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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

陈振濂 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3-1  

出版社:

西泠印社出版社  

作者:

陈振濂 编  

页数:

735  

前言

  陈振濂  《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洋洋八十万言,现在终于杀青了,看完全稿,心中感慨万千。  100年西泠印社,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篆刻专门史,又是一部同样宏伟的社会文化史。早在1999年,即有出版社希望我能承担撰写“西泠印社史”的任务。再往前推,则在80年代末,有一位到浙江美术学院留学的奥地利学生,还曾以《西泠印社史研究》为题撰写了她的博士论文。当时她的指导教师,是沙孟海社长。而沙老太忙,叫她来找我——大约是因为我对西泠印社史研究有过一些粗浅的成果吧?——相处的一段时间,在指导论文、回答质疑的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对以往的几篇论文的专题进行了更全面、更整体的反省与框架性调整。记得当时她的学位论文完成之后,因为是德语,我还想找人译出来以为我们参考,但终因事忙而搁置起来。这部上下册的德语版的《西冷印社史研究》,就一直束之高阁,未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厂  是,在1999年的出版社约稿之后,我很冷静地考虑了一下现实可行性:在资料还有较大的缺陷、还未有经过理性的梳理与定位之吋,茫茫然地写一部《西泠印社史》,除非把它写成一部常识介绍的册子,若沦其学术性,是基本上缺乏保障的。而介绍人物与作品或还有景点,把书写成“点鬼簿”“名人录”“英雄谱”式的,却又与我的史学观格格不入。撰稿,也就这样在一再的踌躇与犹豫中被耽搁下来。  百年社庆是一个契机。从2002年开始,西冷印社已经把迎接百年庆典当作主要工作来对待。作为社员,作为已经有过一定学术积累、对社史研究已有20年投入的我,自然而然即想到了这个资料整理的问题。其时我正担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帐下”博士、硕士、博士后已有十余人。学生们希望介入学术;而西冷印社史研究也需要一些高质量的学术人才,双方一拍即合,即有了一个新的构想:利用我们研究所在艺术文献学与艺术美学方面的积累,为西泠印社史进行史料上的全面收集与整理。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先作《长编》之例,我指导博、硕士做论文,也必是先从做年表开始。于是,西泠印社百年史的“资料长编”,便成为研究所师生一致认定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  说到最初开始酝酿的时间,应该是在一年半之前的2001年底到2002年初。其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画笔墨问题大讨论研究”、“当代书法创作流派研究”两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即想选择书法、中国画以外的篆刻。选择西冷印社百年史作为课题,本来即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构想。2002年春,大约是从1月到2月之间,我专门花了三个半天,把西泠印社一百年分为十个阶段进行讲解与授课,俾使学生们对西泠印社发展有一个脉络式的了解。其后,研究所又拟出了一份授课名单,请在杭的印社前辈与骨干们分专题来大学授课或赴他们府上听课。这一安排的意义是在于:先让学生们对西泠印社的基本情况作一知识性了解、找到入门的途径,为其后的研究打好基础。现在看来,这样的举措是完全必要的。  正式启动是从2002年8月开始,对于整部书的框架、体例的构思,以及其间的“出目”“系史”“文献引征”“存目与附录”各种史料处理规范,都在博士后教室被反复讨论修改。  ……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西泠印社百年史,将其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由分论和史料汇编两部分组成,分论概述主要事件,并适当加以评论。史料汇编分为社史资料和相关背景资料两部分。 社史资料的确定和排序根据以下原则:1、关于事件,首列印社重要事件,其次是关涉社员之间交往或社员与其他重要历史人物交往者,再次是有关社员上人而较为重要者。2、关于入编人选,综合考虑三个因素:①贡献与作用,以社长、理事、社员为序;②年资、以资深、年长社员为先,年轻社员居次;③学术成就和影响。 关于社史资料的撰写:条目下,有系史、文献资料引征和附录三部分。1、系史有直接引自新闻报道和回忆文章的,也有经过编者整理改写的,凡直接引用的皆注明资料出处。2、文献资料引征是指引用原始文献,如《西泠印社志稿》、《西泠印社小志》、印谱序跋之类,亦注明出处。3、附录包括社员和非社员的小传。社员小传原则上出在卒年,但对于个别重要人物如印社创始人、社长等,于某些印社大事后有重复出传的,目的是便于读者了解该事该人;非社员与社史、重要社员关系密切的,亦选择一部分出传。但并非每个条目都兼有以上三部分,根据需要和资料的收集情况会有所不同。 社史资料的详略处理:由于本书是关于西泠印社百年史的第一部分资料汇编,应以资料的充实和丰富为首要任务,因此,在重要条目下,多条资料、多处来源,不避繁复,以尽可能多角度、深层次地反映史实。次重要条目下,以一条资料为主,兼收相关资料。简略条目,不系史,不引征。部分与社史相关、较为重要的事件,因种种原因、目前找不到更多资料的,只能暂列存目,以待日后补充。 关于相关背景资料:主要涉及特定社会时代背景、其他印学团体或文艺社团、其他印人的印谱和印学著述、金石考古和文物出土等。2、一般只存目,个别附以简略的文献资料。 关于按语:1、对于同一事件,不同文献资料的记载如有出入,在按语中加以说明,或对明显有误的作一辨正,但不对事件本身作评论。2、按语中引录了一部分社员的口述材料和校审意见,鉴于这些材料尚未被甄别,不宜置于系史和文献资料引征中,但有助于保存和丰富史料,暂于按语中出之。

书籍目录

导论1904-1933年的西泠印社 分论 史事1933-1949年的西泠印社 分论 史事1949-1979年的西泠印社 分论 史事1979-2003年的西泠印社 分论 史事主要参考文献附录1904-2003年西泠印社组织机构一览1949-2003年西泠印社藏品捐赠清单1949-2003年西泠印社社员名录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此十年中,创始人筚路蓝缕、辛苦经营。社中大事有: “创社四君子”创议、呈文之过程;印社十周年纪念(亦为正式的印社成立大会)。 1904年夏,叶铭、丁仁、吴潮、王提相聚人倚楼,有创设印社之议,后来吴隐从上海响应加入,西泠印社正式创立。约此年,吴隐在上海成立“西冷印社”书肆,“为竹松堂吴氏(吴隐)独资营业之书肆,名虽同而性质实异”。 1905年印社同人呈文官府,终得获准在“蒋公祠右、竹阁之北,拓地数亩,筑屋四舍”。同年,仰贤亭建成。1910年,造石圆桌;1911年,扩小盘谷、得印泉;1912年,建石交亭、山川雨露图书室、斯文寞、宝印山房,有“壬子题名刻石”;1913年,浚印泉。这些准备工作为印社的活动争取了合法的权益,基础设施则保证印社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这都为印社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十年中,辑集印谱甚多,有《西泠八家印选》、《泉唐丁氏八家印谱》、《铁花盍印集》、《杭郡印辑》、《钱胡两家印辑》、《宾虹藏印》、《逸园印辑》、《晚翠亭藏印》、《楼村印稿》、《印储》、《悲盍印存》等。当时印社并有出版事务,大都由吴隐在上海办理,先后编辑出版了《吴让之印存》、《二金蝶堂印存》、《福盒藏印》、《求是斋印存》、《补罗迦室印谱》、《逐盍集古印存》、《逐盒秦汉古铜印谱》、《逐盍古泉存》、《十六金符斋印存》、《杨啸村印集》、《铁庐印谱》、《逐盍秦汉印选》、《蒋山堂印谱》、《秋景盍印谱》、《蒙泉外史印谱》、《杨龙石印谱》、《吴苍石印谱》《浙西四家印谱》、《养自然斋印存》、《种榆仙馆印谱》、《鸳湖四山印集》、《龙泓山人印谱》、《金榀山人印存》、《印汇》、《缶庐印存》初集、二集等。印学书籍有:《广印人传》、《续印人传》、《再续印人小传》、《篆法约言》等。印谱和印学书籍的整理出版,为印社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印社文献整理方面,有河井仙郎(日本社员)于1906年、鲁坚于1912年、胡宗成于1913年撰写《西泠印社记》;1906年,陈豪绘成《西泠印社图》。 辛亥革命爆发,印社成员底奇峰参加上海制造局之战,“与诸党人执枪前驱,慷慨杀敌,有烈士之风”,后任孙中山秘书、南京总统府印铸局长,曾为西泠印社的早期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到1913年,印社规模基本完成,隆重召开第一次社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不仅确立了社名,制订了社约,还宣布了印社的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推举吴昌硕为首任社长。此会之前,曾由中日双方共同举办“兰亭纪念会”,这可视为印社成立大会的序曲,也是西泠印社以集体形象对外交流的开始。 此十年中,印社得到快速发展。社中大事有:浙江诸君募赎汉三老碑;“创社四君子”之一吴隐去世;二十周年纪念。 印社成立之后,基础建设突飞猛进:1914年,印社立二十八印入画像石、重建四照阁、募建隐闲楼(楼次年建成);1915年,建剔藓亭、逐蓋、味印亭、得潜泉;1918年,凿印藏、得石奕坪、勒岁青岩、建临湖石坊;1919年建还朴精庐、鉴亭、释迦佛像;1920年建观乐楼;1921年有辛酉题名刻石、得闲泉、建缶龛、造丁敬身像;1922年建三老石室、开小龙泓洞、移贞石亭、铸朱文铜社印;1923年,建鹤庐、阿弥陀经石幢、入口半坡石坊、募捐修理题襟馆。这些建筑是继印社规模基本完成之后的后续建设,是印社蒸蒸日上的明证。 印社文献整理方面,1914年有张景星、吴昌硕分别撰写的《西泠印社记》;有叶为铭、丁辅之、王福盒1915年编辑《西冷印社志》(共分八卷,从卷一至卷八依次为:建置、掌故、人物、艺文(上)、艺文(下)、规则、藏弃、志余。前有汪承启序);1916年,吴昌硕作《西泠印社图》。 印谱编辑有: 《窳龛留痕》、《悲蓋印剩》、《秦汉丁氏印谱》、《秦汉百寿印聚》、《缶庐印精拓》、《画余蓋印存》、《登安印存》、《鄣蓋印草》、《古陶轩秦汉印存》、《太上感应篇印谱》等。出版《缶庐印存》三集、《苦铁碎金》、《完白山人印谱》、《赵伪叔印谱》、《董巴王胡会刻印谱》、《黟山人黄牧甫印存》、《隧印学丛书》、《缶庐近墨》、《缶庐墨戏》(长尾甲在日本出版)、《静蓋印集》等。印学著作的整理、出版有: 《多野斋印说》、《治印杂说》、《印典》、《印谈》(由日本社员河井仙郎译为日文出版)等。 对外活动有:1914年印社与海卜题襟馆书画会互通声气,在孤山“就社中隙地”修建隐闲楼(一名“题襟馆”,次年建成);1915年与南社雅集;康有为为印社手书“湖山最胜”;日本长崎、大阪首次展出吴昌硕书画;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赠吴昌硕铜像(后由吴转赠印社);王国维题咏《西泠印社图》;社员长尾甲在日本举办“赤壁会”;泰戈尔访问西泠印社。 1923年是印社的二十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目前所知者有二:其一为修建入口半坡石坊(有丁仁撰、叶为铭书联);其二为举办规模盛大的金石书画展览。所展览的书画作品,于次年辑集为《金石家书画集》(共二函十册)出版。 其他印社活动:1914年成立以西泠印社社员李叔同为主任的乐石社(1917年改名为寄社);1918年,广州成立濠上印学社;1921年,北京成立冰社。三、从发展到成熟(1 924—1 933) 1924—1933年为印社的成熟兴盛期。社中大事:首任社长吴昌硕逝世(1927年)。其他分述如下: 基础建设有:1924年,建华严经塔、凉堂,为邓石如造像等。 印谱编辑有:《西泠八家印选》(重辑)、《传朴堂藏印菁华》、《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滨虹草堂藏古玺印》、《登安印存》、《毓庆宫藏汉铜印谱》、《横云山民印聚》、《罗刹江民印稿》、《吴赵印存》等。出版印谱有:《春草庐印集》等;编辑印学书籍有: 《篆刻新论》、《古印谱谈》、《刻印源流》、《说文部首》、《玺印叙言》、《古印文字韵林》、《封泥汇编》、《印谱考》等。 此时,西冷印社的声望日隆,吸引了各路名人前来游览:1928年鲁迅游览西泠印社;1931年张大千等游览西冷印社。文化名人游览西泠印社,不仅给游览者自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同时对于印社也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三十周年社庆,亦有规模盛大纪念活动,如:金石书画展览、辑集《西泠印社三十周纪念刊》等,详见本书第二阶段“分论”部分,此不赘。 在这三个时期之间,既有着一脉相连的延续性,又有各自明显的特色。延续性表现在每个时期的活动都不外乎印社建设、印谱的编辑出版以及对外交流等等;各自特色在于:第一个时期的重点是从无到有、积蓄力量。主要是创始人编辑、出版印谱。其中,吴隐在上海开设的“书肆”作为杭州西泠印社的分支,对于印谱的编辑出版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印谱的发行客观上也扩大了西泠印社在社会上的影响。第二个时期的重点是突出基建、扩大规模。印社的基础建设工作比重甚至超过了印谱的编辑出版等方面。第三个时期的重点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印社开始吸引名人参观、游览,以艺术社团和风景名胜双双名扬海内外。截至三十周年社庆,西泠印社的声势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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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陈振濂 《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洋洋八十万言,现在终于杀青了,看完全稿,心中感慨万千。 100年西泠印社,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篆刻专门史,又是一部同样宏伟的社会文化史。早在1999年,即有出版社希望我能承担撰写“西泠印社史”的任务。再往前推,则在80年代末,有一位到浙江美术学院留学的奥地利学生,还曾以《西泠印社史研究》为题撰写了她的博士论文。当时她的指导教师,是沙孟海社长。而沙老太忙,叫她来找我——大约是因为我对西泠印社史研究有过一些粗浅的成果吧?——相处的一段时间,在指导论文、回答质疑的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对以往的几篇论文的专题进行了更全面、更整体的反省与框架性调整。记得当时她的学位论文完成之后,因为是德语,我还想找人译出来以为我们参考,但终因事忙而搁置起来。这部上下册的德语版的《西冷印社史研究》,就一直束之高阁,未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厂是,在1999年的出版社约稿之后,我很冷静地考虑了一下现实可行性:在资料还有较大的缺陷、还未有经过理性的梳理与定位之吋,茫茫然地写一部《西泠印社史》,除非把它写成一部常识介绍的册子,若沦其学术性,是基本上缺乏保障的。而介绍人物与作品或还有景点,把书写成“点鬼簿”“名人录”“英雄谱”式的,却又与我的史学观格格不入。撰稿,也就这样在一再的踌躇与犹豫中被耽搁下来。 百年社庆是一个契机。从2002年开始,西冷印社已经把迎接百年庆典当作主要工作来对待。作为社员,作为已经有过一定学术积累、对社史研究已有20年投入的我,自然而然即想到了这个资料整理的问题。其时我正担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帐下”博士、硕士、博士后已有十余人。学生们希望介入学术;而西冷印社史研究也需要一些高质量的学术人才,双方一拍即合,即有了一个新的构想:利用我们研究所在艺术文献学与艺术美学方面的积累,为西泠印社史进行史料上的全面收集与整理。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先作《长编》之例,我指导博、硕士做论文,也必是先从做年表开始。于是,西泠印社百年史的“资料长编”,便成为研究所师生一致认定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 说到最初开始酝酿的时间,应该是在一年半之前的2001年底到2002年初。其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画笔墨问题大讨论研究”、“当代书法创作流派研究”两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即想选择书法、中国画以外的篆刻。选择西冷印社百年史作为课题,本来即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构想。2002年春,大约是从1月到2月之间,我专门花了三个半天,把西泠印社一百年分为十个阶段进行讲解与授课,俾使学生们对西泠印社发展有一个脉络式的了解。其后,研究所又拟出了一份授课名单,请在杭的印社前辈与骨干们分专题来大学授课或赴他们府上听课。这一安排的意义是在于:先让学生们对西泠印社的基本情况作一知识性了解、找到入门的途径,为其后的研究打好基础。现在看来,这样的举措是完全必要的。 正式启动是从2002年8月开始,对于整部书的框架、体例的构思,以及其间的“出目”“系史”“文献引征”“存目与附录”各种史料处理规范,都在博士后教室被反复讨论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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