政治统一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即使如此，西欧的独特性也不能按“1945年后苏联红军没有占领”的意义来理解。东欧和西欧拥有不同的历史已有好几个世纪了。西欧的历史以“自由”的稳固增长为标志，当然“自由”通常局限于剥削他人的特定集团。正是在西欧，首先废除了农奴制，首先发布了“人权”宣言，首先诞生了启蒙观念。这里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实现的地方。一句话，这里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从英国、比利时和莱茵河沿岸开始，尽管经常使用远至东方中国所发明的技术。西欧从没有处于单一的政权统治之下，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产生了许多使人——几乎包括所有非欧洲人——臣服的思想，产生了新形式的专制主义和剥削。但另一事实也存在着，即那些反对欧洲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由的概念，而这一概念也起源于西欧。 西欧的地理界线不是很确切。从易北河以西向下延伸至亚得里亚海岸的威尼斯，是一条大致的界线。这是《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叙述的大致区域。当然，描述这一地域中各个政党的笔墨不可能平均。几个较大的国家，如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我都着墨较多。瑞典也着墨不少，虽然它的人口较少，但其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和作用却很重要。因为《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集中讨论的是民主主义选举政治中的左翼政党，因而也述及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除了少数篇幅谈到西班牙和希腊的内战外，我主要描述这些国家从集权主义向民主国家的转型。最后要说明的是，我没有涉及西欧很小的国家冰岛和卢森堡，也没有讨论瑞士和爱尔兰。这些国家的左翼政党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处于在野地位，都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述考虑和有意省掉的一些笔墨外，我在《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中还考察了欧洲历史上对左翼历史产生过影响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从经济发展到国际关系，从选举到建立联盟，从工会到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在可能的地方，我都尽力把政党自己的思想同其周围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区分开来。 葛兰西曾经说过，从专题研究的观点来看，撰写一个政党的历史就像撰写一个国家的历史。起初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命题的真正含义，当《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进行过半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正在从西欧左翼历史的视角来撰写西欧的历史。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个政党的历史与它形成于其中却又努力进行反对的经济社会结构是无法分开的。激发我写这《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的动力，与先前类似的史书一样，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行为遭遇的结构性制约。这也是现实对我们关于自由的梦想所施加的限制。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下）连同附录、注释将近一千页，算是晚近以来对於二十世纪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之发展最完整的整理与评析。作者侧重法、英、德、义、瑞典五国的历史，对於其他小国则是选择性处理。基本上，作者将本世纪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之前的扩张时期，许多地区的左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嚐试执政的可能性；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到石油危机，这段期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社会主义也进一步落实成为各项具体的制度。 这是英国著名学者欧洲比较史研究专家唐纳德·萨森的著作，对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的兴衰起落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和研究。
唐纳德·萨松（DonaldSassoon），是英国著名的学者，比较欧洲史研究专家。他的博士论文（1977年）以研究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为内容，由欧美知名左翼人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导。萨松一直是英国工党的成员，经常参与英国政府决策的讨论。多年来，他一直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和韦斯特菲尔德学院，曾多次在欧洲、北美大学授课，并经常接受英国、意大利、美国等西方媒体采访。近些年，他频繁往来于欧洲、北美各大学和科研院所：1999年，他在意大利特兰托大学作访问学者；2000—2001年是美国纽约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此外，萨松还是《南欧与巴尔干》、《现代意大利研究》等杂志的编委，美国《政治季刊》的文学编辑，米兰Feltrinelli基金会和贝加莫Zaninoni基金会科学委员会成员，以及I.B.Tauris出版社的编辑顾问。萨松著述甚多，影响广泛。除《社会主义百年》外，其1997年的作品《面向左翼：冷战后的欧洲社会主义》已有意大利文、日文版本；2001年广受赞誉的新著《蒙娜丽莎：世界最著名油画的历史》，被译成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中文、朝鲜语等文字。
上册缩略语中文版序言序言第一卷扩张第一部分通往政治权力的艰辛之路第1章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的确立第2章从战争到战争（1914～1940）第3章受挫的选择第4章战争、抵抗运动及其后果：1939～1948年西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二卷巩固第二部分福利社会主义的建构（1945～1950）第5章1945年后的社会主义者第6章构建社会资本主义（1945～1950）第7章外部制约：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第三部分走向修正主义（1950～1960）第8章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第9章介于中立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间第10章修正主义的基石第四部分错综复杂的1960年代：“悬而未决”第11章左翼的回归第12章对外政策共识的建立第五部分大论战第13章工人阶级抗争的复兴（1960～1973）第14章意识形态和学生抗争的复兴第15章女权运动的复兴下册第三卷危机第六部分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的结束（1973～1989）第16章危机和左翼：总论第17章小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奥地利、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第18章德国和英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第19章法国的实验第20章意大利共产主义的失败第21章西欧极权主义政权的终结：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第七部分社会主义的大危机第22章工人、妇女和绿色运动第23章20世纪80年代：退守在最后堡垒中的激进主义第24章新修正主义结语致谢译后记参考文献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下）一经出版，即获得著名的伊萨克·多伊彻奖，并被《纽约时报》高度赞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一《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套装上下册）》”。此外，《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杂志均对其好评连连。从那以后，欧洲和美国的多所重点大学将其作为教科书使用，该书亦成为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书中笔调新颖、讽鉴机智、活泼睿智、多富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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