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特性与世界秩序
2009-8
时事出版社
俞沂暄 著
344
250000
无
现代国际政治始于西欧，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园家主导了世界政治秩序的变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的衰落，国际政治的重心渐渐跃出了欧洲的范围，在地理上成为真正的“世界政治”。 世界秩序这些变化的源头要到主要国家自身的传统．变迁中去寻找，而不能仅用力量变化的逻辑来解释。 要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国际政治，需要深入研究欧洲国家近三百年的发展。 要理解2D世纪的世界政治，则需要探究美国不同于欧洲国家的特征。
俞沂暄，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师。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近现代中国政治与外交。
导言 回归传统：国家理论与国际政治研究第一部分 欧洲国际秩序的演变与危机 第一章 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间秩序 第一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的涵义 第二节 同质之列国秩序 第三节 主权国家与均势秩序 第二章 国家内部的发展及其国际后果 第一节 绝对主义国家与战争 第二节 战争与国家权力的集中 第三节 国家特性与战争面貌 第四节 自由主义国家及其国际秩序 第五节 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二部分 美国与世界秩序 第三章 美国：新国家与新外交 第一节 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源：立国经验 第二节 “进步的"帝国主义 第三节 “新自由的”对外政策 第四章 美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策 第一节 中立政策的内涵 第二节 实施中立的矛盾 第三节 “民主”抗衡“专制”的战争 第四节 无法实现的“没有胜利者之和平” 第五章 美国一战后的新秩序构想 第一节 新秩序构想的形成 第二节 新秩序的本质特征 第三节 新秩序的内在矛盾 第四节 手段背离目的 第六章 美国特性与20世纪的世界政治 第一节 改变现状的舆论要求 第二节 革命后的苏俄与美国的反应 第三节 国际制度的美国政治基础 第四节 非西方的反抗与美国的对策结语 同质抑或多样化的世界？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部分 欧洲国际秩序的演变与危机20世纪国际政治的两大主题——欧洲之没落和美国之兴起，都可以从第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谈起。无论是象征性意义，还是实质性影响，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对外政策都意味着欧洲时代的落幕和美国未来的开启。1919年1月，当美国总统威尔逊率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和会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自从一年前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演说后，在除苏俄以外的几乎整个欧洲，他不仅成为欧洲腐朽帝国秩序的摧毁者和民族解放的代言人，而且更预言了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威尔逊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只要看一下参加过巴黎和会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描述，就可以想见威尔逊当时的荣光。凯恩斯说：“欧洲各国首都的人民是如何地拥挤在总统的马车周围啊。”然而，在这种无与伦比的热切希望背后，恰恰是欧洲各界对欧洲的极端失望。被威尔逊光芒四射的新外交踩在脚下的，正是也曾辉煌、而今却成明日黄花的欧洲旧外交。当威尔逊把战争频仍、殖民扩张、帝国专制归咎于欧洲旧外交和旧秩序的权术、阴谋和诡计时，不仅代表了他自己或美国独有的道德义愤，而且深深打动了刚经历过空前战争浩劫的欧洲人心。如果欧洲没有首先否定自己的过去，威尔逊也不可能为其规划未来。同样，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欧洲国家确实再也无法继续它们的传统做法之时，威尔逊才会真正成为未来的先知。因此，如果威尔逊的声望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那么一定是建立在旧欧洲国际政治大厦的残垣断壁之上。这座大厦不是由于外力而倒塌的，而是由于内部的变化而逐渐销蚀的。近四百年来，欧洲政治体的发展样式成为现代政治组织的摹本，欧洲列国合纵连横的经验成为现代国家交往的规范；近四百年来，欧洲人扩张的后果之一，就是把他们的政治样式和政治经验扩展到整个地球，而恰恰是这一后果，最终成为对欧洲自身反抗的一个重要源泉。无论是作为欧洲人后裔的美国人，还是作为欧洲人征服与奴役对象的东方人，都在自身立国实践中借用了欧洲扩张的悖论性后果，形成对欧洲秩序的修正与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尔逊主义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威尔逊总统的世界声誉虽然不算长久，但是足以标志着与欧洲现代立国经验相联系的国际秩序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大西洋西岸那个年轻的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不过，只有在理解了它所取代的旧时代之后，我们才能领会这个新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欧洲国际政治是欧洲现代政治体形成与变迁的结果，也是欧洲现代政治体形成与变迁的推动力之一。欧洲现代政治体就是主权国家。因此，在欧洲范围内，国际政治与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变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换言之，理解欧洲主权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对这些国家生存的多国环境的把握，否则便无从解释固定领土、垄断暴力这些关键性的主权国家特征；而理解欧洲国际政治的变迁也离不开对不同时期国家的不同特征进行解释，否则国际政治研究永远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无根浮萍。根据导论中对于国家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国家，或者说基本政治单位的特征对于理解国际关系有着重大意义，这里强调的是国家变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现代国际政治自然是国家和社会变革的一个解释因素，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政治与社会变迁不能归结为国际政治，相反，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倒是需要从主要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中寻找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才成为解释欧洲国际秩序演化的关键。现代欧洲不同阶段国家的不同特征，勾勒出相应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轮廓；而所谓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规范，不过是欧洲国家地域性经验的总结，本来就不具备中立、普遍的性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国家再次经历深刻的政治社会变革时，当欧洲以外的世界开始反思性看待历史，日益成为对抗欧洲的力量时，欧洲国际秩序的危机便出现了，同时，世界秩序变革的基础也奠定了。这一部分将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变化：一方面，从欧洲主权国家出发，阐明主权国家间秩序的形成及其特征，从而描摹出近代欧洲国际政治的基本轮廓；另一方面，将描述主权国家自身的发展，以及受到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制约的国家间关系特征。通过上述概括性描述和分析，力图在近现代欧洲国家特性与欧洲国际秩序之间建立联系，并尝试性地指出欧洲国际秩序没落的基本原因。第一章 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间秩序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滕尼斯写过一本名为《新时代的精神》的著作，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必须把新时代理解为中世纪的继续，亦即作为一种流动的、内在上相互关联的、哪怕是越来越远离中世纪的‘继续’，越来越多地出现大的区别和革新。”滕尼斯所谓的“新时代”指的是从公元1450年左右开始的现代历史，与之相对的是作为古典古代的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自然，现代是从古代走出来的，历史的连续性是我们理解现代的基本坐标。在欧洲历史的坐标下，主权国家的形成是中世纪后期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的统一：一方面是由集中走向分散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由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两者的路径最终统一为欧洲政治生活的权威重组，即主权民族国家。第一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的涵义1648年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于该年，从而使这一年成为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实际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对于国际关系史有重大意义，而且就整个世界历史而言，也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国际关系史的范围。基佐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欧洲划时代的事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结束，他说：“宗教革命的首要效果是将欧洲国家集结为两类，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互相对峙抗衡。这一抗争从16世纪开始，经过不少起伏，延续至17世纪中叶，终于在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而结束。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相互承认，议定和平共存，不计宗教分歧。从1648年起，宗教分歧不再是国家分类、国家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结盟的主要依据原则。而在此之前，欧洲基本上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国家联盟，当然也有例外。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之后，这一区分消失，国家的结盟与否出于宗教信仰以外的考虑了。”英国历史学家布赖斯在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近代史上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外交重建欧洲国家体系的那些企图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最早的，也可能是除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但是它的重要，与其说是作为一个引进新原则的标志，不如说是自路德造反以来使德意志天翻地覆的斗争的结束，对其结果的肯定和宗教改革时代的明确终结。”由马丁·路德脱离罗马教会而正式开启的宗教改革之所以成为主权国家形成的关节点，是因为欧洲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罗马基督教会是精神领域的权威，这一权威在尘世有一个对应物，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也不是一个国家，正如伏尔泰所说，它“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它只不过是一个传统、一个产生并体现了一种奇特思想体系的制度。这一制度来自于8、9世纪关于世界帝国和普世教会的理论，据此，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在根本上是一体的，“是同样东西的两个方面”。“作为神的和永存的，它的首脑是教皇，灵魂委托给他；作为人的和暂时的，它的首脑是皇帝，他受委托管理人们的身体和行动。”“在性质和范围方面，这两个统治者的政府是相同的，所不同者仅在于工作范围方面；我们把教皇叫作宗教上的皇帝或是把皇帝叫作世俗的教皇，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据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理论上便成为基督教的捍卫者，所有教徒的保护者。甚至在962年帝国与德意志王国联合、所谓的罗马帝国至多变成德意志帝国后，皇帝的教徒保护者身份依旧存在着意义：因为封建制度也需要一个世界最高领主，从而可以假定从他那里获得一切对土地的权利。这样，尽管罗马已经德意志化了，帝国已经封建化了，神圣罗马帝国仍然作为名义上的基督教世界帝国存续了下来，其依据便是：真理只有一个；凡是一个信仰的地方，就应当只有一个政府。尽管在理论上罗马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体的，但是，“神的永存的”和“人的暂时的”区分还是把教会置于帝国之上。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也限制了帝国管理人的事务的权力。因此，即便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帝国也难以把基督教世界各自为政的权力中心统一和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真正的基督教帝国。事实上，皇帝的称号如此尊贵，然而又如此空虚，按照伏尔泰的说法，他“并不比威尼斯执政官更有权势”。
五年前，我完成了一篇题为《国际秩序转变背景下的威尔逊主义：起源、政策和影响》的论文，在复旦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也想趁热打铁修改完善，但是总觉得很难再就历史叙述和分析部分进行扩充，自己的一些想法也不知道该如何归纳提炼。这件事就拖了下来，有一段时间甚至还想放弃。近一两年来，我形成了一些新的粗浅想法，可以用来丰富五年前关于国际秩序转变的观点。然而，关于威尔逊政府政策的历史叙述部分，由于我后来一直没有再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无法有什么突破。因此，今天这本书与五年前的论文相比，侧重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超过一半的部分是新写或者经过重大修改的，而差不多另一半的历史叙述则只能保留当年的内容，但已经不是重点。新写的部分有匆匆急就之感，与原有部分之间也没能做到完全协调，这根本上还是我的思考不到位、功夫下得不够所致。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者，有责任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与同行交流，接受同行的批评指正。缺点和问题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得到克服和纠正。
《国家特性与世界秩序》：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间秩序国家内部的发展及其国际后果美国：新国家与新外交美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策美国一战后的新秩序构想美国特性与20世纪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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