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轮上的中国
2011-4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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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学者把脉蜕变中的世界。结构失衡与改革机遇——姚洋发达国家债务与全球经济前景——陈志武中国法治向何处去——季卫东百年中国社会进步之路——郭于华2011年中国外交：大国外交经受考验的一年——叶自成
李亚男 蒋翊民中国政治发展次序的战略选择:
2000～2030——杨光斌不管世事如何演变，时间巨轮且自滚滚向前。体量无比庞大的中国，数十年来高速运行，已经形成了极其强大的惯性，每个人都被这股惯性带着不由自主地往前冲。急刹车或急转弯，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理应排除出我们的选项；如何保障以适当的速度安全平稳地前行，需要掌舵者对大局做出清晰的判断，需要理性的思辨水平、务实的操作手法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本书分为政治、经济（国内、国际）、法治、社会、外交五部分，每部分的作者均是目前华人世界的重量级学者，他们分别是：陈志武，郭于华，季卫东，杨光斌，姚洋，叶自成。作者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剖析现实、直击重点，进而提炼出可操作层面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为国家战略制定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持久繁荣和长远福祉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份“价值方案”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是1989年6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注册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是全国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荟萃了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界专业学者及大批富有成果的业余理论研究者，旨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提供战略性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十余位海内外资深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文学家担任高级顾问。中战会与国内外有关政府机构、学术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建立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国际社会享有“中国的战略智囊库”之称，在民间外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届主要领导包括前国务院副总理萧克、谷牧，开国上将张爱萍等。中战会通过活跃的学术实践、立法提案、民间外交活动，推动了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产生的影响遍及海内外。目前，中战会在职及联络的研究人员400余人，累计重大课题130余个。中战会的机关刊物《战略与管理》（双月刊），创刊于1993年，关注于国家根本利益和中长期发展战略，重点开展政治、外交、经济、法治、科技、文化教育、安全等战略理论和各种宏观管理理论问题的研究，十多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国家滋养了一代知识精英”。
结构失衡与改革机遇
发达国家债务与全球经济前景
中国法治向何处去
百年中国社会进步之路
2011年中国外交：大国外交经验考验中的一年
中国政治发展次序的战略选择：2000~2030年
版权页：插图：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结构失衡呢？目前流行的看法认为，居民收入和消费比例的下降来自于一次收入分配的失衡，而经常项目盈余来自于对出口的过分依赖。沿着这个思路下去，解决失衡问题的途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和降低出口。但是，这种看法太表面化了，没有说清问题的实质，因此它的政策主张也是不可取的。劳动者报酬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可能人为地提高工资。出口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出口多并不是错；而且，出口多也不一定带来高经常项目盈余，如果我国的进口量赶上了出口量，就不会产生过量的经常项目盈余。由于经常项目盈余也等于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我们也可以认为，出现大量经常项目盈余是因为国内投资不足。这似乎有些奇怪：国内投资已经达到GDP的42%，难道这还低吗？但是，相对于占GDP总量52%的国内储蓄，国内投资的确太低了。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投资总量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投资的结构以及谁来做投资才是问题的症结。但不管怎样，把过量经常项目盈余归结为出口太多是太简单的看法。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结构失衡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关。当前我国最显著的国情有两大特点：一是处于人口红利最高峰时期，二是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衡量人日红利的最重要指标是劳动人口(16～65岁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低于16岁和65岁以上人口)之间的比例，我国的这一指标是2.5 ，即2.5 个劳动人口只负担一个被抚养人口，是世界上最低的(相比之下，印度的同一指标是1.7 )。同时，尽管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我国仍然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1%，这意味着中国尚未脱离剩余劳动力的阶段。然而，我国的基础教育却是相当好的，科技和制造业水平也不低，因此，当我们在人世之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之后，我们的人口优势就发挥出来，成为“世界工厂”理所当然。融入世界经济扩大了我国产品的市场范围，提高了企业的效率，而人口红利和大量未加充分利用的农村劳动力意味着我国的工资水平上涨不会很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的研究表明，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增加值)以每年14.6 %的速度提高，而同时期制造业职工的工资的增长速度平均只有7%。在企业层面，GDP表现为企业增加值，而后者由职工工资(劳动者报酬)、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构成，因此，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意味着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由于企业和政府的消费有限，国民总储蓄自然上升，并进而逼迫更多的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清华大学李稻葵等人的研究表明，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情形。但是，人口转型的基本国情不能掩盖政府行为对经济的扭曲作用。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最大特征是重投资、轻消费，重生产、轻公共财政，“生产型政府”是对中国政府行为的最好概括。它的主要表现如下：首先，在全部政府支出中，有20%是用于经济事务的；相比之下，世界上多数国家这个比例不超过10%。其次，政府也是国民储蓄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找国的居民储蓄率很高，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有37%用于储蓄，但政府的储蓄率也不低，在政府收入中，30%以上用于储蓄(即投资)，少数年份达到50%，而多数其他国家政府的储蓄率在8%以下。在全部国民储蓄中，政府储蓄占到20%以上。再次，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如压低能源、信贷、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的价格。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黄益平教授的计算表明，2008年价格扭曲对生产者的补贴达到2.1 万亿元，为当年全国GDP总量的7%。对于许多被民粹主义所困的政府而言，中国政府是它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榜样，但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政府过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大大增加了经济失衡的严重性。
《巨轮上的中国: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2010～2011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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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薄的一本书，比较贵的价格，比较浅显的分析，特别是陈志武先生的大作，卖菜的王婆还得掌握个分寸，陈志武先生的分析比王婆强。真后悔买这本书。
现今中国社会的普及性散文集对现在中国社会有怀疑和疑问的人可以从本书中得到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