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民主
2001-03
学林出版社
布来顿(加),等
无
最近十五到二十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推动人们重新对民主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对于它的长处与局限，对于它与自由、稳定的关系，以及它与它的一系列属性如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关联等。在这些事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美洲与欧洲的一些国家，过去从来都没有民主的经验或是有许多年不再是民主体制，最近决定采取民主制政府。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是，许多近来采取民主制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运作于集体计划经济的体制与习惯之下。这一事实导致这样的问题：民主制是否能与集体经济相协同，或者说民主制是否要求或多或少地同时采纳资本主 义的市场体制。反过来说，只要这些新诞生的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的经济福利，那么在民主制下向市场经济过渡是更容易些还是更困难些的问题一定会被提到前台。同样重要的事实是：集体经济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选择的消逝（至少现在看到），已经推动意识形态两端的人们在关于民主这一课题的各个维度——这一体制的本质，它工作的方式或我们能使它工作的方式，它的前提条件，它的结果，等等——的系统思考上重新定向。
导论 A．布来顿，C．卡罗地，P．赛蒙，R．温特伯第一编 民主，市场与法律第一章 自行贯彻的均衡与民主的稳定性 B．R．温格斯特第二章 民主，竞争以及“同等法律”原则：对政治交易作为一种不完全契约的经济分析M．格里罗第三章 制宪民主：一个解释 D．C．缪勒第四章 一个稳固民主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P．波恩荷兹第二编 民主与经济增长第五章 民主、专制之下的政府开支与经济增长 J．A．钦伯，A．普里萨沃斯基第六章 民主与专制下的寻租与再分配 R．温特伯第七章 民主政府，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P．赛蒙第三编 民主的缺陷及其可能的改进第八章 民主与公共机制：无头利维坦之个案 C．卡罗地第九章 民主与授权 A．布来顿，M．布来顿第十章 政治参与，投票以及经济政策：现代民主的三个问题 L．坎皮革里奥第四编 民主的展望第十一章 民主理想的构成要素 I．夏皮罗第十二章 置身边缘的民主 R．哈丁
契约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一些情况下能使一个社会从较差的均衡（存在着侵犯；缺乏对政府的根本限制）走向稳定的均衡（可以支持稳定民主的有限政府）。 这是如何完成的？正如上述模型所指出的，它要求在限制政府方面形成一个聚焦点。这要求精英与人民之间达成一个协议，使双方都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社会形式，以换取互相接受一个能够维系的妥协形式。正如上面的引文所说，契约是一种精英协议形式，它使过去“不统一的”精英在政治立约之后运作的基本程序与规范上变成“共识地统一的”（Dmton et al．1992，p·xi）。用我们的模型说，一个契约造成了一个新共识。当契约各方看到他们在契约之下比在现状中都会改善境况时，契约就是稳定的。正如上面所强调的，为了使契约成为可信的，精英及人民必须都愿意惩罚那些企图背离这些约束的人。自我奏效概念的重要性提供了文献中不常研究的一套新约束。 进一步说，把契约解释为社会构建一个新的、向心的均衡提出了两个预测。第一，契约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强行订立的。在非对称均衡的背景之下，对政府的普遍化限制不可能实现，比如当两个群体之中的一个在这一均衡中比在一个对政府的限制得到阐明与维系的均衡中境况更佳之时。这表明在上述模型之外的某种东西必须在改变非对称均衡，并从而使大量精英参与契约中起作用。所以，一场经济危机也许意味着旧的均衡无法维系，使得新的契约可经协商产生，使得立约各方境况都得到改善。伯顿等人（Burton et al．1992，p．14）提出了与此预测一致的观点：危机与连续不断的冲突常常导致“各方惨遭损失”的情境。用我们的模型的话说，正是这些情境带来了创建一个新聚焦点的条件，社会中各不相关的政治成分的协同，以及达到可以维系有限政府及民主的帕雷托最佳均衡。 第二个预期与契约的成功从而由其建立的民主规制的存在有关。成功的契约必须是自行奏效的观点意味着对于一个合宜地构建的契约来说，我们必须找到这样的联系：那些能为自己的实施提供基础的契约比那些不能者更容易成功。 2.政府的目的 民主的制宪本质在林肯对美国政府的描述—民治、民有、民享—中表达得很确切。理性人为发展自己利益（无论是高贵的还是狭隘的）而建立的政府是一个为民的政府。如果所有人参与制订政府体制，则这些体制将会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制宪民主的规范基础在于社团对于建立政府的制宪契约的一致同意，这种一致同意来源于制宪契约中所规定的体制是被设计来发展所有公民利益的。 人们还提出了许多其他规范性目标。不管它们有何内在价值，如果这些目标不能获得社团的一致支持，它们就会使一些人或群体的意见凌驾于社团其他成员的意见之上。从而对这类目标的规范性辩护就只能依靠精英派论证。那些天赋神圣权利的伦理监察人或少数“选民”要为社团选择目标，设计达到这些目标的体制，并在体制建立后管理它。为了拒斥这一精英立场， 们就必须只关注那些原则上能获得一致支持的目标与体制。 有幸的是，符合这一标准的体制多种多样。社会生活中有许多时候能通过一致同意对将来行为做出某些限制，并使所有人为公共产品献出时间与金钱而使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增长。一个社会面临的共同危险和人们相互间的共同关心能使他们建立体制以把幸运的人的收人转给不那么幸运的人。分配效率的改进和某些重新分配的形式都在原则上可以获得公民的一致支持。这些行为是政府的存在理由。 2.作为民主必要条件之一的自由市场经济 让我首先引述社会学家S.安德里斯基（S . Andreski，1964，第257页）的一段话：“迄今为止，代议制政府只兴盛于存在着大批经济上独立个人的地方。这一‘独立’的含义不是可以不劳而获，而是没有上司。一旦民主体制来到财富聚集于少数人手中的国家，便立即成为纸面上的东西。在由一个大地主统治的地区，这个地主可以使不受雇于他的人都失去生计。这里不可能有自由选举。在生产资料受到垄断的工业化国家中，会产生与此相似但更为复杂微妙的情况。” 在所有财产由国家拥有、并由政府指导与控制的经济当中，每个人的工作与生计都取决于少数统治者。从而采取行动或投票反对政府的打算、政府的官员以及官僚体制，都只有在被容许范围内才是可能的。但是少数统治精英为什么要容许限制自己的权力或限制自己的执政时间呢？同样，如果连生产资料如印刷厂和纸张都为国家所拥有，独立的出版社、电台与电视几乎没有可能。唯一的例外也许只可能发生于政府中各派别之间出现权力平衡的过渡期间。 这些也适用于一个由几个巨型企业控制了劳动力市场并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市场经济。 与此不同的是具有安全的财产权利、充分的竞争以及法制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体制中，人们即使是雇员也可以有多种可能寻找工作和挣得生计所需。不仅如此，还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农民、企业家、专业人士以及富人。他们都能参加政治活动，不管统治者是否对此绉眉头。进一步讲，所有能掌握所需资金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找到相互竞争着的报纸、电台与电视台。从而，不同于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意见与观点能够相互竞争。 如果财产权利不安全，法制不能保护人民与契约，政府或别的群体就能惩罚采取与政府或群体目标冲突的行动的人。财产可以被没收，税收可以任意增加，契约可以被破坏或不执行。 所以，只有具有安全的财产权利、法治和竞争的市场经济能维护足够多的人的自由与独立，这些人是保持民主制所必需的。 麦克库宾斯（McCubbins 1987）等人把行政程序看作是减少官僚波动的手段。波顿（Breton， 1996）指出，一个终身制的资深官僚阶层可以减少立法波动，在这个模式当中，充分竞争使得任何团体都不可能剥夺他们的权力。我们已经讨论过一种特殊的官僚波动，其中，官僚们只能赢得消极性的战争，也就是说，去阻碍他人的创新，而不能达到任何积极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官僚政治采取了阿米巴虫的行为方式，它一方面使自己适用于任何环境，同时吞噬掉任何改革和变动。这种结果赖以出现的具体环境是由复杂的规定、制度竞争的缺乏和被动的资深官僚构成的。当公共机构受到保护性的正式限制，而控制和制约只停留在形式上时，最终结果与公民的利益就成了不相干的事情：在一种制度的自我陶醉中，规定成了目的本身。 我们考虑了意大利公务的诸多特点，它们都支持了这种解释。这个典型案例呈现了立法机构促使官僚顺从和官僚实施自己的方案两方面能力的独特性。假定性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绝对权力，这里只有灰色区域，正式责任不足以拥有有效的决定权，而作决定的能力被分散在不稳定的、成分复杂（包括官僚和政客）的联合体里面。无头利维坦的观念正适用于这种情况，最终的结果既不是官僚们促成的，因为他们作任何改革都离不开立法机构；也不是政治家们促成的，因为只有不合作才会使他们下台，因此他们乐得不招惹麻烦。 民主和其他利益之间的交易 我的论证的另一个根源是把民主以一种调节性的利益的概念—从属于它所追求、调节的活动—作为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在民主的要求和它要去调节的活动之间会有（极有可能有）某种紧张。在限定的例子中，日常发生影响的活动就会与我描述的原则发生矛盾。除我们已经用一定的篇幅加以讨论的父母一孩子关系外，足球队、军队和其他许多组织形式的目的就使得运用民主的管理方式成为不可能。无疑，人们常常可以对这种组织形式必然是非民主的这样的命颗提出挑战，正如关于工作集团（公司）管理的大量文献所表明的，我们应当经常对以民主的方式管理似乎内在地而非民主的组织的创造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尽管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要面对在民主控制和特定利益的追求之间的交易，这种特定利益可以包括如有效的强硬管理、军事情报的搜集、职业运动队的管理或者其他有价值的活动。 一种反应是对这种交易与对刚才已经讨论的内在于一般论证中的紧张一样的方式加以处理，即当我们要评价的事物多于一个时，我们就得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但这该是最终的而非最初的反应。虽然并不能保证在民主和其他利益之间的交易可以避免，但目前的论证告诉我们可以尝试去发现避免这种交易的方式。考虑刚才提到过的两个例子。尽管并非完美无缺，国会已经设计了监督机制以保证聪明的代理人的民主责任与他们隐秘的目标相吻合。毫无疑问，我们要为这种机制的运作付出代价，并且这种机制本身也能够进一步加以改善，但是冷战的结果几乎没有表明我们的制度比在其中实际上没有任何民主责任的前苏联体制运行得差，或者，的确也不比迄今很少或没有民主监督的西方的其他制度运行得好多少。就职业运动而言，情形也不像初看上去那样泾渭分明。尽管人们不能要求运动队中的每个人都就比赛进行表决，在职业运动中还是有许多领域可以运用民主控制的手段而不损害体育的目标。报酬和工作条件是最显然的领域，当然还有其他的领域。重申一遍，一般的要害在于其假定是反对做事的民主方式。这只是一种假定，并且还是能够克服的，但要给出理由，而论证的责任总是要落在试图限制民主发挥作用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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