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赋史
2001-6
广陵古籍
程章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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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完成于1989年夏，那时他将近二十六岁。在写成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部论文又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我所知道的，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界中，出版几十万字专著的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 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步人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到这个研究行列中来，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育起来的开阔而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他们又大多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因此又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的基本功。这一切，我觉得，预示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较早地在整体上走向成熟。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一）“不歌而诵”与“古诗之流”（二）辞、赋、颂及辞赋、赋颂（三）从赋体产生的大背景看赋之渊源（四）小结：什么是赋第二节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一）赋之文人化与宫廷化（二）汉赋二体与大赋的畸型发展（三）楚辞影响与赋体写志抒情传统的淡化第三节 欲讽反劝：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一）问题的提出（二）欲讽反劝：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三）几点补充说明第四节 结束语第二章 建安赋第一节 转机：建安赋创作繁荣之因缘（一）社会思潮的转机（二）文学思潮的转机（三）从张、蔡到建安第二节 新姿：建安赋创作繁荣之现象（一）同题共作：集体的自觉努力（二）观念更新与批评自觉（三）自觉的艺术追求第三节 斑斓的情感世界（一）向楚骚传统的复归（二）自然（三）社会（四）人第四节 形式与体裁（一）体式的意义（二）建安的诗与赋第三章 魏晋之际赋第一节 建安余波及其流转（一）政治气候与文化环境（二）建安余波逶迤流转（三）京殿大赋隐然崛起第二节 理性智慧的声音（一）哲理玄思和实现批判（二）美学和艺术的思考第三节 倾斜天平的这一端：吴蜀赋（一）倾斜的天平（二）吴蜀赋第四章 两晋赋（上）第五章 两晋赋（下）第六章 南朝赋（上）第七章 南朝赋（下）第八章 北朝赋附录（一） 先唐赋辑补附录（二） 先唐赋存目考附录（三） 辞赋批评：思的框架和史的脉络－－关于《六朝赋话》的编纂设想引用书目举要后记修订后记
艺术的美学的评论成为批评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这时期辞赋理论批评的新贡献，也是文学批评自觉的具体表现。“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可以说是这种自觉意识的宣言书。在这面旗帜下很快聚集起一支作家而兼批评家的队伍。陈琳称赞曹植的赋“清辞妙句，焱绝焕炳”(《答东阿王笺》)；曹植评扬雄《酒赋》“辞甚瑰伟”(《酒赋序》，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二)；卞兰推重曹丕所作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所之忘味，奉读无倦”(《艺文类聚》卷十六及《初学记》卷十引卞兰《赞述太子赋·上赋表》)，都着眼于赋的艺术形式方面，如词藻、构思、韵味等等。由于评论者本身都娴于辞赋创作，因而他们在进行艺术与美学的评论时，都能寥寥数语，言中要害，无模糊影响不关痛痒之论。《北堂书钞》卷一百引《典论·论文》云：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 曹丕肯定的是与建安赋血缘较近的屈原赋，而不是与建安赋总体审美倾向有一定差距的司马相如、扬雄赋。他不仅从美学角度宏观把握屈原、相如、扬雄赋的不同创作风格，而且自觉运用了比较的方法。与两汉那种拘泥于讽谏，只在尚用载道上较论长短的批评相比，曹丕要高出一筹是显而易见的。 总的说来，建安辞赋批评仍主要集中在作家作品，对赋史作全局鸟瞰式的总结批评尚未出现。这虽是我们的期望，却不能苛求于那个时代。然而，即使在作家作品评论中，我们也能看到批评家持论的严格的艺术标准和深邃的艺术眼光。“王粲长于辞赋，徐斡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斡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典论·论文》这段话虽然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作出这样大胆的结论却要求评论者站在一个艺术和历史的制高点上。在《与吴质书》(《文选》卷四十二)中，曹丕又说：“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对王粲赋作的长短优劣，看得一清二楚，态度既严谨，观点亦公允，体现了当时辞赋批评的水平。 (三)自觉的艺术追求 建安文学是由两汉文学向魏晋南北朝文学转变的关键，它一方面结束了两汉文学质胜于文、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旧传统，一方面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益事华靡的新风气。从本质上说，建安文学这一转变是自觉的艺术追求的表现。刘师培说建安“诗赋之文，益事华靡”(《中国中古文学史》之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吕思勉说“崇尚文辞之风气，盖始于汉魏之间。隋李谔谓：‘魏之三祖，更尚文词’，‘竞逞文华，遂成风俗’是也”(《秦汉史》第784页)；都是指这一现象。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自觉和纯文人的出现，“二汉质文，于是一变，儒学尽为诗文矣”(元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下之上)。赋是建安文学最重要的体裁之一，这一现象在辞赋创作中尤为突出。 最明显地体现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的，是赋的语言形式的多样化。从《楚辞》变化而出的六言(除去“兮”字)句式以及四言六言并用的旬式，是建安赋作中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形式。从东汉即已开始的赋的语言的整饬化倾向，一方面使赋的语言具有视觉和听觉上的美感效果，一方面吸取了《楚辞》语言轻灵流丽的风格，指示了魏晋以后赋史语言发展的趋向。但是，纯粹的《楚辞》旬式以及继承《诗经》、荀子《赋篇》而来的四言句式，甚至那些纯粹散文化句式，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曹植《洛神赋》便是诸种语言形式并存、相得益彰的例证之一。大体说来，其中叙事性部分用散文化句式，从“余从京城，言归东藩”到“其状若何，臣愿闻之?”参差错落，比较适合叙述事态的流动发展。其下对洛神仪态的描写，则参用整齐的四言、六言或《楚辞》句式。而集中抒情的段落，则采用抒情意味浓厚的《楚辞》语言形式，如“于是忽焉纵体，以邀以嬉”一段及“于是越北址，过南冈”一段。作者这种精心安排是从艺术的需要来考虑的，即努力使内容与形式契合无间。另外，建安赋家还吸收了民间语言，以口语体作赋，曹植《鹞雀赋》(《全三国文》卷十四)是最典型的例子。0从他“夫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与杨德祖书》)诸语看来，他自民间文学土壤中吸取营养是自觉的。显然，在建安赋日益雅化、文人化的线索之外，还有一条隐约出现的民间文学影响的痕迹。这篇赋与汉代的《神乌赋》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当我们读到敦煌变文中的《燕子赋》(向达、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三，第249页)时，也会油然想到《鹞雀赋》，而并不觉得陌生。 曹丕大倡“诗赋欲丽”，正是建安文坛开始益事华靡的风尚的总结。刘师培考辨建安文学与东汉的不同，以为“东汉之文虽多反覆申明之间，然不以隶事为主，亦不徒事翰藻也”(《中国中古文学d)钱钟书对此赋尤为推崇，称其“开生面而破余地”，见《管锥篇》第t059页。史》之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隶事为主”主要指当时的章表书疏一类应用文字，诗赋区别于前代的特征则是益事翰藻。萧统《文选序》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文学界说，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以隶事为主”、“徒事翰藻”的风尚。而这种风尚的创立，则不能不推源于建安。赋在其中起了一种导夫先路的作用。例如，赋作写美人题材之作，“自宋玉《高唐》、《神女》、《登徒》之后，效者甚众，相如则赋《美人》，平子则赋《定情》，伯喈则赋《静情》”(黄季刚《曹子建
序 程章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完成于1989年夏，那时他将近二十六岁。在写成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部论文又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我所知道的，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界中，出版几十万字专著的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 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步人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到这个研究行列中来，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育起来的开阔而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他们又大多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因此又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的基本功。这一切，我觉得，预示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较早地在整体上走向成熟。 章灿同志是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和周勋初教授的研究生。1989年夏，我应程、周两位先生之邀，为章灿同志博士论文写评阅意见及任答辩委员。我在评阅意见中对论文的总评价是：“材料详备，学风笃实， 能充分吸取传统治学的优点， 又能兼采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长处，因此其整体论述，实而不固，华而不泛，史论结合，时出新意。”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先生，山东大学龚克昌先生，他们四位所写的同行专家评议，与我的看法一致。当然，评阅意见限于体例，不能写得很多，更不能充分展开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评论。 这次我又承邀为本书写序，用几天的时间将原来的论文重读了一遍，感到一种前此未曾有过的特殊的享受，深深地觉得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确实还大有可为。 近年来报刊上不断有文章提出，长时期来辞赋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赋体文学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而所以致此的原因，则是由于人们在观念上对赋的评价过低，认为赋特别是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两汉大赋，不过是润色鸿业的宫廷文学，是追求铺张扬厉、华艳靡丽的形式主义作品。这些文章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造成辞赋研究为人忽视的原因是否仅仅如此呢?这里我想提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我觉得，研究同创作一样，繁荣的局面是要靠作品来支撑的。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作品产生，谈不上创作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论著问世，则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势必形成冷落的局面。在古典文学界，近十年来，像《文心雕龙》研究，唐宋诗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等，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成为热门，究其原因，也还在于在那些学科中不断地产生有较大突破和创新的论著。就科学的意义上说，研究客体是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与创新的程度。我对辞赋没有专门的研究，但由于工作的缘故，也陆陆续续读过一些文章与专著。 我觉得，辞赋研究冷落的局面是否还可从研究本身找一找原因呢?以我个人的浏览所及，除了少数几家论著之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免有些陈陈相因，缺乏新鲜感，比起别的领域来，就显得停滞和冷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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