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辩新探
2004-4
巴蜀书社
郭晋稀 编
213
无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最系统而且最有理论深度的诗话，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诗辨》是它的总纲，“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是其精义所在。但历史对这些核心问题聚讼绘坛，歧见颇多。本书将《诗解》放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的长河中，从诗史的高度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首次提出，严羽所阐述的“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题材论、题旨论、创作论、学习方法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著者的阐述与分析，最能体现《沧浪诗话》论诗体系的严谨性。此书体例严谨，论证精密，观点新颖，它基本廓清了数百年来围绕严羽《沧浪诗话》引发的一系列学术争议。 《诗辩新探》是一本论证精密、分析透彻的学术著作，著者覃思精虑，对《沧浪诗话》总纲与精义所在的《诗辨》作了系统、透彻的考察，对“别材”、“别趣”、“兴趣”、“妙悟”诸说的阐述与分析，可以说深得严羽论诗之旨，也最能体现《沧浪诗话》论诗体系的严谨性。
郭晋稀，著名的古代文学语言学专家。是国内最早进行《文心雕龙》今译工作的学者。以研究《文心雕龙》而知名于海内外。
《诗赋研究丛书》序读郭晋稀先生《诗辨新探》——代序 郑永晓前 言第一卷 绪 论一 严羽著书的目的二 唐以前对于诗之涵义的纷争三 皎然的《诗式》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探讨“怎样作诗”的专著四 宋代诗家的最大流派及各派诗论的主要纷争第二卷 “别材说”新探一 “非关书也”，是批评苏、黄“资书以为诗”的二 “非多读书无以极其至”是批评晚唐派“捐书以为诗”的三 “别材说”的提出，是诗材问题讨论的总结和提高四 “别材说”是从诗材的个性来探讨“什么叫诗”第三卷 “别趣说”新探一 “别趣说”是针对苏黄作诗尚理而言的二 反对宋诗尚理是时代的公论，指出四灵轻理则是严羽的独见，“别趣”为说，义在双关三 “别趣说”是从诗趣的个性说明“什么叫诗”第四卷 “兴趣说”新探一 “兴趣说”是历史上言“兴”之继承与发展，又为严羽所独创二 “别材、别趣说”是与“兴趣说”相辅相承的学说三 “别材、别趣”说是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相对立的观点四 主张诗学汉、魏、盛唐，在于主张诗要“兴趣”，并非提倡拟古五 反对苏黄，只是排斥其“不问兴致”，并非反对创新第五卷 “妙悟说”新探一 怎样的诗，才算好诗二 历代的诗人是怎样作诗的三 “妙悟说”是学诗的方法四 为什么主张诗学盛唐五 熟参与妙悟不会造成拟古的恶果简短的结尾附录一从中国诗论的发展，看严羽“别材、别趣说”的涵义及其贡献严羽论诗与李清照论词诗“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严羽评“四灵”附录二白居易论韩愈诗论跋
二是性理派。 批判西昆体的石介，他是反对把文学家独立于儒家之外的。他认为杨亿等人： 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怪说中》）他又认为文学不当独立于经学之外，认为西昆体盛行： 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 渤， 《诗》之《雅》、 《颂》， 《春秋》之经， 《易》之《爻》、《十翼》……（《怪说中》） 与石介同一主张的还有柳开、穆修等人。他们站在卫道的立场，批判西昆体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反对把诗趣与儒学分开，主张诗材与六经统一，却带来了宋诗的流弊。 石介等人的主张的另一方面发展，则是性理派哲学的出现。性理派中树立起道统的权威：周敦颐主张“文以载道”，程氏兄弟对韩愈也不满意，以为“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卷十八）；又认为“作文害道”，“《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道学家并不是不做诗的，而且做诗的人不少，所以宋代诗人中出现了性理派。 道学家的诗，当然不应全部否定，像邵雍、朱熹，既懂得诗，说了些中肯的话，还做了些可读的诗。从总的倾向说，性理派的诗却是诗史中的逆流。他们所提倡的性理，是儒学的发展，其中也夹杂了后代的哲学因素；虽以孔孟之说为主流，又有释道的混血。他们毫不讳言地把其哲学思想表白于其诗篇之中。 苏、黄博通经子，并长禅学；严羽主张多穷理，其用功也是相同的。但是如何把学到的义理用到诗中去也是各自相异的。苏、黄尤其是山谷作诗，是有意地把这些理意加以“夺胎换骨”，成为自己的诗趣，甚至把前人诗中的用心“死蛇弄活”，严羽则不然，诗不是为了说理，而是理在情中而不得不说，所以主张“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所以严羽针对着苏、黄尚理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因而“非关理”，也不是说诗中忌言理，而是反对把前人的理趣加以“夺胎换骨”。 黄山谷只谈“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不谈诗材与文材有别，诗趣与文趣有别，所以诗之散文化就比韩愈走得更远了。严羽之“别材、别趣说”极力强调一个“别”字，也正是指明山谷作诗之法同于作文之法而言的。 至于言参与悟，本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严羽之言熟参与妙悟确实是针对黄山谷而言的。在严羽看来，山谷之参，只是从前人的诗中参到了诗材，参到了诗趣，只是参出了从前人诗中可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譬如黄山谷参杜诗，只参出了“字字有来历”、 “押韵有出处”，或者参出了杜诗用俗语，能够“灵丹点铁”；参出了杜诗用庾信，能够“夺胎换骨”。可是没有从参中悟出来作诗之法与作文之法不同，也没有悟出来诗有别材，诗有别趣。所以苏、黄就不免“不问兴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甚至以骂詈为诗”。这是参而不熟，悟而不妙，事实上只能叫做“奇特解会”。严羽虽然也言参，但更强调熟参；虽然也谈悟，但更强调妙悟；不说山谷是悟，而名之曰“奇特解会”，其用意还不明白吗？难道不是严羽以其诗论与苏、黄对垒吗？ 所以我们说：“别材、别趣说”是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相对立的观点。 严羽论诗较之李清照论词，旗帜更鲜明，内容更充实 李清照论词，说词不同于诗，认为词对诗来说， “别是一家”，观点是很清楚的。词为什么不同于诗呢？她指出了“诗分平仄，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换句话，词的格律较诗更为精严。但除此而外，她只是历诋各家，没有具体的指实。是我们根据她对苏东坡的指责中，才概括为两项，她从词的传统观念“艳科”出发，认为：一，有词材不同于诗材，二，词趣不同于诗趣，所以反对苏东坡诸人之词，“学际天人”，“酌蠡水于大海”。虽然我们概括为两项，是从她自己的话中、后来评论家的分析，加以总结得来的。却不是她亲口说出来的。从这个度角看，词论的旗帜并不是十分鲜明的。 严羽不然。尽管他的诗论，渊源于词论，但他认为诗之所以别于文，一是诗材不同文材，二是诗趣不同于文趣。于是倡为“别材、别趣”之说，这就不像词“别是一家”的说法那样，虽然概括而不免含糊了。所以我们说，诗论较之词论是更旗帜鲜明些。 说“别材、别趣”，是不是诗有一种特殊的材料、特殊的旨趣呢？严羽又强调指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说“非关书”就不等于不要书；说“非关理”不等于反对理；所以他进一步指明，“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然则什么叫做“非关书、非关理”，又要“多读书、多穷理”呢？严羽认为诗之不同于文，是在于如何用书、如何说理的问题。他因此提出“诗有辞、理、意兴”。诗与文之根本分别，在于有无意兴，辞也就是材，理也就是趣，只要意兴盎然，以意兴来使辞说理，以意兴来用材写趣，材与趣表现在诗中，就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自然“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了。这就是诗材别于文材，诗趣别于文趣。 这样，严羽的诗论，旗帜就更鲜明了，内容也较李清照词论为充实。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毫无意思贬低李清照。我们认为她是女中豪杰，词坛伟人。她在文学上的业绩，远在严羽之上。即使她的词论，在批评史上也是不容磨灭的。严羽不过是步其后尘，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论诗者益多，容易借鉴，所以较之李清照，更为精进而已。 诗“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严羽评“四灵” 古典诗歌发展到李白、杜甫，已经登峰造极了。在这样情况之下，后之来者是难乎为继的。文学中的豪杰之士，就想另辟蹊径，开创新天地；中下的作家，也只好自作蜂房，别立户牖，撑持一个小的门面。这是诗歌发展的辩证法，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在唐代诗歌领域内，李、杜之后的韩、白，就是豪杰之士。韩愈是险怪一派，主要想在艺术的创造上独辟蹊径，于是以散文为诗，险字叶韵，与李、杜争奇斗艳。白居易是平淡一派，强调用通俗的语言，极力写民生的疾苦，与李、杜较量高下。虽然历史的评价，韩、白几乎与李、杜齐驱，但争雄却未能也。姚合、贾岛，宋人称为晚唐派，其实只比韩、白差后而实属同时的诗人。他们无论才与学，都不如韩、白，更是无法与李、杜争高低的。他们处在这样的诗歌顶峰之后，而又与韩、白等大家同时，不是大浪淘沙被时代洪流席卷而去，就是作为泰山的培，江河的流裔而幸存一派。贾岛、姚合专攻五、七言近体，尤其是五言短律，如秋蝶寒蝉翩翩吟唱于其间，历史终于将他们流传下来了。 韩、白之后，最足以与李、杜争高下的是苏、黄。无论才力与学力，都足以与李、杜抗衡。于是以才力为诗，以学力为诗，在李、杜之后，又出现一个诗的高峰。但是诗的构造极其复杂，其创作并不完全取决于才力与学力，所以从艺术成就范围之广来说，苏、黄无愧于李、杜，单就诗来说，苏、黄也无法凌驾李、杜而上之。 永嘉四灵生于苏、黄之后，乾、淳理学兴而诗律坏，尤其江西诗派为人厌恶之时，他们明白：不能用才、学来代替诗，更不能在诗中谈性理，于是以学唐为口号，标举“二妙”，推崇姚、贾，既是针对时代的陋习，来挽创作的颓风；也是效法姚、贾，企图用一技之长，在诗之广大天地中作一个小小的蜂衙，开一块狭小的园地。 因为才学不能代替诗，故以材料为诗的苏、黄不能超越李、杜。何况苏、黄以后的追随者，并没有苏、黄的才学，必然“拘挛补衲”，写不出好诗来。陈师道在江西诗派年辈最长，声名最高，成就最大，尚不免“拆东补西裳作带”，更不要说学山谷的末流了。四灵看到了苏、黄——尤其以山谷为宗的江西派——以书为诗的缺点，于是主张抛弃书本子“捐书以为诗”。他们以为用白描的手法，日锻月炼，在辞句上下工夫，自然可以写出好诗来。 叶适《徐斯远文集序》云： 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诗派彰焉。然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深浅，材有大小。夫以汗散广莫，徒枵然从之而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胆鸣吻决， 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又云：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四灵就是舍弃苏、黄那样汪洋自恣，海涵地负的作风。他们只是“脰鸣吻决，出豪芒之奇”，或者说：“敛情约性，因狭出奇。” 本来苏、黄于儒、佛、老、庄无所不通，所以于诗中兼谈儒学、佛学、玄学。至于乾、淳时代，濂、洛之学盛行，于是诗谈性理，所以刘克庄《吴恕斋诗稿跋》就认为性理派的诗“是语录讲议之押韵者”。袁桷《书汤西楼诗后》说：“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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