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孔子
2008-1
刘烈 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 (2008-01出版)
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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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孔子”是一有点火气的说法，似乎是孔子失去了原貌而我们的工作是恢复他的原貌。又似乎是说，汉代封为“素王”的孔子不是孔子的原貌。我们还真有这种想法，甘冒对先哲的不敬，至少是对他们心目中的孔子不敢赞同。原因是他们的孔子形象受到了政治太大的影响而无法自拔，这是他们的历史的限制，本是无可厚非的，我们自己也有历史的限制。我们的限制也只有等我们的后人来指出，自己恐怕不仅不能指出，连疑点都生不出来。从同样的角度来看，换一种较为温和的说法，“还原孔子”的实质只是想找出“历史中的孔子”，而非“神化了的孔子”。既然孔子被神化了，那么历史中孔子的面目已不清楚，于是只好进行还原，逼不得已，这是历史加在中国子孙身上的责任。我们原本是对孔子的哲学感兴趣，随即觉得认识历史中的孔子别无选择，就勉为其难地进入了先秦史，不成熟的许多地方还望专家们多多指教为幸。“还原孔子”的工作很多，因为孔子的哲学是他之前两千五百年他个人的中国文化的综合，但既然是哲学，对于当时的文化整体是有一整套理论的，我们所做的是通过孔子时代的历史，向另一个方向，即历史的孔子开了个头，因此篇幅和目标都不允许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较全面的讨论和探索。其实，“还原”（reconstruction，reconstitution）在哲学上讲起来是弄清楚哲学思想源流的一个很合理的、必要的努力：它应该是哲学的方法论中不可少的，只是还未得到哲学应有的尊敬。对中国文化来说，从还原孔子开始是当务之急；从长远来说，对哲学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将还原孔子的工作分几个部分：1.历史中的孔子和周公：2.孔子的学说和实践；3.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眼中的孔子；4.春秋的问题：神化孔子。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四个目标的范围是很大的。尤其是第二个目标“孔子的学说和实践”中，包含了孔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范围。不是短短几章能说明的，因此也只是说开了个头。举例说明，孔子的经济学观“不患寡而患不均”，需要一整套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来阐述，是值得讨论的大问题，但迄今未见儒家有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对它有重要的著作发表。我们非经济学家，只能存而不论。我们只能在恢复孔子学说的原貌上下点功夫，因此着重于对周公、春秋的研究，也对孔子真身提出一点和传统不同的看法来，务使孔子复成为历史中的孔子，并对他的学说中“仁”、“孝”、“礼”等问题作初步的讨论。孔子是一个尊重先民精神、传统的学者。中国的先民和他们建立的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通过各种渠道：通过孔子传递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从那些文化遗产中继承他们的精神和贡献，来创造新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契机，也是世界文化的契机。《还原孔子》成书一年多，遇到一些人事上的出版阻力，感谢孙东川、孙月英、孙岚、金晓辉、金照、孙以煜的热情帮助，陈有昇先生的审稿，马丹梅女士的打印，锺少华教授慨赠《论语》明刻本插图和帮助，陈啟伟教授夫人、邵秦教授、宋镇豪教授的批评和帮助，贾娟女士的特别是做索引的帮助，这本书才得以见天日。以上诸位的鼓励和帮助使我能继续写《还原孔子》，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和读者见面。
《还原孔子》是将自汉至清的被神化了的孔子重新还原为历史中的孔子。对于孔子的心理发展、追求、哲学、实践进行初步的分析。作者大胆地提出《春秋》一书并非孔子所写。为了要进一步了解孔子的理想人物周公和理想化的西周，作者勾划了周公的生平事迹。
刘烈(加拿大籍)，1933年生于上海，1957年出国，曾获菲律宾伯格满学院哲学学士，巴黎大学历史、社会学博士，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哲学博士。曾执教于巴黎大学、国立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大学，曾加入魁北克心理分析协会，为巴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会员，心理分析师。退休前后一直从事哲学、心理分析的研究和写作。
前言孔子对自己心理的划代仁儒述而不作孝孔子不说、少说的东西道德的绝对和泛道德河图、洛书和凤乌、麒麟孔子的二三事孔子的人学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孔子与女人礼，人的关系和感情的必要形式《春秋》从史料看周公索引
《论语》无疑是孔子所“述”的比较完整的内容。《论语》的来源较多，来源之间互有补阙。如曾子、子张、子贡、子路、颜回等门徒与孔子答问、对孔子的记载，可以看出孔子对各个方面的态度：富、贵、贫、贱、忠、孝、仁、义、礼、乐、信、智、知、贤、愚、君子、小人、王道、霸道等等。我们必须认识到，孔子所说的是“述”，不是他个人发明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流转在民间，为百姓实践的、先民传下来的中国文化！从文本上，我们从《论语》、《诗经》、《左传》、《史记》、苟、孟甚至庄子、韩非子等有关孔子的记载中都可以得到孔子“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论语》和《诗经》。我们也切勿忘记，与孔子相去甚远的屈原的《楚辞》中有关当时战国时代的人文表现中，也不乏当时人民承继先民的许多文化，这些都是孔子“述”的内容。《论语》、《诗经》等讲的不只是孔子，而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孔子自己是承认的，不是他“作”的，是他“述”的。他“述”的也可能只是比较全的、我们认识的主流的一部分。他所删的、不说的、存疑的、景仰的、离周封建甚远的也应该受到我们的注意。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于孔子的一切的写作紧缩在《孔子世家》之中还是比较公允的。太史公的孔子绝不是汉朝儒家和以后儒家的孔子；那时候的孔子已经被神化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司马迁也无可奈何地受到了他自己时代的君主极权的影响。汉朝的君主极权又受到了秦始皇的极大影响，那时君主的极权要比孔子所认识到的、历史中的、自己经历的都是远远超过了的。因为汉帝国的幅员已经极大地超出了周帝国的幅员，而权力则大量地集中，减缩了宗室的权力，这些都不是周帝国所能做到的。周帝国形成的春秋时代正是因为权力不集中，秦、汉都是竭力避免的；秦汉应用的中央控制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司马迁对于孔子的王道比对汉朝的王道要同情得多，因为后者的专制方式是前者远远不及的。因此，在这方面，司马迁对于孔子的“述”基本上是对事实的同情，不是原则上的分歧。只有在战国时代，比春秋更重要的王权的式微的时代才会有像孟子那么的说起“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话。直到明清递代的时代才会有像顾炎武那样在亡国之痛中作为反省封建的资料。周封建开始的时代一去就是两千年。这并不是说历代的儒家，特别是宋代的儒学对于封建君王做不出什么反应来，如程颐就对皇帝说过“臣窃以为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奉承，随欲所得……中常之主，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服。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但这些话在传统中、在宋朝、在任何朝代，一些儒或不儒的官就是说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权势使然，不是儒家或任何家说不出来的。孔子生时，对春秋君主谈霸道尚且是一个得不到的理想，遑论王道？孔子肯定对王道的实践有一种设想，正因为离现实太远，也只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来做譬喻，它就成了一种空想，是不用以任何论证来实现的，更谈不到有什么实践。孔子在三桓之下还未成任何气候就卷了铺盖，他的王道思想是无法付诸实践的，也不会得到任何时间的考验。所以，单从孔子的理论上我们只知道，他对于理想中的周公及其政治的向往，不可能更进一步做出任何判断来。至于后代的儒家，以为孔子所述的王道就是汉朝儒家所传下来的王道，也是在那种时代中不得已的既成事实、无事实可说的、标榜孔子的“王道”。它和孔子原来的王道，除了君主集权之外，并无其他的相同之处。后代的儒家，接受了孔子对个人的要求，而将其植于、利用于统治之中，这已非孔子的原意了。孔子的“述”因为时代的限制，后代的儒家之“述”孔更为时代限制，这些“述”就不是孔子前两千五百年中国先民所遗下的文化的综合了。孔子的“述”的综合，有意无意地只集中于周封建肯定的、篡改的、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一面，是不完全的。后代的儒家所取孔子的“述”而用诸封建政治实践，比孔子的片面性的“述”更为片面，此外便只能在个人情操上下功夫、做文章，以见其为孑L子正统，以适应当朝政治压力，或谋个人之私。孔子主义者看到孔子的“述”，一般以为它是全面的，而在孔子“述”的后面还有许多“不述”、“免述”、“少述”的东西，因为和其“述”不能并存，或以为是不重要的。用今日的话来说，孔子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包容了一切不能说的，以为只要追求理想就是追求最重要的；其次是一个人的身体力行，有此二者足矣。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慕道、传道，在他个人身上实现道，而要到道不行，无事可做时才去修诗书的。因为孔子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明道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了，有时会大打折扣。例如对于王道的真实性的歪曲。这也就说明两千年中，他的忠实追随者面临同样问题时，采取了孔子的态度，但心中的迷惘是很大的，无法解决的，也跳不出孔子主义。似乎是，要放弃孔子主义才能将这一纠缠弄清楚。但谁又能摆脱孔子主义呢？当悲剧来临的时候，许多孔子主义者只能以一死来回答。悲壮是悲壮的，但真理呢？——恐怕还要从历史人手。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句，孔子对道的态度决定他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正好在他的“道”的追求中，历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一环的损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也就是我们以为孔子不是《春秋》作者的有力证据之一。首先，孔子对于历史只消从他对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态度上就可看出，他主张亲情胜于真理。那么区区历史真理就更不用说了，是可以牺牲的，至少是可以忍而不言的。孟子所说的“诗亡而春秋作”，《诗》根本未亡。《春秋》也就未作，即汉朝人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不像是孔子作的，特别是《孟子》中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完全是一句空话，是一句汉儒拿来吓汉朝对皇权不满的臣子的。如果我们给“乱臣贼子”的定义是“谋私反上”。《春秋》中几乎绝大部分的诸侯、卿、大夫、陪臣都是“乱臣贼子”，孔子曾为乱臣三桓服务，犹恐不得其心：佛胖召之而欲往，奔走于陈、蔡、卫、鲁、齐之间，还说什么“乱臣贼子”？还搞什么“微言大义”？孔子要是有司马迁一半对历史的尊重，后代孔门弟子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述”就要好好地“述”，不能“述吾之所述，不述吾之不欲述”。这也许是寻“道”的人的主要问题。老子说的“为道日损，损而又损，至于无为”，恐怕应改为“损而又损，至于非道”，尤其是孔子的王道，“为王道日损，损而又损，至于无王”，正好和无政府主义连上。恐怕一切在求孔子式的王道的人的普遍经验是对王道的彻底否定，但在两千年中不容许这么做呀！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未闻孝悌而犯上者”，《论语》中有子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句话的分量如何的重！有子不愧为孔子所识，为孔子再传领门。当一切王道为那些王糟蹋时，还有“孝”来顶住，而“孝”也是无“慈”的愚孝，中国人的命运于是只能系在不论什么昏王、儿童王、皇后王身上了，甚至系于挟王以令天下的太监、误国的奸臣身上了。周公建立了封建，孔子是将封建主义理论化的第一人，“始作俑者”，孔子的“述”的价值可想而知。
《还原孔子》由书海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