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
2002-1
杭州出版社
胡国枢
405
《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胡国枢研究员的最新力作，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光复会的学术专著。 它揭橥了历史的客观进程，那就是封建制度的消亡与民主共和的新生。 它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还光复会以公正。 因缘际会，风云变幻，光复会已成历史陈迹。但是，光复会志士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仍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它的历史悲剧更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序一序二序诗前言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夕的浙江社会第一节 文物之邦英雄之地第二节 会党——潜在的反清力量第三节 20世纪初的浙江民族工商业第四节 兴办新学与东京留学生运动第五节 浙路风潮与反帝爱国运动第二章 革命思想的萌发与成熟第一节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传承世界先进文明第二节 民主思想的启蒙教科书——《明夷待访录》第三节 知识界的觉醒与兴浙会、越社第四节 《浙江潮》——从爱国、爱乡到革命第三章 辛亥革命在浙江第一节 光复会的建立与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兴起第二节 光复杭州第三节 浙江军政府成立第四节 各府易帜第五节 光复上海第六节 攻克金陵第四章 光复会第一节 光复会的性质第二节 光复会的文绩武功第三节 光复会与中国近代化第四节 从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看光复会的三同情结第五节 光复会的母地——绍兴第六节 光复会的坚强后盾——嵊县第七节 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是非恩怨第八节 光复会的组织解体与精神长存第五章 辛亥光复群英谱第一节 杰出的革命家徐锡麟第二节 鉴湖女侠秋瑾第三节 卓越的革命实干家陶成章第四节 “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第五节 教育革命家蔡元培第六节 以“属于光复会”为荣的鲁迅第七节 光复会老将魏兰第八节 东南豪杰王金发第九节 龙华会首领张恭第十节 巾帼双杰尹锐志、尹维峻第十一节 白云庵中两法师与僧兵团里两统领第十二节 辛亥上海都督陈英士第十三节 浙江省军政府政事部长褚辅成第十四节 光复会遗老张任天附录一 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大事简表附录二 同行专家对本书重点课题立项与出版的推荐Ⅰ魏桥Ⅱ金普森Ⅲ郑云山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强调学以致用，“经世之学，日‘法后王’”。他们的为学方针是为了济世，为了实用，为了有利于“兴浙”这一总目标。这一思想在章程中是贯穿始终的。他们盛赞管墨之学，并以苟学持衡诸子，原因就在于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其核心思想的墨子学说，比较接近社会大众；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齐桓公是靠了管仲之谋成了霸业的；苟子学说则是在对诸子学说进行批判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集众家之长，在中国建立封建大一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章太炎等正是着眼于它们的社会功能，才加以赞扬并提倡的。他们提倡学习“官制、兵学、政法、商务”，是因为这些学科“三年有成，无待粹掌”，学得快，用得上，“急则治标，斯为当务”。换句话说，这些学科是“兴浙”的当务之急。于此可以看出，这批读书人已开始摆脱所谓“士大夫不思经世之业”的书呆子习气，他们的思想方法在向着现代化前进。 从《兴浙会序》及《兴浙会章程》可以看出，章太炎等通过兴浙会的组织活动，力图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与身体素质，提高文化水平，激励民族正气，并以近代科学武装自己，把浙江建设成“用武之国”。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科学发达，富强兴盛的理想王国。从教育的角度看，他们提出了德、智、体并重的主张。在道德修养上，树立了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楷模。在为学指导思想方面，在重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倡新学以经世致用。综观全貌，《兴浙会章程》贯穿着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 建立兴浙会不久，章太炎又与宋恕、陈虬等创办《经世报》。总馆设在杭州，在上海设立分馆。于1897年8月2日创刊，每旬出刊一期。杂志上辟有《皇言》、《庶政》、《学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等12个栏目。这份旬刊其实就是兴浙会的会报。正如宋恕所说，“今赤县之民，渐知耻矣。夫不耻者昏，徒耻者懦，耻莫若学，学莫若会，立学会，莫属基报馆”，“故辄奋笔为陈故破俗，证邻颂献，以表四科一学，以表儒嫡在浙，以表斯馆乃基学会，斯报非逐市利”。 ……
一
中国古来的史学，都有"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正统观念，这种正统论发展到现代，则表现为"领袖只有一个"的观念。受这种正统史观的影响，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中，一直以来对孙中山及兴中会-同盟会一系研究得非常多，评价也非常高。至于曾经与孙中山闹过分裂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及曾经另立门户的光复会等组织则关注无多，评价上也丑诋有于而肯定不足。随着观念的更新、研究的深入，加强对这些非"正统"人物与组织的研究就不仅显得必然，而且显得必要了。胡国枢先生的新著《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就是这方面的力作。作者通过对"发轫于上海十里洋场，扎根于浙江穷乡僻壤，活跃于长江下游，影响及于东南亚，沟通军学工商，广结三教九流，经略八年，坚苦卓绝，文绩彰彰，武功赫赫"（该书"前言"P1）的光复会及其与浙江辛亥革命的关系的解读，为促进对辛亥革命中的非"正统"人物与组织的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对于解读浙江辛亥革命和光复会，胡国枢先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胡先生曾和浙江史学界同行一起编辑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史料，翻遍了浙江图书馆有关的书报杂志，对浙江辛亥革命和光复会的史料早已烂熟于胸。他还重视口碑资料，走访辛亥老人，阅读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和谈话录，足迹遍及全浙，对浙江辛亥革命有很深的直观体认。另外，20多年来，胡先生在辛亥革命这块史学园地上辛勤耕耘，早已写出了很多颇有分量的论文探讨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情况和光复会的历史，并深入开展个案研究，对浙江辛亥著名人物作逐个剖析，写成系列论文。胡先生是研究浙江辛亥革命和光复会的资深学者，《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一书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数十年来默默辛勤耕耘的工作的总结与升华。
在前言部分，作者提出写作此书有三个追求。其一，把辛亥革命看做整个中国史的一个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用广角镜、多视角、大历史观看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历史；其二，对具体事件、人物、情节具体分析，掌握其个性特点，还历史本来面目；第三、着眼于人，以人为本，着重分析著名革命人物的思想与革命精神。下面，笔者将结合本书的具体内容，简要分析作者是否达到了这些目标。
二
作者的目标之一是把辛亥革命看作整个中国史的一个有机部分，用大历史观看待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历史。为此，作者在第一章里从浙江古代历史入手，向人们展示了"文物之邦、英雄之地"的浙江在历史上的发展，尤其是宋元以来的辉煌，以及鸦片战争给予浙江人民的血与火的锻炼，在读者面前展示了宽广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我们研究浙江辛亥革命史，必须从根基发掘、研究、了解其社会生活实际，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等种种矛盾的交互影响（P61）。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作者对清末浙江社会的状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对革命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讨论的范围包括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20世纪初浙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东京留学生运动、浙路风潮及其它反帝爱国运动等等，这就从广阔的范围揭示了浙江辛亥革命的主力军、经济基础与领袖基础。
作者还用了一整章（第二章）的篇幅研究革命思想的萌发与成熟，进一步揭示了光复会成立的背景和浙江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做足了这许多铺垫之后，作者倾全力解析辛亥革命在浙江各地的蓬勃发展（第三章）和光复会的文绩武功及其与同盟会之间的是非恩怨（第四章），娓娓道来，论说深刻精到，给人一种宏大叙事的感觉，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
作者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具体事件、人物、情节具体分析，掌握其个性特点。为达此目的，作者也做了许多颇有成效的努力，对许多学界已成定论的问题，抱着学术争鸣的态度，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对于那些学界尚未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作者更是不避繁难，扒梳考证，力求获致公允的结论。
对浙路风潮，曾经有学者认为这是少数人为谋取私利借题发挥，故作张扬而使很多情节失真。作者则通过对史料的排比考证指出，浙江拒款保路运动实在不是具体枝节之争，其实质在于捍卫国家主权，浙路风潮鼓励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锻炼了群众，声张了正义，也加快了铁路建设。而且，浙江资产阶级如此积极投入保路风潮，他们是想以此显示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日益高涨的立宪运动，抵制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浙江保路运动比粤汉川保路运动早四年，实开辛亥革命前中国保路运动之先河。（P59-60）
浙江史学界对兴浙会有不尽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个组织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胡国枢先生则认为，兴浙会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并根据《兴浙会序》和《兴浙会章程》分析该组织的宗旨，指出它有明确的目标，即以"刘、于、王、黄、张五公"为榜样，振奋人们的精神；以劝学、提高学术文化作为兴浙会的基本任务。作者还论道，章太炎、宋恕、陈虬等人1897年8月2日创刊的《经世报》乃是兴浙会的会报，《经世报》的创办，不仅可以佐证兴浙会的存在，而且表明兴浙会正在按照其章程所定的方向进行舆论宣传，积极开展会务活动。作者还在此基础上大胆推论，"光复会与兴浙会之间在思想上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P79）。
光复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不少学者认定为"甲辰十月十三日（1904年11月19日）"，其根据是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的一句话："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而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时在甲辰十月十三日，因而论者认定此日为光复会成立之日。胡先生则认为，陶成章说的"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并非具体指那一天，那个时辰，而只是一个约数，意即"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因这是他六年后的回忆，不然就直截了当说哪天成立，用不着饶圈子了。同时，也因为这个案件大家记忆犹新，才引来作为标志（P95）。因此，作者认为，不宜将1904年11月19日作为光复会成立的具体日期。这里，作者虽然没有就光复会成立的具体日期提出自己的定论，但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说真话，写真史，求真理，求实论虚，力求说清，说不清的宁愿留下空白与疑点，以待后人"的学术追求。
很多回忆者和研究者都确认杭州光复为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即1911年11月5日，但有两位光复杭州的亲历者却坚称杭州光复于11月4日，一位是曾任浙江第四任都督的吕公望，他在一篇回忆录中称"由王桂林命王金发，在十三日夜十二时，带手枪敢死队二十名，从西辕门攻入抚署，并抛掷燃烧弹，起火后固守阵地"；"十四日拂晓满城贴有临时都督童保暄告示。"另一位是张任天，这位老光复会员不但坚持杭州光复于1911年11月4日，并且还说："同盟会说杭州光复在十一月五日是抢功。实际上杭州已在前一天光复了，他们硬说是上海光复以后，他们派人来才光复的。"对这种混乱状况，作者也曾经颇感棘手，多年之后，他查阅了许多资料，都明确主张"11月5日"说，后来又在浙江图书馆看到一份《虎侯日记》，由于日记的作者写得很仔细，按年、按月、按日记载分明，作者才把它作为"11月5日"说的确证。即使如此，作者还是声明张任天的说法可以作为备考，而没有遽下论断。（P121）
浙江光复后，童保暄曾任临时都督。对此，有人认为是童争权夺利而来，如光复杭州时担任攻占抚署的二标先锋队官傅墨正在《辛亥革命杭州光复的回忆》中说"都督人选，因时间匆促前未决定，不料童保暄以个人名义，私刻印信，自任都督，遍贴安民布告······"吕公望在《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并宣称童保暄任临时都督"舆情都指他沐猴而冠，太不识相"。作者则认为，童保暄确实是这次起义的"发号施令"者，但既不是童"自认都督"，也非童"预为夺功"，事实是起义领袖们在起义前几天在顾乃斌家聚议，议决童为临时司令官，葛敬恩、黄凤之等四人为临时参谋官，起义领导与时间都是事先商定的，并非童保暄自作主张。（P121-122）
浙江军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浙江都督为立宪派的汤寿潜，有人认为这是立宪派攫取都督职位的结果，并由此否认浙江军政府的革命性质。对此，作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浙江革命是同盟会与光复会双轨并进，同盟会靠山、背景、力量大，而光复会在浙江长期经营，土生土长有深厚的基础，又有会党支持，所以双方旗鼓相当，谁也不肯让一步。在这种情况下，请声望卓著的立宪派的汤寿潜出任都督反而是适当的人选。实际上，举汤为都督乃是革命党人事先的部署，非汤自己争来。（P123）对浙江军政府的性质问题，作者认为，汤寿潜出任都督的都督府里并非汤个人说了算，都督府下设的司令部、政事部的领导人都是革命党人；在军政府里，与都督府并立的有浙江临时参议会，其参议员绝大部分都是革命党人，不是同盟会员就是光复会员，或一身二任的革命者；再说，都督汤寿潜虽为立宪派首脑，从他捍卫浙江铁路主权的斗争及其与政府的态度，实是另一条战线上的革命者。他的思想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已有很大转变，决非原来的保皇的立场。（P126-127）因此，作者认为浙江军政府的实权操在革命派的手里，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政权。
杭州光复时，抚台增韫为革命党捕获，因在任内未有血债，因此议决宽大处理，由陶成章带往上海释放回籍。释放增韫时所费几何？普遍的看法是军政府议决给盘费5000元。胡国枢先生则认为这种说法没道理，因为当时军政府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据陶成章的自述，认为当时增韫狼狈已极，行李萧条，衣服铺盖都不全，没有旅费，是陶成章向俞某借了一百银元，花四十四元买船票，其余的交给增韫做杂用。至于后来谣传的增韫曾给军政府20万元，作者认为更系无中生有。（P126）
杭州光复后，浙江各地纷纷宣布光复，其中绍兴的光复情况比较复杂，王金发于1911年11月10日率部到达五云门，受到绍兴同志欢迎，城内大街小巷遍悬白旗，喜庆光复。但在王金发带兵去绍兴前两天，绍兴已经宣布过一次独立，大街小巷也插过白旗表示易帜光复，并组织过一个"绍兴临时军政分府"。但由于该军政分府推举前清绍兴知府程赞清为分府都督，分府其他要员也都是地方上的一些旧乡绅，很多人把它看作是"投机革命"、欺骗人民的一次假光复。胡先生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11月7的光复不是假光复，对"绍兴临时军政分府"也不宜全盘否定。作者列举了五点理由，此处仅介绍其中的三点：在当时形势下，清朝已经完了，省里并无革命军派来，绍兴宣告独立组织临时政府实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有利于结束无政府状态；参加临时分府的人有士绅、文教界人士、革命党人、商店经理老板，可以肯定其大多数不是坏人，不是辛亥革命的专政对象，而是国家的主人翁，我们不能把这个被许多有一定代表性人物拥护的行动判为"假革命"；临时分府如果像过去有的人认为的是"假独立"的"伪分府"，那么这个伪分府头目原知府程赞清，应是十恶不赦的人物，但从现有史料判断，他至少不是顽固透顶、要与革命顽抗到底的人物。在此基础上，作者认定，绍兴光复的日期应该是1911年11月7日，而不是11月10日。（P152-156）这不仅仅是把绍兴光复的日期推前几天的问题，其意义乃在于重新评价绍兴临时军政分府的性质与历史作用，也牵扯到对许多历史人物的重新定位问题。
关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是本书中论说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以往人们一直认为，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会合并，组成了同盟会，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重建"光复会于东京，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这是光复会和章太炎、陶成章分裂革命的表现。作者在书中着力批判了这种观点。作者指出，出现这种观点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其一，同盟会成立之时，正是东京留学生运动高涨，革命形势很好，各省在东京志士怀着救国救民的宏伟理想，跃跃欲试之时。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的同盟会，人们主观上自然希望当时已在江浙一带有所作为的光复会，与在两湖影响很大的华兴会，都是同盟会的参与者。其二，光复会当时唯一在东京的会员蒋尊簋，后在浙江辛亥革命运动中功绩卓著，并任浙江军政府第二任都督，也是同盟会筹建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他不仅参加同盟会的筹备会议而且参加大会，还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其三，随后不久，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除徐锡麟）都陆续参加同盟会。人们根据这些得出光复会已并入同盟会的看法，可谓自然而然。但历史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作更深入的分析。首先，入同盟会的光复会会员没有哪一个宣称是代表光复会入同盟会的，因此只是个人行为。其次，虽然光复会有多位领导加入同盟会，但也有领导人如徐锡麟始终未加入同盟会，一直以光复会身份开展活动，秋瑾虽入了盟，也仍以光复会名义组织光复军，发动起义。再次，同盟会在东京建立，地处内地东南山区好些参加光复会的会党，信息闭塞不知有同盟会，惟以光复会为革命旗帜。因此，作者同意有关学者的观点，认为光复会并未并入同盟会。（P237-238）
至于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是非恩怨，作者客观分析了双方的原因，指出，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同盟会一方看，它难辞其咎，同盟会的宗派主义是造成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同盟会的宗派主义使两会即使在共同目标下合作奋进时也不能真心实意相待，而严重影响革命力量的整合团结。随着形势发展，胜利来临之际同盟会诸人更是不可一世，惟恐别人共享胜果，这就迫使处在非主流地位的光复会离心力越来越强，到最后使其中某些人走向反面，宁可与原本的政敌亲和，而不愿低头于同盟会的屋檐之下。这就是民国建立之后，光复会中有的"老革命"如李燮和迫于无安身立命之地，转而投靠袁世凯，挂靠"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一个原因，也是使光复杭州与攻克金陵战功卓著的浙江第三任都督朱瑞，二次革命中反成袁世凯刽子手，走向革命反面的原因之一。作者也客观分析了光复会方面的原因，指出光复会的有的领导人心胸不够宽广，对人对事易感情用事，也是造成分裂的原因。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事论事，在分析了造成光复、同盟两会分裂的原因与表现之后，进一步指出，两派分裂的消极面祸延后世，给后来派系斗争带了坏头，民国时期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永无宁日，光复、同盟两派的分裂实为其滥觞。（P248-249）
作者的第三个目标是着眼于人，以人为本，着重分析著名革命人物的思想与革命精神。作者这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在第五章，在这一章里，作者为辛亥革命中光复会的群英谱写了一首首赞歌，为光复会的十多个代表人物立下了简洁明了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