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
1999-10
海南出版社
[俄] 伊利亚·爱伦堡
1143
冯江南,秦顺新
无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译成中文。二战期间他所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中国这位老朋友。 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往往同读者不同。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我没读过他的诗，没有发言权。请教俄国朋友，他们最肯定的回答也仅是：“作家年轻时都写过诗嘛！”这种回答不过是推理，说明他们也没读过爱伦堡的诗。他的长篇小说我倒都读过。吸弓J我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他的小说《暴风雨》今天已无法卒读。”老作家扎米亚京对爱伦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9个月，6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没有政论的报纸一到战士手里马上卷烟了，有政论的报纸一直读到报纸破碎。苏联再次掀起爱伦堡“热”。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的三卷集，每页下角都有配合该页内容的图片，随便从哪一页读都读得下去，可当作史书读，也可当作随笔集读。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后写诗歌、小说成为作家。19岁赴法国深造。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重返巴黎。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二战后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几乎都接触过。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里维拉(墨西哥画家)、阿赫玛托娃、莫里亚克、马尔罗、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李维诺夫、伊巴露丽、曼德尔施塔姆、杜维姆(波兰诗人)、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一居里、梅耶霍德、爱森斯坦、沃洛申、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法尔克、孔恰洛夫斯基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但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二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想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情绪。莫洛托夫让部下罗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断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女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0”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但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插图合订全本)(上下)》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和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既不知道“暴风雨般的掌声继而转为欢呼声”，也不知道我们如何在深夜倾听楼梯上的嘈杂声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人们从迷信到具有科学思想的过渡延续了很久，然而那些在新的年代诞生的少年，却在一天之内就从盲目地信仰被引导到批判地思考。 对于我在一部回忆录里为艺术提供了这么多篇幅，这不仅同我的职业有关，而且同我的人生观有关：我确信，只有一条腿走路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现，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献礼。
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苏联文学大师级作家。1910年开始文学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战地记者。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 1921年后以记者身份去德、法、比等国。在国外十多年中，写了众多作品。 30年代回国后，在卫国战争中任军报《红星报》战地记者。著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九级浪》等。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在苏联文艺界引起巨大震动。后用五年时间写成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于1960年开始陆续发表，在苏联及西方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议。此书被誉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和“欧洲的文艺史诗”。
第一部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难忘的1891年童年和少年童年时代的莫斯科中学时代15岁的地下工作者年轻的女诗人娜佳狱中生活从波尔塔瓦流亡巴黎初识巴黎列宁要我去找他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与诗结缘巴黎就是一所学校结识诗人巴尔蒙特初进罗浮宫法国人与俄国人——有趣的误解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两位法国诗人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战争爆发了应征入伍遭拒绝战时的巴黎画家莱热从前线归来初次当记者的遭遇回对神秘可怕的萨温科夫梦游症患者——墨西哥画家迪埃戈1916年记事我认识的毕加索沙皇垮了重返俄国第二部1917年的莫斯科启蒙者勃留索夫钟情而坚贞的女诗人茨韦塔耶娃1917年的旁观者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塑像1917-1941帕斯捷尔纳克肖像左翼艺术的"第一号命令"无意中掉进作家的圈子基辅，我的故乡！受尽折磨的基辅在基辅结识的艺术家逃离基辅在考特贝尔的艰难日子生来不是蹲监狱的曼德尔施塔姆坐盐船逃难第比利斯的"天蓝色之角"让开，这是外交信使！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间谍梅耶霍德和戏剧我非常需要一条裤子这是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杜罗夫和《全世界的野兔,联合起来！》叶赛宁和他的诗泰罗夫和室内剧院1921年我心中的怀疑重访巴黎遭驱逐出境我的第一部长篇《胡利奥·胡列尼托》第三部1921年柏林之秋在柏林：俄国侨民的出版物诗人杜维姆"冰冷的睡梦"古怪的天才——安德烈·别雷列米佐夫及"伟大和自由的猿猴院"我是"现代虚无主义者"吗？1924年的柏林：幕间休息奈兹瓦尔的诗——它进人我的生活又见莫斯科：《贪图私利者》被拒绝莫斯科寒冷的一月：关于列宁的回忆1924年的意大利马泰奥蒂事件《1925年夏天》：新作品和新观念马尔基什：小笛子和干燥的嘴唇时代的后门：《在活水胡同里》戴眼镜的巴别尔和《骑兵军》庞马尔角——渔民、沙丁鱼和全世界《冉娜·涅伊的爱情》：对悲惨结局的恐惧巴黎的作家群体德斯诺斯与"死亡营"中的情诗肥乳牛、瘦乳牛与西绪福斯的传说梅尔：一只飞来飞去的白鸦巴尔干的高尔基——伊斯特拉蒂持《时代的签证》旅行欧洲约瑟夫·罗特和《拉德茨基进行曲》画家帕斯金从摄影镜头里看《我的巴黎》1931年秋首访西班牙从诗歌走向革命的托勒尔两访柏林——怪诞不经的梦境写了19本书的40岁出任《消息报》驻巴黎记者震动巴黎的戈尔古洛夫案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情"《第二天》，大地和深渊分开了第四部好莱坞与革命的杂种好朋友——伊利夫和彼得罗夫1934年：报道巴黎工人总罢工1934年，采访维也纳事件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巴黎莫斯科"民族"旅馆及奴隶心态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建设与摧毁《一气干到底》斯大林想和我谈谈收到带字形的匿名信纪德——他不过是一只螟蛾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画布上的巴黎——法尔克的油画不能容忍法西斯主义最英明的导师和牺牲品1936年春，西班牙和巴黎自任西班牙前线特派记者在西班牙前线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射中的雄鹰——科利佐夫马德里战时见闻作家萨维奇当了记者海明威，他虽死犹生1937年的堂吉河德作家将军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在炮火下召开共和国军占领特鲁埃尔莫斯科：斯大林对作家作战西班牙：战争的结局忧郁和孤独使我重握诗笔《法国的悲哀》：慕尼黑挫伤了法国伟大的西班牙诗人马查多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周我被迫放下记者的工作奇怪的战争画家马尔凯也死了在巴黎：再次遭逮捕法西斯占领下的巴黎斯大林戏言《巴黎的陷落》第五部德军人侵与书刊检查员的剪刀永远留在了前线的诗人拉宾在屠杀面前学会憎恨作家和人民一起经受"战争的X光照射"叛徒弗拉索夫为军报《红星报》工作的作家战士古德坚柯和他的诗流血的卡德里尔舞沉痛的1942年夏季勒热夫的战士与勒热夫的痛苦伟大的心灵和渺小的政治解放的库尔斯克：不屈的人们和苟且偷生者博学多才的外交官乌曼斯基1943年：深夜、深秋——深的战争1943年：第一次出现的不祥乌云20年代最聪明的作家之一——特尼扬诺夫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的趣事明斯克包围圈：德军指挥官、作家巴甫连科、幸存的人们布洛克的笔与战争的口授格罗斯曼头上的灾星：命运不喜欢最高纲领派《黑书》和它的编著者发现人的心灵：伊娜和她的日记进军德国：欢乐中羼杂的悲夏战争的最后几周我认识的法国总理赫里欧胜利之夜，我想着痛苦、勇气、爱情、忠诚第六部1945年6月：我开始了漫游四个月访问七个国家纽伦堡：人的感情和行为旋转的轨迹《暴风雨》与反"卑躬屈膝"运动美国之行：首次出击美国之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之行：黑人的命运美国之行：会见爱因斯坦美国之行：人们很激动，但海洋很平静美国之行：米哈伊尔·罗曼诺维奇的命运战后的法国：从痛苦中磨出面粉马蒂斯为我画像自白："祖国只有一个"关于波兰的抒情的说明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巴黎：保卫和平代表大会《人群》和斯洛伐克作家法捷耶夫：不大为人所知的一面意大利之旅约里奥一居里：创伤和路标斯德哥尔摩宣言应邀与伊丽莎白王后谈话在伦敦遭遇冷战气候关于萨特蘑菇和柳条筐的争论画家孔恰洛夫斯基和红方块王子派《九级浪》和担任最高苏维埃代表去智利为诗人聂鲁达颁奖中国之行印象记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两位杰出的外交家：李维诺夫和苏里茨法国诗人艾吕雅毫无生气的1952年。斯大林瘫了斯大林肖像：上帝？老板？独往独来的伊夫·法奇《解冻》：春天的开始结语：分娩总是艰难的译后记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阻，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终于坐下来写这本书了。 35年以前，我曾在一篇游记中写道：“今年夏天，在阿布拉姆采沃，我眺望着园中的几棵槭树和几张安乐椅。想当年阿克萨科夫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一切。他和果戈理的往来书简对心灵和时代作了从容不迫的勾画。而我们将在身后留下什么呢？无非是一张张的收据：‘今收到一百卢布（签名）。’我们既无槭树，又无安乐椅，只不过是经过在编辑部里和贵宾席上那一阵阵使人精神空虚的瞎忙之后，在火车单问里或甲板上休息一下罢了。这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如今时代宛若一辆高速汽车，对汽车不能大喝一声：‘停下，我要仔细看看你！’只能谈谈它的前灯一闪而过的亮光。只能不知不觉地落在它的车轮底下，这倒也是一条出路。”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留下许多生动的记载，看来我说对了：很少有人写日记，书信也写得简短、讲求实际，“我活着，还健康”；回忆录也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只提出其中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一点：我们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们的过去，却过分频繁地和它发生争执。在半世纪内，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完整的语句说了一半便戛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环境的影响。人们得从荒野里走出一条路来；有的人从悬崖上跌落，向下滑去，挂在枯树多刺的枝丫上。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因为怀着对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它捆住了双足。我儿时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谚语：“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后来我又深信，这个世纪太艰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忆的包袱。甚至连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变成了历史烟云。世界各国的出版家们如今都说：“谈论战争的书现在不吃香了。”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人已记不得了，另一些人又不想知道。大家都朝前看；这当然很好；但古罗马人崇拜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并非毫无缘由。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倒不是因为他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两面派，不，他是睿智的：它的一副面孔回顾过去，另一副展望未来。雅努斯庙只有在和平的年代才关闭，而在一千年间只关过九次，和平在罗马是极为罕见的事。我这一辈人虽然不像罗马人，但我们所度过的多少还算得上平静的岁月也是屈指可数的啊。不过看来和罗马人不同，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全的和平年代才宜于缅怀过去。 当目击者沉默的时候，野史奇谈便应运而生。我们有时说“攻打巴士底狱”，虽然谁也没有去攻打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狱，原来那儿只关了很少几名囚犯。然而正是攻打巴士底狱的那天成了共和国的国庆节。 流传到下一代人耳目中的作家的形象是真真假假的，有时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直到不久以前，司汤达在读者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是一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心境的人，虽然他是平易近人的，而且憎恨利己主义。人们通常认为，屠格涅夫喜爱法国，因为他在那儿度过了许多岁月，又和福楼拜相契；事实上，他并不了解，也不大喜欢法国人。有些人认为左拉是一个熟知各种诱惑的人，因为他是《娜娜》的作者；另一些人却回想起他在为德雷福斯（19世纪末法国总参谋部一名犹太血统的军官，曾被诬告为德国间谍）辩护时所起的作用，因而认为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热情的政论家；但是这位肥胖的眷恋家室的人却是异乎寻常地贞洁，而且除了晚年之外，他一直置身于那震撼法兰西大地的内战风暴之外。 每逢我路过高尔基大街，总要看见一个十分傲慢的人的青铜铸像，而我每次都感到十分惊讶，这竟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像，它跟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是多么不同啊。 从前，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形成；而现在，不仅飞机可以迅速地掠过大洋，人也能在瞬息之间脱离大地，忘却熙熙攘攘、陵谷变迁的花花世界。我有时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文学上的某种衰退，跟昨天的现实迅速转变为社会习俗有关。作家很少描写实际存在的人，某某伊万诺夫、杜朗或史密斯；小说的主人公是合金，其中既有作家遇到的许多人，又有他自己的内心体验，还有他对世界的理解。也许，历史就是一位小说家？也许，活生生的人们对它来说便是原型，而它，把这些原型加以熔炼，然后写成一部部好的或是不好的小说？。 大家都知道，目击者们对某一事件的叙述，常常是极其矛盾的。无论证人有多么善良，归根结底，法官们在多数场合下，总还是应该信赖自己的洞察力。回忆录的作者们再三声称，他们是在不偏不倚地描述时代，但几乎总是在描述自己。幸亏司汤达留有日记，否则，如果我们相信司汤达的密友梅里美所塑造的司汤达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具有上流社会风度的、敏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怎能描绘出人的巨大激情。雨果、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都描绘过1848年5月15日巴黎爆发的政治风暴；但当我阅读他们的札记时，我却觉得他们所写的是不同的事件。 这种记述的不一致，有时是思想感情的不同所致，有时却与那习以为常的健忘有关。契诃夫死后才10年，那些熟悉安东·帕夫洛维奇的人就在争论，他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是褐色的、灰色的，还是天蓝色的。 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 我不准备有条理地叙述过去，我厌恶把真实的往事和虚构搅和在一起；何况我已经写了许多部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个人的回忆已成为各式各样臆测的素材。我将叙述一些个别的人，叙述各个不同的年代，杂以某些未能淡忘的对昔日的见解。看来，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幻想家、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家，所以这只是绘制肖像的尝试。而且那些事件，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也试着不去按照历史的顺序叙述，而是结合着我渺小的一生，结合着我今天的想法来叙述。 我从不写日记。过去的生活很不安定，因而我也没能把朋友们的书柬保存下来，法西斯占领巴黎的时候，我不得不焚烧了几百封信；后来毁掉的信也比保存下来的多。1936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成年人读的书》；它跟我的其他小说不同，其中有几章具有回忆录性质。我将从这本旧作里摘取某些材料。 某些章节，我认为发表得过早了些，因为它们谈的是尚在人世的人，或是还未成为历史财富的事件；我将尽力不做任何有意识的歪曲，忘却小说家的手艺。 石头总是冷的，按其本质来说，与人体是不同的，可是自远古时代起，雕塑家就用大理石、花岗岩甚至是金属，青铜来表现人。只有在他们眼前浮现了美丽的构思时，他们才采用木头，虽然木头更接近于肉体。石头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更难于雕琢，而且它能长期保存。在各种博物馆里，竖立着一行行石像；其中有许多精美绝伦，但却都是冰冷的。不过有的时候，雕像在参观博物馆的人们眼中变得温暖起来，充满生机了。我但愿能用满含挚爱的双目使往昔的某些化石充满生机；同时使自己贴近读者：任何一本书都是自白，而写回忆的书籍，这更是一种不愿以虚构人物的影子来掩盖自己的自白。 难忘的1891年 1891年1月14日，我诞生在基辅。1891年，这是俄国人和法国造酒商难以忘却的一年。当时的俄国正是哀鸿遍野；灾荒毁掉了29个省份。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募集捐款，开设粥厂，企图赈济灾民；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杯水车薪，很久以后，人们还把这一年称作“荒年”。法国造酒商却在这一年大发酒财：酷旱毁灭了庄稼，却提高了葡萄的质量；伏尔加河流域农民的凶年必定跟勃艮第和加斯科涅的造酒商的丰年联袂而来；还在我们这个世纪的20年代，鉴赏家们就到处搜罗标有“1891”字样的陈酒。1943年从列宁格勒由“冰道”运到莫斯科一车厢1891年的老牌“圣爱米里昂”酒。酒业公司要求阿·尼·托尔斯泰和我检验一下抢救出来的酒的质地。结果发现瓶子里满盛着微微发酸的水，酒消失了（跟流行的传说恰好相反，酒，哪怕是最上等的，过了四五十年也会消失）。 1891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遥远的年代啊！当时统治俄国的是亚历山大三世。高居大不列颠王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清楚地记得塞瓦斯托波尔的被围、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数度任首相）的演说以及对印度的镇压。那时在维也纳顺利执政的是弗兰茨一约瑟夫，他正是在值得纪念的1848年登基的。上一世纪的正剧和闹剧的主人公，俾斯麦、加利费将军、沙皇俄国的著名外交家伊格纳季耶夫、麦克一马洪元帅、由于卡尔·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而知名于我们大学生中间的福格特尚在人间。当时恩格斯也还活着。巴斯德和谢切诺夫、莫泊桑和魏尔兰、柴可夫斯基和威尔第、易卜生和惠特曼、诺贝尔和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法国女革命家，积极参加了巴黎公社，写过一些诗歌和长篇小说）都还在工作。1891年兰波和冈察洛夫逝世了。 如果现在想象一下1891年的话，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仿佛逝去的不是人的一生，而是几百年的时光。当时巴黎还没有灯光广告，也没有汽车。人们还把莫斯科叫做“大村庄”。在德国，迷恋菩提树和舒伯特的浪漫派，还在度着自己的风烛残年。而美洲却是那样的遥远。 当时约里奥-居里、费密（1901-1954，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艾吕雅都还没有诞生。希特勒才两岁，世界上一片升平气象：没有任何人挑动战争；意大利只不过在端详着埃塞俄比亚，法国在准备攫取马达加斯加。报刊议论着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显然，法俄同盟是针对三国同盟的；爱好议论深奥政治问题的人说，“欧洲的均势拯救了世界”。 俄国仍处于停滞状态。亚历山大三世在粉碎民意党之后，有点放心了。不错，5月1日在彼得堡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工人游行。不错，列宁在萨马拉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但这些琐事能使全能的沙皇不安吗？当法国军舰来访，军乐队奏起《马赛曲》的时候，他毫不介意地举手行礼。他洋洋自得地说：西伯利亚大铁道已经铺成，不久火车就能由伊尔库茨克直抵莫斯科了。 5月1日是新鲜的。1891年，在法国北部的富尔米工人区，警察开枪射击五一游行队伍。报上写道：“公社社员不祥的影子复活了。” 在德国隆重地建立了“泛日耳曼主义联盟”。那里的人们都在谈论生存空间、德国的使命、日后的远征，未来的党卫军分子的父辈们叫嚷着“万岁”。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写道，必将取得胜利的不是富尔米的刽子手，而是工人们、国际主义者和人权保卫者。 不，1891年并不是那么遥远：当年种下的祸殃，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每一个人的生活历程都是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当你站在高处俯瞰它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它本身也有着一条潜在的直线。凡是诞生在最平静的1891年是年俄国闹饥荒，而法国的美味葡萄酒则大丰收的人们，命中注定要看到许多革命、许多战争、十月革命、地球卫星、凡尔登、斯大林格勒、奥斯威辛、广岛、爱因斯坦、毕加索、卓别林。 1891年1月14日，在基辅的一条从克列夏季克直上里普基的陡峭的学院街上，我来到了人间，就在这一天安东·帕夫洛维奇在由彼得堡寄给他妹妹的信上写道：“我被一种极不明确、我不理解的浓重的恶意气氛所包围。他们飨我以午餐，对我唱一些俗气的颂歌，而同时却准备一口吞了我。为了什么？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举枪自杀的话，那将会使十分之九的朋友和崇拜者们大为满意。他们是如何浅薄地表达着自己浅薄的感情啊！布列宁用小品文咒骂我，虽然无论什么报纸都不容许咒骂自己的同事。”而那位布列宁正是这样来议论契诃夫的：“上述平庸的天才们忘记了正视他们周围的生活，一味随波逐流。”安东·帕夫洛维奇是1891年1月开始写中篇小说《决斗》的。我经常重读契诃夫的作品，不久前又把《决斗》读了一遍。当然，这部作品带有时代的烙印。主人公拉耶夫斯基为边远地区的生活所苦，老是幻想着他回彼得堡时的情景：“火车里的乘客在谈着生意啦、新的歌女啦、法俄的修好啦；四处都能感到活跃的、有文化的、有知识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可是，不论是法俄亲善还是贸易发展，我不读《决斗》也都知道。我重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一生。
俄国版《光荣与梦想》，“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欧洲的文艺史诗。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苏联出版后立即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其译本在整个西方轰动一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其节译本在国内列为高层阅读的内参资料，流入民间后被圈内人士私下传阅，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本版本是首次全译并公开发行的唯一中译全本。
无
爱伦堡对于七八十年代的人是陌生的，而对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则是刻骨铭心的——牛棚里、残垣边、油灯下，多少人在抄写传阅。在那片灰暗的年代里，这本书成了唯一带彩的颜色。发生在苏联铁幕里的人和事，似乎同样发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身上。
爱伦堡是幸运的，他走出了铁幕，并活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他还记了下来。他以作家和记者特有的敏感，把刚发生过的事，以特有的方式记了下来。他的交游无疑是广阔的，他认识20世纪上半叶俄国乃至欧洲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的经历无疑是丰富的，他亲身参与了20世纪几乎所有曾经发生过的大事件。但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他对所有人和事那种细节的回忆。
那不是一串流水账般的叙述，也不是历史学家考据的某个干巴巴的事件，那是曾经生活的一代代人鲜活的心灵，一颗又一颗被苦难折磨、却又不屈服于苦难的心灵，作者回忆与他们亲密交往和激烈的辩论，回忆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和怜悯的泪水，还有和平大会期间偷闲的红酒和通心粉、诗人临死时篝火边上的十四行诗、恐惧的电梯声、门被敲响时最后的凝视……历史在这里以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呈现在了后人面前，使历史在这时显得更加深刻，更让人信服。
然而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却是爱伦堡的勇气。是的，是他对所有过往坦承的勇气。
尽管爱伦堡坦诚地说，自己并不比别人勇敢，也并不比别人聪明。还有人说：“爱伦堡吗，是个善良的老滑头。他顶多说说谁的‘坏话’，坏事却的确没做。”甚至说他虚伪，拍马屁，粉饰太平。但历史的真相永远是盲人摸象，有些事连当事人都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后人又如何能辨明呢？因为在他们眼里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及与所谓史实符不符合的事件而已。问问那些经历过甚至有过相似经历的人吧。社科院雷颐就大致说过，读这本书就是在读我们自己，在那个年代谁敢说话，为一句话身陷囹圉乃至付出生命太正常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有这种抗争的勇气吗？而马龙闪教授也说过那个年代自己在北大读书时回家探亲，看到乡亲们饿得如同骷髅，回校后却也只能说是形势一片大好，他很佩服爱伦堡坦承自己、坦承事实的勇气，因为他是坦承，而不是在逃避，不是在抗辩。“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这是爱伦堡在回忆录里最后说的话。事实上即使在高压下他也拒绝了斯大林指定在苏联犹太文化名人的自污声明上签名，还上书斯大林为犹太人求情，并为此作好了死亡的准备。也正是这种勇气，让爱伦堡这本回忆录成为了“解冻文学”的开山巨著，成为了苏联人的“透气孔”和“萤火虫”。20世纪70年代，这本书节译到了中国，在“文革”的背景下，它只是属于“内部发行”的书籍，但那个时代最生动的细节却成为那一代青年如饥似渴阅读的“启蒙读本”。
生活正用时间一点点将过往的岁月拉长、拉远，也将过往历史的真相和细节一点点掩盖，有过相同经历的我们，虽然依然还活着，但又有谁能有勇气把它们点点滴滴地记住并对我们的后代坦承，让他们不致忘却甚或扭曲呢？
这是我最喜欢的回忆录。也是我最爱的书之一。
为什么喜欢它？其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喜欢看回忆录。其二，作者的生活太与众不同了。其三，这是一部艺术的人与事件的回忆，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方面。
作者的生平从沙俄时开始，直接横贯了两次大战以及“冷战”岁月。从空间上基本概括整个欧洲。又由于作者的苏联人、记者以及作家的综合身份，接触的人从高到底，从政治家到艺术家。可以说无所不包，无地不至。真让人叹为观止。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一个人与一本书有着如此的深度与广度让人惊叹。
作者的回忆录是在前苏联报纸上分日发表的，于是此书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其一是从任何一章都可以读，而且整本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个人经历和对历史人物的单章回忆。其二则是隐含意相当多。没有相当的历史敏感与知识积累是无法理解此书的。所以读这部书是即增长阅历，又比较痛苦。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根本无法理解许多东西。这也是特殊时代和特殊的发表方式造成的。不过这也可以算是魅力之一。
读完此书后，真感叹书名“人在岁月中生活”。作者在最美好的时代与最丑恶的时代生活着。
最早知道这本书是几年前在国内一位摄影家的书中，当时对书名有种很特别的感觉。后来在北岛、黄永玉等人的文章中不断的看到它，感觉这是一本在艺术圈中很流行也很被推崇的书，随之也就产生了想看的冲动。今年终于买到了它，一读之下果然不同凡响。
这本书是前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录，但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回忆录。作者一生中经历了沙俄时期，一战，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西班牙战争，二战和冷战。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各个历史时期，因为个人或工作的原因爱伦堡长期生活在欧洲各国，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所以作者得以接触、交往了很多人。这其中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帕斯捷而纳克、聂鲁达等；有小说家托尔斯泰、巴别尔、法捷耶夫、海明威等；有画家莱热、莫迪利阿尼、毕加索、马蒂斯等；有革命家列宁，科学家爱因斯坦，还有战争中的将军、士兵，法西斯敌人和老百姓。作者通过自己的眼和心，对亲身经历的不平凡的年代和坎坷的生活作了详尽的记述。而更精彩的是对人的描写。不管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人，作者都以冷静的心态和自然平实的笔触记录了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真实的情感和对生活、时代的理解。这里面有痛苦、失落、迷茫，也有执著、激情、乐观，展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能感受到鲜明的时代气息。所以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前中期的历史缩影。
和作者来往最多的要算是小说家、诗人和画家。爱伦堡在巴黎待了很长时间，与莱热、莫迪利阿尼、毕加索结下了友谊；游历了意大利，感受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平时参加很多艺术家的聚会，看了很多的诗和画。他对西方古典和现代的艺术以及自己祖国的艺术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书中有很多精彩的观点是关于艺术的。例如二战后，科技飞速发展，但艺术受到了轻视和冷落。他说——“我确信，只有一条腿走路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现，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艺术不需要政治，但经常会被政治所干预。作为苏联的作家，爱伦堡会经常感受到来自于政治上的压力。在恐怖压抑的年代，作者坚持了自己的信念，没有屈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非常反感。在国内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最终没有被清洗掉，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因为特殊年代的原因，书中有些地方写得比较晦涩，难于理解。但也有很轻松的篇章。比如《全世界的野兔，联合起来！》一节，前苏联的艺术家能把野兔训练出来为革命服务，真是太有才了，让人忍俊不禁。
作者以记者的身份感受到了战火。他对战争的残酷，对法西斯的残忍，对政客的无耻和对人民的坚强都有切身的体会。在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1941年卫国战争之后对法西斯只剩下一个字——杀。战争期间发表在《红星报》的文章受到了广大红军将士的欢迎，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这是作者文字生涯的辉煌时期。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作者始终旗帜鲜明的表达了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痛恨厌恶之情。
作者在书中不断地反思自己，对自己的局限性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总是显得幼稚和单纯，经常把理想和现实混为一谈，甚至到了五十岁也是如此。这也许是艺术家的通病吧。
总之在这部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艺术家的良知，感受到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个人命运在时代压力下的渺小、脆弱和坚强。虽然作者并不想写一部时代史，但这确是一部历史，一部人的历史，这不是后来人做作的记述而是亲历者真实的再现。这对今天的人来说依然有价值，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和经历着人、岁月、生活。
人岁月生活，是一部记录，追忆性的著作。里面的神奇在于那个时代，在于那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还有就是作家的捕风意识十分长强烈的。动荡的生活极艰难也极为磨练一个人。爱伦堡在苦难的俄罗斯看到了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专政手段，但他始终是一名抗据的先锋。
先锋的出逃，以及后来斯大林对他的网开一面，也促成了这样一支笔的诞生，多亏了这样的许多因素，爱伦堡凭借超长的记忆，运用艺术的锻造将一个个他那个时代熟知的文人、政治家，打磨成为一页页印在纸张上的墨迹——但是每一个被描画的人物会幻化成有个性的生命，向翻看此书的读者们，讲述他在场的经历，有时绘声绘色突兀的描写，很传神，人物丰满而个性鲜明。一部活生生的人生百态，在徐徐的页码上展开。
其实，我们不缺少观察，不缺少生活得经历，只不过我们更多的是忽视我们曾经接触的人物——普通的人身上也有着精彩的瞬间值得称道，每一位都是特例的，与众不同的，另外，缺乏书写的激情，不善于欣赏我们的素材，没有一种天职的意识感。如果，我们具备了热情学习有条理的分析各类接触，再将其幻化成一种我们心中的文字，那么跃然纸上的各色人等也会在那里表演，表演他们的生活。
一部你绝对不能错过的讲述那个动荡时代的文学巨作，真正的欧洲解冻文学开山之作！和作者一起和那些你耳熟能详的作家聊天，亲生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告诉你一个你从来不知道的伟大名人背后的故事，当你合上书本的时候我希望你能体会到作者写下这本书的真正含义：人生就像抽彩！
在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史上，伊利亚•爱伦堡无疑是一位文学大师级作家。而奠定他文学大师级地位的作品正是根据他亲身经历而撰写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一书。正如本书作者所提到的，“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在这部书中，“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幻想家和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爱伦堡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师，还是一位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他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的看法。为此，他受到了当局的迫害，然而他又是幸运的，“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见本书第3页）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历史是沉重的包袱，但也是不容遗忘的，这一点在爱伦堡身上就充分体现出来。他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他坎坷而丰富的一生，揭示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全书共分六卷，记述了从十月革命后到二战后作者分别以《消息报》记者、保卫和平的战士的身份所接触到的形形色的人，其中大多数是俄国、欧洲的文化名人和决定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人。在书中，爱伦堡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各个国家的艺术和艺术家，这也正反映了爱伦堡对真善美的追求，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在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用回忆录的形式，并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反映自己一生的思想，而且对历史进行如此完整记述的作品是寥寥无几的。如果说有，并能够超越这部作品的，恐怕只有俄罗斯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赫尔岑的八卷本《往事与随想》，才能够与之相比。
本书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前四卷，而且仅限内部发行，后来几经坎坷，直到80年代，才考虑出版全书。直到1999年，该书全本才由海南出版社全文出版，此次重版，将原书上中下三册改为上下两册，足以体见该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价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五折买下了这套书，很高兴；读了之后才知名不虚传。
以诗作评，尽在不言中：
我遥望
曾卓
当我年轻的时候
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
遥望六十岁，像遥望
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而今我到达了。不时回头
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
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余 杰：爱伦堡和《人•岁月•生活》
文/余 杰
“这个时代不需要爱，而需要生铁……”作为时代的幸存者，爱伦堡把自己的幸存看作是“命运的赏赐”。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在１９６０年代写作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时候，爱伦堡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纪，爱伦堡坦诚地说，自己并不比别人勇敢，也并不比别人聪明。既然命运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次劫难，那么自己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对于一个依然深陷在苦难中的民族来说，“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
《人•岁月•生活》的出版，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社会“解冻”的标志之一。当时，多少苏联人把这本书当作“透气孔”和“萤火虫”啊。１９７０年代，这本书翻译到了中国，在“文革”的背景下，它属于“内部发行”的书籍，却成为那一代青年如饥似渴阅读的“启蒙读本”。而在苏联帝国崩溃之后十多年的今天，重读这部１４０万字的巨著，我们不仅重温了那段冰冻的历史，而且还从中发现一颗又一颗被苦难折磨、却又不屈服于苦难的心灵。爱伦堡在写那些悲惨死去的大师和朋友的时候、在追忆与他们亲密交往和激烈辩论的时候，一定是一会儿发出会心的微笑，一会儿又流下怜悯的泪水。俄国乃至欧洲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哲学家和新闻记者，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爱伦堡的笔下。“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发现行星，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在过去或是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是的，“发现人的心灵”，多么简单，又是多么艰难啊！
在爱伦堡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曼德尔施塔姆并不漂亮，却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然而，这只“公鸡”还没有叫出黎明的讯息，就被黑暗卡住了喉咙。革命和战争有自己铁血的规则，而绝对不会在意诗人的感受如何。因此，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喜欢这个疯疯癫癫的诗人。１９１９年，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抓获，被当作重要的间谍来审问。在审问的时候，他居然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在动辄枪决犯人的反间谍机关中说这种话是荒唐的，而充满孩子气的诗人却宣称：“我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监狱的影子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１９３８年，这位“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诗人，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他躺在篝火旁边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对此，爱伦堡动情地写道：“这个怕喝一杯未开的水的人，身上却有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陪伴了他一生，直到篝火旁的十四行诗。”
爱伦堡还写到了几位选择自杀的诗人和作家：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法捷耶夫……的确，对于每一个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时刻煎熬着心灵的问题。一生歌颂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说自己有一张“象皮”，爱伦堡却认为“他连普通的人皮也没有”，爱伦堡的评语更接近真实。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其实，这也是茨维塔耶娃对自己命运的真切预见。有人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天生孤独的人，爱伦堡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意同人们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而言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充分地估计到了在一个寒冷而残酷的世界上坚持爱情和美的困难，“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都是犹太人”，但她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注定负有的特殊使命”。“注定负有特殊的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茨维塔耶娃认为“犹太人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她的丈夫死去了，儿子也死在战场上，而她死后唯一的安慰是：她那五岁时就会背诵她诗句的女儿最终将母亲的诗歌整理出版。
作为幸存者，也许要比那些死去的人们更加痛苦，正如契诃夫所说的那样：“你看着人们作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作假，还微微地笑……”爱伦堡曾经沉默过，但他又表示：“我平生从来不认为沉默是一种美德”、“沉默对于我不是膜拜，而是可诅咒的东西，在一本记述已经历过的生活的书中我不能避而不谈。”他通过描述苏联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的悲惨命运，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解释了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与残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命运。爱伦堡说出了许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斯大林时代的真相，却不敢否定整个专制体制，而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他毕竟不是一个斗士。
１９４９年２月，所有的报刊突然停止发表爱伦堡的作品，他的名字也被从评论家的文章中删去。在苏联，这预示着什么样的结局，大家都心知肚明。爱伦堡每夜都等候着门铃声。电话也不响了，只有十分亲近的朋友探寻他的健康状况，熟人们小心翼翼地用自动电话机打来电话，想知道他是否已经被抓走，当他回答一句“是我”的时候，他们就把电话放下了。１１年以前，在１９３８年大清洗高潮中，爱伦堡曾经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这一次，他没有想衣服，只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他已经厌倦了恐惧——令人厌倦的恐怖才是最大的恐怖。
有一次，深夜两点，门铃响了。妻子柳芭前去开门，爱伦堡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看她。他们心照不宣：这也许是爱人间最后的一次凝视了。不料，来的是西蒙诺夫的司机——原来老朋友西蒙诺夫想来看他。
这种生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爱伦堡冒险直接给斯大林去信。第二天，马林科夫亲自打来电话。此后，爱伦堡家中的电话机马上又响个不停，各报的编辑部都对他说：“发生了误会。”那一次，爱伦堡已经站在灭顶之灾的边缘。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斯大林导演了这场猫捉老鼠的闹剧。也许斯大林仅仅是想恐吓爱伦堡一下，也许他觉得留下爱伦堡还可以向西方显示苏联的“创作自由”。
“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在我看来，这正是爱伦堡写下这部宏大回忆录的内在动力。同时，作家自己也宣称：“我既不会忘记如何去爱，也不曾忘记如何希望，今后大概也不会忘记。”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爱伦堡向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索尔仁尼琴表达了真诚的敬意，他看到了一个将比自己更了不起的大师的雏形——果然，一部更伟大的时代的纪录将在索尔仁尼琴手上诞生，那就是《古拉格群岛》。
相关信息：
书 名：《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插图合订全本•上卷/下卷）
作 者：（俄）伊利亚•爱伦堡
译 者：冯江南 秦顺新
出版日期：2008年2月
书 号：ISBN 978-7-80645-576-0 附01
定 价：98.00元（上下两卷）
我手头的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是节译本，为花城“流亡者译丛”之一种，1998年5月购得。由于在目录相关章节作了记号，可知我精读了作者回忆莫迪利亚尼、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叶赛宁、别雷、纪德、海明威、马蒂斯、法捷耶夫、聂鲁达、艾吕雅等人的十来章。读完后我在扉页写下一些现在看来过于尖刻的评语，兹录于下：
“粉饰法捷耶夫；对阿.托尔斯泰之流有不少溢美之辞；对曼德尔施塔姆之死闪烁其辞；说帕斯捷尔纳克的坏话（可能很隐蔽、很技巧），故意吹捧他的诗歌以贬低《日瓦戈医生》。……如此种种，不愧是得过两次斯大林奖金的人物之手笔。爱伦堡是哪一号‘流亡者’？”
爱伦堡的“流亡”，起因于他在莫斯科上中学时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并从事了一些政治活动，被校方开除，更在1908年遭逮捕，旋即脱离布尔什维克组织，随后“流亡”巴黎，十月革命前夕回国。当流放中的列宁夫妇日子尚且过得很滋润，而爱伦堡在巴黎度过的也几乎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这样的“流亡”，确实不算什么。二战初，他以法国沦亡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1942年获斯大林奖金；1948年，又以战时题材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再获该奖。
在《人.岁月.生活》中，他回顾了一生交游，并各有评说。关于帕斯捷尔纳克，我认为的“故意吹捧他的诗歌以贬低《日瓦戈医生》”的“坏话”有这么几处：
“当他试图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描绘几十个其他人物和时代，表现出内战时期的气氛，再现一列火车上的谈话的时候，他遭到了失败－他看见和听见的只有他自己”；
“小说中有一些极为出色的篇章－描写自然景色和爱情的篇章；然而作者却用了过多的篇幅去描绘他不曾目睹、不曾耳闻的事物。书中还附了一些绝妙的诗，它们似乎着重指出了散文在精神上的错误”；
以及关于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说“而且这种声誉也不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应该得到的”。
对比瑞典文学院1958年10月23日颁布的授奖辞，高度评价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爱伦堡的上述讽评，显然有失公允。
我上大学时从图书馆借阅的《日瓦戈医生》，应该是蓝英年、张秉蘅合译本。蓝英年先生的《寻墓者说》一书，曾写道：“十几年前在北京翻译《日瓦戈医生》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记得译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时曾激动得几次搁笔，无法译下去”。而同书中，蓝先生对爱伦堡小说的评价是：“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两相对比，实在很有趣。
有人把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归因于《日瓦戈医生》是一部迎合西方的反共小说，蓝先生则说：“就其暴露苏联现实的程度而言，《日瓦戈医生》不如1956年在（苏联）国内出版的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单是靠面包》。”（顺便提一下，《不单是靠面包》2005年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Stanislav Govorukhin导演，拍成黑白片，影片拍得不错，似可一观。这是我写的影评：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840666&Key=137230277&idArticle=1652&strItem=indepfilm）而我现有的译本是台北远景版。（《齐瓦戈医生》，巴斯特纳克著，黄燕德译，远景，民国70年12月再版，NT$240.00）译者黄燕德先生在前言《巴斯特纳克与<齐瓦戈医生>》中亦指出：“译者以为，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本‘反共小说’看未免不公平”，他说，“巴斯特纳克以‘证人’的姿态记录下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对比，完成赫鲁雪夫亲自谴责的不朽巨著。同时为人类明辨是非、正直勇敢、坚持到底的稀有美德留下见证”，“它并不直接有所指责和批判，只是把当时一切的幼稚卑劣、凶暴残忍、自以为是和缺乏人性忠忠实实地记录下来”。大陆和台湾两位译者从《日瓦戈医生》小说中，同样感受到作者伟大的叙事技巧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触之深，溢于言表，几不能自持。
黄燕德在译者前言的最后说：“人类的弱点很多，优点很少。明辨是非、正直不屈、坚持到底可以说是人类稀有的珍宝、无价的美德。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美德的传承绝对不是靠那些显赫的帝王公卿，而是靠那些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无名小卒；他们不计利害、不惧安危，以生命以热血以傻劲来为这些美德接棒，使人类不致沦入禽兽的境地。巴斯特纳克就是这些传承者之一。”
这个评价，可以从帕斯捷尔纳克为苏联作协阻挠其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而致作协主席团的电报中得到印证：“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加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读到这一段，我都激动得要把它大声念出来。然而，为了使他的红颜知己、《日瓦戈医生》一书女主人公拉拉的原型伊文斯卡娅免遭迫害，他还是被迫给瑞典文学院发去拒绝领奖的电报：“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决定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同时，他致电报给苏共中央：“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领奖。”帕斯捷尔纳克身后，伊文斯卡娅还是遭到了官方的迫害。但是当然，到了今天，红色帝国已黯然落幕，它散去的阴影毕竟挡不住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巨著的光辉。（本段引文见蓝英年《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
《日瓦戈医生》小说的情节无须我赘述。小说附篇题为男主人公“优里.齐瓦戈的诗”，其实是作者本人的诗作，与小说一样深为我所爱。最喜欢《解释》里的几句：
“时日会过去，你会嫁人
你将忘记这些难熬的日子
做女人是件伟大的冒险事业
把男人逼到发疯是件壮举”
仅就这段而言，黄译远远及不上蓝/张译本：
“岁月流逝，你要嫁人
你得把这些混乱不堪的日子抛在脑后
做女人是件伟大的冒险事业
把男人弄得神魂颠倒是种英勇行为”
我曾把这一段作为自己写的一首诗的题记，多年以前，那首诗登在《诗刊》，为我写诗的日子画上一个尚属满意的句号。我的名字和诗句，也曾与帕斯捷尔纳克印在一起，这足以让我暗暗自得。
另外，关于曼德尔施塔姆：诗人1938年12月27日死于海参崴的劳改营，死前饱受折磨，已有点精神失常。曼德尔施塔姆“对爱伦堡的感情最深”，认为“他有颗金子般的心”，他始终相信只要爱伦堡知道他的遭遇，总有一天会将其公之于世。（同见蓝英年《寻墓者说》一书）不料，爱伦堡还是辜负了他最后的希望。
当然，整体上说，《人.岁月.生活》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的书。蓝英年虽然对爱伦堡获斯大林奖金的两部长篇印象不佳，但对《人.岁月.生活》的评价似还较高。而爱伦堡在“莫斯科医生案”中，拒绝按斯大林指定在苏联犹太文化名人的自污声明上签名，并冒死上书斯大林为犹太人求情，仍属不畏死的壮举。所幸随着斯大林之死，此事不了了之。赫鲁晓夫时代，爱伦堡又因《解冻》一书拍马屁没拍好，遭到批判，这是后话了。我说过，“基本上，对暴政下的知识分子，我倾向于原谅”，体谅斯大林时期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爱伦堡所说、所作，也没什么好指责的。所以有人说：“爱伦堡吗，是个善良的老滑头。他顶多说说谁的‘坏话’，坏事却的确没做”，对此我完全赞同。只不过，他的两部获奖之作，恰可印证黄燕德在《齐瓦戈医生》译者前言中所说的，“文学创作不需要所谓的政策，政策是文学创作的毒药。
其实有的，像北岛的文字就有这种感觉
我无法经历那个时代，庆幸的是还能从这些文字里去体会!
比起小说本身来说，此文短矣。比起四野扎起的读书笔记来说，此文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