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与兴趣
1999-1
学林出版社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376
郭官义/李黎
无
本书是哈贝马斯专门论述认识论问题的一本重要哲学专著。全书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作者在书中抓住了认识论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认识论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致中国读者译者前言导言第一章 认识批判的危机第二章 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历史主义第三章 批判是认识与兴趣的统一后记（1973）术语索引人名索引
哲学同科学的关系似乎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清楚地给予说明。在科学中，哲学是作为批判被保留的。要求对类的历史作自我反思的社会理论，不能简单地否认哲学。确切地说，哲学的遗产转变成了决定着科学分析方法本身的意识形态批判观，但是，除了批判之外，哲学没有任何权利。当人的科学就是实际的认识批判时，作为纯粹的认识论失去了自己一切内容的哲学，又重新间接地获得它的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哲学想成为包罗万象的科学(die Universalwissenschaft)，然而，包罗万象的科学作为哲学，注定会遭到批判的致命判决。 马克思没有发展人的科学的这种观念；由于把批判和自然科学等量齐观，他甚至取消了人的科学观念。唯物主义的唯科学论(der Szientismus)只是再次证实绝对的唯心主义已经完成的东西：扬弃认识论，以有益于从认识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包罗万象的科学，这里当然不是有益于绝对知识，而是有益于科学的唯物沦。 孔德对社会学家马克思(der Soziale Marx)的自然科学提出的实证主义要求，不过是抓住了马克思认为自己所追求的意图。实证主义拒绝认识论，结果使它后退到了康德批判的反思阶段之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了认识论的哲学的自我扬弃；他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然而，实证主义却以前批判的传统为出发点，成功地完成了认识论遗留下来的科学方法论的工作，而黑格尔和马克思则无视这项工作。 “文化系统的每一个系统，均构成一种以共同性（即以日常君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主体通性）为基础的联系；当联系成了成就（die Leistung）时，联系具有一种目的论的性质（这就是说，联系是一种可以用功能主义观点加以分析的联系）。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精神]科学中概念构成所固有的问题。为这样的成就共同努力的个人，只有在共同努力将成就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才属于[有了]联系。但是，在这些过程中，他们的确是借助于他们的全部本质发挥作用的。因此，这样的领域[联系]（它不像在规范分析的科学中那样），从来不能从成就的目的中构成，确切地说，除了着眼于成就的[人的]力量之外，在这种[联系]中始终还有人的本性的其他方面在共同发挥作用；人性的历史变化在起作用。文化科学系统的基本逻辑问题在起作用。” 系统的精神科学提出普遍的理论，但却不能简单地离开通史的大地。系统的精神科学为它们自身的理论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如何使自身同系统的精神科学把握个体化的历史过程的意图协调起来呢？弗洛伊德不是把这个问题视作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但是，[他的]心理分析(die Psychoanalyse)——当我们把心理分析理解为生活史的形成过程的一种普遍理论时—却回答了这个问题。 心理分析，最初只是作为解释的一种特殊形式出现的；它为说丽特号的联系提供了理论观和技术规则。弗洛伊德始终以语言解释为样板来解析梦（释梦）。有时，他把梦的解析同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例如利维尤斯（Livius）的作品相比较。然而，分析家的解释工作不仅由于对特殊的客观领域的划分而不同于语言学家的解释工作；它要求一种特别宽泛的、与其余的精神科学的解释相比考虑到一个新的维度的解释学。狄尔泰把传记[生活的历史]作为他理解分析的出发点并非偶然。能够被回忆的生活史的联系的再现，是整个符号联系的解释模式。狄尔泰选择传记作为[理解分析的]模式，是因为生活史似乎具有透明性的优点：它为回忆提供的不是不透明的事情（das Opake）的抗拒。狄尔泰认为，在生活史回忆的焦点上，集中的是历史的生活—“内心熟知的事情，即无法深究的那种事情”。相反，在弗洛伊德看来，只有当传记同时是内心熟知的事情和非熟知的事情时，传记才是分析的对象。因此，被明确回忆起的事情（das manifeste Erinnerte），必定是能够研究的。狄尔泰把解释学同主观臆想的事物相联系，而主观臆想的事物的意义可以通过直接回忆得到保证： “只要人们从生活的前进和变迁中，即从时间上和随之而形成的发展和联系上来理解生活，生活就是历史的。生活是历史的，就在于生活的过程可以再现和回忆；再现不是再现个别事情，而是再现联系本身，即联系的诸阶段。因此，在理解生活过程本身中所回忆的事情，在历史中将借助于客观精神所包含的生活表现，按照生活的这种变迁和取得的成果，通过发展和联系来进行。” 狄尔泰当然懂得，我们不能在所想象的生活史的视野的彼岸，指望获得直接回忆的主观保证。因此，理解也着眼于符号的结构和思想联系赖以使自己客体化了的原文，以便通过批判性地恢复原文来援救遭到破坏的人类回忆： “因此，构建历史世界的第一个条件，是通过同解释相关联的批判来净化人类对自身的混乱的和许多方面遭到破坏的回忆。所以，历史的基础科学（die Grundwissenschaft）是语言学—语言学，就其知性形式来说，它是语言的科学阶段（传说就是依赖语言保存下来的）—是搜集迄今人类的遗产，是使人类的遗产从谬误中净化出来，是按年月顺序整理和组合这些遗产并把它们置于内在的联系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学不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辅助手段，而是历史学家处理问题的首要范围。” 和弗洛伊德一样，狄尔泰也考虑到了主观回忆的不可靠性和混乱；他们都认识到批判的必要性，[因为]批判能够净化流传下来的被曲解了的原文。但是，语言学的批判不同于心理分析的批判，这是由于语言学的批判，是通过占有客观精神的方法去追溯主观臆想的意向联系—经验的最终基础。虽然狄尔泰强调解释学的思想理解（das Sinnverstehen) ,而排除了[对异已者]表达的心理理解（das psychologische Ausdrucksverstehen），“精神产物的理解”代替了“过分精细的心理活动”。但是，即使是着眼于符号联系的语言学，也始终局限于自觉追求的东西（Intendiertes）赖以表达的语言。当语言把客观化变为可以理解的[事物]时，语言就以日常的生活经验为媒介，把客观化的意向性内涵变为现实。因此，语言对在正常条件下起着回忆生活史的作用的力量，只发挥辅助的作用。它在批判工作中，在整理原文时所消除的是非本质的缺点。语言学批判所消除的疏漏和曲解，没有系统的意义，因为只有外部影响才威胁着解释学所研究的原文的思想联系。思想会受到在能量和活动上受到限制的传播渠道的损害，无论是记忆的还是文化传统的传播渠道的损害。 相反，心理分析的解释却不注重在自觉追求的东西的维度内的思想联系；它的批判性的工作并不消除非本质的缺点。它所消除的疏漏和曲解，具有系统的意义，因为心理分析试图把握 的符号联系，被内部影响肢解了。符号联系受到肢解，本身具有一种意义。这种遭到肢解的原文，只有在它成功地解释了遭到肢解的思想之后，它的思想才能充分地被把握：这就是解释学的固有任务；解释学不能把自己限制在语言学的工作方法上，而是把语言分析同因果联系的心理研究结合在一起。思想表达的不完美或者被扭曲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思想有缺陷，而始终与无法被主体理解的传记联系的思想有关。在想象的生活史的视野内，由于回忆失去了作用，因此，受到干扰的回忆功能本身需要解释学，并且要求从客观的思想联系中得到理解。 狄尔泰把生活史的回忆理解为可能的解释学理解的条件，从而把理解同自觉追求的东西相联系。弗洛伊德遇到了回忆系统的模糊不清，而这些模糊不清的回忆，本身表达的则是诸种意向；然而，这些意向必须超越主观臆想的东西的领域。狄尔泰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只是触及了命题、行为和经历的表达之间所存在的矛盾的特殊情况。然而，这种情况对心理分析学家来说是正常的。 a)感性经验（观察）与交往经验（理解）之间的区别。凡是我们在物与事件中感知到的东西，从原型上说，是一种经验，一种要求客观性，并且能够在肯定态度中得到表达的经验。在观察过程和被观察到的东西的肯定之间不会产生态度上的互换。相反，对内涵的理解则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它受语言行为的不能客体化的态度的制约：只有当我们通过行为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时，我们才能懂得（理解），人们向我表达的是何种肯定，或者问题，或者要求，是何种许诺和建议。当我们在第二阶段上把我们从这种不能客体化的态度中理解到的东西，即经验本身，作为肯定的内容时，经验将真正地被客观化。为了取得对交往的对象领域的对象，对人、对行为、制度、传统等等的经验，我们必须理解人们向我们表达的行为。但是，当我们肯定这种经验时，我们在主体层面上所取得的经验，则从主体通性的层面上滑到命题内容的层面上。为了能够理解“彼得给汉斯下达一道命令”这句话，我作为交往的参与者，必定在某个时候经历过下达命令或者接受命令这件事的含意。 我们称再现观察联系的肯定为描述。我们愿意把再现一系列表述的理解，即再现历史的诸种肯定称之为故事或叙述（die erzahlung）。 ……
后记（1973年） 《认识与兴趣》(普及本)在出版之后的差不多五年内，内容没有更改。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原文无需更改。相反，人们对这本书的意想不到的激烈而广泛的讨论提出的许多问题，致使 我似乎必须撰写另一本书，如果我想要系统地阐述这些问题的话：对这本书的批评，只要它是批评，而不是表态的或政治斗争倾向的标语口号，可以分为五类： a)反对我同时采用历史的和系统论的(systematisch)方法重新构建历史的描述，例如盖因伯格(Ginsberg)、罗普考维茨(Lobkowicz)； b)反对我对某些人物的解释，特别是反对我对黑格尔(如布普纳Bubner)、对马克思(如哈恩Hahn)、对弗洛伊德(如尼乔尔斯Nichols、和对胡塞尔(如伊万斯Evans)的解释； c)反对我对认识问题的非现实主义的(nicht malistisch)理解，尤其是反对我对不同的客体领域和与此相应的“知识形式”所作的结构论的(Konstitutionstheoretisch)界定，例如巴雷斯特雷(Ballestrem)、麦卡锡(McCarthy)、克律格(Krtiger)、罗普考维茨； d)反对我对客观性和真理的非理想主义的(nicht-idealis-tisch)理解，特别反对我对先验概念的修正和对认识兴趣的性质的模棱两可的解释，例如阿纳克(Anaker)、布普纳(Bubner)、海斯(Hess)、欧尔莫热(Rohrmoser)、陶伊尼森(Thetmissen)； e)反对我以解释、修正或者进一步阐述我的知识学的构想为目的的前后矛盾和含糊不清，例如艾培尔、伯勒(Bohler)、弗罗伊斯塔特(Floistadt)、吉格尔(Giegel)、斯劳伊尔(Schroyer)、维尔玛。 在进行这种分类时，我没有考虑那些很有价值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作者提供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战略，并对这些战略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赫雷奈斯(Hellesness)、巴尔(Bahr)、格拉塞(Glaser)、赖伊(key)和维尔姆斯(Willms)的专著，只是附带地提到了我在《认识与兴趣》中所谈论的问题。对于某些较为重要的不同意见，我在《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新版(法兰克福1971年)前言中表达了我的看法。 此外，达尔马约(Fred R．Dallmayr)在许多著作中，都对《认识与兴趣》的讨论作了描述，并且作了专横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后记的短小篇幅，对我从论证与反论证中学到的东西作出解释，我认为是妥当的。这里，我不谈细节问题，虽然今天我认为对这些细节问题进行修正是必要的。相反，我想明确地说明，我为什么要坚持我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所阐述的系统论的思想。我的系统论的思想通过不同观点——今天我认为这些不同观点是必要的——[的交锋]，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了说明。 1.论用系统观撰写的历史的性质 系统观是一种思维类型和表述类型；在欧洲大陆，自黑格尔以来，它就无需加以明确辩护(明确辩护也许会给它带来损害)；[然而，在某些读者看来，]特别是盎格鲁萨格逊的读者看来，用系统观撰写的哲学史使他们陷入混乱。我的研究目标是唯科学论的批判(die Kritik des Szientismus)。这里，我把唯科学论理解为一种基本观点；这种基本观点直到不久前还统治着最精密的和最富有影响的当代哲学，即分析哲学。唯科学论的观点是：一种科学的哲学如同科学自身那样，必须具有正确的意向(inten—tione recta)，也就是说，必须着眼于自身的对象(并且不允许只信赖自已的反思)。这种唯科学论的观点认为，研究认识问题的分析应该遵循一种用语言分析建立起来的科学的方法论；这种唯科学论的观点，在晚期维特根斯坦的推动下，才使自然的语言使用和科学的语言使用的语用学(die Pragmatik)摆脱了逻辑分析。K．0．艾培尔把这称之为唯科学论的“概念化的错误结论”：“在语用学的符号维度概念的前提下，论证的人的主体(das men—schliche Subjekt der Argumentation)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我们看来，对始终是设定的论证的可能性的条件进行反思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代之而存在的，自然是元语言(Meta—Sprachen)、元理论等等的无穷尽的学术体系；作为论证的主体 (als Argumentation-Subijekt)的人的反思能力(Reflexionskom—petenz)，—既可以在这个无穷尽的体系中显露出来，也同时隐避在其中。”因此，唯科学论的批判面临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意识到被否定了的(然而是哲学上始终所需要的)反思本身，也就是说，让人们意识到认识问题的一个(尽管有现象学的阐述，但)已成了不为人们所认识的维度。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途径，就是重写近代实证主义的史前史，假如这项工作能够使用回忆的分析的力量，去抵挡那个唯科学论扎根于其中的排挤[其他理论的]过程的话。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向任何人隐瞒我在前言中已经阐明的意图。当然，我没有跳出这样一个圈子：一种想仿照自我反思的形象来撰写的哲学史，对那些不是把自我反思作为…—种思想活动认真对待的人来说，必然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怪论(ein Kuriosum)。 ……
本书是哈贝马斯专门论述认识论问题的一本重要哲学专著。全书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作者在书中抓住了认识论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认识论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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