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
2001-10
海南出版社
梁启超
无
《王安石传》约16万字，详尽编述了荆公的时代、荆公的传略、执政前的荆公、荆公与神宗、荆公的政事，分民政财政军事教育选举等；荆公之武功、罢政后的荆公、新政的成绩、新政的阻挠与破坏，荆公之用人与交友、荆公之家庭、荆公之学术与文学等。书后附有王安石年表和王世系表。
第一章 叙论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
第七章 执政前之荆公（下）
第八章 荆公与神宗
第九章 荆公之政术（一）总论
第十章 荆公之政术（二）民政及财政
第十一章 荆公之政术（三）军政
第十二章 荆公之政术（四）教育及选举
第十三章 荆公之武功
第十四章 罢政后之荆公
第十五章 新政之成绩
无
从宋史给王安石盖棺定论后，梁任公这篇文章算是最著名的翻案文章了罢。
现代人受的西方学术训练和国际视野，是读史书时常常沾沾自喜的地方。然而读任公的书，却总令我惭愧，虽然晚生百年，国学固然望尘莫及，西方人文科学的基本概念，任公也是深得精义。看看这本书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论述，恐怕自己仍然说不出更多。
不过，对任公的学识敬仰，但全文开篇就自称荆公粉丝，文中的根本论点却不敢苟同。
基本上，由于史书否定的太彻底，任公则针锋相对地一条条全部翻案。从为人，为学，施政，进退，交友用人，家人，诗文各个方面逐个击破。可惜立场太强，如同史书本身全部否定失之偏颇一样，全部肯定同样难免过于武断。
有说服力的部分：
1、除了君实介甫的交谊名留后世，老泉的辨奸论是伪托之作的论证是可信的。同时王安石人品至少同时风评甚好，应该无可置疑。关于自己，甚至儿子的人格攻击立不住脚。
2、新法本意深远，改革是必要的。这点看当时内外形势也洞若观火。特别是青苗，募役法，利远大于弊。
3、边疆政策上取得了较大成功。远胜于后世如司马光，蔡京辈。
当然，任公对王安石如此偏爱，无疑是有自己的寄托在里面，不过除了上面几点，连任公也只能把新法得罪尽天下名臣归结于党争和名士的迂腐，荆公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用吕惠卿辈。然而前如韩，富，后如文彦博，司马光，二苏，范纯仁，都是著名君子。任公选用的史料也都是加以攻击，回避了很多问题。
例如，对文彦博攻击募役法，说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百姓。当然任公的攻击入木三分，但回头想，自魏晋来的世族经唐末五代动乱，宋代的士大夫实继承了其精神，这个阶层的利益被如此直接有力的动摇，政治反弹的力量不是靠民意两字就能化解的了的。几百年后张居正的权力远甚于王安石当年，真真正正的权倾朝野，推行一条鞭法还有那么大阻力。王安石的政治手腕不足，才是新法的最大问题所在。
读宋史时，印象最深的是官和吏的分离，制定法律的固然是少数精英，道德，学问，思虑都是一时之选，然而真正去田间地头收税的，却是募役法都深恶痛绝的那些衙役之流，韩，富等名臣反对新法，或许正是出于这个“任凭官清如水，奈何吏滑如油”的心态，这些需要政府收钱的政策，到下面会给百姓造成多大损害，庙堂之上恐怕鞭长莫及。王安石身为宰相，家都让县里来上访的老百姓烧了，任公整本书二十多章只字未提，多少也有些春秋笔法。
总而言之，翻案固然有收获，中国的史书过于在意“盖棺定论”，而很少总结经验教训。即如此书而言，如果任公能多谈谈王安石改革何以失败，后来者欲改革须行何种手段，恐怕全文价值会更上层楼。
吾尝读《苏东坡传》，林语堂谓其仰子瞻之才，由是知先生易右苏而左王。然先生咎王之误宋甚矣，吾每读至此，则以为其事甚怪，未敢因之而谬荆公之武功。夫王公安石者，北宋之名相也，其所行之变法岂曰一无是处哉？然余于荆公之事迹所知甚少，是而终不敢妄言也。及见梁公之《王安石传》，大抵知其生平。任公以安石负盖世之才而又见用于圣主，然其新法卒毁于私党之手，不亦惜哉！余固敬任公之才学，又存疑焉：奈何任公所传之安石与林语堂所述大相径庭，而又见异于诸史乎？任公谓其不敢因私而妄语，然其之誉荆公者溢于言表终有所倚。殆荆公变革家也，而任公亦变革家也，古之谓“惺惺相惜”，其言是也。吾遂取诸史而鉴之，有所得焉，诚非识者之论，唯承诸君之言语而复记于此耳，亦为我所识之荆公。
宋人承盛唐之光辉，固当慑威于远国，然赵宋之不竞，举世皆知。何去之远矣！谓太祖之猜忌使然。方唐祚中缺而彼宋未兴，群雄竞逐，兵革四海，天下能者居之。梁帝篡唐，敬瑭弑主，此皆一时权臣也，而太祖起于微末乃以一区区殿前都检点取周而代之，陈桥之事，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帝以其取天下之易而犹惧后世诸将效之，遂尽释其兵权。已而又行更戍之制，于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故宋之禁军外不足以御寇而内不足以平匪，此宋所以不竞者一也。方陈桥事变，宋祖揽兵权于己身，其不思北图契丹乃南下诸国，待以疲惫之众而入虎狼之辽焉得不败之理？太祖亡于流矢未已，而太宗又兵败幽州，君臣相顾无策遂罢兵乞和，由是宋人养兵而不用，役员日冗而财政难支，卒危宋之社稷，此宋所以不竞者二也。北方作战犹重骑兵，欲强骑兵则在强马，燕赵自古多产良马之地，奈何后晋之主石敬瑭拱手燕云十六州，以至后世制于夷狄数百年，此宋所以不竞者三。
荆公值此多事之秋，受命于明主，欲施图强变法之事，诚非苟且之徒，而世之诟之者也甚，荆公能不避其险慎终如始，安不称一世之人杰耶？余观荆公之新法，所行者大抵曰：青苗、市易、募役、保甲、保马诸法。青苗、市易二法皆自荆公惠民之本意；募役则欲改病民之差役制以利万世；又以宋冗役之多乃行省兵之策而复以保甲法强民去盗，度之似无不妥；保马法则曰无奈何之举，盖欲求良马于垄亩。余自知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惶恐之间实难谓新政之良恶，而仰观历史，诸史评熙宁新法亦多分歧，清末之前论者多有微词，及至任公为之立传而翻历史一公案，后世敬之者多矣，此诚亘古未有也。殆人之见识有短长，昔时众人难识此法之妙而今者知而誉之。然荆公主新法多年而其功难奏，何也？
故吾评新法曰不适其时，评安石曰不学无术。一者吾固不知新法适于当时之体制否，再者夫宋之积弱非一日之久，荆公果欲行强国之策当知其事固难一日而就也，然政令初行，朝野哗然，荆公虑其胎死，终求之甚切，故曰乏时。既受肘掣，而荆公又未能因势利导乃罢黜良吏，奋其私智，为天下议，是评无术。虽然，吾实非责其所事。古有萧规曹随，史家美之，使易宋而处，则难矣。当宋之世，夷患不除而草寇难绝，朝廷岁输万贯入西夏、契丹，若因袭旧法，亡国只在时日之久长。不变法，后事可料；变法，则孰强孰亡犹未可知也。故吾善其事而不善其法。
我评王安石及其变法大抵如是。
荆公与任公都是我极佩服的人物。
任公为荆公作的此篇传记，全不以记叙其生平琐事，而以“发挥荆公政术为第一义”，通其精神思想。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也并没有勾勒出一个鲜活的、丰满的王荆公，笔墨集于荆公的政术思想，使得荆公改革之勇气，坚韧之性格，虽立于风口浪尖，兀自屹立不倒的形象跃然而纸上。
在自序中，任公言“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启超先生当年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随康南海“公车上书、变法维新”，欲立国以自强，革旧以自新，其之思想精神，追至溯源，当是自于荆公。
荆公所处的时代，仁宗当世，莫不称有宋全盛之时代也，其实不然，民困病弱，外不能御敌夷，辽、西夏之岁币增而复增，至真宗有“澶渊之盟”，实是辱国之盟，才又享百余年安乐世；内不能富其民，百姓聊困，不能安生，荆公以前，掌国者以韩琦、富弼、司马光而论，莫不称其为君子，然何以至此？
任公所处的时代，较荆公更险恶，英、法、美、日等列强之强取豪夺，从鸦片战争之《南京条约》之后，所签丧权辱国之条约不计其数，政府之贪腐无能，人民“莫谈国事”，安心做这个腐朽的老帝国的最后的陪葬品， 这个曾经有过“康乾盛世”的帝国，如何变得如此死气沉沉？
曰：中国历代之恶习，在守旧，在懒惰，在“因循苟且”。
中国最大之弊病，这个国家太过庞大，组织体系制度太过严密，哪怕是大家开始懒惰了，开始“因循苟且”了，国家也依然能够靠着惯性继续的运转下去，甚至说，在刚开始的那些年里，看上去还是一副国泰民安的样子，于是大家也就越发的懒惰了。
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不这样，他们骨子里没有懒惰的基因，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革新的血液，他们不能安于这样的不思进取的社会。
所以才有荆、任两公，起于危难之时，冒天下之大不韪，欲以一己之勇气与魄力，扭转这个死气沉沉的社会。
荆公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任公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这两个相隔千年的奇男子，顶天立地，无所畏惧，把民族的希望和进步挑在自己的肩上，从没有一刻敢于懈怠。
他们铮铮的声音，相隔千年，来回的激荡而变得愈发的响亮。
启超先生这样评价这位千年前的知音：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之日莫之能废。”
所以我相信，任公写下《王安石传》中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是血脉贲张的，一定是在怒吼的，他向上历千余年而终有知音，所有蕴含的理想、信念与志向，全在这薄薄一册小册子中。
当年林语堂先生为苏东坡作传，纯是文人相重；而任公为荆公作传，二十二章中约有一十六章为时世、变法、政术，所述文学者不过最末区区两章，任公之为荆公作传，所重者为荆公之改革之思想，进取之雄心，学术文章，不过末流尔尔。此二者皆欲以政治为第一要务，以改革家为第一身份，实与彼二文人不可同而语也。而当今之世所以称二公者，竟在文章学术，而二公之改革之思想、不苟且之精神，竟似末流，每念及与此，未尝不痛心苦泣，哀世之谬误也。
启超先生曾做“少年中国说”，只因为少年、青年是这个社会最不能懒惰的一些人，他们不过二三十岁，有着冲天的雄心，有着逆天的勇气，他们最不能安于这个社会的不思进取，他们最怨恨这个民族的暮气沉沉，他们是最具有创造力和改革精神的一批人，因此任公才有此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每当我读到这一段雄奇壮丽的文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任公在《王安石传》的自序中惟愿“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你我之人，都是少年，所担当的都是国家民族的将来和希望，自当有锐意进取之心，改革创新之胆，永远不要懒惰，不要守旧，不要“因循苟且”。
最后，我当以荆公之一句诗作结：
“男儿少壮不努力，挟此穷老将安归？”
此书为梁启超为王安石所作之传。梁启超可谓学问渊博、识见深远、文才汪恣者，以此学问、识见、文才而为改革家王安石作传，无怪乎此传详于考异，精于议论，善于比较，不惟细论王荆公之政术、武功、学术，亦涉及当时之时代、当时之君臣，并论及古今、中西之异同。盖梁启超身处变革之时代，而尤服膺于王荆公之“法先王者法其意”之旨，以为“秦汉以后，其能知国家之性质，至诚恻坦以忧国家者，荆公一人而已”（p.81）。读之，乃叹张太岳终不及王半山。
一个问题是：中国果儒法国家乎？ 何法家如此之不昌也。又，儒家学说重稳定，故我两千年来社会难以变迁。然观宋代朋党之争，可知儒家意识形态阻碍改革之力度也何其大（如司马温公）。如此，则我今日儒学可复兴乎，可有益于中国而使中国兴盛乎？
11.21.小雪前夜
王安石
任他风吹浪打
一生波澜不惊
自在风光颠峰
胜似信步闲庭
大道终归尘土
去留谁主沉浮
熙熙攘攘寂寂
半山安然石如。
超越时代的人要不为这个时代所不知道而漠然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便是往往会作出些或大或小的事迹来，而他们的行迹方式、功过是非也往往难以定论，并且往往是贬多于褒，王荆公就是这样一个人，任公对他的评价很高，这一方面得意于任公的眼界，另一方面安石却有穿越千古之魅力，一个在前年前就准备施行近代商品制度的中国人，你说他能不招人非议或者招人无限景慕吗？
世上唯无誉无咎者无名，安石当然知晓这个道理，他是不愿也做不了一介凡夫的，“安石不出，奈苍生何？”极具忍耐力和抱负的他必定要创一番千古之业乃罢...
可是他出身的时代根本就无法把他的一套思想执行下去，而他依然和神宗硬是推行了十九年之久，其毅力不得不叫人佩服...
安石的意义不尽在于他的思想，他的诗文，更在于他的坚韧人格和积极勇进的人生态度...
安石曰：“男儿少壮不努力，挟此穷老将安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